邓羽
, 陈田, 刘盛和
DENG Yu, CHEN Tian, LIU Shenghe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6-05-20
网络出版日期: 2017-05-20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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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邓羽(1985-),湖北恩施人,副研究员,硕导,主要从事城市发展与空间管治研究,E-mail:dengy@igsnrr.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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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物质空间更新是城市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的速度与范围正在逐渐加大,且深度作用于社会经济空间重构过程。本文首先全面总结了国内外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成果,凝练了在城市物质空间更新背景、演替脉络、更新模式及策略方面的核心思想与评判方法,总结了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其次,从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的空间判定与时空组织模式、建筑资产拆损、更新模式与综合评估、影响因素与机制定量研究方面对中国未来的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研究进行了展望。最后,本文认为在新型城镇化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大背景下,有必要加强中国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的系统研究、综合研究、动态研究和定量研究,进而为制定因地制宜的物质空间更新优化调控政策和方案提供依据。
关键词：
Abstract
Urban physical space upgrading is a natural historical process of urban development. Upgrading urban physical space is an inevitable and common practice. In Chinese cities that undergo great transition, the extent and scope of development in inner cities are gradually increasing, which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oeconomic aspects of cities. This article first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the theories and research on the upgrading of urban physical space with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extracts core idea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concerning the background, succession, models, and strategies for urban physical space upgrading, and summarizes the successful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of urban physical space upgrading. Second,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prospects of research on urban physical space upgrading in China with respect to the determination and spatiotemporal organization, building assets demolition losses, upgrading model and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chanisms. Finally, the paper argues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ing a resource-saving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ystematic, comprehensive, dynamic,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of Chinese urban physical space upgrading in order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control policies and plans tha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local conditions.
Keywords：
城市物质空间更新伴生于城市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其更新的进程与模式对资源的合理利用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影响。城市物质空间是城市的实体空间,也是城市空间研究的重要内容。城市物质空间以城市建筑为基本载体,为居民生存、生产和生活提供居住场所和生产空间环境设施,并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基本的物质支撑(刘易斯·芒福德, 1989)。城市物质空间更新作为一种重要的城市自我调节机制存在于城市发展的全过程(于涛方等, 2001)。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诸如居住环境恶化、贫民窟频现、城市文脉消失、社会治安混乱等一系列问题在许多城市都呈现出日益加剧的态势,因而城市物质空间更新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李克强, 201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快速的城镇化进程推动了物质空间的积累和演替,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与问题,如建筑密度偏高与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并存、物质环境更新频繁、关键建筑设施配置不合理以及物质空间更新带来的社会文化分异等,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建筑资产损耗,严重影响了物质空间的合理利用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和改造不仅造成了巨量的建筑资产拆损,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文化代价。据报道,中国每年拆毁的老建筑占拆损总量的40%(陈贤根等, 2010)。北京市是中国建筑垃圾产生量最大的城市之一,有近70%的公共和住宅建筑使用期低于50年,建筑平均寿命仅30年,远远低于中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的规定和欧美国家的平均使用年限。在新型城镇化战略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的背景下,存量城市物质空间的综合利用和合理改造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紧迫性。因此,全面总结国内外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成果,凝练在城市物质空间更新背景、演替脉络、更新模式及策略方面的核心思想与评判方法,总结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从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的空间判定与时空组织模式、建筑资产拆损、更新模式与综合评估、影响因素与机制定量研究方面对中国未来的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研究进行展望,大力加强中国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的系统研究、综合研究、动态研究和定量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城市更新与重建、旧城改造、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在实践上为制定因地制宜的更新策略并为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与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使得以家庭经济为中心的封建城市结构受到严重冲击,城市物质空间进行了不同规模的改造和推倒性更新(Burtenshaw et al, 1981)。以大工业区、交通运输区、仓储码头区、工人居住区为代表的城市生产生活空间大规模出现,同时伴随着贫民窟滋生、交通拥挤、商业机构集聚以及环境日益恶化(Davies, 2001)。工业革命中后期,在物质财富不断丰富的同时,诸如住房紧缺、就业困难、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与矛盾逐步暴露出来。为了有效地解决和规避这些问题,引导城市空间结构的良性发展,先后出现了田园城市、卫星城理论、有机疏散理论等城市发展理论与由此衍生的若干城市更新模式,从而对人口集聚、产业集群进行有效的空间功能分区(Saarinen, 194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城市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对物质空间实施了宏伟的城市重建计划(Urban Reconstruction),主要目标是改善住房和生活条件、对内城区土地进行置换、开发郊区以及美化城市景观等。许多城市拆除了大量的老建筑,建设各类“地标式”的高楼,城市特色消失(Levy, 1988)。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人口及产业的过度集聚带来的城市问题不断加剧,加上战后西方各国人们的生活水平随着经济重建而得到显著改善,在交通通信设施的巨大进步与空间引导下,开始追逐城市郊区高质量低密度的生活空间,促成了郊区城市化进程。于是,力求从根本上解决内城建筑物质性老化和城市社会、经济结构衰退等问题的内涵式城市更新政策(Urban Renewal)应运而生,并成为城市物质空间改造和社会、文化与公共政策复合研究的热点(Yelling, 1999)。随着20世纪末网络信息和电子通讯等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以新产业的项目集聚组织形式或者混合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复合经济逐渐成为推动大都市区内城复兴和工业用地更新的重要力量(Hutton, 2004)。同时,以提升文化主题为导向的城市更新活动的大量开展,包括对原有工业建筑转化为娱乐休闲、特色餐饮、艺术展示等功能置换形式的再利用以及大型旗舰式更新项目的开发(Urban Redevelopment)来重塑城市形象(Florida, 2004)。城市社会公平和环境可持续等多元化更新理念日益受到重视,从而对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的尺度、规模、方式以及参与主体的选择产生了深刻影响(Fraser, 2004),城市开发进入了寻求更加强调综合和整体对策的城市再生阶段(Urban Regeneration)。近年来,紧凑城市建设、基础设施更新以及气候友好式的社区组建等城市更新方式被视为有效的应对与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
总体看来,国外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研究主要集中在更新背景、更新模式、更新机制及调控策略方面,且都烙下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更新模式和实施效果也深受国际主流思潮与地方制度文化、社会经济及环境条件的影响(Kocabaş, 2006)。从城市地理学角度来审视此类研究成果,主要从城市物质空间及城市发展演化与重构过程的视角,丰富以新古典经济学、土地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学派为代表的城市竞租理论。显然,这些成果对于研究中国城市物质空间演替与更新模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由于主要是基于完全市场经济条件,在中国独特国情条件下参考时也会具有局限性。
城市物质空间更新具有显著的历史阶段性,并给物质空间演化带来广泛而长远的影响(张平宇, 2004)。长期以来在全球化和转型背景下,城市空间重构成为了中国政府的重要任务,在大规模城市更新项目和巨大商业利益的推动下(何深静等, 2008),城市物质空间景观发生了迅速改变,具有明显的全域化拆毁重建特征(杨永春, 伍俊辉等, 2009)。目前的城市更新普遍忽视了对城市物质空间更新必要性的分析和判断,导致了难以逆转的建筑资产损耗问题,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固定资产的毁灭性损耗,严重影响了城市的资产积累与发展成效。研究发现,上海拆迁规模比美国城市更新时期所有城市的拆迁规模还要大(何深静等, 2008);中国文物界估计,改革开放以来对旧城的破坏超过了以往100年。城市物质空间特别是部分老城区全域性的推倒重建,是一种物质空间短期改变换来的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是对大量的存量财富和资产的损耗。因此,迫切要求准确把握因城市物质空间更新引发的建筑资产拆损类型与数量。
中国大规模的拆迁与重建缺少评估和论证,造成了大量不合理的城市物质空间更新和资产损耗。中国城市物质空间更新成为部分地方官员手中随意搭建的积木,造成不少“烂尾”工程和好似永不停歇的工地。宝贵的存量物质空间变成了“建筑垃圾”。倘若在重建实施中发现错误,将造成难以逆转的建筑资产损耗。城市物质空间更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规避领导者的个人偏好和主观意愿,协调好更新参与主体的职权范围和权益分配,更要建立包括建筑资产拆损的量化标准体系和硬性评估的监督评价体系,才能正确遴选城市物质空间更新模式、制定因地制宜的更新策略,从源头上减少城市更新中的盲目性和投机性(Henderson et al, 2007)。
新型城镇化要求摒弃单纯的城市物质空间建设,倡导物质空间的高效运行和综合使用。一方面,注重物质空间更新的空间功能配置,在一定的城市空间上实现生活居住、休闲购物、商业交往等活动的有机整合;另一方面,注重构造物质空间的多种功能,考虑物质空间的灵活改造与多种利用途径,提高物质空间的利用效率。科学把握物质空间的更新时机与机制,有利于提高城市物质空间建构的系统性、协调性和综合水平,有助于综合考虑物质空间更新的顺序和功能配置方式、基础设施建设的整合、不同功能建筑的匹配优化或者改造等,从而有效引导实现城市物质空间在时间、空间、部门和配置方式等方面的整体优化,有助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建设。因此,把握物质空间的更新时机与机制,将为物质空间更新的优化调控提供重要决策支撑,有助于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支配性权力关系、对前苏联城市发展模式的效仿以及几千年来传统的家族制度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以单位制为基本物质空间单元作为新中国建立以来城市物质空间构成的基本模式(柴彦威等, 2007),提供工作、生活、教育、文化、卫生等设施空间(柴彦威, 1996)。在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的城市建设方针下,城市物质空间的发展演替源于众多以单位为形式的工业企业在城市中大量布局(顾朝林等, 1997),并受单位性质、空间区位、所控有资金、土地用途等综合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对城市土地市场、就业制度、住房分配制度和单位福利制度进行全面深化落实改革以后(柴彦威等, 2002),位于城市中心区的工业、仓库、居住用地转变为土地收益率更高的商业、办公业以及CBD(马学广等, 2010; 邓羽, 2015)。老城区的服务业业态通过产业内部调整、通达性提升以及经营环境改善等城市更新方式来对城市居民保持较强的吸引力(罗彦等, 2004)。与此同时,中心城区的地价高而开发强度大,在物质空间方面就体现在建筑高度的增加,而且出现多类产业共存的综合物质空间(周春山等, 2004)。大量工业企业向地价较低的郊区迁移,在近郊区建设了各类开发区(冯健等, 2007),总体呈大都市区扩散以及开发园再集聚特征,高新技术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程度更高(张晓平等, 2012)。先发地区的开发区逐步向功能完善的综合新城转变(杨浩等, 2013)。伴随着旧居住区更新改造、住房郊区化以及住房商品化带来的消费需求分异(周一星, 1996),解困小区、安居工程与高档别墅区也在近郊区逐步兴起(周春山等, 2005)。商业郊区化主要以开设分店或者连锁店等形式来体现,但其配套建设步伐往往落后于居民生活和城市发展的需求(周素红等, 2008)。城市边缘区土地被大量征用,原有农村聚落为城建用地所包围或纳入城建用地范围,“城中村”应运而生,并逐步被中高档社区或者商业综合体取代(张京祥等, 2014)。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对城市空间的多样化需求,大量公园、广场、新型居住区、生态旅游区、大学园区等纷纷出现以满足城市化快速发展带来的各种城市空间需求(周春山等, 2005)。随着中心城区“绅士化”进程的加速,中心城区高档房地产“绅士化”社区得以迅速形成(朱喜钢等, 2004)。在新兴文化、参与主体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城市更新策略下,通过城市低效利用土地和旧工业建筑的再开发途径,可置换为城市公共空间、休闲娱乐场或新型产业集聚区(严若谷等, 2011)。城市重大事件影响体现在对城市空间持续演化的促进,并引发新一轮的城市更新(何深静等, 2013)。
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的识别方法与研究成果是物质空间演替轨迹、更新模式以及建筑资产损耗评估的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城市更新大范围兴起之始(顾朝林等, 1997),学者主要采用普查数据、问卷调查、外业访谈等方式对城市商业空间演化、住宅空间更替以及工业空间再开发进行案例研究(张京祥等, 2014)。随着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发展,基于高清遥感图像和土地利用数据的内外业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Websteret al, 2011),有效扩大了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研究的空间尺度,并将城市物质空间功能转变的单一平面研究推向物质空间高度、容积率和资本密度变化等的综合三维研究(杨永春, 伍俊辉等, 2009; 杨永春, 杨理茜等, 2009)。以基于位置服务个体时空数据为代表的“大数据时代”来临(龙瀛等, 2012),为正确识别与理解城市物质空间更新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渠道,部分克服了典型调查工作量大和微观样本不足的缺点(柴彦威等, 2013),将不断丰富和有效完善物质空间更新的识别方法。
二战以后,以房地产业作为管理宏观经济和推动区域发展工具已逐步成为欧美国家的主要城市发展政策(Pacione, 2001)。依赖企业和城市发展公司等私营部门的房地产业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但其往往仅注重纯粹的物质更新和土地级差带来的巨额利润(Adair et al, 1999),忽视了城市整体经济和社会更新的甚础,鲜有对城市体系的物质和经济更新作出贡献(Loftman et al, 1995)。房地产为导向的城市物质空间更新强调住宅生产、资本、供给的重要性,从而引发了以绅士化为代表的社会经济空间重构现象(Smith, 1996),而中产阶级群体消费、文化、需求的新变化又驱动着城市物质空间更新(Ley, 1986)。中国城市更新与西方是异源同质的,西方城市更新研究对中国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当然,中国以城市物质空间更新为载体的社会空间重构是与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变革相联系,有着深远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空间的影响(周滔等, 2014)。在政府的主导和积极推动下,通过推行土地和住房改革、提供优惠的城市更新政策以实现大规模的城市更新(何深静等, 2010)。此外,市民的择居观念与行为等也是推动南京城市绅士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朱喜钢等, 2004),而成都的绅士化运动也受开发商的推动和居民个人意愿的综合诱导(黄幸等, 2010)。同时,城市重大事件的影响可以刺激和引发当前和后续开发,促进城市结构持续与渐进的改革,引发更大区域的城市更新(何深静等, 2013)。城市物质空间的区位特征及其复合的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功能在上述影响机制和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将产生独特的物质空间演替轨迹和时空演化模式(郭环等, 2015)。
从物质空间更新的拆迁方式来看,中国建筑更新具有明显的全域化拆毁重建特征(杨永春, 杨理茜等, 2009),如上海拆迁规模比美国城市更新时期所有城市的拆迁规模还要大(何深静等, 2008);同时也兼具通过小范围改变空间功能的“空间修复”方式,如对旧城区的小范围改造的部分更新,并开始对国内老工业地区综合更新策略的思考。从物质空间更新的组织管理模式来看,逐步从政府为单一中心的治理模式,到政府统筹下的多主体参与模式,以致于向多中心治理演化(黄晓燕等, 2011)。从物质空间更新的产业链变化来看,“土地置换”“退二进三”等产业结构调整促成了城市中心区CBD等功能的形成(房国坤等, 2009);第三产业加速聚集使得商贸功能迈向高端化,也促进了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不断强化(温锋华等, 2007)。从物质空间更新的搬迁重建方式来看：外围置换经过国家征用、异地安置搬迁以及工业进园等措施在空间上被置换成城市用地(马学广等, 2010);老城内居住区被大规模改造和重建,部分重建成现代化居住区(李健等, 2007)。从物质空间更新的次数来看,为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导致对城市资源进行过度的破坏性开发,部分区域的建筑面临着不止一次拆除(何深静等, 2008)。
城市物质空间更新致力于提升城市经济活力与城市吸引力,包括对城市特定区域的拆迁、改造、投资和建设,其中必然会伴随着建筑物的拆损(夏南凯等, 2003)。建筑资产拆损不仅因为建筑物质性老化,更是由于城市社会经济重构和流动性增强所造成的结构性老化 (张京祥等, 2012)。多数城市都开展了大量老城改造、基础设施建设、新区开发等工程,由此造成了巨大的建筑拆损。1990-1998年,北京共420万m2旧城住房被拆除(何深静等, 2008)。区位优越的中心地带建筑拆损后优先置换为商业办公设施和中高档住宅(袁雯等, 2010),城市外围地区的经济适用房、开发区以及大型购物中心建设也带来了建筑资产拆损(冯健等, 2007)。而且,城市发展中盲目建设现象普遍存在,大广场、大马路、标志性建筑等“形象工程”引发了建筑资产不合理拆损问题。
长期以来,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等都致力于建立一套评估城市物质空间更新模式的方法,但由于其理论内涵建构不清、所涉时间跨度较长、定量评析较困难等,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缺乏合适的评估方案(Hodge et al, 1997)。已有评估中往往采用层次模型、德尔菲法、集对分析法、网络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法及多准则分析技术(Hemphill, Berry et al, 2004),也有研究称只有综合采用定性定量与定量定性技术才能确保发挥分析技术的优势并获取可靠的评估成果。可持续性早就已成为欧洲城市更新模式评估的核心目标(Colantonio et al, 2009),可从指标科学性、技术性、易识别性、灵活性、可度量性等原则建立可持续性城市更新评价指标体系(Hemphill, McGreal et al, 2004)。国内城市更新评价体系大多是从经济方面考虑,加之社会评价、居民参与性、城市多样性保护缺失(蔚芝炳, 2005),加剧了城市更新的无序状态(张伊娜等, 2007)。近年来,一些研究从社会、经济、生态与环境、技术等方面构建城市更新评价指标体系,从居民满意度和社会和谐度2个方面构建了城市更新的社会评价体系(李俊杰等, 2009),还从城市更新的经济、环境、社会3个维度综合构建了城市更新“拆、改、留”3种模式的评估模型(邓堪强, 2011)。总体看来,城市更新模式评估的定量分析不够深入,城市更新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标准还没有系统的形成,对更新地现状的评价、不同更新方案的评价、更新后对城市影响的评价等均欠客观、且不够系统。
传统推倒重建式的物质空间更新模式,造成了城市存量建筑资产的大量损耗,也破坏了城市社会肌理和空间完整性(周素红等, 2010)。吴良镛(1994)提倡有机更新模式,来保护北京老城与低收入居民。各类新思潮也不断地影响着城市物质空间演化,为中国的物质空间更新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严若谷等, 2011)。文化导向的更新使得老工业城市重新焕发了生机,这与以往奥斯曼式的大规模推倒重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涤湘等, 2008)。城市更新不仅仅是为了更新衰败地区的面貌而进行建筑拆建,更需要统筹兼顾物质空间改造及其带来的城市社会效应(吴宏岐等, 2003)。在城市的商务、零售、游憩、娱乐功能日益突出的同时,城市更新更应当保持传统的历史文脉和浓郁的文化氛围(甘萌雨等, 2007)。单目标的物质空间改变是一种短视行为,城市更新规划应当从综合开发的视角出发,以综合的整体观念和规划行为来解决复杂的旧城问题。
(1) 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的空间判定与时空组织模式。由于获取城市物质空间的原始数据的方式繁琐且工作量巨大,现有成果多以基于典型调查的样本研究为主。随着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发展,综合运用建筑物空间数据库、地理国情数据库、土地利用数据、经济普查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历史典籍、3S技术与大数据的内业识别方案,辅之以分行政区、分功能区、分环路外业调研与深度访谈,建立物质空间更新的属性空间一体化数据库。从物质空间的使用年限、建筑面积、紧凑化程度、容积率、资本密度、资产价值变化等角度定量刻画物质空间更新的总体格局、区域分异规律以及时空演化模式。
(2) 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的建筑资产拆损。城市物质空间更新过快极易导致难以逆转的建筑资产拆损,迫切需要准确把握其建筑资产拆损类型与数量。准确把握建筑资产拆损,可为正确遴选城市物质空间更新模式、制定因地制宜的更新策略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也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城市更新与重建、旧城改造、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因此,采用典型案例、数理统计和GIS空间分析等技术方法,着重从物质空间的建筑类型、年限、密度和空间面积等方面,综合评定物质空间更新的基本类型,从而测算不同物质空间更新类型的建筑资产拆损分量及拆损总量。在此基础上,对建筑资产拆损的空间格局和时序演化规律进行分析,并阐释其基本成因,为制订因地制宜的物质空间更新的优化调控政策和方案提供依据。
(3) 城市物质空间的更新模式与综合评估。既有文献尚未完成对城市物质空间更新模式的系统性构建的阐释,尚未建立对其更新的现状、不同更新方案以及更新后评价等的综合更新评估体系,直接导致了城市更新的科学性不强,在实践中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以把握建筑资产的拆损类型、数量及其区域分异格局为基础,综合考虑重建动因、组织模式、拆迁方式、产业链更替特征、搬迁重建方式以及空间更新频数等方面因素,归纳与凝练物质空间更新的基本模式及其时序演进特点与模式体系,阐释物质空间更新模式的区域分异特征与主导模式。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在内容上趋于客观和全面,在结构上趋于系统和严密,在评价方法上趋于客观和准确的刻画物质空间更新合理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估物质空间更新模式的合理性与基本成因。
(4) 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的影响因素与机制定量研究。长期以来对城市更新的研究侧重于定性研究,定量的分析不够深入。由于缺乏实证研究数据和方法论的支撑,所得结论大多是静态描述与主观经验判断,缺乏基于合理方法和定量模型研究而得出的客观结论,对城市更新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测度和实施方案尚有待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今后,应加强对中国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的动态研究,特别要深化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的定量研究。
城市物质空间更新与改造是城市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和热点问题。既有文献多以单一案例区的实证研究为主,对城市物质空间的更新背景、演替脉络、更新模式及策略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定性分析。但是,由于城市物质空间的原始数据获得烦琐且工作量巨大,城市物质空间的相关定量研究成果比较少见,更鲜见对更新模式的系统凝练以及综合模式评估方案。然而,城市建筑作为物质空间的基本载体,建筑更新拆建的时机与合理性决定了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的成效。在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出现物质空间更新具有必然性与普遍性,随着中国大中城市内部发育阶段的提升与城市范围的不断扩大,必将对中国城市社会经济空间转型过程带来深刻的影响。尤其在新型城镇化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大背景下,有必要在继续深入研究城市物质空间更新背景、演替脉络、更新模式及策略的基础上,加强中国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的系统研究、综合研究、动态研究和定量研究,进而为制订因地制宜的物质空间更新的优化调控政策和方案提供依据。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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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单位为基础的中国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 兰州市的实证研究 [J].https://doi.org/10.1007/BF0295162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着眼于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的最基本组合－单位，通过考察其形成与作用、日常生活类型及空间分布特征等，得出中国城市的内部生活空间结构由三层次构成：（１）由在世界各种城市地域组织独具一格的单位构成的基础生活圈；（２）同质单位为主形成的低级生活圈；（３）以区基础的高级生活圈。这种独特的生活空间结构是在社会主义计划城市下行政管理和生活居住规划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
Danwei-based Chinese cities' internal life-space structure: A case study of Lanzhou City [J].https://doi.org/10.1007/BF0295162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着眼于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的最基本组合－单位，通过考察其形成与作用、日常生活类型及空间分布特征等，得出中国城市的内部生活空间结构由三层次构成：（１）由在世界各种城市地域组织独具一格的单位构成的基础生活圈；（２）同质单位为主形成的低级生活圈；（３）以区基础的高级生活圈。这种独特的生活空间结构是在社会主义计划城市下行政管理和生活居住规划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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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制度变迁: 透视中国城市转型的重要视角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9479.2007.04.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在梳理Bray论著的基础上,对单位制度起源说进行了整理,对单位制度在不同阶段中国城市社会分化中的作用、单位制度对中国城市转型的空间响应与社会影响进行了初步分析.作者认为单位制度不仅是理解单位制前三十年中国城市社会与空间变革的重要视角,同时也是理解后单位制时期及转型期中国城市变化的重要视角.
Transformation of danwei system: An angle of view on city changes in China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9479.2007.04.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在梳理Bray论著的基础上,对单位制度起源说进行了整理,对单位制度在不同阶段中国城市社会分化中的作用、单位制度对中国城市转型的空间响应与社会影响进行了初步分析.作者认为单位制度不仅是理解单位制前三十年中国城市社会与空间变革的重要视角,同时也是理解后单位制时期及转型期中国城市变化的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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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进展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3.09.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自时间地理学和活动分析法引入中国以来的近20年间,时空间行为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地理学的重要领域。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关注城市空间重构的描述与解释,试图从行为角度解释中国城市社会转型,强调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与居民个体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重视日常生活、生活质量、社会公正、低碳社会、智慧城市等热点问题,探索在城市交通、旅游和城市规划等领域中的实践应用。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已经形成了以解读城市转型为目标、以规划应用为导向的鲜明特点,为理解中国城市制度与空间转型背景下人类行为模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但是,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依然面临着理论发展滞后、实践应用需要突破等挑战。本文是对时空行为研究近年来发展的综述性文章,从数据采集与分析方法演进、实证研究与规划应用进展等方面回顾了近20年来中国城市时空间行为研究的最新进展,致力于推动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交流和时空间行为研究自身的发展。
Progress in space-time behavior research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3.09.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自时间地理学和活动分析法引入中国以来的近20年间,时空间行为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地理学的重要领域。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关注城市空间重构的描述与解释,试图从行为角度解释中国城市社会转型,强调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与居民个体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重视日常生活、生活质量、社会公正、低碳社会、智慧城市等热点问题,探索在城市交通、旅游和城市规划等领域中的实践应用。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已经形成了以解读城市转型为目标、以规划应用为导向的鲜明特点,为理解中国城市制度与空间转型背景下人类行为模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但是,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依然面临着理论发展滞后、实践应用需要突破等挑战。本文是对时空行为研究近年来发展的综述性文章,从数据采集与分析方法演进、实证研究与规划应用进展等方面回顾了近20年来中国城市时空间行为研究的最新进展,致力于推动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交流和时空间行为研究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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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每年拆毁的老建筑占建筑总量的40% [N/OL].Woguo meinian chaihui de laojianzhu zhan jianzhu zongliang de 40% [N/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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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形态及其动力机制研究 [J].
1990年代以后，我国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和城市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时期。文章在对快速城 市化时期进行界定并分析其动力机制的基础上，从城市的外延扩展以及城市内部结构重组两个方面对我国快速城市化时期的城市形态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并从城市 产业结构调整、旧城改造、开发区建设、制度创新、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规划管理等6个角度对城市形态演变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探讨，以期对当前的城市规划与建设 有所裨益。
Study on urban morphology and its dynamic mechanism in the period of rapid urbanization [J].
1990年代以后，我国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和城市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时期。文章在对快速城 市化时期进行界定并分析其动力机制的基础上，从城市的外延扩展以及城市内部结构重组两个方面对我国快速城市化时期的城市形态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并从城市 产业结构调整、旧城改造、开发区建设、制度创新、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规划管理等6个角度对城市形态演变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探讨，以期对当前的城市规划与建设 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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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 特征、模式与机制 [J].Restructuring of urban internal space in China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Characteristics, models and mechanisms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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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城中心区城市衰落研究: 以广州沿江西区域为例 [J].Urban decay in downtown district: A case study on Yanjiangxi District, Guangzhou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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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异研究 [J].Social polarisation and segregation phenomenon in Beijing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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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民间金融街城市更新模式探讨 [J].Renewal mode of Guangzhou civil financial street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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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导向的城市更新: 我国现行城市再发展的认识和思考 [J].
文章介绍了西方国家关于房地产开发导向的城市更新实践(Property-led Redevelopment),以及相关的增长机(Growth Machine)、城市政体(Urban Regime)等理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城市再发展的实践。为实现城市经济增长,城市地位提升,城市形象改善等多元目标,房地产开发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再发展的主导模式。为此,文章细致分析了我国当前房地产开发导向的城市再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基本特征,并对当前的再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旨在正确引导市场转型期中国的城市再发展。
Property-led redevelopment: The pattern of China's urban redevelopment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J].
文章介绍了西方国家关于房地产开发导向的城市更新实践(Property-led Redevelopment),以及相关的增长机(Growth Machine)、城市政体(Urban Regime)等理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城市再发展的实践。为实现城市经济增长,城市地位提升,城市形象改善等多元目标,房地产开发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再发展的主导模式。为此,文章细致分析了我国当前房地产开发导向的城市再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基本特征,并对当前的再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旨在正确引导市场转型期中国的城市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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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转轨时期中国城市绅士化现象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J].Mechanism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a's gentrification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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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会城市更新对社区居民影响的跟踪研究: 基于广州市三个社区的实证调查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306000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对广州的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触发了广州新一轮的城市更新,涉及颇多社区与居民。现有研究仅关注亚运会前期的影响,缺乏对其后续影响的跟踪研究。本文对亚运会期间更新改造的三个案例进行跟踪研究,对比更新前后社区居民在物质、社会和心理层面上所受影响。研究表明:由于城市更新缺乏对社区居民的全面考虑,更新改造导致部分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降低,社会网络破坏,邻里关系拆散,社区满意度下降。这场快速、效果显著的城市更新,在物质层面上一定程度地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境和质量,但在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却对社区居民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作为与政府和开发商不均衡博弈中的弱势方,社区居民成为亚运轰轰烈烈的城市更新改造中的社会成本承担者。城市更新应更多关注社会利益与公众参与,提倡多元化的城市更新目标。
A follow-on study on the impact of urban redevelopment on local residents induced by the Asian Games: An investigation in three affected communities in Guangzhou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306000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对广州的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触发了广州新一轮的城市更新,涉及颇多社区与居民。现有研究仅关注亚运会前期的影响,缺乏对其后续影响的跟踪研究。本文对亚运会期间更新改造的三个案例进行跟踪研究,对比更新前后社区居民在物质、社会和心理层面上所受影响。研究表明:由于城市更新缺乏对社区居民的全面考虑,更新改造导致部分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降低,社会网络破坏,邻里关系拆散,社区满意度下降。这场快速、效果显著的城市更新,在物质层面上一定程度地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境和质量,但在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却对社区居民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作为与政府和开发商不均衡博弈中的弱势方,社区居民成为亚运轰轰烈烈的城市更新改造中的社会成本承担者。城市更新应更多关注社会利益与公众参与,提倡多元化的城市更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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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城市更新中土地再开发的模式与机制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7178.2011.02.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总结和评价转型期我国城市更新中土地再开发的模式与机制的基础上,从土地制度视角深入分析土地再开发制度与城市更新的关系及内在矛盾,并提出城市更新与土地再开发协同治理机制及政策建议.
Mode and mechanism of land redevelopment in urban regeneration during China's transitional period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7178.2011.02.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总结和评价转型期我国城市更新中土地再开发的模式与机制的基础上,从土地制度视角深入分析土地再开发制度与城市更新的关系及内在矛盾,并提出城市更新与土地再开发协同治理机制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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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城市绅士化现象及其形成机制: 以成都市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0.12.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绅士化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一种城市社会地理现象,对城市绅士化运动的实证研究是近年来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很少以西部城市为案例进行研究。本文以成都为例,利用质性研究法(Qualitative Re-search)和深度访谈法探讨了西部城市的绅士化现象及其形成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证实:成都市绅士化运动的产生主要是政府政策、制度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开发商推动和居民个人意愿共同交织作用的结果,在绅士化运动的萌芽期、成熟期一直到最后完成一个周期,都是这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成都市的绅士化运动除了在形式上表现出多样化外,在形成机制上也表现为复杂化,并且发现成都市的绅士化运动已与西方国家城市绅士化运动在现象和形成机制上具有相似性。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ing mechanisms of gentrification in cities of Western China: The case study in Chengdu City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0.12.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绅士化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一种城市社会地理现象,对城市绅士化运动的实证研究是近年来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很少以西部城市为案例进行研究。本文以成都为例,利用质性研究法(Qualitative Re-search)和深度访谈法探讨了西部城市的绅士化现象及其形成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证实:成都市绅士化运动的产生主要是政府政策、制度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开发商推动和居民个人意愿共同交织作用的结果,在绅士化运动的萌芽期、成熟期一直到最后完成一个周期,都是这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成都市的绅士化运动除了在形式上表现出多样化外,在形成机制上也表现为复杂化,并且发现成都市的绅士化运动已与西方国家城市绅士化运动在现象和形成机制上具有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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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以来上海人口空间变动与城市空间结构重构 [J].Population spatial change and urban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Shanghai since the 1990s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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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城改造的社会评价体系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5-6270.2009.06.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旧城改造的目的是使人们生活的 更美好、更舒适、更和谐。根据这一要求,文章结合旧城改造的特点,从居民满意度和社会和谐度两个方面构建了旧城改造的社会评价体系,对各自的评价因素与指 标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并采用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进行了实证评价。通过对结果的分析,验证了评价体系的合理性和实用性,能够通过该体系指导旧城改造活动,确 保旧城改造社会目标的实现。
Research on social evaluation system of old city reconstruction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5-6270.2009.06.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旧城改造的目的是使人们生活的 更美好、更舒适、更和谐。根据这一要求,文章结合旧城改造的特点,从居民满意度和社会和谐度两个方面构建了旧城改造的社会评价体系,对各自的评价因素与指 标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并采用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进行了实证评价。通过对结果的分析,验证了评价体系的合理性和实用性,能够通过该体系指导旧城改造活动,确 保旧城改造社会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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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 [J].Xietiao tuijin chenzhenhua shi shixian xiandaihua de zhongda zhanlue xuanze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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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公交刷卡数据分析北京职住关系和通勤出行 [J].https://doi.org/10.11821/xb201210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位置服务(LocationBasedService,LBS)技术为研究城市系统的时空动态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已往多基于移动通讯(GSM)、全球定位系统(GPS)、社会化网络(SNS)和无线宽带热点(Wi-Fi)数据开展研究,但少有研究利用公交IC卡刷卡数据进行城市系统分析。普遍存在的LBS数据虽然具有丰富的时间和空间信息,但缺乏社会维度信息,使其应用范围受到一定限制。本文基于2008年北京市连续一周的公交IC卡(SmartCardData,SCD)刷卡数据,结合2005年居民出行调查、地块级别的土地利用图,识别公交持卡人的居住地、就业地和通勤出行,并将识别结果在公交站点和交通分析小区(TAZ)尺度上汇总①将识别的通勤出行分别从通勤时间和距离角度,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和其他已有北京相关研究进行对比,显示较好的吻合性;②对来自3大典型居住区和去往6大典型办公区的通勤出行进行可视化并对比分析;③对全市基于公交的通勤出行进行可视化,并识别主要交通流方向。本研究初步提出了从传统的居民出行调查和城市GIS数据建立规则,用于SCD数据挖掘的方法,具有较好的可靠性。
Identifying commuting pattern of Beijing using bus smart card data [J].https://doi.org/10.11821/xb201210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位置服务(LocationBasedService,LBS)技术为研究城市系统的时空动态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已往多基于移动通讯(GSM)、全球定位系统(GPS)、社会化网络(SNS)和无线宽带热点(Wi-Fi)数据开展研究,但少有研究利用公交IC卡刷卡数据进行城市系统分析。普遍存在的LBS数据虽然具有丰富的时间和空间信息,但缺乏社会维度信息,使其应用范围受到一定限制。本文基于2008年北京市连续一周的公交IC卡(SmartCardData,SCD)刷卡数据,结合2005年居民出行调查、地块级别的土地利用图,识别公交持卡人的居住地、就业地和通勤出行,并将识别结果在公交站点和交通分析小区(TAZ)尺度上汇总①将识别的通勤出行分别从通勤时间和距离角度,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和其他已有北京相关研究进行对比,显示较好的吻合性;②对来自3大典型居住区和去往6大典型办公区的通勤出行进行可视化并对比分析;③对全市基于公交的通勤出行进行可视化,并识别主要交通流方向。本研究初步提出了从传统的居民出行调查和城市GIS数据建立规则,用于SCD数据挖掘的方法,具有较好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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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的商业郊区化及研究迟缓发展探讨 [J].The analysis on the commerce suburbanization and research tardy development in Chinese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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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重构进程中的土地利用冲突研究: 以广州市为例 [J].A study on land use conflicts in the urban spatial reconstruction process: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City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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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城整合进程中的大规模改造与小规模更新 [J].Large scale remaking and small scale renewing in the course of old city integration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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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商务办公空间发展及其与城市空间的耦合研究 [J].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office space of Guangzhou and its coupl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urban space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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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西安历史上的城市更新模式与新世纪城市更新战略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5205.2003.04.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在简要回顾古都西安城市发展的历史阶段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西安建城3000多年来城市更新的主要模式,认为古都西安的城市过程中曾先后出现过旧城和新城脱开(新旧分制)类型、新城在旧城一侧或几侧发展类型、新城围绕旧城发展类型、缩小旧城类型、拓展旧城类型和因袭旧城改造更新类型等六种城市更新模式,比当代城市学者根据国内外城市更新现状所总结的城市更新模式要复杂一些,而西周丰京、秦都咸阳、西汉长安城和隋大兴城均采取了旧城和新城脱开的城市更新模式.论文还对抗战时期三种城市更新方案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结合当前古都西安保护与发展的新形势,提出新旧分制是新世纪西安城市更新的基本战略.
Study on renewing patterns in history and renewing strategies in the new century of Xi'an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5205.2003.04.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在简要回顾古都西安城市发展的历史阶段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西安建城3000多年来城市更新的主要模式,认为古都西安的城市过程中曾先后出现过旧城和新城脱开(新旧分制)类型、新城在旧城一侧或几侧发展类型、新城围绕旧城发展类型、缩小旧城类型、拓展旧城类型和因袭旧城改造更新类型等六种城市更新模式,比当代城市学者根据国内外城市更新现状所总结的城市更新模式要复杂一些,而西周丰京、秦都咸阳、西汉长安城和隋大兴城均采取了旧城和新城脱开的城市更新模式.论文还对抗战时期三种城市更新方案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结合当前古都西安保护与发展的新形势,提出新旧分制是新世纪西安城市更新的基本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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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的发展构想与老城区更新: 以广州市荔湾区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5221.2008.05.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创意产业是近年来新兴的产业,它以文化为核心,以创意为驱动力, 以小规模、个性化、灵活生产为主要形式.创意产业与老城区有着很多契合之处,其所需要的文化资源、低成本的创业场所、便利的生活工作条件可以在老城区获 得,而老城区的闲置空间再利用、产业转型、形象提升可以通过创意产业来实现.因此,以创意产业的发展驱动老城区更新是切实可行且必要的.文中以广州荔湾为 例对创意产业与老城区的更新进行了研究,认为文化旅游、特色商业、文化艺术、设计等创意产业的发展对于城市更新有着重要推动作用,但同时也需要做好相关配 套工作,如加强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为创意产业提供空间,营造良好的居住、创业环境等.
Development conception of creative industry and regeneration of old city: A case study of Liwan, Guangzhou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5221.2008.05.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创意产业是近年来新兴的产业,它以文化为核心,以创意为驱动力, 以小规模、个性化、灵活生产为主要形式.创意产业与老城区有着很多契合之处,其所需要的文化资源、低成本的创业场所、便利的生活工作条件可以在老城区获 得,而老城区的闲置空间再利用、产业转型、形象提升可以通过创意产业来实现.因此,以创意产业的发展驱动老城区更新是切实可行且必要的.文中以广州荔湾为 例对创意产业与老城区的更新进行了研究,认为文化旅游、特色商业、文化艺术、设计等创意产业的发展对于城市更新有着重要推动作用,但同时也需要做好相关配 套工作,如加强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为创意产业提供空间,营造良好的居住、创业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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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之研究 [J].Studies of urban regeneration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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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开发区空间转型背景下的更新规划探索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3.01.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当前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开发区普遍出现了向功能完善的综合新城区转变的趋势,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着强烈的城市更新发展诉求.通过分析转型中开发区的空间特征和传统城市更新困境可知,开发区的更新规划应探索城市更新“主体多元化和策略差异化”的体制和理念的创新.无锡新区的更新规划从重点地区和一般地区两个层面,提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下的差异化更新改造模式,为推动开发区的成功转型奠定了基础.
Development zone regeneration planning with spatial transition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3.01.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当前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开发区普遍出现了向功能完善的综合新城区转变的趋势,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着强烈的城市更新发展诉求.通过分析转型中开发区的空间特征和传统城市更新困境可知,开发区的更新规划应探索城市更新“主体多元化和策略差异化”的体制和理念的创新.无锡新区的更新规划从重点地区和一般地区两个层面,提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下的差异化更新改造模式,为推动开发区的成功转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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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兰州城市资本密度空间变化及其机制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02.006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构建了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国转型期城市资本密度空间分布理论模型,并以兰州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利用高精度卫星影象和大规模实地调查方法获取数据,采用GIS手段和数理统计方法,利用建筑高度指标,分区、分行业对兰州城市资本密度空间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采用资本存量增量(或增长率)/建成区面积增量(或增长率)的指标衡量资本角度的城市紧凑化程度,研究了城市紧凑化变动过程。结果表明①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资本空间密度为缓慢波动下降或均衡分布规律,甚至出现上升趋势。转轨期(中国)城市资本空间密度由中心到外围的相应规律则居于两者之间,存在向市场经济空间模型靠近的趋势;②中国城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用地空间由中心到外围呈现商务→住宅→工业→农业的模式,而转轨期依然基本保留了此特征;③转轨期的建筑高度提高速度存在加速趋势,住宅、商业、办公等类建筑高度明显高于计划时期,其空间分布模型也更接近市场经济体制模型;④从资本视角审视,中国城市将更加紧凑化,且随时间的推移,城市资本密度空间变化曲线大致存在较为明显的“雁行波动上升式”规律。
Spatial variation and its mechanism of Lanzhou's capital density from 1949 to 2005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02.006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构建了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国转型期城市资本密度空间分布理论模型,并以兰州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利用高精度卫星影象和大规模实地调查方法获取数据,采用GIS手段和数理统计方法,利用建筑高度指标,分区、分行业对兰州城市资本密度空间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采用资本存量增量(或增长率)/建成区面积增量(或增长率)的指标衡量资本角度的城市紧凑化程度,研究了城市紧凑化变动过程。结果表明①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资本空间密度为缓慢波动下降或均衡分布规律,甚至出现上升趋势。转轨期(中国)城市资本空间密度由中心到外围的相应规律则居于两者之间,存在向市场经济空间模型靠近的趋势;②中国城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用地空间由中心到外围呈现商务→住宅→工业→农业的模式,而转轨期依然基本保留了此特征;③转轨期的建筑高度提高速度存在加速趋势,住宅、商业、办公等类建筑高度明显高于计划时期,其空间分布模型也更接近市场经济体制模型;④从资本视角审视,中国城市将更加紧凑化,且随时间的推移,城市资本密度空间变化曲线大致存在较为明显的“雁行波动上升式”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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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视角的中国城市更新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9.01.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利用高精度卫星影象和大规模实 地调查方法获取原始数据,采用GIS手段和数理统计方法,利用建筑占地面积比例与建筑更新指数(BRI)指标,以兰州市为例对中国城市建筑更新及其相应视 角的城市更新进行了的研究。结果表明:①兰州市建筑更新以拆毁重建为绝对主导方式,几乎所有地域、所有用途的建筑都在同步更新,且更新水平空间分布波动较 大;而城市更新却主要采用了建筑群体整体快速更新方式,使城市迅速形成了新的建筑景观格局和建筑文化,冲击了传统文化体系,更新水平空间差异较大,这也是 中国城市目前普遍采用的更新方式;②兰州城市更新显然与人口因素、经济因素与需求因素、土地快速升值、空间功能调整、政府财力迅速增加、开发区建设、旧城 与"城中村"改造、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1980年代以前建设的成片建筑的老化与陈旧、居民需求结构转变迅速、规划管理转变等因素有关。
Chinese cities' renewal based on urban building: A case study of Lanzhou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9.01.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利用高精度卫星影象和大规模实 地调查方法获取原始数据,采用GIS手段和数理统计方法,利用建筑占地面积比例与建筑更新指数(BRI)指标,以兰州市为例对中国城市建筑更新及其相应视 角的城市更新进行了的研究。结果表明:①兰州市建筑更新以拆毁重建为绝对主导方式,几乎所有地域、所有用途的建筑都在同步更新,且更新水平空间分布波动较 大;而城市更新却主要采用了建筑群体整体快速更新方式,使城市迅速形成了新的建筑景观格局和建筑文化,冲击了传统文化体系,更新水平空间差异较大,这也是 中国城市目前普遍采用的更新方式;②兰州城市更新显然与人口因素、经济因素与需求因素、土地快速升值、空间功能调整、政府财力迅速增加、开发区建设、旧城 与"城中村"改造、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1980年代以前建设的成片建筑的老化与陈旧、居民需求结构转变迅速、规划管理转变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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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地理学角度论国外城市更新历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1.03.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西方城市更新的历程演变在建筑学、城市规划学中已有一定程度的探讨。本文从城市地理学的角度对城市更新历程加以归纳和总结 :(1)近代城市本身物质空间结构的更新 (工业革命— 19世纪末 ) ;(2 )城市在“城市—区域”系统上的更新 (19世纪末— 1970 S) ;(3)“内城 (中心城 )”更新复兴阶段(1970 S— )。通过归纳和总结 ,我们可以借鉴其经验和教训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urban renewal of western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geography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1.03.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西方城市更新的历程演变在建筑学、城市规划学中已有一定程度的探讨。本文从城市地理学的角度对城市更新历程加以归纳和总结 :(1)近代城市本身物质空间结构的更新 (工业革命— 19世纪末 ) ;(2 )城市在“城市—区域”系统上的更新 (19世纪末— 1970 S) ;(3)“内城 (中心城 )”更新复兴阶段(1970 S— )。通过归纳和总结 ,我们可以借鉴其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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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居住空间分异的特征与模式研究: 基于南京主城拆迁改造的透视 [J].A study on the features and models of residential space differentiation: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City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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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再生产视角的西方城市空间更新解析 [J].
1970年代西方开启了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型过程,城市空间的更新变迁都打上了资本积累、资本增殖的烙印。文章将西方的城市更新历程归纳为三个阶段,以空间再生产的视角揭示了城市更新的本质,指出1980年代以来鼓励公共—私人部门共同参与空间再开发成为城市更新的基本特征。文章归纳了西方城市更新的三种模式,并对其经济社会绩效进行了评估,深度解读了其动力机制。最后,文章提出了对中国城市更新的基本判断。
Research on western urban space renew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re-production [J].
1970年代西方开启了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型过程,城市空间的更新变迁都打上了资本积累、资本增殖的烙印。文章将西方的城市更新历程归纳为三个阶段,以空间再生产的视角揭示了城市更新的本质,指出1980年代以来鼓励公共—私人部门共同参与空间再开发成为城市更新的基本特征。文章归纳了西方城市更新的三种模式,并对其经济社会绩效进行了评估,深度解读了其动力机制。最后,文章提出了对中国城市更新的基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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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城中村物质空间与社会变迁: 南京市江东村的实证研究 [J].
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而言，城市空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因而也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文章以南京市典型的城中村江东村为研究对象，对其空间生产的历史性变迁、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制造的新空间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透视在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对人群分层和环境的差异性制造，以及对村民社会生活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江东村最终被城市强力改造成为了中产阶层社区，代表着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建立，其生产和塑造的不仅仅是空间，更是社会的新界限。
The physical space change and social variation in urban vill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production: A case study of Jiangdong Village in Nanjing [J].
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而言，城市空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因而也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文章以南京市典型的城中村江东村为研究对象，对其空间生产的历史性变迁、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制造的新空间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透视在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对人群分层和环境的差异性制造，以及对村民社会生活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江东村最终被城市强力改造成为了中产阶层社区，代表着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建立，其生产和塑造的不仅仅是空间，更是社会的新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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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再生: 21世纪中国城市化趋势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7-6301.2004.04.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再生是城市化深化的必然结果.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开发概念经历了5次变化,即城市重建、城市振兴、城市更新、城市再开发和城市再生.每一概念都包含丰富的时代内涵,并具有连续性.我国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改造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的,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开发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在实践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在理论上引借了"城市有机更新论".21世纪我国大城市都不可避免地要踏上城市再生之路,城市再生是新世纪内涵式、质量型城市化政策的必然选择.我国城市再生在实践和理论上面临的5个方面的重要问题,即"逆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化"、"郊区化"与"中产阶层化"、城市社区建设与就业、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和利用以及城市再生的法制建设、规划和管理.
Urban regeneration: China urbanization trends in 21st century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7-6301.2004.04.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再生是城市化深化的必然结果.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开发概念经历了5次变化,即城市重建、城市振兴、城市更新、城市再开发和城市再生.每一概念都包含丰富的时代内涵,并具有连续性.我国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改造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的,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开发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在实践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在理论上引借了"城市有机更新论".21世纪我国大城市都不可避免地要踏上城市再生之路,城市再生是新世纪内涵式、质量型城市化政策的必然选择.我国城市再生在实践和理论上面临的5个方面的重要问题,即"逆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化"、"郊区化"与"中产阶层化"、城市社区建设与就业、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和利用以及城市再生的法制建设、规划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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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子分析 [J].https://doi.org/10.11821/xb201210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制造业的空间扩散是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多极化、多中心地域系统 的主要驱动力,对制造业区位变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是认识城市空间重构机制的微观基础.本研究基于北京市1996、2001、2010年制造业企业数据,以 邮政编码区为空间单元,刻画了北京市制造业空间集聚格局及演化特征.采用计量模型,检验了导致北京制造业空间重构的主要区位因子,对比了这些影响因子作用 强度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在制造业行业间的差异.结果表明,北京市的制造业在中心城区的集聚度明显减弱,呈显著的郊区化集聚；主要集聚区位于距市中心半径为 15～35 km的空间范围内,总体空间格局呈现出大都市区尺度上的扩散以及产业同区尺度的再集聚特征.计量模型计算结果显示,区位通达度、集聚经济、科技园区规划与 政策引导是北京制造业总体空间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但不同区位因子的作用强度存在行业间差异.本研究揭示了北京市的制造业空间重组机制是政府规划引导 下的市场经济作用机制.认识到城市经济活动空间重组中市场与政府的交互作用机理,有助于决策者对转型期大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集聚和扩散格局进行更加有效地引 导,以优化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与功能体系.
Manufacture restructuring and main determinants in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J].https://doi.org/10.11821/xb201210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制造业的空间扩散是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多极化、多中心地域系统 的主要驱动力,对制造业区位变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是认识城市空间重构机制的微观基础.本研究基于北京市1996、2001、2010年制造业企业数据,以 邮政编码区为空间单元,刻画了北京市制造业空间集聚格局及演化特征.采用计量模型,检验了导致北京制造业空间重构的主要区位因子,对比了这些影响因子作用 强度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在制造业行业间的差异.结果表明,北京市的制造业在中心城区的集聚度明显减弱,呈显著的郊区化集聚；主要集聚区位于距市中心半径为 15～35 km的空间范围内,总体空间格局呈现出大都市区尺度上的扩散以及产业同区尺度的再集聚特征.计量模型计算结果显示,区位通达度、集聚经济、科技园区规划与 政策引导是北京制造业总体空间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但不同区位因子的作用强度存在行业间差异.本研究揭示了北京市的制造业空间重组机制是政府规划引导 下的市场经济作用机制.认识到城市经济活动空间重组中市场与政府的交互作用机理,有助于决策者对转型期大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集聚和扩散格局进行更加有效地引 导,以优化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与功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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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城改造的社会性思考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031.2007.07.02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土地的有偿使用、房地产业的兴起和市场经济机制的运作,使停滞不前的城市旧区改造获得前所未有的机遇,旧城区改建步伐大大加快.然而不少实践表明,改建的目标多从经济角度出发,忽略了从和谐的、长远发展的社会性角度去制定相应策略,以致出现众多问题.从旧城改造的社会性角度出发,分析了目前改造面临的种种问题,以期决策和实践者加以注意,避免留下改造后的社会久远隐患.
Thought on the social problems brought by old-city renewal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031.2007.07.02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土地的有偿使用、房地产业的兴起和市场经济机制的运作,使停滞不前的城市旧区改造获得前所未有的机遇,旧城区改建步伐大大加快.然而不少实践表明,改建的目标多从经济角度出发,忽略了从和谐的、长远发展的社会性角度去制定相应策略,以致出现众多问题.从旧城改造的社会性角度出发,分析了目前改造面临的种种问题,以期决策和实践者加以注意,避免留下改造后的社会久远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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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建成区住房空间结构及其成因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5.01.009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城市住房空间是城市发展历史轨迹的物质体现.广州市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其住房空间结构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本文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以街道为基本单位,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将广州市建成区的住房空间结构划分为四大类:Ⅰ解放前建成的旧房区;Ⅱ改革开放前建成的机关公房(Ⅱa)和原工业企业公房集中区(Ⅱb);Ⅲ上世纪年代开始发展的设施相对简陋的住房分布区;Ⅳ上世纪90年代快速发展的商品房(Ⅳa)和自建房(Ⅳb)集中区.并从城市发展历程、城市规划、旧城改造、住房制度、房地产业的发展等方面分析住房空间结构的形成原因,进一步推导了中国大城市的住房空间结构模式.
The housing spatial structures in Guangzhou urban built-up area and their causes' analysis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5.01.009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城市住房空间是城市发展历史轨迹的物质体现.广州市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其住房空间结构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本文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以街道为基本单位,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将广州市建成区的住房空间结构划分为四大类:Ⅰ解放前建成的旧房区;Ⅱ改革开放前建成的机关公房(Ⅱa)和原工业企业公房集中区(Ⅱb);Ⅲ上世纪年代开始发展的设施相对简陋的住房分布区;Ⅳ上世纪90年代快速发展的商品房(Ⅳa)和自建房(Ⅳb)集中区.并从城市发展历程、城市规划、旧城改造、住房制度、房地产业的发展等方面分析住房空间结构的形成原因,进一步推导了中国大城市的住房空间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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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广州市房地产价格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 [J].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real estate price in Guangzhou in last decade and its effecton urban restructuring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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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保障性住房社区居民的居住: 就业选择与空间匹配性 [J].The jobs-housing relocation and spatial matching of residents in alleviatory housing neighborhoods in Guangzhou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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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消费者行为与商业业态空间及居住空间分析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8.04.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商业业态空间和居住空间是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通 过分析居民微观行为解释实体空间是近年来城市商业业态空间和居住空间研究领域中越来越多被使用的研究方法.以联系商业业态空间与居住空间的纽带-消费者行 为作为切入点,选择广州市8个街区的1428位居民为调查对象,研究二者的特征及关系.通过典型街区的问卷调查分析表明:①居民购物出行方式选择、出行距 离和多目的出行与所处街区的类型、区位、周边服务配套和城市商业业态空间等存在密切的关系.②商业空间的等级体系清晰存在,老城区传统商业中心仍存在较强 的吸引力;20世纪80年代以后形成的新商业中心区次之,二者在吸引人群的类型上存在差异;次一级商业中心区和日常生活服务配套区在为居民提供日常消费服 务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⑨城市新商业中心和外围商业次中心的在服务能力和提供的业态类型上还存在不足,使其服务供给与周边居民的购物需求之间存在某种程 度的不匹配,引发对老城区的过度依赖.④外围商品房小区和政府规划建设的经济适用房小区周边的商业配套不足,增加了居民日常生活成本.通过对居民出行空间 的分析,可以从另一侧面剖析城市的空间结构及其发展演变的动力机制.
The relationshipamong consumers' travel behavior, urban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spatial structure in Guangzhou, China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8.04.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商业业态空间和居住空间是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通 过分析居民微观行为解释实体空间是近年来城市商业业态空间和居住空间研究领域中越来越多被使用的研究方法.以联系商业业态空间与居住空间的纽带-消费者行 为作为切入点,选择广州市8个街区的1428位居民为调查对象,研究二者的特征及关系.通过典型街区的问卷调查分析表明:①居民购物出行方式选择、出行距 离和多目的出行与所处街区的类型、区位、周边服务配套和城市商业业态空间等存在密切的关系.②商业空间的等级体系清晰存在,老城区传统商业中心仍存在较强 的吸引力;20世纪80年代以后形成的新商业中心区次之,二者在吸引人群的类型上存在差异;次一级商业中心区和日常生活服务配套区在为居民提供日常消费服 务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⑨城市新商业中心和外围商业次中心的在服务能力和提供的业态类型上还存在不足,使其服务供给与周边居民的购物需求之间存在某种程 度的不匹配,引发对老城区的过度依赖.④外围商品房小区和政府规划建设的经济适用房小区周边的商业配套不足,增加了居民日常生活成本.通过对居民出行空间 的分析,可以从另一侧面剖析城市的空间结构及其发展演变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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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街区单元平面形态的演替: 现状、动因及规律 [J].Evolution process of urban blocks flat form: Existing conditions, driving forces and evolution trend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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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郊区化及引发的思考 [J].
根据Ｐ．霍尔的城市变动模型，认为城市中心区出现人口负增长是城市郊区化的典型标志，并利用人口普查资料，确定北京在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期间已经进入了郊区化过程，中心区人口的外迁强度为常住户籍人口的６％，作者对比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明显不同的郊区化机制，并提出了一些值得人们思考和认真对待的独特现象的问题。
On the suburbanization of Beijing [J].
根据Ｐ．霍尔的城市变动模型，认为城市中心区出现人口负增长是城市郊区化的典型标志，并利用人口普查资料，确定北京在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期间已经进入了郊区化过程，中心区人口的外迁强度为常住户籍人口的６％，作者对比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明显不同的郊区化机制，并提出了一些值得人们思考和认真对待的独特现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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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绅士化与城市更新: 以南京为例 [J].The gentrification and urban renew: In case of Nanjing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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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investor behaviour in urban regeneration [J].https://doi.org/10.1080/00420989925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financing of urban regeneration and levering of private-sector investment remains a major policy issue. This article, utilising the results of a behavioural survey, analyses the motivations of investors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across a range of regeneration initiatives. The pattern of investment activity over the market cycle, reasons for holding an urban regeneration portfolio, evaluative factors and perspectives concerning the attraction of private finance into urban regeneration are considered.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regeneration initiatives provide a significant cushioning effect but that, in terms of holding projects in a property portfolio or evaluating schemes, market-based factors relating to return and risk are core infl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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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ty in West Europ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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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ing socially sustainable urban regeneration in Europ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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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hips and regimes: The politics of urban regeneration in the UK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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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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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gentrification: Mobilizing communities and claiming space [J].https://doi.org/10.2747/0272-3638.25.5.43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neighborhood change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low-income residents from their homes has occurred in a variety of ways from the demolition of entire areas to more recent revitalization efforts emphasizing the building of community and new governance structures. In this paper, I argue two interrelated points. First, whereas economic displacement of low-income people from their homes and neighborhoods is one effect of neighborhood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s, there is a wider set of factors that constitutes the marginalization, displacement, and exclusion of certain population groups from effectively making claims on neighborhood space. Second, in an era of neoliberalization, whereby civil society is expected to play a larger role in neighborhood governance and the provision of social welfare, the formation and activities of neighborhood-based communiti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state and market forc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actors to examine. In this article, I address these areas of inquiry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a neighborhood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in Chattanooga, Tennessee that has been under way since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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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dicator-based approach to measuring sustainable urban regeneration performance (Part 1): Conceptual foundation s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J].https://doi.org/10.1080/0042098042000194089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use of indicators as a means of meas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regeneration against sustainability criteria. The merits of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are explored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indicator selection process and the derivation of a points scoring framework.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of regeneration projects can be evaluated and subsequently benchmarked is examined. Conclusions are drawn on the robustness of the indicators selected, the versatility of the points scoring framework in capturing the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of regeneration projects and the potential to identify 'best' practic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odel and associated indicators is the subject of the subsequent paper in this journal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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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dicator-based approach to measuring sustainable urban regeneration performance (Part 2): Empirical evaluation and case-study analysis [J].https://doi.org/10.1080/0042098042000194098 URL 摘要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ustainability of current urban regeneration practice,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weighted indicators and a points scoring framework. The analysis applies the hierarchical model discussed in the preceding paper of this journal issue to case studies of waterfront areas and cultural quarters in three European cities: Belfast, Dublin and Barcelona. The evaluation permits performance comparisons to be made between the case studies regard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regeneration areas and projects, variations on an indicator set basis and the sensitivity of scores. Conclusions are drawn concerning regeneration practice, the extent to which sustainability principles are adhered to, potential policy benefits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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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ashioning local government and inner-city regeneration: The Salford experience [J].https://doi.org/10.1080/0042098070137349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 in urban regeneration in England. The first part describes local-central government relations during recent decades. It concludes that 'actually occurring' regeneration fuses top-down and bottom-up priorities and preferences, as well as path dependencies created by past decisions and local relations. The second part illustrates this contention by examining the regeneration of inner-city Salford over a 25-year period. It describes Salford City Council's approach in achieving the redevelopment of the former Salford Docks and how this created the confidence for the council to embark on further regeneration projects. Yet the top-down decision-making model has failed to satisfy local expectations, creating apathy which threatens the Labour government's desire for active citizens in regenera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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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ed for guidelines: The rationale underlying the bellagio principles for assessment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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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economy of the inner city [J].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04.01.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New industry clusters within the inner city constitute important features of the spatiality of the New Economy, and include computer graphics and imaging, software design, and multimedia industries (as well as technologically “retooled” industries such as architecture and graphic design). This article addresses key developmental factors (emphasising the importance of “space and place”) shaping the location and morphology of these clusters, informed by field work in London, San Francisco, Vancouver, and Singapore, as well as by recent conceptual contributions from Allen Scott, Richard Florida, and Andy Pratt, among others. The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se new industry clusters act as significant agents of urban change in the 21st century, with implications for the reasser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inner city, for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urban space-economy, and for the regeneration of local communities. New Economy industries are thus central to the reshaping of the urban core, as well as to larger processes of socioeconomic change within the metropolis as a whole. But the expansion of these dynamic new industrial clusters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a range of more problematic (as well as broadly favourabl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and presents distinctive challenges for local planning and for urba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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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conservation in Istanbul: Evaluation and re-conceptualisation [J].https://doi.org/10.1016/j.habitatint.2004.08.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the context of the city's changing planning agenda and priorities, it is argued that the prospects for more effective conservation planning are improving. It is concluded that more will be achieved if traditional urban conservation planning is re-conceptualised as a component of sustainable urban r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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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urban planning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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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for inner-city gentrification: A Canadian assessment [J].https://doi.org/10.1111/j.1467-8306.1986.tb00134.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Within the rapidly expanding literature on inner-city revitalization (or gentrification), there has been no attempt to assess in a comparative and systematic manner a range of explanations that have emerged from studies of single cities or even single neighborhoods. Four major explanations of gentrification are reviewed here and then made operational in a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ner-city gentrification in the Canadian urban system between 1971 and 1981. Several of the posited explanations are not supported. Economic and urban amenity factors perform most strongly in the analysis, but demographic and housing factors have less effect. I develop an integrated model and discuss its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including its consistency with staple theory and the interrelatedness demonstrated between housing and labor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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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tige projects and urban regeneration in the 1980s and 1990s: A review of benefits and limitations [J].https://doi.org/10.1080/0269745950969628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contribute to this policy debate by reviewing the role of prestige projects in UK urban regeneration. In doing so, it first offers a brief defini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estige property developments, and then considers the factors which have facilita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prestige project developments in Britain. Third, the benefits and limitations of cities and urban regeneration agencies pursuing the prestige model of regeneration are set out. Finally,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relevance of prestige projects for urban policy in the 1990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approach represents, at best, a partial and one-dimensional response to the multifaceted problems facing urban areas, and, at worst, a vehicle for exacerbating social polarisation in Britain's cities. -from Aut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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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geography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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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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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affordable housing dilemma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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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residentialurban renewal policies in England: Planning for modernization in the 1960s [J].https://doi.org/10.1080/026654399364328 URL PMID: 22053398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article is concerned with national policy for urban renewal in England during a critical phase in the 1960s when the housing programme was expanded under successive Conservative and Labour governments, reaching a peak through the targets set in the National Plan (1965). Urban renewal, as a programme going beyond slum clearance, was an essential theme in this expansion. Two critical aspects are considered. First, urban renewal involved a widening of the scope of planned intervention, and with it a wider range of remedies- improvement as well as replacement. There were tensions between a more comprehensive approach and movement into 'twilight area renewal' as 'the next step'. Second, the theme of urban renewal introduced the idea of 'partnership'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agencies, which wa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resource problems for such wider modernization. The difficulties explored help to explain why urban renewal did not become in practice the big theme that was envisaged. Nonetheless, policy formation in the period did also have important effects on the action that was to follow from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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