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进展  2017 , 36 (4): 416-425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04.003

研究论文

北京市外来人口集聚型城中村流动人口职住分离研究

郑承智1, 张旺锋1*, 武炳炎1, 梁博2

1. 兰州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兰州 730000
2. 北京师范大学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北京 100875

Job-housing mismatch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urban villages of Beijing

ZHENG Chengzhi1, ZHANG Wangfeng1*, WU Bingyan1, LIANG Bo2

1. 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 Scienc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2. Institute of Disaster Reduction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张旺锋(1968-),男,甘肃庆阳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E-mail:454294705@qq.com

收稿日期: 2016-09-20

网络出版日期:  2017-04-20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基金资助: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J1210065)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郑承智(1989-),男,福建南平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城乡与区域规划和人口地理,E-mail:95106546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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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居住和就业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职住分离现象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采用人口集聚指数、GIS空间分析及Logit回归分析等方法,利用北京市“六普”及实地调研数据,来获取外来人口集聚型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及职住特征,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北京流动人口集中于城市拓展区,呈“环状圈层”分布特征。②近郊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普遍较长,职住分离较明显,相应通勤时间也较长;远郊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较短,以就地工作为主,由于远离城市核心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较差。③家庭就业人数、未成年及老人数、住京时长、收入、受教育程度、行业、交通工具选择等对其通勤距离具有显著影响。上述结论可为研究城市弱势群体工作居住空间结构、制定城市规划等提供参考。

关键词: 通勤 ; 流动人口 ; 职住分离 ; 城中村 ; 北京

Abstract

Homemaking and work are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daily activities of residents. With the accelerated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separation between jobs and residential location of urban low-income groups is getting increasingly more attention.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index, GIS spatial analysis, and Logit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s, and using Beijing's sixth census data and the urban village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2015, we exam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ommuting and the job-housing path, and analyz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is concentrated in the urban expanded area, and presents a "ring circle" distribution patter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suburban villages usually has a long commuting distance and an obvious separation of workplace and residence,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mmuting time is lo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outer suburban villages has a shorter commuting distance and works near their homes, but these places are far away from the urban core area, and accessibility to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s poor. The number of employed, young, and old members of household, duration of residence in Beijing, income, education level, profession, and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commuting distance.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job-housing space structure of the marginalized population in the city and for urban planning.

Keywords: commuting ; floating population ; job-housing mismatch ; urban village ;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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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承智, 张旺锋, 武炳炎, 梁博. 北京市外来人口集聚型城中村流动人口职住分离研究[J]. , 2017, 36(4): 416-425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04.003

ZHENG Chengzhi, ZHANG Wangfeng, WU Bingyan, LIANG Bo. Job-housing mismatch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urban villages of Beijing[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4): 416-425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04.003

1 引言

2010年以来,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进入较为稳定的增长时期,而流动人口增速整体快于常住人口。2015年,北京市流动人口规模达到823万人,较2010年的705万人净增118万人。近几年,北京市正在疏解非首都功能,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将整体迁出北京。同时城中村治理力度也将进一步加大,流动人口生活空间可能被压缩。面对这样的形势,北京市城中村流动人口的通勤职住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值得深入探究。

空间错位理论本质是城市居民居住和就业的空间不均衡。通勤正是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即居民就业地和居住地分离而产生的出行行为,它直接反映了城市内部居住和就业的空间关系,是解读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视角(张艳等, 2013),也是城市地理、城市规划、城市交通等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Horner, 2004)。目前,国外已有大量关于通勤模式(Sohn, 2005)、职住关系与通勤行为(Giuliano, 1991;Peng, 1997; Levine,1998; Lee et al, 2003)、城市空间与通勤行为(Shen, 2000; Aguilera, 2005)等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对北京、广州、上海等大城市的居民通勤格局和行为亦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且大多数基于调查数据,围绕通勤空间、通勤时间、通勤距离等影响因素展开。例如,周素红等(2006)利用GIS对微观行为及空间感知的宏观空间模拟,应用于广州的典型街区;英成龙等(2016)借助职住分离指数法分析了乌鲁木齐市辖区的职住空间匹配状况,并得到职住空间分离是其城市空间结构的突出特征;孙斌栋等(2015)利用Logit模型检验了街道尺度城市建成环境对于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得出通过优化土地利用规划来优化居民通勤结构的结论;刘志林等(2011)以北京市为例,以职住距离作为研究职住分离程度的主要测度指标,描述了北京职住分离现象及其特征;张艳等(2013)描述北京城市居民通勤行为的一般特征,比较城市内部不同居住地域之间居民通勤格局的差异性,折射出北京市居住与就业空间重构的微观过程;党云晓等(2015)以北京为例,分析土地利用混合度对居民职住分离的影响,发现微观层面土地利用混合度的提升的确有利于减轻个体的职住分离。

目前,职住分离这一趋势对不同城市居民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可能加剧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弱势地位,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和城市空间问题(王宁等, 2009; 刘志林等, 2010)。李小广等(2013)针对重庆市公共租赁房居民实证研究,发现公共租赁房空间布局导致中低收入人群通勤距离和时间都变长;孟斌等(2012)以北京郊区2个大型居住区——望京和天通苑居住区为研究对象,发现通勤时间较长是近郊大型居住区居民的共性;宋金平等(2007)认为,随着住宅郊区化的大规模发展,北京出现居住和就业的空间错位问题,造成低收入阶层通勤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增加,导致交通拥堵、社会隔离等问题;贾晓朋等(2015)对北京市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进行通勤行为分析,发现不同社区居民通勤存在显著差异,体现了城市极化现象的不同层面特征;孙斌栋等(2008)对上海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上海的就业—居住空间均衡性趋于减弱,在城市交通层面上跨区交通出行增加,平均出行时间和距离上升。而针对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行为研究则较少(徐卞融等, 2010),以往研究重点放在城中村成因、分类、非正规经济及改造等方面(李钊, 2001; 李晴等, 2002; 张京祥等, 2007; 陶海燕等, 2014),微观研究着重于流动人口日常生活、家庭模式、住房状况、社会融合现状与测度以及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等方面(兰宗敏等, 2010, 2012; 卢小君等, 2012; 余运江等, 2012; 杨菊华等, 2013; 汪明峰, 2015)。由此可见,对城中村居民的职住分离和出行轨迹研究,对理解城市弱势群体的工作生活空间结构,城市特殊空间形态形成、城市社会关系组织及演化都有重要意义,有助于从宏观角度分析城市问题产生的根源,从全域追求职住平衡,为城市用地空间布局的调整、城市空间职能的转换、疏解非首都职能等提供理论指导。鉴于通勤在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性以及城中村流动人口职住分离方面研究的不足,本文从城中村流动人口居住与就业地的空间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北京市以流动人口为主体的城中村通勤状况,以反映居住—就业空间匹配问题,可为掌握城市主要人群工作生活空间结构、制定城市规划等提供一定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区域选择

本次调研区域为北京市流动人口较为密集的城中村,而本文将“城中村”定义为:城市建成区内土地性质为集体用地的区域。合理选定研究区将最大程度表明调研对象的代表性。据此本文利用北京市“六普”分街道数据,共涉及306个乡、镇、街道单元,采用集聚指数(罗仁朝等, 2008)来衡量北京市各地区流动人口集聚情况。同时认定数据结果呈现的外来人口集中区即代表当前流动人口聚集区。

集聚指数衡量过程:将流动人口的空间密度以及占区域总人口的比例作为2个基本指标,然后对2个指标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如下):

密度指数: Idi=Dfi/Avg(Dfi)(i=1,2,,n)(1)

比重指数: Iri=Rfi/Avg(Rfi)(i=1,2,,n)(2)

式中:Dfi为统计单元i的流动人口密度; Avg(Dfi)为区域流动人口密度均值;Rfi为统计单元流动人口占比; Avg(Rfi)为区域流动人口占比均值。在此基础上,对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数进行划定:IdiIri同时≥1时,即密度指数与比重指数均高于均值的统计区,划分为流动人口高密度聚集区。当Idi≥1,Iri<1,且Idi+Iri≥2时,为中密度聚集区I类;当Idi<1,Iri≥1,且Idi+Iri≥2时,为中密度聚集区II类。其他则为流动人口低密度聚集区。经ArcGIS可视化及空间分析可得,北京市流动人口高、中、低度区叠加后的地理学特征显著,为“环状圈层”格局。

根据以上结果,本文调研采样点选择中高密度聚集区内的城中村,主要分布在朝阳、丰台、海淀等地,并选取其中14个城中村(图1)。

图1   北京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及调查研究对象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and the location of the survey areas

2.2 调研对象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次调研对象选择需满足以下2个条件:一是以居住在中高密度聚集区内城中村流动人口(① 文中城中村流动人口是指:居住在外来人口较为集中城中村里的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二是选择该群体中年龄在18~50岁之间,且可独立辨别问卷内容的流动人口。当前,调研对象整体规模较大,其文化水平和身份也相对混杂,对该类型流动人口进行研究分析,具有一定的社会和实践意义。

为了研究北京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情况及影响因素,2015年10-12月期间,对选定的城中村进行问卷调研,采用重点城中村抽样方法。通过与被访者面对面调研,共发放问卷1050份,收回问卷817份,根据研究目的,剔除数据存在缺失的问卷,整理出有效问卷625份,有效问卷率76.5%。此次调查内容除样本群体的人口、经济、社会等信息外,还包含本文所需的相关职住信息(居住地、工作地、交通方式等)。

2.3 研究方法

通勤距离测算方法(② 通勤距离为流动人口居住地与工作地的直线距离。):利用GIS空间和属性分析功能,将每个样本点的职住进行空间定位,然后在GIS中逐一进行采样及属性数据录入,生成可处理的城中村流动人口工作和居住地的点、线图层数据,通过属性计算及图形轨迹可视化分析,得到不同城中村流动人员通勤距离以及相应的空间分布特征。

本文利用调查城中村流动人口的通勤空间、通勤距离与通勤时间特征数据结果,综合反映城中村流动人口的职住匹配现状;同时运用Logit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城中村流动人口经济社会特征以及城中村居住环境是否对通勤距离产生影响。

3 结果与分析

3.1 城中村流动人口社会经济特征

此次调研社会经济特征涉及被访者的性别、婚姻状况、户籍、文化程度、年龄、月收入、家庭就业人数、未成年人及老年人数、家庭规模、来京时间、工作行业、就业次数、交通工具等(表1)。

表1   城中村流动人口经济社会基本特征

Tab.1   Social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rveyed urban village floating population

变量样本量样本比例/%平均通勤距离/m平均通勤时间/min
性别女性22736.32409242.0
男性39863.68426441.8
婚姻状况已婚38361.28347040.3
未婚24238.72535944.3
户籍城市11318.08484644.1
农村51281.92405941.4
文化程度小学以下264.16131138.8
初中16225.92254938.7
高中17828.48314239.7
大学专科/本科25640.96626645.8
硕士及以上30.48518733.3
年龄/岁≤20203.20194740.5
(20~30]38060.80482542.8
(31~40]16025.60386741.4
(41~50]609.60208538.7
>5050.80190330.0
月收入/元≤2000365.76548344.4
(2000~4000]22235.52292139.6
(4000~6000]23838.08475542.7
(6000~8000]7712.32420441.6
>8000528.32624246.3
家庭就业人数119330.88403342.5
237359.68424741.3
3365.76438643.1
4个以上233.68459643.9
家庭未成年人及老人人数036458.24507143.3
116426.24309438.8
2477.52256540.6
≥3508.00304942.6
家庭规模/人111919.04447143.1
223737.92510342.8
315825.28342340.6
≥411117.76309640.5
来京时间/年≤17812.48442142.1
(1~3]20432.64438040.9
(3~5]13120.96360140.9
(5~10]14523.20402743.0
>106710.72495743.9
工作行业批发零售业12019.20298139.9
住宿餐饮业10717.12237036.4
交通运输业406.40473038.8
居民服务业9715.52468744.5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7111.36771447.7
其他19030.40433243.3
就业次数127744.32399340.5
217928.64457743.4
[3~4]13120.96369442.4
>4386.08570843.2
交通工具步行/自行车/电动车29947.84219536.2
公交车/地铁28445.44626647.6
私家车/出租车426.72452743.8
总体625100.00420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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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属性特征。男性居多(63.68%),且大多数为中青年;受教育水平以初高中和大专/本科为主;73.60%的城中村流动月人口收入在2000~6000元之间,高于6000元的群体占到20.64%,群体整体收入水平较低,为城市中低收入弱势群体;年龄在20~30岁与31~40岁的比例分别为60.80%和25.60%。

(2) 家庭情况。家庭就业人数为1人的占全部样本的30.88%,就业人数为2人的占59.68%,表明城中村流动人口从业人员基本以个人或者夫妇形式为主;有1个及以上未成年人/老年人家庭占41.76%,另外有79.36%的家庭至少携带1个直系亲属,与近几年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研究相符。

(3) 就业情况。城中村流动人口在京居住时间:10年以下共占89.28%,其中3年及以下占45.12%,3~5年占20.96%,5~10年占23.20%;在京更换工作频率1~2次的占比达到72.96%,表明北京城中村流动人口的多样性及相对稳定性;被访者从事行业主要有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

(4) 社会经济空间分布特征。城中村流动人口中已婚人群通勤距离较短,他们更倾向于在居住地周围工作;年龄对城中村流动人口空间分布产生影响,其中20~40岁的新生代群体整体通勤距离较长,由于接受社会各种业态能力以及体能上的优势,其出行限制也较少,工作更加分散和随意,空间分布上表现以远离居住地为主;文化程度越高的群体,通勤距离也增加,他们从事工作的技术性较强,自由性较大,其居住和工作地之间距离较远。另外,经济收入出现两极化趋势,即收入最低和最高群体通勤距离较长:收入低者往往从事体力劳动,例如维修、流动卖菜等远离居住地的工作,而高收入者工作相对集中在城市核心区,而居住则在近郊区。

总体而言,社会经济特征反映了城中村流动人口年轻化、家庭化等特征。通常已婚、年龄小、学历高、收入较高和较低的城中村流动人口,其工作更倾向于远离居住地。

3.2 通勤空间和通勤距离关系变化特征

(1) 城中村流动人口工作地空间分布较为集中:主要在三四环和四五环间,三环以内、五环以外分布较少。通过对625份标注了城中村流动人口工作地点的有效问卷分析,得到北京市主城区14个城中村的流动人口工作地点的空间分布(图2)。城中村流动人口工作地点主要集中在东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等4个地区。①工作地在三环内占比18.23%,主要集中在国贸SOHO、永安里、潘家园、双井等地,这些地方集中较多的商办楼及娱乐设施,以从事金融、电子计算机、娱乐服务业为主,三环其他地方工作则较为分散。②工作地在三四环间占比36.94%,主要集中在十里河商区、吕家营餐饮街以及城环城汽配城等地,其他地方也有零散分布,上述三地主要以商贸服务、居民服务业为主。其中,十里河是北京市以家居建材为支柱的商圈,有众多家居建材行业,包括居然之家、美联天地、灯饰城及建材城等。吕家营餐饮街是北京主要的热门商区,据大众点评网数据表明,分布其中的餐饮项目达到217家,调研中有7.36%的被访者在餐饮街工作。③工作地在四五环间占比31.94%,这部分城中村流动人口工作集中程度较高,且工作属性较为同质,主要分布在南小街村、亦庄工业区、孛罗营汽修城和黑桥周围等地。其中,南小街村流动人口以从事服装制造为主,亦庄工业园区城中村流动人口主要为园区提供劳动力,孛罗营地区城中村流动人口主要从事汽修行业,而黑桥地区城中村流动人口则较多在“798”从事文艺、商业服务以及电子商务等;由此可知,以某个行业为主导的地区,更容易吸引属性一致的流动人口集聚。

图2   样本流动人口工作地点分布图

Fig.2   Workplace distribution of the surveyed floating population

(2) 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直线距离集中在3~ 5 km之间,不同城中村通勤距离差异较大。基于625份有效问卷分析(表2),发现14个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集中分布在3~5 km之间(81.6%的人口通勤距离在此范围内),还有15.0%的人口通勤距离在1.5 km之内。相较于以往北京流动人口通勤距离研究,此次研究群体通勤距离相对较短,主要因其群体特殊性决定。首先,城中村流动人口为城市弱势群体,调研结果表明,其月收入多在2000~6000元之间,低于北京人均工资水平,相对短距离的通勤可以节约其生活成本。其次,研究群体居住的城中村大多在城市边缘区,其周围就有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大部分在外围就业次中心解决(工业园区等),职住距离相对缩短。另外,从通勤方式看,本次调研的城中村流动人口出行以自行车/电动车及公交车为主。其中,自行车/电动车占比为41.6%,公交车占比37.3%。相对于长距离的私家车/出租车、地铁出行方式而言,研究群体使用短距离出行方式比例较高,从而也反映出群体总体通勤距离较短的特征。

表2   各城中村流动人口职住距离

Tab.2   Job to housing distance of the surveyed urban village floating population

采样点平均距离/m平均时间/min所处位置
沙河1205352.9六环外
南小街119536.9南四五环间
房村91537.2南五六环间
西冉村307445.5西四五环间
分钟寺449043.1南三四环间
廖公庄421148.3西四五环间
南桥474247.2南四环
横街子337340.0东四五环间
孛罗营149237.8东五环西侧
石各庄413846.7东五环东侧
黑桥432643.9东北五环
十里河307838.1南三环东路
马驹桥397533.1南六环
吕家营406441.8南四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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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中村区位来看,不同城中村其流动人口有不一样的通勤距离。三四环间的城中村,由于毗邻城市商业核心区,这部分流动人口需从居住地往城市核心区工作,其通勤距离普遍在4 km左右,如吕家营村、分钟寺、十里河桥等地。在四五环间的城中村,由于城市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有分布在四环附近,可满足流动群体的就业需求,其流动人口通勤距离主要为3~4 km,如西冉村、廖公庄村、南桥、横街子、石各庄、黑桥等地。五环附近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则相对更短,这些城中村周边分布较多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或者居民服务业(服装制造、汽修等),通勤距离一般为1~2 km,如南小街、房村、孛罗营等地。而五环以外的城市远郊区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差异较大,如沙河的平均通勤距离最长,该地区流动人口工作集中分布在昌平区驻地和北京市区,居住地以其廉价的房租吸引流动人口,即这部分流动人口以通勤距离换取生活成本的降低。马驹桥地区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在4 km左右,通勤距离接近郊型城中村。总体而言,不同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差异较大,通勤距离大致出现近市中心核心区向外围地区递减趋势。

(3) 不同城中村职住分离程度不同,但大致可分为3类:职住分离明显、职住分离适宜和职住较为一体。依托ArcGIS提取城中村流动人口居住地与就业地信息,得到样本通勤空间格局(图3)。从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格局看,所调研的14个城中村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职住分离现象。其中,黑桥地区、南桥地区、石各庄、廖公庄村等城中村流动人口主要在四环内就业,居住在四五环间,职住分离明显,这些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大多数在4 km以上;分钟寺、西冉村、十里河村、横街子、马驹桥地区及吕家营村等流动人口工作地职住分离适宜,但这些城中村有部分流动人口职住较为一体,这与村中自身产业带动有关。而远郊地区城中村,孛罗营、南小街以及房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较短,大多数为1~1.5 km,通勤时间都在40 min内,表明远郊城中村自身可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职住一体较为明显。

图3   样本流动人口通勤空间格局

Fig.3   Spatial pattern of commuting of the surveyed urban village floating population

由以上特征分析可知;职住错位现象在不同人群中都存在,而北京市城中村主要以中低收入流动人口为主,由于就业居住机会的制约,往往居住在远离城市核心区的城市郊区内。近郊区流动人口就业机会大多来源于城市核心区,使得这部分城中村流动人口面临长距离、长时间的通勤状况,其非工作时间很大一部分都花费在通勤上,影响到日常生活质量;远郊地区,由于城市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出城市核心区,在这些地区落脚以满足流动人口就业,相应地这部分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压力较小,但由于远离城市核心区,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空间移动范围,影响其购物、学习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但不管哪种通勤职住形式,客观上都降低了城中村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

3.3 通勤距离影响因素

运用Logit回归模型,以城中村流动人口的通勤距离为因变量,以受访者经济社会特征信息及城中村环境为自变量,对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结果显示(表3),城中村流动人口家庭未成年人及老年人数、来京时长、月收入、文化程度、工作行业以及交通工具是影响通勤距离的显著因素(P<0.05),而年龄、户籍、性别、婚姻以及城中村环境对流动人口通勤距离的影响不显著。

表3   受访流动工人口经济社会特征及城中村环境对通勤距离的影响回归分析

Tab.3   Influence of socioeconomic factors and urban village environment on commuting distance of the surveyed floating population

变量名选项Logit模型检验结果(N=625)
估计值Wald检验显著性
家庭就业人数+0.2034.8750.027
家庭未成年人及老人人数-0.2035.1350.023
来京时间/年≤1-0.65610.2240.001
2-0.5177.1550.007
3-0.5098.7020.003
[4~5]-0.58312.6330.000
(5~10]-0.4598.5220.004
>100.000*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1.4745.3880.020
初中-1.1173.4030.065
高中-1.0913.2700.071
大学专科/本科-0.7401.5300.216
硕士及以上0.000*
月收入/元≤2000-0.0020.0000.994
(2000~4000]-0.3283.7580.053
(4000~6000]-0.1911.4290.232
(6000~8000]-0.3724.0700.044
>80000.000*
工作行业批发零售业+0.0920.5170.472
住宿餐饮业-0.0280.0400.841
交通运输业+0.3854.3570.037
居民服务业+0.2413.3930.065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0.3806.1560.013
其他0.000*
交通方式步行/自行车/电动车-0.69715.9460.000
公交车/地铁+0.0420.1770.813
私家车/出租车0.000*

注:*表示由于该参数为冗余,故将其设置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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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庭就业人数、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数都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家庭就业人数与通勤距离呈正相关,即城中村流动人口家庭就业人数增加,被访者的通勤距离变大,调研数据也表明家庭就业人数超过3个人,其通勤距离达到4.6 km左右,为最大值。另外,城中村流动人口的通勤距离是未成人及老年人人数的减函数,即随着家庭小孩老人数增加,通勤距离一般越短,这主要与城中村流动人口的乡土观念有关,一般迁移到大城市的未成年人或者老人,由于缺少本地的人际关系,他们活动范围普遍较小,亟需得到家庭其他成员的关心照顾。因此,调研对象往往在择业心理上选择离家较近的地方,这样可以缩短通勤时间来照顾家中的小孩和老人。

(2) 来京时间对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影响较为显著。以来京时间超过10年的流动人口为参照组,随着来京时间变长,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在减小。来京时长越短的城中村流动人口对北京的熟悉度较低,由于就业信息获取的局限,他们错失较近就业机会较大。而来京时间较久的,由于当地人际关系的建立,就业居住信息的丰富,他们往往会选择通勤距离较短的工作,这样利于其生活质量的提高。

(3) 文化程度对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影响系数为负,且估计系数呈递减趋势,说明学历越高对通勤距离的限制作用越弱。以硕士及以上学历为参照组,其中小学及以下对因变量影响最为显著,这部分流动人口通勤距离远低于均值。由于受教育水平较低所限,这部分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只能提供低端服务,例如菜市场工作、街头小贩等,为城中村提供居民服务等,其通勤距离也相应较短。

(4) 收入水平对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影响系数为负,以收入>8000元为参照组,收入6000~8000元高收入对因变量影响最为显著。低收入群体(≤2000元)的通勤距离较大,与该群体以收废品、住宿与餐饮服务人员、批发与零售人员为主有关。中等收入群体(2000~4000元)的平均通勤距离较小,与这部分人群中以产业工人和汽修工人为主有关,居住则由紧邻园区城中村提供。高收入群体的通勤距离最长,与高收入群体多使用私家车或者乘坐出租车及地铁有关。

(5) 城中村流动人口从事行业对通勤距离影响显著。相对于其他行业,交通运输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对因变量的影响更为显著,从事这2个行业的人数分别为40人与71人,分别占城中村流动人口总数的6.40%与11.36%。从事交通运输业的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高于均值,这与其工作地主要在四环内有关。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具有最大的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主要与这部分流动人口收入、受教育程度较高,其移动范围受限较小,加之这部分流动人口就业地集中分布城市核心区而居住则在城郊有关。

(6) 交通方式对于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的影响,以私家车/出租车为参照组,步行、自行车和电动车对通勤距离影响显著且影响系数为负,说明相较于其他交通方式,采用步行、自行车和电动车方式出行的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较小。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北京城中村流动人口角度出发,通过问卷和走访调查获得其社会经济和通勤行为等数据。在此基础上探讨其职住分离程度以及通勤距离影响因素,为进一步理解北京城中村流动人口工作生活空间提供参考。

4.1 结论

(1) 从北京流动人口空间分布上看,其主要集中于城市拓展区,且呈“环状圈层”分布特征,这也反映出流动人口随着北京市住宅郊区化发展向远离城市核心区的地区聚居生活。

(2) 由于不同城中村在空间结构、交通条件等方面差异,城中村流动人口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也不同,同时出现不同程度的职住空间错位。近郊城中村流动人口存在职住不匹配,面临长距离,长时间的通勤困境;远郊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压力相对较小,职住匹配较好,但远离城市核心区限制了这部分流动人口的空间移动范围,相应制约了其购物、学习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

(3) 通过Logit回归分析,城中村流动人口家庭就业人数、未成年人及老人数、来京时长、月收入、文化程度、工作行业、交通工具等因素影响其通勤距离。其中,未成年人及老年人数、来京时长,工作行业对通勤距离差异影响最为显著。各具体因素对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

4.2 讨论

当前,城中村流动人口居住—就业匹配程度不同,无论近郊长距离通勤,还是远郊职住匹配较好都反映了城市低收入群体择业难、职业培训缺乏、公共服务配套不够完善等社会问题。同时,随着北京市产业升级和非首都职能疏解,城中村流动人口的通勤格局可能趋向复杂,而如何关爱城中村该群体生活是未来政府部门和社会需要认真考虑的重要方面。为此,在“以人为本”思想指导及城中村特殊的城市居住形态下,政府在治理改善城中村环境的同时,应通过增加公共交通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住房以及规划政策等,解决城中村流动人口在居住、就业和通勤选择上可能出现的限制,增加他们在城市的认同度和幸福感,这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本文不足之处是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采用职住的直线距离,缺乏真实情况模拟,未来希望通过个体实时定位技术来测算实际通勤轨迹。另外,未对城中村流动人口就业方向与北京市整体产业布局关系进行梳理,流动人口居住与城中村关系如何也未分析,这些都关系到城中村流动人口的切身利益,也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党云晓, 董冠鹏, 余建辉, . 2015.

北京土地利用混合度对居民职住分离的影响

[J]. 地理学报, 70(6): 919-930.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6006      URL      摘要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深刻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尽管国内外学者关注土地利用方式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然而其研究方法均采用简单的单层模型,未能将数据的多层嵌套关系纳入模型中。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多层线性模型(Multilevel Models),以北京为例,同时分析了在居住地和工作地层级上的街道土地利用混合度对居民职住分离的影响,以及居民住房情况和社会经济属性对其职住分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微观层面的土地利用混合度的提升的确有利于减轻个体的职住分离;个体所在的工作地土地利用方式也对其职住分离产生影响,而且工作地对个体的影响要比居住地的影响更大;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住房情况等对其职住分离程度存在显著的影响;交叉分类多层线性模型适用于解决存在复杂嵌套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

[Dang Y X, Dong G P, Yu J H, et al.2015.

Impact of land-use mixed degree on resident's home-work separation in Beijing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0(6): 919-930.]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6006      URL      摘要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深刻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尽管国内外学者关注土地利用方式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然而其研究方法均采用简单的单层模型,未能将数据的多层嵌套关系纳入模型中。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多层线性模型(Multilevel Models),以北京为例,同时分析了在居住地和工作地层级上的街道土地利用混合度对居民职住分离的影响,以及居民住房情况和社会经济属性对其职住分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微观层面的土地利用混合度的提升的确有利于减轻个体的职住分离;个体所在的工作地土地利用方式也对其职住分离产生影响,而且工作地对个体的影响要比居住地的影响更大;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住房情况等对其职住分离程度存在显著的影响;交叉分类多层线性模型适用于解决存在复杂嵌套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
[2] 贾晓朋, 孟斌, 张媛媛. 2015.

北京市不同社区居民通勤行为分析

[J]. 地域研究与开发, 34(1): 55-5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15.01.010      URL      摘要

近年来北京市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交通拥堵、居住地和工作地分离、过度通勤等问题也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通勤行为研究对理解城市结构、合理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具有重要作用。以北京市政策性住房、胡同社区、单位社区和商品房四类居住区居民为对象,通过2012年城市居民职住分离抽样调查问卷获取了不同社区居民的居住地和工作地、通勤行为及居住满意度等基本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这些特征进行综合分析,试图理解社会极化加剧背景下不同社区居民通勤行为差异,丰富城市地理研究内容。结果发现:不同社区居民通勤行为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四类社区中政策性住房居民平均通勤时间最长为50.4 min(标准差24.7 min),单位社区居民平均通勤时间最短为33.6 min(标准差20.3 min);不同社区居民的通勤工具选择也明显不同,反映出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差异是通勤行为差异的重要因素。

[Jia X P, Meng B, Zhang Y Y.2015.

Analysis of the residents commuting behavior in different communities in Beijing City

[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34(1): 55-5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15.01.010      URL      摘要

近年来北京市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交通拥堵、居住地和工作地分离、过度通勤等问题也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通勤行为研究对理解城市结构、合理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具有重要作用。以北京市政策性住房、胡同社区、单位社区和商品房四类居住区居民为对象,通过2012年城市居民职住分离抽样调查问卷获取了不同社区居民的居住地和工作地、通勤行为及居住满意度等基本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这些特征进行综合分析,试图理解社会极化加剧背景下不同社区居民通勤行为差异,丰富城市地理研究内容。结果发现:不同社区居民通勤行为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四类社区中政策性住房居民平均通勤时间最长为50.4 min(标准差24.7 min),单位社区居民平均通勤时间最短为33.6 min(标准差20.3 min);不同社区居民的通勤工具选择也明显不同,反映出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差异是通勤行为差异的重要因素。
[3] 兰宗敏, 冯健. 2010.

城中村流动人口的时间利用以及生活活动时空间结构: 对北京5个城中村的调查

[J]. 地理研究, 29(6): 1092-1104.

https://doi.org/10.11821/yj2010060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北京5个城中村的问卷调查,从个体行为的角度系统研究了城中村流动人口日常生活活动的时间利用特征以及时空间结构。研究发现工作日中工作活动是支配活动,对其他活动时间起到制约作用,休息日娱乐时间占据主导地位,男女在时间分配特征上体现出较大不同;城中村流动人口工作日和休息日活动的时空间结构在性别上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在时间上,休息日大部分活动集中在自家;家中娱乐活动出现较强晚间高峰;在性别上,男性比女性外出娱乐活动多,出行距离更远,女性家务活动多于男性。人群个体日常活动的规律性可以为掌握城市人群生活空间结构、制定城市规划等提供重要参考。

[Lan Z M, Feng J.2010.

The time allocation and spatio-temporal structure of the activities of migrants in 'village in city': Surveys in five 'villages in city' in Beijing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9(6): 1092-1104.]

https://doi.org/10.11821/yj2010060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北京5个城中村的问卷调查,从个体行为的角度系统研究了城中村流动人口日常生活活动的时间利用特征以及时空间结构。研究发现工作日中工作活动是支配活动,对其他活动时间起到制约作用,休息日娱乐时间占据主导地位,男女在时间分配特征上体现出较大不同;城中村流动人口工作日和休息日活动的时空间结构在性别上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在时间上,休息日大部分活动集中在自家;家中娱乐活动出现较强晚间高峰;在性别上,男性比女性外出娱乐活动多,出行距离更远,女性家务活动多于男性。人群个体日常活动的规律性可以为掌握城市人群生活空间结构、制定城市规划等提供重要参考。
[4] 兰宗敏, 冯健. 2012.

城中村流动人口日常活动时空间结构: 基于北京若干典型城中村的调查

[J]. 地理科学, 32(4): 409-417.

https://doi.org/10.1071/PY0406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对北京5个城中村进行24 h活动日志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城中村流动人口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时间利用分别可以划分为6类,每一类的时间利用特征都与社会环境及该类人群的属性特征密切相关,其中工作、娱乐、家务等活动起主导作用。就城中村流动人口而言,不同类别人群工作日和休息日活动的时空间结构与其时间利用特征紧密联系,同样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生活活动路径展示出居民的日常活动正越来越表现出个性化、多样化和差异性的特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宏观环境、生活空间以及自身特征3个层次的影响因素综合作用于居民的个体行为,导致城中村流动人口活动时空间结构展现出独特的特征。基于微观个体的日常活动研究可以为掌握城市人群生活空间结构、制定城市规划等提供重要参考。

[Lan Z M, Feng J.2012.

The spatio-temporal structure of migrant's daily activities of village in city: Case of typical villages in city of Beijing, China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2(4): 409-417.]

https://doi.org/10.1071/PY0406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对北京5个城中村进行24 h活动日志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城中村流动人口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时间利用分别可以划分为6类,每一类的时间利用特征都与社会环境及该类人群的属性特征密切相关,其中工作、娱乐、家务等活动起主导作用。就城中村流动人口而言,不同类别人群工作日和休息日活动的时空间结构与其时间利用特征紧密联系,同样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生活活动路径展示出居民的日常活动正越来越表现出个性化、多样化和差异性的特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宏观环境、生活空间以及自身特征3个层次的影响因素综合作用于居民的个体行为,导致城中村流动人口活动时空间结构展现出独特的特征。基于微观个体的日常活动研究可以为掌握城市人群生活空间结构、制定城市规划等提供重要参考。
[5] 李晴, 常青. 2002.

“城中村”改造实验: 以珠海吉大村为例

[J]. 城市规划, 26(11): 23-27, 45.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2.11.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分析了珠海吉大村演变的历程和目前存在的建筑密度大、道路不成系统、治安混乱、公共服务设施缺少、小农思想严重等方面的问题,对吉大村的街道、祠堂、古住宅建筑的历史价值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吉大村的改造的目标和定位,提出了“保留优秀的建筑遗产”,对“吉芝街进行保护性改造”,“引导社区新风尚的形成”等改造措施。

[Li Q, Chang Q.2002.

Experiment for the renovation of "city village": Jida Village in Zhuhai City as the example

[J]. City Planning Review, 26(11): 23-27, 45.]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2.11.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分析了珠海吉大村演变的历程和目前存在的建筑密度大、道路不成系统、治安混乱、公共服务设施缺少、小农思想严重等方面的问题,对吉大村的街道、祠堂、古住宅建筑的历史价值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吉大村的改造的目标和定位,提出了“保留优秀的建筑遗产”,对“吉芝街进行保护性改造”,“引导社区新风尚的形成”等改造措施。
[6] 李小广, 邱道持, 李凤, . 2013.

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社区居民的职住空间匹配

[J]. 地理研究, 32(8): 1457-1466.

URL      摘要

居住与就业间的空间组织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国外自20世纪60年代提出后引发了大量关于弱势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机会及其关系的实证研究。近年来在中国城市快速空间重构的背景下,中低收入群体的职住分离现象也引起广泛关注。运用职住空间错位理论,以重庆市主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社区为案例进行研究,对541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分析表明①公共租赁住房居民搬迁前通勤距离与通勤时间的均值分别从6.5km与32min,增加到搬迁后的15km与52min;②Logit回归分析表明,群体类型对公共租赁住房居民通勤时间差异影响最为显著,年龄与居民通勤时间呈负相关关系,性别与年龄对通勤时间产生较显著影响。③公共租赁住房供应的政策性因素造成了被动迁移型空间不匹配现象,是其住户的区位选择与主要就业场所不匹配而引发的,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公共租赁住房合理的空间布局方案和实施途径,尽可能将公共租赁住房区位规划在内城。

[Li X G, Qiu D C, Li F, et al.2013.

Matching analysis of the job and residence space of residents in the public rental housing community in Chongqing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2(8): 1457-1466.]

URL      摘要

居住与就业间的空间组织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国外自20世纪60年代提出后引发了大量关于弱势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机会及其关系的实证研究。近年来在中国城市快速空间重构的背景下,中低收入群体的职住分离现象也引起广泛关注。运用职住空间错位理论,以重庆市主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社区为案例进行研究,对541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分析表明①公共租赁住房居民搬迁前通勤距离与通勤时间的均值分别从6.5km与32min,增加到搬迁后的15km与52min;②Logit回归分析表明,群体类型对公共租赁住房居民通勤时间差异影响最为显著,年龄与居民通勤时间呈负相关关系,性别与年龄对通勤时间产生较显著影响。③公共租赁住房供应的政策性因素造成了被动迁移型空间不匹配现象,是其住户的区位选择与主要就业场所不匹配而引发的,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公共租赁住房合理的空间布局方案和实施途径,尽可能将公共租赁住房区位规划在内城。
[7] 李钊. 2001.

“城中村”改造途径的思考

[J]. 安徽建筑, 8(3): 8-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7-7359.2001.03.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1."城中村"的概念 所谓"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将一些距新、旧城区较近的村庄包入城市建设用地内.这些被纳入城市建设用地的村庄,本文将它称为"城中村".

[Li Z.2001.

"Chengzhongcun" gaizao tujing de sikao

[J]. Anhui Architecture, 8(3): 8-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7-7359.2001.03.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1."城中村"的概念 所谓"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将一些距新、旧城区较近的村庄包入城市建设用地内.这些被纳入城市建设用地的村庄,本文将它称为"城中村".
[8] 刘志林, 王茂军. 2011.

北京市职住空间错位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分析: 基于就业可达性与通勤时间的讨论

[J]. 地理学报, 66(4): 457-467.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4003      URL      摘要

基于问卷调查的非汇总数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测度了北京城市124个街 道的就业可达性,并作为职住空间错位的标度指标,讨论了职住空间错位与居民通勤时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就业可达性高于郊区,高就业 可达性的街道主要集中在二环以内及东二环至东四环的东北一隅。②全体样本的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社会经济属性与住房状况等条件下,街道就业可达性对通勤时 间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就业可达性平方与居民通勤时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③分收入组来看,中高收入组两变量影响均不显著,中低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就业可达性对 通勤时间的影响显著,表现为通勤时间与就业可达性为正向相关,与就业可达性平方为负向相关,说明一定的阈值范围内居住街道就业可达性的提高鼓励居民延长通 勤时间,但超过一定阈值后则限制居民长时间通勤。该结果与西方城市研究的研究结论不同,反映出中国城市处于空间重构和转型期的独特性。但二者的共同点是低 收入居民等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城市职住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的制约,城市规划和住房政策应更加重视通过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消减低收入居民面临的空间障碍。

[Liu Z L, Wang M J.2011.

Job accessibility and its impacts on commuting time of urban residents in Beijing: From a spatial mismatch perspective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6(4): 457-467.]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4003      URL      摘要

基于问卷调查的非汇总数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测度了北京城市124个街 道的就业可达性,并作为职住空间错位的标度指标,讨论了职住空间错位与居民通勤时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就业可达性高于郊区,高就业 可达性的街道主要集中在二环以内及东二环至东四环的东北一隅。②全体样本的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社会经济属性与住房状况等条件下,街道就业可达性对通勤时 间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就业可达性平方与居民通勤时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③分收入组来看,中高收入组两变量影响均不显著,中低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就业可达性对 通勤时间的影响显著,表现为通勤时间与就业可达性为正向相关,与就业可达性平方为负向相关,说明一定的阈值范围内居住街道就业可达性的提高鼓励居民延长通 勤时间,但超过一定阈值后则限制居民长时间通勤。该结果与西方城市研究的研究结论不同,反映出中国城市处于空间重构和转型期的独特性。但二者的共同点是低 收入居民等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城市职住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的制约,城市规划和住房政策应更加重视通过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消减低收入居民面临的空间障碍。
[9] 刘志林, 王茂军, 柴彦威. 2010.

空间错位理论研究进展与方法论评述

[J]. 人文地理, 25(1): 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空间错位理论是西方城市地理和城市规划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自上世纪60年代提出以来引发了大量关注弱势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机会的实证研究。近年来中国城市快速空间重构背景下的职住分离现象也引起学者关注。本文首先回顾了空间错位假设的提出背景、基本假设和主要实证研究结论,重点评述了近年来美国空间错位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进展及主要挑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空间错位理论对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研究的借鉴意义。

[Liu Z L, Wang M J, Chai Y W.2010.

Spatial mismatch theory: A review on empirical research and methodology

[J]. Human Geography, 25(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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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错位理论是西方城市地理和城市规划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自上世纪60年代提出以来引发了大量关注弱势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机会的实证研究。近年来中国城市快速空间重构背景下的职住分离现象也引起学者关注。本文首先回顾了空间错位假设的提出背景、基本假设和主要实证研究结论,重点评述了近年来美国空间错位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进展及主要挑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空间错位理论对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研究的借鉴意义。
[10] 卢小君, 陈慧敏. 2012.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现状与测度: 基于大连市的调查数据

[J]. 城市问题, (9): 69-7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逐步成为影响城市管理的重要因素。利用对大连市1017名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从公共服务、经济地位、社会保障、社区参与和身份认同5个方面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进行了测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合程度偏低。从具体维度来看,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程度较好,而他们享受的公共服务有限,其经济地位、社会保障、社区参与的融合程度呈现出依次下降的趋势。户籍因素造成的"城乡差分"使得城—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高于乡—城流动人口,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也是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的重要因素。

[Lu X J, Chen H M.2012.

Current status and measurement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The case of Dalian City

[J]. Urban Problems, (9): 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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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逐步成为影响城市管理的重要因素。利用对大连市1017名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从公共服务、经济地位、社会保障、社区参与和身份认同5个方面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进行了测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合程度偏低。从具体维度来看,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程度较好,而他们享受的公共服务有限,其经济地位、社会保障、社区参与的融合程度呈现出依次下降的趋势。户籍因素造成的"城乡差分"使得城—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高于乡—城流动人口,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也是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的重要因素。
[11] 罗仁朝, 王德. 2008.

基于聚集指数测度的上海市流动人口分布特征分析

[J]. 城市规划学刊, (4): 81-8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08.04.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提出以"聚集指数"来描述流动人口聚集程度的方法:利用上海市五普数据对流动人口空间聚集特征进行分析,揭示了上海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分析结果表明,上海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为"环状"与"放射状"相叠合:而社会空间分布特征是流动人口集聚空间与城市户籍居民中的劳动者阶层、初中以下人群、25-44岁年龄群体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即流动人口进入城市进一步加剧了城市社会阶层、教育程度、年龄结构等社会因子的分异程度。

[Luo R C, Wang D.2008.

An analysis on characteristic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Shanghai by means of accumula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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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08.04.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提出以"聚集指数"来描述流动人口聚集程度的方法:利用上海市五普数据对流动人口空间聚集特征进行分析,揭示了上海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分析结果表明,上海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为"环状"与"放射状"相叠合:而社会空间分布特征是流动人口集聚空间与城市户籍居民中的劳动者阶层、初中以下人群、25-44岁年龄群体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即流动人口进入城市进一步加剧了城市社会阶层、教育程度、年龄结构等社会因子的分异程度。
[12] 孟斌, 于慧丽, 郑丽敏. 2012.

北京大型居住区居民通勤行为对比研究: 以望京居住区和天通苑居住区为例

[J]. 地理研究, 31(11): 2069-2079.

https://doi.org/10.11821/yj2012110014      URL      摘要

郊区化的过程中,居住-就业均衡性存在解体和重构的过程。以北京郊区两个大型居住区——望京居住区和天通苑居住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了居民居住、就业以及通勤等方面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通勤时间较长是近郊大型居住区居民的共性,但由于大型居住区功能定位的差异以及所在区位和道路体系的差异,单一型居住区和混合型居住区也存在高峰通勤出行时间、通勤工具选择和通勤流向等通勤行为的差异。对这些主要影响因素加以合理规划,对解决郊区化过程造成的制住分离加剧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Meng B, Yu H L, Zheng L M.2012.

The analysis of commuting behavior in the huge residential districts: A case study of Wangjing and Tiantongyuan in Beijing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1(11): 2069-2079.]

https://doi.org/10.11821/yj2012110014      URL      摘要

郊区化的过程中,居住-就业均衡性存在解体和重构的过程。以北京郊区两个大型居住区——望京居住区和天通苑居住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了居民居住、就业以及通勤等方面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通勤时间较长是近郊大型居住区居民的共性,但由于大型居住区功能定位的差异以及所在区位和道路体系的差异,单一型居住区和混合型居住区也存在高峰通勤出行时间、通勤工具选择和通勤流向等通勤行为的差异。对这些主要影响因素加以合理规划,对解决郊区化过程造成的制住分离加剧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13] 宋金平, 王恩儒, 张文新, . 2007.

北京住宅郊区化与就业空间错位

[J]. 地理学报, 62(4): 387-396.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04.005      URL      摘要

北京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郊区化,其住宅郊区化特点尤为突出。北京市住宅郊区化的驱动力与西方城市的郊区化相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差异,相似之处是:都是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以及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施和城市规划的引导;不同之处在于北京的住宅郊区化是一种被动的郊区化。居民本身并不想离开市区,但是旧城改造与市区内高昂的房价迫使居民不得不到郊区购房。随着住宅郊区化的大规模发展,北京也出现了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问题,这种空间错位虽然与美国郊区化过程中空间错位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出现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分离,造成低收入阶层通勤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增加,导致交通拥挤、社会隔离等社会问题。

[Song J P, Wang E R, Zhang W X, et al.2007.

Housing suburbanization and employment spatial mismatch in Beijing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2(4): 387-396.]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04.005      URL      摘要

北京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郊区化,其住宅郊区化特点尤为突出。北京市住宅郊区化的驱动力与西方城市的郊区化相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差异,相似之处是:都是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以及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施和城市规划的引导;不同之处在于北京的住宅郊区化是一种被动的郊区化。居民本身并不想离开市区,但是旧城改造与市区内高昂的房价迫使居民不得不到郊区购房。随着住宅郊区化的大规模发展,北京也出现了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问题,这种空间错位虽然与美国郊区化过程中空间错位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出现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分离,造成低收入阶层通勤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增加,导致交通拥挤、社会隔离等社会问题。
[14] 孙斌栋, 但波. 2015.

上海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

[J]. 地理学报, 70(10): 1664-1674.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10010      URL      摘要

伴随中国快速城市化与机动化进程,私人汽车拥有量不断增长,由此引起的交通拥堵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基于上海市区的居民通勤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项Logit模型检验了街道尺度城市建成环境对于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提高居住地的人口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与十字路口比重,可以减少小汽车通勤方式的选择,而就业地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影响相对较弱;建成环境对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会因个体的社会经济异质性而不同。这些结论为通过优化土地利用规划来优化居民通勤结构的城市交通和城市规划政策提供了启示。

[Sun B D, Dan B.2015.

Impact of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on residential choice of commuting mode in Shanghai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0(10): 1664-1674.]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10010      URL      摘要

伴随中国快速城市化与机动化进程,私人汽车拥有量不断增长,由此引起的交通拥堵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基于上海市区的居民通勤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项Logit模型检验了街道尺度城市建成环境对于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提高居住地的人口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与十字路口比重,可以减少小汽车通勤方式的选择,而就业地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影响相对较弱;建成环境对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会因个体的社会经济异质性而不同。这些结论为通过优化土地利用规划来优化居民通勤结构的城市交通和城市规划政策提供了启示。
[15] 孙斌栋, 潘鑫, 宁越敏. 2008.

上海市就业与居住空间均衡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分析

[J]. 城市规划学刊, (1): 77-8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08.01.012      URL      摘要

借鉴国外文献关于就业与居住空间均衡对交通出行影响的研究方法,构造了测度就业-居住空间均衡的指数,对上海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上海的就业-居住空间均衡性趋于减弱,表现为,核心区和紧邻外围区以服务业就业为主导功能,多数外围区和近郊区以居住功能占主导,远郊区又是以就业为主要性质,但以制造业为主。城市交通层面上的后果是,跨区交通出行增加,平均出行时距和距离上升。针对上述结论对现行城市规划政策进行检讨,并得出应该增加用地功能复合性等政策启示。

[Sun B D, Pan X, Ning Y M.2008.

Analysis on influence of job-housing balance on commute travel in Shanghai

[J]. Urban Planning Forum, (1): 77-8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08.01.012      URL      摘要

借鉴国外文献关于就业与居住空间均衡对交通出行影响的研究方法,构造了测度就业-居住空间均衡的指数,对上海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上海的就业-居住空间均衡性趋于减弱,表现为,核心区和紧邻外围区以服务业就业为主导功能,多数外围区和近郊区以居住功能占主导,远郊区又是以就业为主要性质,但以制造业为主。城市交通层面上的后果是,跨区交通出行增加,平均出行时距和距离上升。针对上述结论对现行城市规划政策进行检讨,并得出应该增加用地功能复合性等政策启示。
[16] 陶海燕, 周淑丽, 卓莉. 2014.

城中村有序改造的群决策: 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为例

[J]. 地理研究, 33(7): 1207-1216.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7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公众参与已成为城市规划过程中 的法定程序之一,因此研究公众参与下的城中村有序改造,对于探索中国城中村改造实施机制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公民个体由于信息的缺乏以及受到自 身知识、阅历等的限制,通常只能对一定范围内的部分空间环境进行有效地观察,形成一定的感知,即仅仅能给出各自偏好下的对部分方案的评估序列,而传统的群 决策方法不能很好地处理较大比例数据的缺失问题。采用基于马尔科夫链的MC 4启发式算法,对多个部分序进行融合,得到一个初始序列,然后对该初始序列进行Kemeny局部优化形成群决策结果。以广州市52个全面改造的城中村改造 为例,首先构造三种不同类型的城中村居民决策者和一类环境保护决策者;其次四类决策者个体分别从各自不同的利益角度出发,对其感知空间内的部分城中村改造 的迫切程度进行评估并排序;然后采用Python编程实现了Kemeny局部优化算法对四类决策者的评估序列进行融合,得到52个城中村改造的群决策结 果;群决策结果与个体决策方案之间的Kendall tau距离为0.2873,说明该方法得到的群决策结果与个体决策者之间的决策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研究表明,该方法摒弃传统的个案剔除法以及各种各样的数 据插补方法,充分利用隐藏在这些数据中的信息,保证数据的客观性和结果的正确性,可以为公众参与的民主决策提供定量化的方法,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 决策支持。

[Tao H Y, Zhou S L, Zhuo L.2014.

Group decision-making on well-order renovation of urban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3(7): 1207-1216.]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7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公众参与已成为城市规划过程中 的法定程序之一,因此研究公众参与下的城中村有序改造,对于探索中国城中村改造实施机制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公民个体由于信息的缺乏以及受到自 身知识、阅历等的限制,通常只能对一定范围内的部分空间环境进行有效地观察,形成一定的感知,即仅仅能给出各自偏好下的对部分方案的评估序列,而传统的群 决策方法不能很好地处理较大比例数据的缺失问题。采用基于马尔科夫链的MC 4启发式算法,对多个部分序进行融合,得到一个初始序列,然后对该初始序列进行Kemeny局部优化形成群决策结果。以广州市52个全面改造的城中村改造 为例,首先构造三种不同类型的城中村居民决策者和一类环境保护决策者;其次四类决策者个体分别从各自不同的利益角度出发,对其感知空间内的部分城中村改造 的迫切程度进行评估并排序;然后采用Python编程实现了Kemeny局部优化算法对四类决策者的评估序列进行融合,得到52个城中村改造的群决策结 果;群决策结果与个体决策方案之间的Kendall tau距离为0.2873,说明该方法得到的群决策结果与个体决策者之间的决策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研究表明,该方法摒弃传统的个案剔除法以及各种各样的数 据插补方法,充分利用隐藏在这些数据中的信息,保证数据的客观性和结果的正确性,可以为公众参与的民主决策提供定量化的方法,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 决策支持。
[17] 汪明峰, 程红, 宁越敏. 2015.

上海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

[J]. 地理学报, 70(8): 1243-1255.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8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上海市城中村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维度,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从外来人口的个体因素和流入地因素两方面考察了对社会融合及其主因子的影响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由社会关系融合、经济融合、心理融合和文化融合4个维度构成。从因子得分来看,上海城中村的社会融合程度总体水平并不高;在各个维度上,从社会关系、心理、文化到经济的融合程度依次降低。总体而言,流入地因素对于城中村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要大于个体层面因素。其中,个体层次因素对心理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最大,而流入地因素则对经济融合因子和社会关系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都较大。研究还表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与其居住社会空间紧密相关。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Wang M F, Cheng H, Ning Y M.2015.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in Shanghai's urban villages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0(8): 1243-1255.]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8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上海市城中村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维度,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从外来人口的个体因素和流入地因素两方面考察了对社会融合及其主因子的影响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由社会关系融合、经济融合、心理融合和文化融合4个维度构成。从因子得分来看,上海城中村的社会融合程度总体水平并不高;在各个维度上,从社会关系、心理、文化到经济的融合程度依次降低。总体而言,流入地因素对于城中村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要大于个体层面因素。其中,个体层次因素对心理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最大,而流入地因素则对经济融合因子和社会关系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都较大。研究还表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与其居住社会空间紧密相关。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18] 王宁, 王录仓, 李纯斌, . 2009.

基于“空间失配”假设的居民就业障碍研究: 以兰州市城关区城中村为例

[J]. 经济地理, 29(4): 650-65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空间失配"假设自提出以来,其研究成果对国外城市就业政策、空间发展政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我国该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且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方面.文章借鉴国外"空间失配"理论,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对兰州市城关区城中村就业问题中存在的空间障碍进行了研究.

[Wang N, Wang L C, Li C B, et al.2009.

Study on employment obstacles of the residents based on "spatial mismatch": Taking city village in Chengguan District of Lanzhou City as the example

[J]. Economic Geography, 29(4): 650-65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空间失配"假设自提出以来,其研究成果对国外城市就业政策、空间发展政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我国该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且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方面.文章借鉴国外"空间失配"理论,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对兰州市城关区城中村就业问题中存在的空间障碍进行了研究.
[19] 徐卞融, 吴晓. 2010.

基于“居住—就业”视角的南京市流动人口职住空间分离量化

[J]. 城市规划学刊, (5): 87-9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10.05.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暂住人口以及抽样调查的统计数据,对南京市主城区流动人口职住分离状况进行分析。首先对南京市流动人口职住分离进行定量测度,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地理分布特征,然后分别就"居住-就业"空间的单因子、主要影响因子以及空间分异在空间上的聚类进行对比研究,最后分别从个体和外部两个层面分析其影响因素。

[Xu B R, Wu X.2010.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separation of residential and employment spac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Nanjing

[J]. Urban Planning Forum, (5): 87-9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10.05.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暂住人口以及抽样调查的统计数据,对南京市主城区流动人口职住分离状况进行分析。首先对南京市流动人口职住分离进行定量测度,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地理分布特征,然后分别就"居住-就业"空间的单因子、主要影响因子以及空间分异在空间上的聚类进行对比研究,最后分别从个体和外部两个层面分析其影响因素。
[20] 杨菊华, 张莹, 陈志光. 2013.

北京市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研究: 基于不同代际、户籍及地区的比较

[J]. 人口与经济, (3): 43-5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4149.2013.03.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不同代际、户籍的流动人口有着明显的差别特征,从而对北京市有着不同的认同意愿和认同结果.本文使用定量数据,基于比较视角,分析了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现状、模式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对流入地都有强烈的融入意愿,尽管意愿与结果之间存在明显的背离;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显著超过其他地区流动人口,说明流动人口对北京怀有更强的期待;北京市年长流动人口比青年流动人口有着更强的认同意愿,且乡—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超过城—城流动人口.

[Yang J H, Zhang Y, Chen Z G.2013.

Migrants' identificational assimilation in Beijing: A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generation, hukou and area

[J]. Population & Economics, (3): 43-5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4149.2013.03.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不同代际、户籍的流动人口有着明显的差别特征,从而对北京市有着不同的认同意愿和认同结果.本文使用定量数据,基于比较视角,分析了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现状、模式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对流入地都有强烈的融入意愿,尽管意愿与结果之间存在明显的背离;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显著超过其他地区流动人口,说明流动人口对北京怀有更强的期待;北京市年长流动人口比青年流动人口有着更强的认同意愿,且乡—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超过城—城流动人口.
[21] 英成龙, 雷军, 段祖亮, . 2016.

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组织特征及影响因素

[J]. 地理科学进展, 35(4): 462-475.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4.007      URL      摘要

本文借助职住分离指数分析法从宏观层面分析了乌鲁木齐市辖区的职住空间匹配状况,利用问卷调查数据,从微观角度分析了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的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研究发现:职住空间分离是乌鲁木齐城市空间结构的突出特征;全市职住空间不匹配程度较大,居住主导区的街道有35个,占街道总数的44.3%;就业主导区的街道有25个,占街道总数的31.65%;基本匹配区的街道仅有7个。居住区类型、居民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收入水平、住房形式等社会经济属性对其职住分离程度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采用GWR模型定量分析了职住空间关系的影响因素,认为学历构成、住房产权性质、职业类型、流动人口以及住房面积是影响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关系的主要因素。

[Ying C L, Lei J, Duan Z L, et al.2016.

Characteristics of jobs-housing spatial organization in Urumqi C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5(4): 462-475.]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4.007      URL      摘要

本文借助职住分离指数分析法从宏观层面分析了乌鲁木齐市辖区的职住空间匹配状况,利用问卷调查数据,从微观角度分析了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的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研究发现:职住空间分离是乌鲁木齐城市空间结构的突出特征;全市职住空间不匹配程度较大,居住主导区的街道有35个,占街道总数的44.3%;就业主导区的街道有25个,占街道总数的31.65%;基本匹配区的街道仅有7个。居住区类型、居民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收入水平、住房形式等社会经济属性对其职住分离程度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采用GWR模型定量分析了职住空间关系的影响因素,认为学历构成、住房产权性质、职业类型、流动人口以及住房面积是影响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关系的主要因素。
[22] 余运江, 高向东, 郭庆. 2012.

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基于上海的调查分析

[J]. 人口与经济, (1): 57-6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上海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资料,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结构维度、现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会融合结构维度包括经济适应、社会接纳、文化与心理融合;社会融合度较高,但融合质量有待提高;社会融合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个人特征、经济因素以及制度安排,个人特征是基础性因素,经济因素不再是影响社会融合最重要的因素,但与社会融合呈现复杂的线性关系,制度因素特别是参与社会养老保险最为重要。

[Yu Y J, Gao X D, Guo Q.2012.

Research on social integration for new genera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Based on the survey in Shanghai

[J]. Population & Economics, (1): 57-6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上海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资料,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结构维度、现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会融合结构维度包括经济适应、社会接纳、文化与心理融合;社会融合度较高,但融合质量有待提高;社会融合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个人特征、经济因素以及制度安排,个人特征是基础性因素,经济因素不再是影响社会融合最重要的因素,但与社会融合呈现复杂的线性关系,制度因素特别是参与社会养老保险最为重要。
[23] 张京祥, 赵伟. 2007.

二元规制环境中城中村发展及其意义的分析

[J]. 城市规划, 31(1): 63-67.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7.01.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中村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由于二元规制环境作用而产生的一类独特的地域空间.本文对以往许多研究中将城中村简单地视为"毒瘤"并进行过多指责的认识进行了反思,分别从土地、住房、市政管理等各种城市制度环境的二元性方面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指出城中村形成与发展的原因与动力并不能全部归因于原住民主动、非法获取城市发展的"外溢效应",而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地方城市政府现行政策的"趋利性"、"二元性"而造成的.城中村在支撑中国快速而"粗放"的城市化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作用,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因此,相应对城中村的有效改造必须摈弃简单的"推土机"方式,而是要从制度层面上进行深刻变革,从根本上消除城市政府的"趋利性"和"二元政策".

[Zhang J X, Zhao W.2007.

City village in dual-system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J]. City Planning Review, 31(1): 63-67.]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7.01.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中村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由于二元规制环境作用而产生的一类独特的地域空间.本文对以往许多研究中将城中村简单地视为"毒瘤"并进行过多指责的认识进行了反思,分别从土地、住房、市政管理等各种城市制度环境的二元性方面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指出城中村形成与发展的原因与动力并不能全部归因于原住民主动、非法获取城市发展的"外溢效应",而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地方城市政府现行政策的"趋利性"、"二元性"而造成的.城中村在支撑中国快速而"粗放"的城市化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作用,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因此,相应对城中村的有效改造必须摈弃简单的"推土机"方式,而是要从制度层面上进行深刻变革,从根本上消除城市政府的"趋利性"和"二元政策".
[24] 张艳, 柴彦威. 2013.

生活活动空间的郊区化研究

[J]. 地理科学进展, 32(12): 1723-1731.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3.1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城市的郊区化不仅重塑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还推动了居民生活方式与生活活动空间的转变.生活活动空间的郊区化成为继人口、工业、商业及办公业等郊区化浪潮之后,郊区化发展的新趋势.面对郊区化所伴随的能源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生活质量下降,以及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异等新问题,亟待引入行为研究方法,从个体生活活动空间的视角重新解读中国城市郊区化的过程,并反思目前郊区化进程中城市空间组织及发展模式的弊端.本文以生活活动空间为切入点,将地理学与社会学相结合,提出了新的郊区化研究视角、研究框架、研究内容与方法,试图基于完整的个体生活经历,对以往单一要素的郊区化研究进行整合,并借助GIS进行可视化的地理叙事方法,为开展生活活动空间的郊区化研究提供有效途径;这不仅对于郊区化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丰富了基于个体行为的城市空间研究框架.

[Zhang Y, Chai Y W.2013.

Study on suburbanization of living and activity space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2(12): 1723-1731.]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3.1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城市的郊区化不仅重塑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还推动了居民生活方式与生活活动空间的转变.生活活动空间的郊区化成为继人口、工业、商业及办公业等郊区化浪潮之后,郊区化发展的新趋势.面对郊区化所伴随的能源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生活质量下降,以及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异等新问题,亟待引入行为研究方法,从个体生活活动空间的视角重新解读中国城市郊区化的过程,并反思目前郊区化进程中城市空间组织及发展模式的弊端.本文以生活活动空间为切入点,将地理学与社会学相结合,提出了新的郊区化研究视角、研究框架、研究内容与方法,试图基于完整的个体生活经历,对以往单一要素的郊区化研究进行整合,并借助GIS进行可视化的地理叙事方法,为开展生活活动空间的郊区化研究提供有效途径;这不仅对于郊区化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丰富了基于个体行为的城市空间研究框架.
[25] 周素红, 闫小培. 2006.

基于居民通勤行为分析的城市空间解读: 以广州市典型街区为案例

[J]. 地理学报, 61(2): 179-189.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6.02.007      URL      摘要

行为研究是近年来人文地理研究中颇受关注的领域之一,对微观行为进行宏观归纳,进而解释人地关系是提升其理论价值的重要方向之一。GIS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研究手段上的瓶颈问题。本文将GIS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构建基于智能图的微观行为调查方法体系,并利用GIS实现微观行为及空间感知的宏观空间模拟,探讨基于城市居民通勤行为分析的空间解读方法。同时,将该方法运用于广州市,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街区进行研究。通过调查,获取典型街区实体空间信息、被调查者社会属性、通勤行为空间和对通勤沿路相关实体要素的感知等信息,进行分析与模拟。一方面,分析认为,居民通勤行为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实体空间的现状及其演化,同时,与社会空间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以调查获取的数据为实验基础,利用GIS进行基于个体对实体空间感知的宏观效果模拟实验,该方法能较好地解读实体空间的特征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具有一定的可拓展性。

[Zhou S H, Yan X P.2006.

The impact of commuters' travel pattern on urban structure: A case study in some typical communities in Guangzhou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1(2): 179-189.]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6.02.007      URL      摘要

行为研究是近年来人文地理研究中颇受关注的领域之一,对微观行为进行宏观归纳,进而解释人地关系是提升其理论价值的重要方向之一。GIS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研究手段上的瓶颈问题。本文将GIS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构建基于智能图的微观行为调查方法体系,并利用GIS实现微观行为及空间感知的宏观空间模拟,探讨基于城市居民通勤行为分析的空间解读方法。同时,将该方法运用于广州市,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街区进行研究。通过调查,获取典型街区实体空间信息、被调查者社会属性、通勤行为空间和对通勤沿路相关实体要素的感知等信息,进行分析与模拟。一方面,分析认为,居民通勤行为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实体空间的现状及其演化,同时,与社会空间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以调查获取的数据为实验基础,利用GIS进行基于个体对实体空间感知的宏观效果模拟实验,该方法能较好地解读实体空间的特征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具有一定的可拓展性。
[26] Aguilera A.2005.

Growth in commuting distances in French polycentric metropolitan areas: Paris, Lyon and Marseille

[J]. Urban Studies, 42(9): 1537-1547.

https://doi.org/10.1080/0042098050018538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t has frequently been suggested in the literature that a polycentric distribution of employment and people shortens commuting distances because people locate within or close to their employment sub-centre (the co-location hypothesis). Having studied the three biggest French metropolitan areas over the past decade it has been established that co-location affects only a minority of inhabitants, of whom there are fewer in 1999 than there were nine years earlier. Indeed, the majority of people living in a sub-centre work outside their sub-centre of residence. This situation was even more marked in 1999 than it was in 1990. In addition to this, the majority of jobs located in sub-centres are held by non-residents who are generally living further and further from their place of work.
[27] Giuliano G.1991.

Is jobs-housing balance a transportation issue

[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Record, 1305: 305-312.

[本文引用: 1]     

[28] Horner M W.2004.

Spatial dimensions of urban commuting: A review of major issu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geographic research

[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56(2): 160-173.

https://doi.org/10.1111/j.0033-0124.2004.05602002.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Modern urban transportation systems continuously challenge, and are challenged by, the changing nature of 21st-century travel demand. Today, congestion is the norm in c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are seeking solutions to these problems. Urban commuting is identified as contributing to the suboptimal performance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s. This paper offers a review and critique of recent research on urban commuting, emphasizing geographical dimensions of this topic. Three broad areas of research related to urban commuting are discussed. These include (1) urban sustainability, (2) land use, and (3)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Major themes are examined in an effort to elicit thought on future geographic research.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paper, summary remarks are provided and avenues for research are outlined.
[29] Lee B S, McDonald J F.2003.

Determinants of commuting time and distance for Seoul residents: The impact of family status on the commuting of women

[J]. Urban Studies, 40(7): 1283-1302.

https://doi.org/10.1080/00420980320000846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paper performs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identify a large number of determinants of commuting time and distance for Seoul residents using the 2 per cent public-use sample data tape of the 1995 Korean Population Census. Among the numerous findings, it is noted that commuting times and distances are longer for male workers, full-time salaried workers, workers with more education, home-owners and male workers in the prime earning years (over age 35). It is found that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of childcar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shorter commuting of Korean married women.
[30] Levine J.1998.

Rethinking accessibility and jobs-housing balance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64(2): 133-149.

https://doi.org/10.1080/0194436980897597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rough estimation of a discrete choice model of residential location, this study argues that commute time remains a dominant determinant of residential location at the regional scale, and that provision of affordable housing near employment concentrations can influence residential location decisions for low-to-moderate-income, single-worker households. But the significance of jobs-housing balance is not in reducing congestion; even when successful, such policies will have little impact on average travel speeds. Rather, the relaxation of suburban regulation that could lead to improved matches between home and workplace is seen as enhancing the range of households' choices about residence and transportation.
[31] Peng Z R.1997.

The jobs-housing balance and urban commuting

[J]. Urban Studies, 34(8): 1215-1235.

https://doi.org/10.1080/004209897560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s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 techniques and a piece-wise, non-linear model-spline functions o analyse empiric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jobs-housing ratio and urban commuting patterns in terms of vehicle miles travelled (VMT) and trip length. A dynamic buffering process in GIS is developed to measure the jobs-housing ratio within floating catchment areas of a 5-7 mile (8.05-11.27 km) radius as opposed to pre-defined and arbitrary jurisdictional boundaries. This study found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jobs-housing ratio and VMT and trip length in the Portland, Oregon, metropolitan area. Only when the jobs-housing ratio is less than 1.2 or larger than 2.8 do VMT vary noticeably as the jobs-housing ratio changes. Marginal changes in VMT are small when the jobs-housing ratio is between 1.2 and 2.8. Since most areas in the study region have a job-household ratio between 1.2 and 2.8, any changes in the jobs-housing ratio will have little impact on VMT. Consequently, hardly any land use policy changes could affect the jobs-housing ratio enough to produce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VMT per capita, and jobs-housing policy will have limited impact on VMT at the regional level.
[32] Shen Q.2000.

Spati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commuting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66(1): 68-82.

https://doi.org/10.1080/0194436000897608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 empirical study aimed at filling in some gap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commuting patterns in large metropolitan areas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addresses two questions: does commute time vary substantially and systematically among neighborhoods located in the central city, and what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can explain variations in commute time. Thematic maps for the 20 largest metropolitan ar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gression models for the Boston, Massachusetts, case reveal important spati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commuting. Three main findings emerge: commute time tends to be longer for low-income minorities than for other residents of the central city, th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s highly significant and important in explaining variations in commute time, an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other factors also influence commute duration.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33] Sohn J.2005.

Are commuting patterns a good indicator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13(4): 306-317.

https://doi.org/10.1016/j.jtrangeo.2004.07.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Commuting patterns can be recognized by examining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The latter can also be identified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former.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well commuting patterns reflect the corresponding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For this purpose, locational variables for commuting trip origin and destination are derived and included in an adjusted gravity model. The sign and the magnitude of the coefficients of those variables are interpreted along with the associated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For a more formal comparison, urban density functions are estimated. Commuting data from the Seoul Metropolitan Region in 1987, 1990, and 1995 are used for an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employment is consistent between the spatial structure projected from the commuting patterns and the urban density distribution, while the distribution of employed residents is not, suggesting that the latter case should be interpreted with more ca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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