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健
, 吴芳芳
FENG Jian, WU Fangfang
收稿日期: 2016-11-20
网络出版日期: 2017-03-20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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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冯健(1975-),男,江苏沛县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城市地理研究,E-mail:fengjian@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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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社会空间的视角研究邻里关系是城市社会地理学的重要课题。本文利用针对北京回龙观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并结合质性研究方法,探讨了郊区大型居住区的邻里关系及其与郊区社会空间再生的有机联系。作为典型的郊区大型居住区,回龙观的邻里交往较为浅层化但居民具有较高的交往意愿,邻里互助情况较少但具有很强的互助意愿,居民整体责任意识、社区参与和维权意识强烈。入住小区初期的集体采购、日常生活中的维权和文体活动、“童子军”外交和依托社区网的互动方式使居民相互之间维持了较好的邻里关系。邻里关系与居民受教育程度、入住小区时间长度及有无互助经历等因素相关。对社区形成起到更直接作用的是居民在社会生活方面的互动,这种互动基于实体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提供的平台,以及通过固化居民间的联系而萌生社区文化。回龙观居民在脱离原居住地社会关系网络背景下,通过邻里关系在郊区大型居住区构建了新的社会关系,改善了郊区社会空间的破碎化状况,促使社会空间再生。
关键词：
Abstract
This article observes the social space established by relationships inside a certain zone via the exploration of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analyzes the territoriality and relationality of a community, and discusses the dialectical unification between social space and all other relationships. By random sampling and qualitative interview, the survey investigated the situation of neighborhood acquaintance dropping in, mutual assistance,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dentity perception. Huilongguan community represents a typical urban neighborhood, characterized by de-familiarization between neighbors and superficial human association. The TIES model constructed on these features and restricted the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consists of the factors of Time, Intention, Event, and Space. It is found that as a new community gradually expanding and developing, Huilongguan boasts relatively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residents and a strong community identity perception, which are very special and reflect the return of traditional community feature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Huilongguan communit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intaining mechanism of "a new community", which contains five steps based on time sequence. The creation of a real community needs a certain region and various mechanisms and events. The organic un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ts plays the dominant role. Space provides an indispensable found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s meanwhile shape social space. When residents of a community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various community activities and fight for their rights, and regard the community as their joint homes, good relationships among neighbors and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will be formed and the special mosaic social space structure will be produced. New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produce new community forms—people can cross community boundaries, even reach the global range to build social relations and social groups, which make global area become a large village
Keywords：
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空间单元,社区是社会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传统领域。社区的邻里关系是维系一个社区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因素(Park, 1936; Hillary, 1955),因为如果没有了邻里关系和社会互动,社区就成为一个没有社会内容的物质空壳。当然社区也有其地理边界,正是由于邻里关系的存在,社区才成为地理实体和社会关系的有机组合,成为一种社会空间的载体。关于社区的社会关系和邻里关系发展,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如社区失落论强调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冲击下,居民对某个特定地理空间的归属感趋于弱化,互动和联系等也不再局限于居住空间之中;社区解放论则认为群体内部的凝聚与整合以及群体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仍然存在,有必要把社区从地域边界中解放出来(Wirth, 1938; Fischer, 1975; Wellman, 1982; 程玉申等, 1998)。在西方文明的全球化进程中,对很多居民来讲,安全、亲密关系和属性的重要性仍然不断增加,社会科学的很多研究从不同的层次揭示了邻里关系的重要性,而生活在邻里中的居民对邻里关系的满意度会对这种重要性产生积极的影响(Miletić et al, 2016)。邻里关系也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和空间的资本,尤其是本地化的社会资本(Schutjens et al, 2010)。如对伦敦内城黑人邻里的一项研究表明,邻里关系正成为一种社会资本的资源,邻里关系代表了城市空间,通过城市空间,包括相互信任、团结和公众参与关系等在内的社会资本资源的一系列结合得以产生(Reynolds, 2013)。对处于后社会主义转型阶段的布达佩斯的研究表明,住宅的私有化、房产市场的自由化以及越来越多的全球资本的影响,使得内城邻里在物质外观上和社会空间上都经历了快速的变化(Kovács, 2009)。西方文献中,有相当多的研究致力于探讨对城市邻里的社会控制(Wilkinson, 2007),而对不同的邻里在本地化社会以内保持有效的社会控制却存在能力的分化(Inclán et al, 2005)。还有一部分研究在分析郊区化进程时,涉及到郊区化对邻里关系的影响(Kim et al, 2013; Farrell et al, 2016)。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邻里关系的研究也不断增多,如研究社区的异质性水平与邻里关系水平之间的关系(贺霞旭等, 2016),现代商品房新建居住区邻里关系的重构(闫文鑫, 2010),老城衰退邻里的社会关系及居住满意度评价(冯健等, 2017),计划体制遗留的单位大院及单位社区的邻里关系(杜春兰等, 2012),开发区社区的居住空间与邻里满意度等(冯健等, 2017)。总体而言,强调邻里的管理、治理和邻里发展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等方面的研究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偏少。
以下两个研究问题值得关注：一,郊区大型居住区,作为住房市场化发展的典型产物,是一种很独特的社区形式,其邻里关系如何,以及邻里关系与郊区社会空间的形成是什么关系,在以往文献中涉及较少,有待深入探讨,研究结果对于认识郊区空间有重要意义;二,随着中国市场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有关社区未来发展走向甚至传统社区概念中的一些要素和特点是否在现代社区中有所改变,学术界存在争议,如依托信息化交流手段和频繁迁移流动的邻里互动,是否导致社区居民的社会性需求更多地来自于社区之外而不是社区之内?现代社区的邻里关系能否重塑其社会空间功能或促进社会空间再生?本文基于北京回龙观的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通过对回龙观邻里关系的探讨,力争回答上述问题。
西方学者提出,社区范围应该限制在居民对本区域日常生活有一种大致了解的范围内(Hawley, 1950)。“回龙观”既可以指行政概念的回龙观镇,也可指边界不确切的回龙观文化居住区。回龙观镇隶属昌平区管辖(图1a),全镇面积20.7 km2,按六普数据,全镇现有住户12.4万户,居住人口32.5万人。回龙观文化居住区,是北京市经济适用房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着重解决科教人员的住房问题,1998年开始开发,规划总占地规模约11.27 km2,总建筑面积约850万m2,设计居住人口约30万。回龙观是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相对独立的居住社区之一(张王, 2002),以经济适用房为主,兼有拆迁安置房、回迁房、单位团购房等房型存在,房屋租赁现象突出。回龙观区域住房以多层板房为主,属于中等级住宅区。在回龙观的20多个生活区中外来人口占比近80%,是典型的移民生活区。
图1 研究区回龙观的区位图及调查小区分布
Fig.1 Location of Huilonggua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urveyed areas
本文所采用的回龙观社区概念,主要是“回龙观文化居住区”,属于回龙观镇行政辖区内。研究数据主要以问卷调查方式取得,发放问卷的地域(图1b),主要集中在京藏高速以东、霍营以西、地铁13号线以北以及马连店以南的区域,是回龙观文化居住区的主体范围。调查小组于2010年8月至2011年4月期间,赴回龙观调研20余批次,除了进行大量的居民访谈以外,重点开展了有关居民社会空间的问卷调查,调查方式主要是入户和室外公共空间结合,抽样样本采取划分片区(9个片区)以及片区内部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办法,共发放56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数为550份。按照小区建立时间以及空间布局等情况,将回龙观社区划分为西边小区(回收有效问卷58份)、风雅园片区(59份)、云趣园片区(53份)、龙禧苑片区(32份)、龙锦苑片区(31份)、流星花园片区(59份)、龙腾苑片区(69份)、龙跃苑片区(42份)和南边小区(26份)等9大片区;此外,其他121份,被调查者不愿意透露具体小区;各片区问卷发放的份数大致参考各片区的规模进行分配。回龙观是北京市规模最大、最具知名度的郊区大型居住区,也是住房制度改革后北京最早建立的经济适用房集中区之一。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回龙观的住房市场化程度和房屋租赁比例高,大量的外来人口尤其是“新移民”居住于此,不仅使社区居民的社会构成复杂,还使得社区的社会空间秩序面临重构。因而,对于住房制度改革后新成长起来的郊区大型居住区而言,回龙观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3.1.1 邻里相识与交往
调查显示,居民邻里陌生程度较高,交往较疏远,认识人数普遍在7~10人(表1),整体样本中位数是10人,认识20人及以下的占到78.9%,剔除居民认识的邻居中的亲戚和同事关系后,陌生程度更高。有7.9%(共40位)居民一个邻居都不认识,具体分析其社会经济属性,大多数属于高学历的年轻人,平时工作较忙,以租赁房屋居多,缺少邻里交往。
表1 居民认识小区邻居人数情况
Tab.1 The number of neighbors in the residential quarter who the respondents know
| 认识邻居数目 | 所有邻居样本数/个 | 百分比/% | 单纯邻居样本数/个 | 百分比/% |
|---|---|---|---|---|
| 0 | 40 | 7.89 | 90 | 17.75 |
| 1~3 | 58 | 11.44 | 83 | 16.37 |
| 4~6 | 79 | 15.58 | 69 | 13.61 |
| 7~10 | 123 | 24.26 | 108 | 21.30 |
| 11~15 | 29 | 5.72 | 31 | 6.11 |
| 16~20 | 71 | 14.00 | 45 | 8.88 |
| 21~30 | 38 | 7.50 | 25 | 4.93 |
| 31~50 | 27 | 5.33 | 24 | 4.73 |
| 51~100 | 22 | 4.34 | 18 | 3.55 |
| 101~ | 20 | 3.94 | 14 | 2.76 |
| 总计 | 507 | 100.00 | 507 | 100.00 |
邻里相互了解和串门情况显示(表2),1/3居民对门互不相识,1/2邻里互不来往。邻里之间的认识很大程度停留在“点头之交”,很多人都不知道对方名字和家中的情况。与北京老城区中大部分人(84.1%)大致清楚邻里情况(孙龙等, 2007)差别较大。现代城市居民交往中,由于居住在楼房,比较强调私密性和安全性,并且城市生活中人们的节奏加快,社会异质性和安全性挑战人们对他人的信任,邻里串门和相互拜访的现象越来越少。
表2 邻里之间相互了解和串门情况
Tab.2 Acquaintance and dropping in situations among neighbors
| 同一楼层了解情况 | 样本数 /个 | 比例 /% | 登门拜访或串门 | 样本数 /个 | 比例 /% |
|---|---|---|---|---|---|
| 非常了解 | 46 | 8.83 | 经常来往 | 45 | 8.64 |
| 了解基本 | 285 | 54.70 | 偶尔串访 | 240 | 46.07 |
| 一无所知 | 190 | 36.47 | 互不往来 | 236 | 45.30 |
| 总计 | 521 | 100.00 | 总计 | 521 | 100.00 |
目前邻里互相交往的主要形式和方式以人情往来为主(图2)。大部分邻里交往的原因是因为人情往来和日常需要,日常娱乐和打发时间等也占据一定比重。很多居民是出于礼节或者人情,相互间打打招呼或者进行表面的浅层次邻里交往,不涉及重要问题间的交往。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邻里交往不如老城和乡村社会密切,但是从被调查者的感受出发,邻里交往意愿和邻里关系却看起来非常良好。整体上居民认为自己跟邻居的关系是和睦的,认为自己和邻居关系冷淡的比例只有8.6%,并且有3/4的人能很友好地应对邻居的主动交流,意愿积极(表3)。8成以上居民在回龙观社区存在朋友,只有17%的回龙观居民在回龙观区域内没有来往比较多的朋友。对居民的重要问题讨论网的调查也显示,居民会询问和寻求帮助的重要关系网络成员,1/2以上比例位于回龙观范围内。
表3 邻里关系和邻里交往意愿
Tab.3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and respondents' willingness to interact
| 邻里关系 | 样本数 | 比例/% | 邻里交往意愿 | 样本数 | 比例/% |
|---|---|---|---|---|---|
| 和睦 | 251 | 48.18 | 和他聊起来 | 395 | 76.55 |
| 一般 | 225 | 43.19 | 随便敷衍两句 | 67 | 12.98 |
| 冷淡 | 45 | 8.64 | 根本不理 | 9 | 1.74 |
| 看情况 | 45 | 8.72 | |||
| 总计 | 521 | 100.00 | 总计 | 516 | 100.00 |
3.1.2 邻里守望与互助
日常生活中,居民求助对象以朋友和亲戚为主,邻里互助情况相对较少。据调查(表4),回龙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求助对象,以朋友为主,其次是亲戚,再次是同学同事和物业工作人员,之后才是邻居。在首先寻求帮助的对象调查中,亲戚代替朋友占据了最高比重,选择邻居的比例更低。但同时,调查邻里守望相助的意愿却依旧友善,但是互助较为低层次和突发性。假设面对邻居求助,只有3%的人表示不会伸出援手(主要是租赁房屋的居民)。目前,78%的居民曾经得到过邻居帮忙,同时70%的居民帮助过邻居。
表4 居民寻求帮助对象类别
Tab.4 People whom the respondents can turn for help from
| 所有对象类型 | 首先寻求帮助对象 | 寻求帮助的对象 | ||
|---|---|---|---|---|
| 样本数 | 比例/% | 样本数 | 比例/% | |
| 亲属 | 236 | 46.00 | 353 | 68.81 |
| 同事同学 | 64 | 12.48 | 283 | 55.17 |
| 朋友 | 108 | 21.05 | 365 | 71.15 |
| 邻居 | 22 | 4.29 | 168 | 32.75 |
| 物业 | 76 | 14.81 | 233 | 45.42 |
| 其他 | 7 | 1.37 | 23 | 4.48 |
| 总计 | 513 | 1425 | ||
3.1.3 邻里矛盾与冲突
据问卷调查,在回龙观居住的居民中,约83%的居民没有与邻居发生过矛盾。看到或者遇到邻里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因为不遵守公共道德和看问题角度不同所致。在邻居之间发生矛盾后,采取的解决方式主要还是以主动调和为主,必要的话会寻求物业、居委会等第三方机构出面调和。
3.1.4 邻里活动和交流
调查回龙观居民参与邻里交流的活动的情况(表5),6成居民听说过邻里交流活动,大部分都是居委会组织通知,其中24%的人参加过此类活动,大部分是退休在家的老年人。调查居民参与邻里交流活动的意愿,约55%的人表示愿意参加、凑热闹或进一步认识邻居;其余居民表示不愿意参加邻里交流活动,一方面因为没有兴趣,另一方面因为没有时间。
表5 邻里活动参与情况与参与意愿
Tab.5 Neighborhood activity particip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 参加情况 | 样本数 | 比例/% | 知晓活动途径 | 样本数 | 比例/% | 参加意愿 | 样本数 | 比例/% |
|---|---|---|---|---|---|---|---|---|
| 知道*参加 | 127 | 23.92 | 邻居介绍 | 74 | 18.97 | 会*认识邻居 | 128 | 25.45 |
| 知道*没参加 | 190 | 35.78 | 居委会通知 | 199 | 51.03 | 会*凑凑热闹 | 152 | 30.22 |
| 不知道 | 214 | 40.30 | 网上获知 | 77 | 19.74 | 不会*没兴趣 | 109 | 21.67 |
| 其他 | 40 | 10.26 | 不会*没时间 | 114 | 22.66 | |||
| 总计 | 531 | 100.00 | 总计 | 390 | 100.00 | 总计 | 503 | 100.00 |
根据不同的触发事件、缘由和不同的交往深度,居民邻里相互认识和交流方式有多种类型方式(表6),如入住小区初期的集体采购、日常生活中的维权和文体活动、“童子军”外交和依托社区网的互动等。相同的生活背景,成长周期较相似,以及交往事件的存在,使得相互之间维持了较好的邻里关系。回龙观社区聚集了大量经济适用房,首批居民大多是刚出校园、工作类型集中在IT和教育等行业的年轻人,并带有“北漂”的突出共同点,相互之间较容易沟通和交流。刚入住时候,邻居一起集采(集体采购)、装修,借此机会开始认识并相互建立关系。在日程生活中,很多居民因为在公园或小区绿地中健身或自发参与打球等,开始认识并进一步交往。一些人因为曾经参加了社区的维权事件(董月玲, 2005),使得居民在社区共同利益需求的驱使下,一起面对外扰。此外,居委会组织的定期和日常的文体活动(大部分是针对老年人),使得部分居民加深交往得以培养感情。在回龙观,出现了以孩子需求为中心开展的新的邻里交往模式,在西方被称为“童子军”(Knox et al, 2000)。在调研中发现,因为孩子需要到公共空间玩耍,很多家长经常碰面,久而久之就互相熟悉了;孩子们一起玩耍,家长会带孩子互相串门逐步加强邻里之间的往来,尤其是女性,存在很多以孩子为中心开展的“场所外交”。询问居民是否支持自家孩子和邻居家孩子玩耍的意愿,只有4%的人表示不支持。此外,扎根于回龙观实体区域的社区互联网络,通过虚拟网络中人们的互动与实体物理空间相结合,促使居民邻里互动良好,社区归属感增强,对邻里交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表6 居民邻里相互认识事件触发图
Tab.6 Triggering graph of events that brought neighbors together
| 类 型 | 事件和内容 | 主要发生场所 | 级别 |
|---|---|---|---|
| 入住小区初期的集体采购 | 集采、装修 | 小区内各自住房 | 浅度、中度 |
| 日常生活中的维权和文体活动 | 见面打招呼 | 楼道和小区道路 | 浅度 |
| 打球、健身 | 运动场地、小区绿地 | 浅度、中度 | |
| 维权事件、文化活动 | 室外空间、居委会 | 中度 | |
| “童子军”外交 | 晒太阳、玩耍 | 公共绿地、小型游乐场所 | 中度 |
| 孩子间互相来往 | 某孩子的家中 | 中度 | |
| 依托社区网的互动 | 网络论坛讨论 | 虚拟网络 | 浅度、中度 |
| 集采二手买卖等 | 虚拟网络和实体空间结合 | 中度 | |
| 文体活动 | 虚拟网络和实体空间结合 | 中度、深度 |
3.1.5 邻里偏好和感知
调查居民对于邻里类型的偏好,数据显示：大部分居民偏好的邻里类型是能够乐于助人、热情有礼,其次要讲公德,能和睦相处,互不干扰。在社区生活中,居民感知的邻里以及邻里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在问卷中设计三大题目,分别询问居民对于不同空间范围的邻里关系的密切、一般和冷淡的认识情况：自己与邻居、小区内部邻里关系、整个社会邻里关系,以此研究空间与邻里感知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结果显示(表7)：居民对不同尺度范围内的邻里关系的认识相关性明显。
表7 三大邻里关系之间的相关性
Tab.7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hree major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s
| 小区邻里交往感知 | 自己邻里关系感知 | 社会邻里关系感知 | ||
|---|---|---|---|---|
| 小区邻里交往感知 | Pearson 相关性 | 1 | 0.355** | 0.254** |
| 显著性（双侧） | 0.000 | 0.000 | ||
| N | 544 | 519 | 520 | |
| 自己邻里关系感知 | Pearson 相关性 | 0.355** | 1 | 0.246** |
| 显著性（双侧） | 0.000 | 0.000 | ||
| N | 519 | 521 | 507 | |
| 社会邻里关系感知 | Pearson 相关性 | 0.254** | 0.246** | 1 |
| 显著性（双侧） | 0.000 | 0.000 | ||
| N | 520 | 507 | 521 |
具体分析各尺度范围内的邻里关系(图3),显示不同尺度邻里关系感知比较混乱,尺度范围越大,冷淡愈明显。现代居民觉得自己的邻里关系是较为和睦的,但向更大更远的尺度感知,范围越大,冷淡的感觉更为明显,邻里感知较为混乱。主要原因为：居民自我感知邻里较为和睦,但同时又受到社会宣传和新闻舆论的影响。通过各种传媒渠道和案例剖析,居民感知现代社会的邻里关系较之以前更为复杂,相对也较冷淡。这种感受和实际的落差,使得中间过渡尺度的小区邻里关系的探讨结果较为混乱,大部分人选择一般。
图3 邻里关系认知情况
Fig.3 Self-recognition of the situation of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3.2.1 邻里责任感与归属感
西方学者认为,邻里关系要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状态(Sugden, 1986)。良性互动的邻居联系扩展开来,会形成一个社会资本的积累,既满足了单个人的社会需求,也促使整个社区创造出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Hanifan, 1916)。有着高水平社会资本的邻里往往是培养子女的良好居所,这里公共场所整洁、居民友善,街道相对安全(Jacobs, 1961)。
如果居民所住的社区,邻里之间能够为他人安全心存忧虑,能够为遇到困难的他人伸出援手,那么这个社区就会比较安全。调查中假设居民在小区中看到小偷在偷东西的场景,有57%的居民选择打110报警,有17%的居民选择告诉管理员,有15%的人选择上前阻止,以40岁以下的男性中青年为主。整体上,不理会小偷的比例仅为2%。这从一定程度上表明回龙观居民的社区整体责任意识较为强烈。
调查居民对于“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理念的看法,87.5%的人表示同意和比较同意,只有3.4%的人表示不同意(图4)。当社区集体利益受到损害时,77.2%的居民表示肯定或者可能会参加社区居民发起的联合活动,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问题或联名上书,只有6.3%的居民表示不会,其中以户口在外地、租赁房屋者为主。整体上,居民社区参与和维权意识较强烈。
图4 社区居民参与和维权意识情况
Fig.4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perception (left) and willingness to defend residents' rights (right) of the respondents
调查回龙观居民对于所居住小区邻里交往的评价,70%的人觉得一般,15%的人觉得密切,15%的人觉得陌生。居民对于自己被称为“回龙观人”的感受调查显示,16%的人觉得舒服和自豪,4%的人觉得不舒服、被歧视,还有56%的人表示一般,感受不强烈。调查“倘若搬家后会对现在的社区留恋与否?”统计发现,19.4%和52.0%的居民表示会非常留恋和比较留恋。只有8.2%的居民表示不太留恋和不留恋。其余20.5%的居民表示无所谓。表明居民对社区整体的依恋还是较强烈。
整体上看,回龙观居民邻里之间具有典型城市邻里的特点,交往较为陌生化,但同时邻里关系在居民生活中依旧扮演重要的角色。随着时间推移,居民逐步融入新社区,社区邻里感知良好,居民内心非常渴望根植于温情和关怀的邻里关系。
3.2.2 邻里关系影响因素
结合被调查者的个人属性(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属性),居住时间长短、房屋类型,邻里互助经历及意愿、参与邻里交流活动情况等探讨其与邻里关系的相关性。其中,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存在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故而选用受教育程度表征被调查者的经济属性。同时,通过认识邻居数量来衡量邻里关系,利用相关系数讨论居民的基本属性与邻里关系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影响邻里关系的主要因素
Tab.8 Key factors affecting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 相关性检验 | 男 | 年龄 | 北京户口 | 党员 | 未婚 | 受教育程度 | |
|---|---|---|---|---|---|---|---|
| 邻里关系 | Pearson 相关性 | 0.041 | 0.072 | 0.056 | -0.054 | -0.047 | -0.121** |
| 显著性（双侧） | 0.334 | 0.091 | 0.189 | 0.206 | 0.27 | 0.005 | |
| N | 550 | 550 | 550 | 550 | 550 | 550 | |
| 相关性检验 | 入住时间 | 租赁房 | 邻里互助意愿 | 邻里互助经历 | 参与邻里活动 | 认识邻居数 | |
| Pearson 相关性 | 0.184** | 0.054 | 0.099* | 0.112** | 0.077 | 1 | |
| 显著性（双侧） | 0.000 | 0.205 | 0.020 | 0.008 | 0.072 | ||
| N | 550 | 550 | 550 | 550 | 550 | 550 |
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年龄段、户口、政治面貌和婚姻状况对于邻里关系没有显著关系。其中,男女性别没有显著影响邻里关系差异,出乎预期,原因应该在于城市女性平等加入就业市场,夫妻双职工家庭大量存在,原先主要由女性主导的邻里关系已经淡化。其次,受教育程度与邻里关系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也即月收入相对越高)的人,认识邻居数反而越少。在居住情况上,入住小区时间长度与邻里关系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入住时间越长,认识邻居越多。租赁房屋和居住自购房对邻里关系没有显著影响。此外,邻里有过互助经历,或者本身互助意愿较强烈的人,邻里关系较好,认识邻居数较多。而参与邻里活动的多少与邻里关系没有显著相关,应该是因为邻里活动类型使得交往的人群较为固定,对于邻里认识没有显著的影响和作用。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造成社会邻里冷漠的主要影响因素,发现主要是现代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住宅私人化以及公共空间缺失。首要影响要素选择上也呈现同样的特点(图5)。还有一部分人觉得现代邻里关系不是冷漠,而是大家都没有时间交往,并不能算是冷漠(如求助后被拒绝)。进一步深度访谈也论证了这一观点。邻里关系受制于意愿、时间和场所缺失。很多从乡村社会来的居民觉得现代人防备意识、警觉心理变得更为强烈,互相不容易交往。同时,城市生活的快节奏和工作压力使得居民很难有时间投入邻里交往。另外,现在楼房住宅设计缺少公共交往场所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图5 影响邻里关系冷漠的主要因素
Fig.5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lack of interaction
将影响和制约邻里关系的因素,提炼和概括为4类因素：时间(Time)、意愿(Intention)、事件(Event)和空间场所(Space)。并据此构建制约邻里关系的概念模型(TIES模型,图6)。
①时间因素。对回龙观居民24小时活动路径分析表明,在工作日居民工作时间和通勤时间占据绝对主体,再加上离家和回家时间不一致,在住所附近相遇有较大难度,与人交往主要发生在户外锻炼、家庭户外游戏等时间段。时间制约还通过能力制约等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由于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制约,使得通勤工具存在差异,不同居民之间拥有时间的有效长度也不相同。②意愿因素。城市生活方式的节奏快、压力大,郊区化导致通勤时间延长形成对休闲时间的制约以及居民疲劳的增加,降低了人际交往的主动性。另外,信任危机和防卫意识也影响到居住交往的意愿。③事件因素。城市人群的异质性、流动性使社区居民缺失共同关心的话题,影响到社区的互动。城市生活中的一些新事件,如社区维权、邻里集体采购、社区文体活动、儿童交往等,在维系邻里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居民间存在以孩子为中心开展的交往,如带孩子的家长相遇,与孩子相关的事情成为共同的话题进而认识、熟悉,再如孩子们之间的交往促成家长之间互相交往,在邻里关系中较为常见。④空间场所因素。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对邻里关系和社区感知的影响显著,为邻里交往提供了空间载体。
依托于居民在空间上的邻近和集聚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网络——邻里关系,受制于时间、意愿、事件以及实体空间的制约,在郊区大型居住区,传统社会的睦邻友好关系和社区意识被强烈冲击。当然,这4个制约因素相互之间也存在影响,不是截然分开的。这些制约的背后,更重要的是城市生活方式,以及郊区化和城镇化的深深烙印,尤其是与定居郊区所伴生的严重的职住分离和耗时较多的通勤,以及郊区大型居住区本身设施的缺乏,加剧了居民的不安全感,形成了郊区居住区特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
在郊区邻里空间的平台上,行为主体之间通过交往产生一定数量和质量的邻里关系,使得邻里空间具备了社区的功能,进而促进了郊区邻里社会空间功能的再生。
回龙观居住区最早是由于政府为应对住房制度改革、解决海淀区高新产业与高校职工的住房问题,同时为安置旧城区的拆迁居民而形成的郊区邻里空间。随后,市场逐渐发挥出主导性作用,大量的“新北京人”在回龙观集聚,形成了郊区大型居住区的特色(图7)。有趣的是,尽管回龙观各居委会也组织了一些文体活动,但形成回龙观稳定社会关系和邻里关系的恰恰不是行政因素,而是居民自发的因素和社会共同意识的觉醒,文体活动、维权事件、依托“童子军”的家长之间交往都成为构建邻里关系的重要动力。当然,信息化交流手段从虚拟空间层面对邻里关系的建立和形成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体上看,回龙观共同地域的形成是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的直接结果,使得社区具备空间的基础,因为社区首先是在空间上形成的(格兰特, 2009)。来自不同背景和身份的居民聚集在一起之后,以家庭生活为重心并围绕此展开程度不同的交往。公共休闲场所(实体空间)和社区网(虚拟空间)固化了居民之间的联系并由此生发出回龙观独有的亚文化圈。当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与文化条件相对具备后,关系共同利益的事件又催化了共同意识和归属感的产生,最终形成了典型的郊区社区。所以可以说,是居民在社会生活方面的互动发展最终形成和创造了社区。
邻里关系联结使得居住在郊区大型住区的居民产生一种互动,拥有对这一地域特定的感知、认同和归属感,形成了郊区社区,在一定程度上再生了郊区社会空间,其中也体现了社会空间与郊区邻里关系辩证统一的思想。郊区空间提供了必要的基础,邻里之间因为居住邻近、生活空间存在交集,相互之间存在互动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联系,最终创造了新的郊区社区。通过分析发现,地域是社区的出发点和基本平台,这一点互联虚拟网络无法替代,但虚拟空间对于郊区邻里关系建构和社区归属感有着重要意义。也就是说,社区的地理空间要素与社会互动要素(邻里关系)仍然最为重要,若没有前者,依托互联网的网上社区虽然也可以实现互动,但网民会缺乏地域归属感,难以形成活动和互动的空间平台;若没有后者,地理空间只是一个物质实体的空壳,不能称之为社区。这充分说明了邻里关系与社区形成的关系,它既符合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o-spatial Dialectic)的原理(Soja, 1989; Knox et al, 2000),也从现代郊区社区的层面进一步诠释了社会—空间辩证法。
邻里关系重塑了郊区社会空间。郊区的居民,除了原住民以外,很多是城市化背景下从乡村进入城市开始新工作和生活的行为主体,也有一部分来自遭受被动拆迁改造的老城(郊区化的行为主体),他们原先的社会关系网络遭遇地域变动而面临巨大挑战,流动性和防备心理建构成的新人际关系网络塑造了破碎的社会空间。当郊区居民因为居住邻近,积极维权、参与各类活动,形成良好的邻里关系和社区意识后,最终产生对郊区地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使“地方”情怀产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原先基于人际关系网络的社会空间,从而也使得郊区社区成为承载大都市社会空间的重要载体。总而言之,正是因为回龙观居住区存在一定数量和质量的邻里关系,才促使回龙观社区的形成,才使得居住在回龙观的这些城市“新移民”在丢失、破坏和脱离原居住地邻里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的背景下,在回龙观这样的郊区大型居住区构建了新的社会关系,促使了社会空间的再生。
本文以北京最著名的郊区大型居住区――回龙观作为研究对象,对其邻里关系状况、制约因素及与社会空间的再生等开展调查。综合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整体上看,回龙观具有典型城市邻里的特点,邻里交往较为浅层化,交往的主要形式以人情往来为主,但居民有较高的交往意愿,对邻里关系状况评价较好。日常生活中,邻里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较少,邻里互助情况相对较少但具有很强的互助意愿。根据不同的触发事件、缘由和交往深度,邻里交流方式有入住小区初期的集体采购、日常生活中的维权和文体活动、“童子军”外交和依托社区网的互动等类型,正是这些形式使居民相互之间维持了较好的邻里关系。从邻里责任感与归属感来看,回龙观居民整体责任意识强,社区参与和维权意识强,社区依恋非常明显。可见,回龙观邻里关系在居民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另外,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年龄段、户口、政治面貌和婚姻状况对于邻里关系没有显著关系,而受教育程度与邻里关系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入住小区时间长度与邻里关系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此外,邻里有过互助经历,或者本身互助意愿较强烈的人,邻里关系较好。
本文构建了制约邻里关系的概念模型,探讨了郊区新社区形成与社会空间再生的关系。郊区的邻里关系,受制于时间、意愿、事件以及实体空间的制约,在这些制约的背后,更重要的是城市生活方式,以及郊区化和城镇化的深深烙印,形成了郊区居住区特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特点。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使回龙观具备了社区的空间基础,但对社区形成起到更直接作用的是居民在社会生活方面的互动,当然这种互动基于实体物理空间(公共休闲场所)和虚拟空间(社区网)提供的平台,以及通过固化居民间的联系而生发的社区文化,还有关系到居民共同利益的事件所催化的共同意识和归属感。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回龙观的形成既有离心扩散型郊区化的原因,也有集中型城镇化的原因,应该是多种城市空间发展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它的邻里关系和社会空间再生的意义在于：作为1998年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后最早建立的郊区大型居住区,经历了住房高度市场化的影响,大量的城市“新移民”(以年轻的外来人口为主)居住在此,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和邻里关系面临重建,社区的社会空间秩序也面临重新建构。不妨回到最初提出的两个研究问题上,本文的实证研究对它们进行了初步解答。对回龙观这样高度市场化的郊区大型居住区而言,其所存在的一定数量和质量的邻里关系正是郊区社会空间再生的关键因素,这进一步诠释了西方学者的社会—空间辩证法理论。另外,尽管依托信息化交流手段和频繁迁移流动的郊区邻里可能导致社区之外的社会交往,但社区内的地理空间载体在维持社区归属感及提供有效的活动和互动平台方面仍然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换言之,在现代信息化社会里,“地理”仍然重要和不可或缺,这也是地理学开展社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在。
本文基于北京回龙观居住区的调查,探讨了郊区大型居住区邻里关系特征及影响因素,并试图从“社会空间再生”的视角进行理论层面的提升和讨论。但“社会空间再生”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后续研究可围绕这一论题开展系统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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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区发展阶段的城郊矛盾与管理创新: 以杭州市为例 [J].
都市区的发展既是中心城与郊区相互联系的结果，又对城郊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认为杭州已进入都市区形成与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都市区发展中面临的城郊矛盾及其诱发困素，提出了现阶段杭州都市区发展的基本思路和现行体制背景下促进都市区内城郊协调发展的若干管理对策。
Contradictions and management of the fringe in metropolitan areas during their developing stages: Based on the study of Hangzhou [J].
都市区的发展既是中心城与郊区相互联系的结果，又对城郊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认为杭州已进入都市区形成与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都市区发展中面临的城郊矛盾及其诱发困素，提出了现阶段杭州都市区发展的基本思路和现行体制背景下促进都市区内城郊协调发展的若干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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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龙观实验: 社区自治最具希望的地方 [J].
回 龙观,北京知名的居住区。有人总结出它的三大特点:一是社区内有十多处园子,如云趣园、风雅园、龙华园、龙泽园等,园下又分小区,设计的规模是30万人, 据说将成为亚洲最大的相对独立的居住社区;二是居民的同质性程度比较高,虽有些拆迁户、退休老人,但居民以年轻白领为主,房产
Huilongguan shiyan: Shequ zizhi zui ju xiwang de difang [J].
回 龙观,北京知名的居住区。有人总结出它的三大特点:一是社区内有十多处园子,如云趣园、风雅园、龙华园、龙泽园等,园下又分小区,设计的规模是30万人, 据说将成为亚洲最大的相对独立的居住社区;二是居民的同质性程度比较高,虽有些拆迁户、退休老人,但居民以年轻白领为主,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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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视角下单位大院与居住小区的空间比较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2.05.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对北京市多个单位大院与居住小区的实地调研、访谈及文献研 读,将单位大院与居住小区置于邻里理论视角下,阐述了单位大院与居住小区对邻里思想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和发展；比较研究了单位大院与居住小区在规模与边界、 用地布局、要素构成、道路系统和社区感方面的特点.基于邻里的空间性内涵,探讨了单位大院在封闭性与开放性、混合性与单一性、异质性与同质性等方面对城市 规划与住区设计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nit yard and the housing est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ighborhood theory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2.05.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对北京市多个单位大院与居住小区的实地调研、访谈及文献研 读,将单位大院与居住小区置于邻里理论视角下,阐述了单位大院与居住小区对邻里思想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和发展；比较研究了单位大院与居住小区在规模与边界、 用地布局、要素构成、道路系统和社区感方面的特点.基于邻里的空间性内涵,探讨了单位大院在封闭性与开放性、混合性与单一性、异质性与同质性等方面对城市 规划与住区设计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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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老城区衰退邻里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J].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经历了巨大转型,居住分异加剧,新城市贫困现象在特定人群和空间集聚,老城衰退邻里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对苏州老城区6个典型社区的调查,发现老城区居民居住满意度存在环境类型、空间类型、更新类型和人群分异。居住满意度主要受住房条件、社区环境、配套设施和社会网络影响,其中城市历史社会空间结构奠定了城市环境质量的总体格局,具体设施条件受建成时间、维护水平、人口密度和更新机会的影响;城市更新、原住民比例下降和外来人口迁入导致的人口置换过程破坏了原本良好的社会网络,降低了居住满意度,减少了脱贫机会。从微观社区尺度研究老城衰退邻里的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不仅能加深对新城市贫困现象的理解,也有利于未来有针对性地制定城市更新规划和扶贫策略。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level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clining old town residents in Suzhou [J].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经历了巨大转型,居住分异加剧,新城市贫困现象在特定人群和空间集聚,老城衰退邻里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对苏州老城区6个典型社区的调查,发现老城区居民居住满意度存在环境类型、空间类型、更新类型和人群分异。居住满意度主要受住房条件、社区环境、配套设施和社会网络影响,其中城市历史社会空间结构奠定了城市环境质量的总体格局,具体设施条件受建成时间、维护水平、人口密度和更新机会的影响;城市更新、原住民比例下降和外来人口迁入导致的人口置换过程破坏了原本良好的社会网络,降低了居住满意度,减少了脱贫机会。从微观社区尺度研究老城衰退邻里的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不仅能加深对新城市贫困现象的理解,也有利于未来有针对性地制定城市更新规划和扶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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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居住空间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调查 [J].URL 摘要
利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第一手问卷调查数据,研究开发区居住空间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开发区居住人口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外来人口已成为开发区后期居住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开发区的住房类型构成呈现多样化特点,政策和住房户型原因是影响住宅分化的重要因素;开发区在收入和社会阶层方面存在居住分化现象,具体表现为高收入和低社会阶层两级分化的空间隔离;作为新兴的郊区社区,开发区居民维权意识强烈,但社区联系较弱;上班通勤距离仍是影响居民居住地选择的最重要因素,改善居住环境、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也是极重要的因素。最后,从居民、开发商、地方政府、企业、母城及周边区域等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角度探讨了开发区居住空间的形成机制。当前,国内开发区大多面临从“产业功能地域”向综合型的“城市化功能地域”转型,但开发区既是“产业集聚区”又被作为“卧城”的复杂状况,也带来其居住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的复杂性。研究成果对于丰富城市居住空间理论有重要意义。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ial space of development zone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An investigation of Beijing Econom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J].URL 摘要
利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第一手问卷调查数据,研究开发区居住空间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开发区居住人口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外来人口已成为开发区后期居住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开发区的住房类型构成呈现多样化特点,政策和住房户型原因是影响住宅分化的重要因素;开发区在收入和社会阶层方面存在居住分化现象,具体表现为高收入和低社会阶层两级分化的空间隔离;作为新兴的郊区社区,开发区居民维权意识强烈,但社区联系较弱;上班通勤距离仍是影响居民居住地选择的最重要因素,改善居住环境、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也是极重要的因素。最后,从居民、开发商、地方政府、企业、母城及周边区域等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角度探讨了开发区居住空间的形成机制。当前,国内开发区大多面临从“产业功能地域”向综合型的“城市化功能地域”转型,但开发区既是“产业集聚区”又被作为“卧城”的复杂状况,也带来其居住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的复杂性。研究成果对于丰富城市居住空间理论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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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社区的异质性社会结构与街坊/邻里关系研究 [J].
中国城市社区的邻里交往自从住房市场化以来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本文从个体、家庭和社区三方面分析促进街坊/邻里关系水平的因素。研究发现,高度异质性社区中的街邻关系水平低于低度异质性社区,具有普遍性的异质性负效应,在社区层次对街坊/邻里关系水平发挥选择性削弱作用。不同异质性社会结构的城市社区中,家庭纽带提供的情感和切实的支持对家庭成员的街邻融合有积极的作用。居民社团活动参与率在不同异质性类型社区中能有效提高街邻关系水平,表现出并存的正效应。社区组织举办的活动频率能促进街邻关系水平的前提是居民能成为参与者。街邻关系水平较低的群体,动员性的活动参与可以提高其街邻关系水平。
Research on heterogeneou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in urban communities [J].
中国城市社区的邻里交往自从住房市场化以来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本文从个体、家庭和社区三方面分析促进街坊/邻里关系水平的因素。研究发现,高度异质性社区中的街邻关系水平低于低度异质性社区,具有普遍性的异质性负效应,在社区层次对街坊/邻里关系水平发挥选择性削弱作用。不同异质性社会结构的城市社区中,家庭纽带提供的情感和切实的支持对家庭成员的街邻融合有积极的作用。居民社团活动参与率在不同异质性类型社区中能有效提高街邻关系水平,表现出并存的正效应。社区组织举办的活动频率能促进街邻关系水平的前提是居民能成为参与者。街邻关系水平较低的群体,动员性的活动参与可以提高其街邻关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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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老城区居民邻里关系调查分析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031.2007.02.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2006年完成的问卷调查和分析,认为当前北京城区居民的邻 里关系在总体上呈现表面化和浅层次的特点;邻里之间日常互动的频率相对比较低,而拥有住房产权和不拥有住房产权的居民之间、北京出生和外地出生的居民之 间、楼房和平房居民之间在邻里交往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尽管北京城四区居民的居住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邻里之间仍然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守望相助这一日常 的社会支持功能.
A study on the neighborhood ties of Beijing urban residents in old city zone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031.2007.02.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2006年完成的问卷调查和分析,认为当前北京城区居民的邻 里关系在总体上呈现表面化和浅层次的特点;邻里之间日常互动的频率相对比较低,而拥有住房产权和不拥有住房产权的居民之间、北京出生和外地出生的居民之 间、楼房和平房居民之间在邻里交往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尽管北京城四区居民的居住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邻里之间仍然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守望相助这一日常 的社会支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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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住区邻里关系的重要性及其重构探析: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0297.2010.03.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传统的居住格局随着经济的发展被打破,现代住区取而代之成为城市人聚居的主要场所。邻里来往是一种人际交往,也是一种情感交换。在现代住区里,邻里关系越来越冷漠,不仅影响了个人生活质量,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道障碍。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分析现代住区邻里关系冷漠的原因、邻里关系的重要性,并提出重构和谐邻里关系的对策。
Analysis of the importa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neighborhood in modern settlements: Based on social exchange theory perspective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0297.2010.03.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传统的居住格局随着经济的发展被打破,现代住区取而代之成为城市人聚居的主要场所。邻里来往是一种人际交往,也是一种情感交换。在现代住区里,邻里关系越来越冷漠,不仅影响了个人生活质量,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道障碍。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分析现代住区邻里关系冷漠的原因、邻里关系的重要性,并提出重构和谐邻里关系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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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最大经济适用住宅区: 北京回龙观文化居住区出现火爆销售景象 [J].
全国最大经济适用住宅区——北京回龙观文化居住区出现了异常火爆的销售景象。这个居住区将于明年5月交用的总计约80万平方米,近6700套住宅的二期工程目前已被预定一空,另外还有1万多名消费者等着三期工程的开工。 承担此项建设的北京天鸿集团公司日前在此间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定于6月8日开盘销售的二期工程以公开排号的方式进行,考虑到广大购房者的需要,集团公司将争取在今年年底开工建设100多万平方米的三期工程,并力争于2004年5月交付使用。 1999年启动建设的回龙观文化居住区位于北
Quanguo zuida jingjishiyongfang zhuzhaiqu: Beijing Huilongguan wenhua juzhuqu chuxian huobao xiaoshou jingxiang [J].
全国最大经济适用住宅区——北京回龙观文化居住区出现了异常火爆的销售景象。这个居住区将于明年5月交用的总计约80万平方米,近6700套住宅的二期工程目前已被预定一空,另外还有1万多名消费者等着三期工程的开工。 承担此项建设的北京天鸿集团公司日前在此间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定于6月8日开盘销售的二期工程以公开排号的方式进行,考虑到广大购房者的需要,集团公司将争取在今年年底开工建设100多万平方米的三期工程,并力争于2004年5月交付使用。 1999年启动建设的回龙观文化居住区位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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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immigrant neighborhood inequality less pronounced in suburban areas [J].https://doi.org/10.1016/j.ssresearch.2016.01.001 URL PMID: 26973038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We investigate suburbanization and neighborhood inequality among 14 immigrant groups using census tract data from the 2008-2012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Immigrant neighborhood inequality is defined here as the degree to which immigrants reside in neighborhoods that are poorer than the neighborhoods in which native whites reside. Using city and suburb Gini coefficients which reflect the distributions of groups across neighborhoods with varying poverty rates, we find that the immigrant-white gap is attenuated in the suburbs. This finding applies to most of the nativity groups and remains after accounting for metropolitan context, the segregation of poverty, and group-specific segregation levels, poverty rates, and acculturation characteristics. Despite reduced neighborhood inequality in the suburbs, large group differences persist. A few immigrant groups achieve residential parity or better vis-脿-vis suburban whites while others experience high levels of neighborhood inequality and receive marginal residential returns on suburban location. Copyright 漏 2016 Elsevi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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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 a subcultural theory of urbanism [J].https://doi.org/10.1086/22599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Wirth's (1938) theory of urban life has been eclipsed in recent years by a perspective that denies the importance of ecological factors. This view, though more accurate than Wirth's, fails to account for the pervasive "unconventionality" (deviance, invention, etc.) of urban life. A model is presented here to remedy that problem; it reintroduces the variable of size but in a manner distinct from Writh's.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produces a diversityof subcultures, strengthens them, and fosters diffusion among them. Together, these three mediating variables account for urban unconventionality. The four propositions of the theory and three others deducible from it are examined against existin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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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ral school community center [J].https://doi.org/10.1177/00027162160670011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rural school community center HANIFAN L. 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7, 130-138,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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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s of community: Areas of agreement [J].https://doi.org/10.1097/00012272-198010000-00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e abstract for this document is available on CSA Illumina.To view the Abstract, click the Abstract button above the document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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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apital in settings with a high concentration of road traffic injuries: The case of Cuernavaca, Mexico [J].https://doi.org/10.1016/j.socscimed.2005.04.024 URL PMID: 15922497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re exists a differential ability within local communities to maintain effective social controls to prevent road traffic injuries (RTIs) in high risks areas. In 2002 we conducted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Cuernavaca, Mexico which incorporated 339 adults living in three areas which were characterized by high RTI concentrations. Multivariate analyses demonstrated that even when participants perceived RTIs as a local problem, they expressed no expectations that community members would exert social control through their involvement in local issues and law adherence. The study revealed four key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low levels of social capital and RTIs: (a) public roads are used solely for transportation, are not viewed as a communal space, and consequently reciprocity is not viewed as a relevant way of controlling behaviors in public places; (b) "strong immediate personal networks" bring about a lack of reciprocity between those sharing the public space which generates uncooperative behavior; (c) high levels of residential instability hinders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mmon problems; (d) when there exists a low level of civic commitment and a scarcity of social resources directed towards the problem,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 control over RTIs are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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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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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burbanization of decline: Filtering, neighborhoods, and housing market dynamics [J].https://doi.org/10.1111/j.1467-9906.2012.00641.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the loc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ighborhoods affected the process of housing filtering in the Orlando metropolitan area during the 2000s. The results show that racial composition was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filtering down and that the foreclosure rate and income composition of neighborhoods became more important factors during the housing market bust period. The filtering process tended to be more affected by neighborhood attributes than by changes in the housing market, especially during the housing market bust period. As the filtering down process was not sensitive to the neighborhood location itself, suburban areas were also susceptible to filtering down processes like inner city areas. Moreover, there was a high probability of suburban decline through filtering down during the housing market bust period. These results may be the reflection of recent trends of central city rebound and suburban decline in the Sun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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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social geography: An introduction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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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neighbourhoods in Budapest [J].https://doi.org/10.1111/j.1467-9663.2009.00549.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ituation of inner-city neighbourhoods in Budapest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After 1990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untry generated far reaching changes in socio-economic patterns within Budapest. Due to privatisation of housing, the liberalisation of the property market, and the growing presence of global capital, the inner-city neighbourhoods have been rapidly changing their facades as well as their social milieux. Increasing concentration of corporate capital, a general decline of residential function, as well as the striking social polarisation of neighbourhoods have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outcomes. This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about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the inner-city of Budapest. It is argued that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polarisation of these neighbourhoods was not start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but existed before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Extreme forms of segregation, including ghettoisation, are the outcome of neolibe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weakness of the welfare state. The post-1990 trajectory of some of these neighbourhoods and the dual character of the inner-city strongly resembles patterns in US cities. Copyright (c) 2009 by the Royal Dutch Geographical Society KN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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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ghbourhood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e influence of local social relations on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cohesion on the example of Croatia [J].https://doi.org/10.3935/rsp.v23i2.13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lthough seemingly paradoxical, it seems that today, in the time when globalization processe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are at their prime, for many people the ideas of security, closeness and belonging remained increasingly important. Numerous recent research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 speak of the importance of neighbourhood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this importance is primarily manifested in the positive influence produced by the satisfaction with the neighbourhood that one lives in. Study of neighbourhood characteristics is very relevant today and in that sense, our research aims to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complex phenomenon in the context of Croatian society as well.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gain a basic insight into the perception of the level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 the neighbourhood, and to determine to which extent personal experience of social interaction with those that one shares one鈥檚 living space with influences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cohesion in Croatian society.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have shown that only a smaller number of respondents can brag about living in a harmonious neighbourhood, at which harmonious refers to the achieved level of social integration, while most of them find some elements that point to inadequacies or a complete absence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 their neighbour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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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ecology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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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 and us': 'Black neighbourhoods' as a social capital resource among black youths living in inner-city London [J].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1246889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views and experiences of Black youths living in socially deprived areas of London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way in which they recognise the term 0900Black neighbourhood0964 as a resource for ethnic identity formation and collective mobilisation. Despite the apparent problems that are 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0900Black neighbourhoods0964 for many Black youths, these neighbourhoods also represent urban spaces through which a range of bonding social capital resources are generated including ties of reciprocal trust, solidarity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These spaces hold intrinsic value for these young people providing them with a sense of wellbeing and belonging. However, the analysis will also show that the young people0964s experiences of the neighbourhood are not always positive ones, and such spaces create negative outcomes for Black youths residing there. In particular, the data will highlight the restrictive capacity of 0900Black neighbourhoods0964 and the various ways in which they limit Black youths0964 opportunities to 0900get on0964 in terms of social mobility and their ability to move beyond neighbourhood bound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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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and social capital: The degree of locality in entrepreneurs' contacts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firm success [J].https://doi.org/10.1080/0965431100370148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Social capital is valuable for entrepreneurs starting a business. Although many small businesses are located at the entrepreneurs' dwelling, little is known about entrepreneurs' local ties and their relevance for firm succes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local and non-local social capital, this contribution looks at the following: (1) The availability of local social capital (2)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local social capital,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irms and entrepreneurs (3)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local social capital and firm performance Analysing data from the Survey of the Social Networks of Entrepreneurs, which contains information on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networks in 141 Dutch neighbourhoods, this study finds a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firm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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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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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s of rights, co-operation, and SWelfar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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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ing personal communities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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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social ties and willingness to intervene: Textured views among violent urban youth of Neighborhood social control dynamics and situations [J].https://doi.org/10.1080/0741882070129477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Social control in urban neighborhoods has been studied for over a century in America, yet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 nature of social relations for exerting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remains limited. The present study uses detailed reports from those most likely to be the target of local control efforts - violent youth in extremely disadvantaged urban locations - to re-examine two features of this work: variations across different hypothetical scenarios widely used in this research,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local ties and intervention type and likelihood in actual events. In-depth qualitative interviews from 159 violent males aged 16-24 from two distressed New York City neighborhoods identify ways in which responses to commonly used scenarios of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are age- and space-graded. Reports on the transactional nature of social control in violent events show how local ties may undermine, rather than support, social control processes. It would appear that we need to consider more carefully general suggestions about local ties encouraging more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move to a more textured, multithreaded view of these connections, and incorporate age- and space-graded dynamics into future studies of soci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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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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