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进展  2017 , 36 (2): 182-192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02.005

研究论文

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精准扶贫分析方法及应用研究——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何仁伟12*, 李光勤34, 刘运伟2, 李立娜2, 方方5

1.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调研中心,北京 100101
2. 西昌学院农业科学学院,四川 西昌 615013
3.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上海 200433
4. 浙江农林大学农民发展研究中心,杭州 311300
5.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101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A case study of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Sichuan Province

HE Renwei12, LI Guangqin34, LIU Yunwei2, LI Lina2, FANG Fang5

1. City Situation Survey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Schoo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of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615013, Sichuan, China
3. School of Urban and Region Science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4. The Chinese Farmer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Zhejiang A & F University, Hangzhou 311300, China
5. Institute of Economics,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101, China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基金资助: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6104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ZH050,14YJC790063,15YJCZH101)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农民研究中心课题(15JDNF01YB)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何仁伟(1978-),男,重庆垫江人,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农村区域发展研究,E-mail:herenweiy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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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可持续生计框架是辩证思考贫困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过程的理论总结,有助于对精准扶贫进行规范化和系统化的研究。本文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为蓝本,构建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精准扶贫分析框架,并从影响农户生计的内因和外因视角,讨论精准扶贫的多维贫困识别指数(MPII)的基本构成。以四川省凉山州作为案例区域,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MPII指标体系;识别出420户贫困户,其中80.48%(338户)的建档立卡户与识别结果重叠;与建档立卡农户相比,所识别贫困农户在各单个维度和综合维度都几乎处于更劣势的水平,识别效果更加精准。根据贫困原因的相似性,可将贫困农户划分为人力资本贫困型、基础型资本贫困型、社会资本贫困型、多维资本贫困型、生计环境恶劣型等五种类型,并针对不同的贫困类型提出相应的帮扶措施。

关键词: 精准扶贫 ; 贫困识别 ; 帮扶措施 ; 可持续生计 ; 多维贫困识别指数 ; 凉山彝族自治州 ; 四川省

Abstrac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refers to focusing on the poor in anti-poverty programs and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those who desire to fight against poverty.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 facilitates explor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formation of poverty, which is useful in standardized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on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this framework, our study sets up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divid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to four stages and five links in order to assist the poor to reduce poverty; it also discusses the basic components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dentification index (MPI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of difficulties in farmers' livelihood. Taking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Sichuan Province as the example, we establish a unique MPII index system. A total of 420 households are identified as impoverished families. About 80% of the designated poor households (who are registered at the government office) overlap with the identified families; and the identified poor households are the poorest among those who have been registered, both in individual dimensions and the integrated dimension, so the identification is more accurate. The poor households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types: lack of human capitals, lack of primary capitals, lack of social capitals, lack of multidimensional capitals, and living in sever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Corresponding measures have been propo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auses of poverty conditions.

Keyword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 poverty identification ; support measures ;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dentification index (MPII) ;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 Sichu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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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仁伟, 李光勤, 刘运伟, 李立娜, 方方. 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精准扶贫分析方法及应用研究——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J]. , 2017, 36(2): 182-192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02.005

HE Renwei, LI Guangqin, LIU Yunwei, LI Lina, FANG Fang.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A case study of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Sichuan Province[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2): 182-192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02.005

1 引言

2013年精准扶贫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农村扶贫开始从资金、项目倾斜的“粗放式”扶贫转向瞄准农户的精准式扶贫。所谓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反贫困方式。2014年5月,国务院扶贫办制定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对精准扶贫的工作模式进行了顶层设计。此后,精准扶贫开始在全国贫困地区如火如荼地推进。同时,学术界开始对精准扶贫的内涵与模式进行广泛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① 精准扶贫的理论内涵和实施机制(邓维杰, 2014; 汪三贵等, 2015; 赵武等, 2015; 左停等, 2015);② 精准扶贫实施过程的难点、问题与操作模式(邓小海等, 2015; 韩斌, 2015; 翁伯琦等, 2015; 郑瑞强等, 2015);③ 基于中国贫困化空间分异规律,提出精准扶贫的策略与可持续途径 (李裕瑞等, 2016; 刘慧, 2016; 刘彥随等, 2016; 杨园园等, 2016)。当前,学术界对精准扶贫的科学理念尚未形成共识,导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贫困农户识别精准度不高,帮扶措施模糊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精准扶贫的效果。

贫困农户的识别是精准扶贫的关键环节和首要任务,也是精准扶贫要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按照收入标准识别贫困农户或贫困人口的方法虽然简单明了,但在精准扶贫的实施过程中却很容易出现偏差(汪三贵等, 2015)。贫困不仅体现在收入水平上,还体现在个体发展能力上,比如健康、住房、教育、权利、就业机会等方面的缺乏。因此,对贫困的理解应从多维层面展开。在国际上,20世纪80年代,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在研究中将能力贫困纳入贫困分析框架,开创了多维贫困研究的先河(Sen, 1985, 1999)。有关多维贫困的研究成果开始不断涌现,国外学者分别采用模糊集方法(Betti et al, 1999)、“双界线”方法(Alkire et al, 2011)、公理化方法(Bourguignon et al, 2003)、投入产出效率方法(Ramos et al, 2005)等方面对多维贫困的测度进行探讨。同时,国际上一些研究组织和机构也对多维贫困给予高度关注。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1990)创立了人文发展指数(HDI);“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项目”小组采用多维贫困指数(MPI)界定绝对贫困人口(Alkire et al,2010)。在国内,学者们分别对全国尺度的多维贫困指数(王春超等, 2014; 张全红等, 2014)与农村多维贫困(杨龙等, 2015; 杨振等, 2015; 张全红等, 2015)等进行了相关研究。随着对区域贫困问题理解的拓展,一些学者开始从可持续生计的角度对区域贫困状况进行研究,例如,何仁伟(2014)从生计资本和生计脆弱环境/背景角度建立多维评价指标,对四川凉山州的农户生计水平(贫困状况)及其空间差异进行了量化分析;刘艳华等(2015)通过建立农村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和地理识别方法,对中国农村开展了县域尺度的贫困地理识别。

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多维贫困识别指数的设计多是对传统单一指标贫困识别指数的补充,且所设计的指标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多维贫困的研究主要以区域贫困作为整体研究对象,针对微观主体农户的多维贫困评估研究成果比较缺乏,从而无法提出针对具体农户的帮扶措施。扶贫的最终目的在于让贫困群体实现可持续地脱贫,因此,突出贫困者反贫困的主体地位,增强扶贫对象自身的反贫困能力,是精准扶贫的目的所在。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精准扶贫的相关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并以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山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案例区域,建立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对贫困农户及其贫困原因进行识别,并针对不同的贫困类型分别制定相应的帮贫对策,以期为中国当前精准扶贫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并为贫困问题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2 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精准扶贫分析框架

2.1 精确扶贫的理论探讨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需要对产生贫困的深层次原因进行辩证思考,从而强化影响生计的积极因素,减少或限制负面影响,帮助贫困农户建立可持续生计策略。英国国际发展署在对贫困问题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框架),该框架是一种对贫困农户可持续生计进行规范化和系统化的研究方法(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简言之,该框架将农户看作是在某种脆弱的环境中谋生,其中,资产(资本)五边形是可持续性生计的核心内容;农户可通过自有生计资本和其他减贫措施来改善其生计状况;为实现积极的生计产出,“组织结构和制度程序”通过影响农户的资本组合方式,促使其调整自身生计策略。SL框架重视对影响生计诸多的因素及其过程的分析,并试图区分影响生计的主要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贫困人口生计和致贫原因的理解起到了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何仁伟等, 2013)。本文以贫困户识别和帮扶为主线,以贫困农户稳定脱贫为目标,设计出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精准扶贫分析框架(图1),将精准扶贫分为四个阶段、五个环节。

图1   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精准扶贫分析框架

Fig.1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

(1) 第I阶段为贫困农户精准识别,包括农户生计环境和贫困农户的生计资本两环节。生计环境是指贫困农户生存的外部环境,是生计系统中贫困农户难以控制的部分,直接影响到贫困农户的资产状况和生计状况(贫困状况)。由于市场和政策等因素对不同农户的影响在中小尺度的地理单元(村、乡镇、县、市等)中几乎无差异且非常难于量化,因此,在精准识别过程中,生计环境因素只考虑自然灾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对单个农户具较大影响、易于量化的因素。本阶段通过量化农户的生计环境与生计资本,就可较为容易地识别贫困农户及其贫困原因,划分贫困类型。

(2) 第II阶段为帮扶措施制定,即政策、措施环节。在第一阶段贫困农户类型划分之后,根据其致贫的原因,制定和采取相应的精准帮扶政策和措施,引导各类机构(企业、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等)参与精准扶贫;并结合国家精准扶贫大政方针,针对农户贫困类型,有的放矢地采取诸如产业重构、聚落空间重构、发展教育与转移就业、生态补偿、社会保障等措施。

(3) 第III阶段为帮扶措施实施,即生计策略形成环节。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按计划实施制定的政策、措施、组织机构、工作程序,引导农户形成自身的生计策略。实施过程需根据贫困农户生计环境和生计资本的动态变化,对帮扶措施进行动态调整,减少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根据生计资本的组合,帮助农户建立能适应各种外部环境的生计策略。

(4) 第IV阶段为贫困农户稳定脱贫的阶段,即生计产出环节。通过精准识别和帮扶政策的实施,贫困农户逐渐形成自己的生计资本,特别是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农户在生计环境中具有可持续生计的策略和生计能力,形成可持续的生计产出,即实现稳定脱贫。

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精准扶贫分析框架的四个阶段、五个环节之间相互影响、互为因果,是一个有机整体。精准帮扶措施的制定、实施以及最终稳定脱贫是精准识别的目的;精准识别是精准帮扶措施制定、实施的基础和科学依据;帮助贫困主体建立可持续生计,实现稳定脱贫有赖于贫困农户的精准识别。因此,精准扶贫对象的识别(第I阶段),是精准扶贫首先要解决的科学问题。

2.2 精准扶贫技术流程

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首要和关键环节,其主要取决于生计环境和生计资本两个方面。生计环境是贫困农户生计状况的外因,生计资本是贫困农户生计状况的内因,贫困农户生计的发展由内因和外因共同决定。生计资本是贫困农户脱贫的根据,是贫困农户脱贫的根本动力;生计环境是贫困农户脱贫的外部条件,对贫困农户的脱贫起到加速或延缓作用。如贫困农户周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加速贫困农户的脱贫,地质灾害能延缓贫困农户脱贫,甚至让贫困农户生计成果毁于一旦。因此,从生计资本和生计环境内外因两方面构建多维贫困识别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dentification Index,MPII),可以评估贫困农户的生计发展能力,从而帮助贫困农户的识别,还可根据评价的结果,找出贫困农户生计发展的限制因素,制定精确帮扶措施。

由于不同的区域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和地理环境特征,在贫困农户识别过程中,可根据区域的实际情况,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建立各单维度二级指标体系,采用专家打分法与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PRA)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指标权重(生计资本、生计环境指标构建及其量化过程见案例研究部分)。就技术流程而言,首先根据所建立的指标体系及各指标的权重,评估各申请农户的5大生计资本和生计环境6个维度的单项得分,从而计算出综合得分(MPII)。根据MPII的高低,确定出农户贫困程度的排序,将评估结果作为贫困农户建档立卡的依据,精确识别出真正的贫困农户(图2)。根据单维贫困指数得分情况,划分贫困农户类型,找出贫困农户致贫的关键因素,对症下药,采取帮扶措施,寻求最适合贫困农户的生计路径,帮助其建立可持续生计,实现贫困农户稳定脱贫。对于两种或两种生计资本缺乏的农户,应采取多样化的帮扶措施。

图2   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精准扶贫技术流程图

Fig.2   Flowchart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

3 案例研究

3.1 案例区域概况

凉山彝族自治州(凉山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川滇交界处,南至金沙江,北抵大渡河,东临四川盆地,西连横断山脉,地理位置处于100°15′~103°53′E和26°03′~29°27′N之间,境内地貌复杂多样,高山、深谷、河谷、盆地等相互交错,地形起伏大,交通通达性差,生态环境脆弱,地质灾害多发,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也是全国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之一。2014年末,全州户籍总人口为511.78万,其中彝族人口为264.78万,占总人口的51.74%。据凉山州扶贫办的数据显示,农村户籍总人口为446.2万人,其中贫困人口为60.33万(15.84万户),农村贫困发生率为13.51%;全州辖17个县市,其中11个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全州行政区数量的64.71%;有贫困村2072个,占全州3745个行政村数量的55.33%。目前,凉山州已基本完成贫困人口的建档立卡工作,但仍存在贫困人口识别指标单一,贫困情况不清,原因不明,扶贫措施针对性不强等精准扶贫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3.2 数据采集

2015年8月-2016年1月,课题组对凉山州盐源、冕宁、喜德、甘洛等4县45个贫困村进行了4期累计80天的野外调研。首先在各样本县、乡镇搜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及精准扶贫的资料,然后采用参与性农村评估法(PRA)和半结构式访谈法对农户的生计状况进行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环境、生计资本、农户生计面临的压力及调整意愿等。每户调研时间约为90分钟左右,在一个村调查结束之后,对问卷进行了汇总和整理,对信息不太真实的农户问卷,综合各村知情人(村干部、社长和邻居等)的意见进行部分修正,以保证问卷有效性。所采集的1200份农户样本中,申请建档立卡的农户为679户,其中已建档立卡的贫困农户为420户。

3.3 研究方法

3.3.1 贫困识别指标体系构建

结合研究区域的实际,建立5大生计资本和生计环境的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6个维度,16个二级指标,具体指标的解释与赋值见表1

表1   生计资本与生计环境的指标与权重

Tab.1   Indicators and weights of livelihood capitals and livelihood environment

项目指标/权重解释与赋值
人力资本(H)劳动能力(H1)/0.4对16~60岁劳动力按身体健康状况赋值: “优”赋值5,“良”赋值4,“一般”赋值3,“较差”赋值2,“很差”赋值1,“丧失劳动能力”赋值0
教育文化(H2)/0.3文盲(不会讲汉语)赋值0;文盲(能讲汉语)赋值1;小学赋值2;初中赋值3;高中或中专赋值4;大专以上赋值5
职业技能(H3)/0.3无劳动能力的人口赋值0;农业劳动力(主要从事农业经营劳动者)赋值1;非农业劳动力(主要从事非农业劳动经营,或有一定的手艺,经常从事非农生计活动)赋值2;受雇佣的劳动力(长期受雇于企业主,有比较稳定收入者)赋值3;其他(与务农家属一起居住在农村,在非企业组织(如政府等)供职或从事个体经营的劳动者)赋值4
社会资本(S)政治资本(S1)/0.3家庭成员是否有乡村干部:如果有,赋值为1;没有赋值为0
联系成本(S2)/0.2通信费:户主月均电话消费/元
就业资本(S3)/0.5寻找外出务工机会可求助的亲友数量/人
自然资本(N)人均耕地面积(N1)/0.5人均耕地面积/亩:正在经营的耕地面积总和,包括自留地、承包土地、租用及转包其他农户的耕地面积
粮食单产(N2) /0.5亩均耕地粮食产量/公斤
物质资本(P)住房情况(P1)/0.4人均住房面积:50 m2以上赋值5;40~50 m2赋值4;30~40 m2赋值3; 20~30 m2赋值2;20 m2以下赋值1
住房结构:钢混赋值5;砖混赋值4;砖木赋值3;土木赋值2;木房/草房赋值1
居住条件(P2)/0.3户外道路:乡镇道路赋值5;村主干道赋值4;村道支道(能通行小型农用车)赋值3;村间小道(能通行摩托车)赋值2;山路、陡坡路(仅能供畜力运输工具通行)赋值1
卫生设备:水冲式厕所赋值2;旱厕赋值1;无厕所赋值0
拥有财产(P3)/0.3耐用消费品和大型生产性工具:农户所拥有的耐用消费品和大型生产性工具的种类数占所有选项种类数的比例/%
金融资本(F)现金资本(F1)/0.7现金量:家庭年人均现金收入/元
信贷资本(F2)/0.3获得信贷的机会:从农村信用社、商业银行等获得贷款的机会:如果有,赋值1;没有赋值0
生计环境(E)自然灾害状况(E1)/(1/3)是否受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地质灾害严重危害和威胁。如果是,赋值1;如果否,赋值0
基础设施状况(E2)/(1/3)是否安装自来水如果是,赋值1;如果否,赋值0。基础设施状况得分等于水、电、路等三项基础设施得分之和
是否通电
户外是否通公路*
公共服务状况(E3)/(1/3)离最近卫生站的时间距离0~15分钟赋值1; 15~30分钟赋值0.5;大于30分钟赋值0。总得分等于卫生站、小学、公交站等三项公共服务得分之和
离最近小学的时间距离
离最近公交站的时间距离

注:本表的“人力资本”一栏,只对16~60岁(大于等于16岁,小于60岁)的劳动力进行统计。*通村公路距离农户居住地路程在1 km以内,视为户外通公路,超过1 km视为户外不通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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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资本的具体指标及赋值主要参照李小云等(2007)对生计资本的量化方法,以及何仁伟(2013)对凉山州农户生计资本的相关研究成果。生计环境(E)指标是根据可持续生计理论及精准扶贫的需要,并结合凉山州的实际情况,与当地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和扶贫干部讨论设计而成。自然灾害是生计环境中的负向指标,对农户生计资本具有直接削弱作用,从而加深农户的贫困。根据《凉山州及各县国土局地质灾害隐患点现场踏勘复核结果》,如果农户位于地质灾害隐患点范围,则该农户受到自然灾害的严重威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状况是生计环境中的正向指标,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对改善农户生计和贫困状况具有积极的作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低水平供给甚或零供给对农户生计和贫困状况无任何改善作用,但也没有直接的破坏作用。

3.3.2 多维贫困识别指数MPII

由于不同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和变化区间,需要对各指标的统计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式(1)):

Xi'=XiXmax(1)

式中,Xi为指标X的统计值(原始数据),Xmax为该指标统计值的最大值,Xi'为该指标i统计值标准化的结果。

本文采用专家打分法与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PRA)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各指标权重。首先,邀请本领域有经验的专家(其中凉山州本土专家6名,其他科研院所专家4名)对指标权重进行打分,初步确定出各指标的权重(采用SPSS22软件对专家打分进行信度分析,结果表明:生计资本和生计环境等6个维度的α系数(信度系数)均大于0.8,说明专家权重打分信度良好);然后,项目组对典型贫困农户和乡镇、村主管扶贫工作的基层干部进行多次深度访谈,对部分指标权重进行了微调,最终确定出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表1),并据此得出5大生计资本与生计环境的计算公式(式(2)-(8))。根据各单维贫困量化分析的结果,得出农户多维贫困识别指数(MPII)的计算公式:

H=0.4×H1+0.3×H2+0.3×H3(2)

S=0.3×S1+0.2×S2+0.5×S3(3)

N=0.5×(N1+N2(4)

P=0.4×P1+0.3×P2+0.3×P3(5)

F=0.7×F1+0.3×F2(6)

E=1/3×(E2+E3-E1(7)

MPII=H+S+N+P+F+E(8)

3.3.3 贫困农户识别及类型划分

首先,根据计算结果,将各样本农户的MPII得分按从低到高进行排序,即按样本农户的贫困程度排序,根据排序结果,识别出贫困农户;然后,采用K-均值聚类法分别对贫困农户各单维度的贫困指数(6个维度)得分进行聚类分析,将其分别划分为较高、一般、脆弱3个等级;最后,根据各单维度的等级组合情况,结合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根据贫困原因的相似型,划分贫困农户类型(具体技术流程见下节)。

3.4 结果分析

3.4.1 贫困农户识别

本文将申请建档立卡的679户贫困农户作为评估对象(其中已建档立卡的贫困农户为420户,即官方识别出的贫困农户),根据MPII得分,识别出其中的420名贫困农户(为便于统计值对比,本文只识别出420户)。与已建档立卡的贫困农户420户相比,其中有338户重叠,82户不同,即已建档立卡贫困农户有82户未被本文识别出来,递交贫困申请但未建档立卡的贫困农户有82户被本文识别出来,即根据本文采集的样本及研究结果,建档立卡贫困农户的精准度为80.48%。从贫困农户的五大生计资本和生计环境得分及其多维贫困指数MPII的均值、最大值、最小值和取值区间来看,本文识别出的420户贫困农户表现得更为贫困,5大生计资本、生计环境及MPII的极值(最小值、最大值)和均值几乎都更低,取值区间范围更小(表2),即识别结果更加精准。所识别的贫困农户只有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这两个维度的最大值比建档立卡农户的最大值略高。社会资本维度值较大的农户主要是由于本族(彝族)家支(① 家支即家族支系,是彝族社会组织形式,它是以父系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人际网络。)关系的缘故,社会资源较好,但其他维度指数较低,所以该农户仍被识别为贫困;金融资本维度值较大的农户由于有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收入比在本地务工收入略高,拉高了家庭人均收入,但该农户家庭人口较多(人口超生),其他维度指数值较低,尤其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所以仍然被识别为贫困农户。

表2   已建档立卡的贫困农户与本文识别的农户统计值对比

Tab.2   Comparison of statistics between the designated poor households and the identified poor households

指数
维度
建档立卡的420户农户本文识别出的420户农户
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
人力资本0.03080.50140.23810.02940.49110.2325
社会资本0.02350.54590.28360.02320.55380.2792
自然资本0.17630.51370.31450.17580.50810.3092
物质资本0.08170.43620.23960.05460.43620.2358
金融资本0.02620.41930.25170.02590.42070.2448
生计环境-0.22220.55560.1867-0.22220.55560.1667
MPII0.36842.21621.63340.36842.14871.5839

3.4.2 贫困农户类型划分及其帮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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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划分流程解释

为了使扶贫政策或项目的实施更具针对性,提高扶贫效率,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准帮扶,在对生计资本和生计脆弱性背景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按照贫困农户各维度组合情况对贫困农户进行类型划分,共划分为5种类型(表3),划分依据如下:

表3   不同生计资本和生计环境组合下的贫困类型

Tab.3   Classification of poverty typ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livelihood capitals and livelihood environment

农户贫困类型贫困原因贫困农户样本及比例
5维(5大生计资本)标准划分生计环境脆弱型贫困农户分布6维标准综合划分
人力资本贫困型缺乏:H20户(4.76%)0户(0.00%)20户(4.76%)
基础型资本贫困型NPF等3类资本中至少有1种缺乏116户(27.62%)24户(5.71%)92户(21.90%)
社会资本贫困型缺乏:S85户(20.24%)4户(0.95%)81户(19.29%)
多维资本贫困型基础型资本、HS 3种贫困类型的任2种叠加或3种类型同时叠加199户(47.38%)181户(43.09%)18户(4.29%)
生计环境恶劣型生计环境脆弱的贫困农户209户(4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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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据贫困农户5大生计资本的属性及其组合特征,对贫困农户贫困类型进行第一次划分(5维标准划分)。在贫困农户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H)是贫困农户本身所固有的属性,体现着贫困农户改变生活现状、脱离贫困的主观能动性,即人的属性,其数量和质量决定着贫困农户能否有效率地运用其他资本。自然资本(N)、物质资本(P)和金融资本(F),是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条件,是有形的生计资本,因此可统称为基础型生计资本。社会资本(S)是贫困农户改变生计现状所采用的社会资源,为贫困农户的无形生计资本,是贫困农户发挥自身人力资本的主观能动性,运用基础型生计资本改变生计现状时所动用的社会网络资源,是联系人力资本和基础型资本的桥梁。因此,本文根据生计资本各维度的评价结果,将贫困农户贫困类型划分为:人力资本贫困型、基础型资本贫困型、社会资本贫困型、多维资本贫困型。具体而言,如果贫困农户某种生计资本评价结果为“脆弱”,则说明该生计资本缺乏,并据此划定其贫困类型。如果样本贫困农户不属其中的任何一种类型,则取其短板生计资本(量化排名靠后的资本),从而确定其贫困类型。

然后,根据生计环境维度的评价对贫困农户类型进行第二次划分,即将生计环境维度评价结果为“脆弱”等级的贫困农户直接划分为生计环境恶劣型;再根据凉山州的地理环境情况和目前凉山州的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将位于2500 m以上的高寒区、生计环境维度评价结果为非“脆弱”等级的贫困农户也划分为生计环境恶劣型。统计出生计环境恶劣型贫困农户在以上4种生计资本贫困类型中的分布,将其从中剔除整理后即得6维标准综合划分的农户贫困类型结果。

(2) 贫困农户类型及帮扶措施

人力资本贫困型。主要是由于家族总体劳动能力缺乏(老、弱、病、幼),教育文化程度低(文盲、半文盲),缺乏劳动技能所导致的。属于该类型的贫困农户占4.76%,但是存在人力资本贫困的农户占比达35.47%,说明人力资本的贫困是和多维贫困联系在一起的。人力资本贫困型的农户是由于近年来贫困农户主要劳动力因病致使贫困农户收入显著减少,医疗支出大幅增加,从而导致农户贫困,长此以往,也会演变为多维贫困。人力资本贫困型农户几乎全为彝族。由于患病无法得到良好的医治,贫困农户不堪高额的医疗费,且无法为贫困农户做贡献,因病致贫;落后的生育观念以及贫困农户对劳动力的潜在需求,导致其不合理的生育行为,使其陷入“贫困—人口超生—人口增长—不合理利用资源—贫困”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其劳动素质低,甚至无法用汉语交流,导致科技推广和技能培训难度大。人力资本的贫困是彝族居民的普遍现象,因此,就国家顶层设计而言,应建立专门针对贫困农户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防止贫困农户因病返贫和因贫无法就医;在彝族地区推进义务教育,落实彝汉双语教学,落实贫困农户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两免一补”政策,杜绝或减少学龄儿童辍学务农或务工。从当前精准扶贫的现实考虑,根据贫困农户的实际情况,组织劳动力培训,提高劳动力技能。例如,对于继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应该加强其农业技能和科技的培训,比如说山区菌类、牦牛、山羊养殖技术,特种农作物种植技术等;对于在本地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根据劳动特长和就业意愿,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如开展彝族传统手工技艺、农产品加工等多种就业或创业技能培训;对于打算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应加强劳务输出相关行业的就业培训,拓展贫困农户的生计途径。

基础型资本贫困型。NPF等3种资本中至少有1种缺乏(评价等级为“脆弱”)的贫困农户类型,该类型贫困农户占比为21.90%。凉山州属于西南典型山区,地貌条件复杂多样,高山、河谷、平坝、深谷相互交错,耕地资源空间差异明显。根据本文研究结果,自然资本缺乏的贫困农户绝大数位于半山高和高寒山区,由于山高坡陡,耕地破碎且单位产出不高,导致自然资本缺乏。金融资本缺乏的贫困农户在地理空间特征不明显,既有汉族农户又有彝族农户,主要表现为现金收入缺乏。由于住房、居住条件和贫困农户拥有的财产的总体情况处于较低水平,导致贫困农户物质资本缺乏。国家或当地政府应采取以下措施:①自然资本:稳步推进生态环境工程建设,防治耕地水土流失,开展土地整治,不断提高耕地生产力,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②物质资本:加快贫困农户危房改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贫困农户住房、居住条件;实施农机购置和家电下乡补贴,逐步减少贫困农户生产和生活对畜力的依赖性以及增加贫困农户的耐用消费品数量;③金融资本:针对贫困村的特点,制定脱贫规划(比如特色产业、劳务输出等),增加贫困农户收入;探索成立贫困农户资金互助合作社,由村委会审核和担保,为贫困农户提供小额的信用贷款。

社会资本贫困型。由贫困农户的社会资源和人际网络缺乏而造成贫困。属于该类型的贫困农户占比为19.29%。地理位置偏远、信息闭塞、对外交流困难,人际和社会资源缺乏,无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等是造成社会资本贫困的主要原因。增加贫困农户社会资本的主要途径为:提供外出务工信息,有计划地实施劳务输出;上级政府扶助,村委会牵头成立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帮助贫困农户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率和经济效益;改善贫困村的交通状况,从而增加贫困农户的社会资本,因为交通不仅是贫困农户物资运输和对外出行的通道,还是信息交流和传播的通道。

多维资本贫困型。人力资本、基础型资本、社会资本3种贫困类型的任2类型叠加或3种类型同时叠加引起的农户贫困。这类型贫困农户占比为4.29%,其生计资本综合得分低,是贫困程度最深的贫困农户。因此,应结合以上几种贫困类型,采取综合扶贫的措施促进多维资本贫困型农户脱贫。

生计环境贫困型,是指居住在生存条件和发展恶劣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由于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的约束,贫困农户生活现状堪忧、生计脆弱,该贫困农户类型的占比高达49.76%。如前文所述,该类型贫困农户居住的地理位置主要集中在2500 m的高寒区以及海拔2200-2500 m的生态环境恶劣、资源匮乏的高半山区,具有以下特征:①耕地等资源匮乏,位于发展潜力受限的干热河谷缺水区;②根据主体功能区规划,属于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禁止开发区、重要水源保护区;③居住在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频发和地质灾害隐患,且在短期内不易治理的地区;④由于历史、地理条件原因,居住分散,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太高,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严重滞后,扶贫效益难显的地区。根据国家精准扶贫的要求,生计环境贫困型农户很难实现就地脱贫,必须实施易地搬迁扶贫。根据凉山州的实际,在搬迁方式上,对处于极端恶劣条件的高寒山区村落实施整体迁出,同时,鼓励贫困农户投亲靠友,异地购(建)房搬迁等多种形式的搬迁;在迁出时,优先安排贫困程度深、受自然灾害严重威胁村落和贫困农户。在安置方式上,可根据安置地资源的特点、不同民族居民的生活习俗以及贫困农户的意愿,可采取就近、分散插花、规模集中等多种方式安置;同时根据贫困农户的劳动技能,依托城镇、产业园区、农业产业化基地等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节点进行安置;对于汉化程度较高的彝族居民,可考虑依托资源承载力较强的汉族聚居区进行安置。对集中安置的彝族贫困农户,要做好彝家新寨的建设规划,改善彝族同胞的居住环境和条件,以推动移风易俗的发展。在资金投入和项目建设方面,要做好搬迁贫困农户的资金筹措,视农户贫困状况实施差异化的补助;把医疗、卫生、教育、乡村道路、产业开发等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项目与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优先整合安排。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通过精准识别贫困农户,制定精准帮扶措施,最终实现精准脱贫是精准扶贫的本质所在。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从理论和实证上探讨了精准扶贫的关键科学问题,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4.1.1 理论分析方面

(1)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可将精准扶贫分为等四阶段,五个环节。第I阶段为贫困农户精准识别,包括生计环境和生计资本两个环节;第II阶段为帮扶措施制定,即政策、措施制定环节;第III阶段为帮扶措施实施,即生计策略形成环节。第IV阶段为稳定脱贫的阶段,即生计产出环节。

(2) 从影响农户生计的内因和外因视角,构建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生计环境等6个维度的多维贫困识别指数,有助于理解精准扶贫的技术流程,探讨精准扶贫的关键科学问题,从而帮助贫困农户建立可持续生计。

4.1.2 案例研究方面

(1) 以典型贫困地区——四川省凉山州为案例区域,将农户的各维度贫困识别指数本土化、具体化、数量化,有利于构建体现区域特征、切合实际的多维贫困识别指数。

(2) 识别出420户贫困户,有80.48%(338户)的建档立卡户与识别结果重叠;与已经建档立卡的贫困农户相对比,本文识别出的贫困农户在各单个维度和综合维度上都处于更低的水平,基于可持生计的多维贫困识别出的贫困农户更加科学合理。

(3) 将贫困农户划分为人力资本贫困型、基础资本贫困型、社会资本贫困型、生计环境恶劣等5种类型,建议根据不同类型农户的“短板”和地方资源的比较优势,拓宽农户的生计途径,实现可持续脱贫。

4.2 讨论

(1) 中国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不同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存在着明显空间差异,基于可持续生计的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也应有所差异,贫困农户的帮扶措施应当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 目前全国贫困农户建档立卡工作(即精准识别工作)已基本完成,但针对贫困农户的精准帮扶的措施却比较模糊,脱贫的贫困农户返贫现象也普遍存在;加之中国在2020年按期实现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之后,相对贫困人口也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因此,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的贫困农户识别和帮扶仍是今后贫困问题研究的重要课题。

(3) 本文针对贫困农户贫困类型提出的帮扶措施是基础性措施,具体农户的帮扶措施还需要细化,不同类型贫困农户的帮扶措施也不一定要截然分开。在西部偏远山区,贫困农户的单维贫困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存在着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也许并不明显。在研究帮扶措施时,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扶贫措施,往往需要通过国家的顶层设计来实现;特色产业扶贫、劳动技能培训、劳务输出等措施,往往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根据贫困农户的情况和生计意愿进行操作;在进行易地扶贫搬迁时,要考虑到与迁入地的居民在社会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共生融合。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邓维杰. 2014.

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

[J]. 农村经济, (6): 78-8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目前,精准扶贫的实际执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主要原因在于精准扶贫中出现了突出的对贫困户的排斥现象,包括在精准识别环节对贫困人口规模的人为限定形成的规模排斥、集中连片扶贫开发对片区外贫困群体的区域排斥,以及自上而下的贫困村和贫困户识别过程中对贫困群体的恶意排斥和过失排斥等。要真正实现精准扶贫,应该尽早开展国家级和省级的贫困普查,对贫困村实施分类管理,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融合的贫困户识别和帮扶机制。同时,购买独立第三方社会服务来协助和监督整个过程。当然,减贫投入必须足够,不能期待依靠地方配套来实现精准扶贫目标。

[Deng W J.2014.

Jingzhunfupin de nandian, duice yu lujing xuanze

[J]. Rural Economy, (6): 78-8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目前,精准扶贫的实际执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主要原因在于精准扶贫中出现了突出的对贫困户的排斥现象,包括在精准识别环节对贫困人口规模的人为限定形成的规模排斥、集中连片扶贫开发对片区外贫困群体的区域排斥,以及自上而下的贫困村和贫困户识别过程中对贫困群体的恶意排斥和过失排斥等。要真正实现精准扶贫,应该尽早开展国家级和省级的贫困普查,对贫困村实施分类管理,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融合的贫困户识别和帮扶机制。同时,购买独立第三方社会服务来协助和监督整个过程。当然,减贫投入必须足够,不能期待依靠地方配套来实现精准扶贫目标。
[2] 邓小海, 曾亮, 罗明义. 2015.

精准扶贫背景下旅游扶贫精准识别研究

[J]. 生态经济, 31(4): 94-9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4407.2015.04.02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如何提高我国旅游扶贫的精准度是旅游扶贫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要提高旅游扶贫的精准度,就必须对旅游扶贫进行精准识别.在实施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探讨旅游扶贫精准识别以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精准化,对今后的旅游扶贫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精准扶贫的背景出发,阐述了旅游扶贫精准识别的概念及意义,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旅游扶贫目标人群识别和旅游扶贫项目识别两方面的内容,最后提出了旅游扶贫目标人群识别的市场甄别机制和“意愿—能力”识别模型及旅游扶贫项目识别的“RHB”框架.

[Deng X H, Zeng L, Luo M Y.2015.

Study on th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J]. Ecological Economy, 31(4): 94-9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4407.2015.04.02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如何提高我国旅游扶贫的精准度是旅游扶贫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要提高旅游扶贫的精准度,就必须对旅游扶贫进行精准识别.在实施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探讨旅游扶贫精准识别以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精准化,对今后的旅游扶贫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精准扶贫的背景出发,阐述了旅游扶贫精准识别的概念及意义,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旅游扶贫目标人群识别和旅游扶贫项目识别两方面的内容,最后提出了旅游扶贫目标人群识别的市场甄别机制和“意愿—能力”识别模型及旅游扶贫项目识别的“RHB”框架.
[3] 韩斌. 2015.

推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初析: 以滇黔桂石漠化片区为例

[J]. 学术探索, (6): 73-7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723X.2015.06.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目前各地扶贫实际效果来看,扶贫工作中扶贫对象不明确、帮扶措施针对性不强、扶贫工作难点仍未解决等问题突出,本文以我国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滇黔桂石漠化片区为例,基于精准扶贫的视角,提出存在扶贫对象不准确、缺乏人力资本支撑和产业扶贫针对性不强等问题,并结合该区的自然禀赋和发展基础,提出了生态扶贫、特殊群体“救助+帮扶”和“种养+加工+科技”等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

[Han B.2015.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how to promote the precis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oncentrated destitute areas: Using the Yunnan-Guizhou-Guangxi karst rocky desertification area as an example

[J]. Academic Exploration, (6): 73-7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723X.2015.06.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目前各地扶贫实际效果来看,扶贫工作中扶贫对象不明确、帮扶措施针对性不强、扶贫工作难点仍未解决等问题突出,本文以我国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滇黔桂石漠化片区为例,基于精准扶贫的视角,提出存在扶贫对象不准确、缺乏人力资本支撑和产业扶贫针对性不强等问题,并结合该区的自然禀赋和发展基础,提出了生态扶贫、特殊群体“救助+帮扶”和“种养+加工+科技”等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
[4] 何仁伟. 2013.

典型山区农户生计空间差异与生计选择研究: 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D]

. 北京: 中国科学院大学.

[本文引用: 2]     

[He R W.2013.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famer’s livelihood situation and livelihood choice in representative mountain areas: A case study of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Sichuan Province[D].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本文引用: 2]     

[5] 何仁伟. 2014.

山区聚落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水平及空间差异分析: 以四川省凉山州为例

[J].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报, 31(2): 221-230.

https://doi.org/10.7523/j.issn.2095-6134.2014.02.012      URL      摘要

通过对凉山州山区聚落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水平和空间差异的评价, 分析影响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将凉山州与四川省农户生计水平进行对比发现,农户生计发展水平与山区聚落的地理条件具有显著相关性;凉山州县域农户生计发展 水平有较强的空间关联,空间差异明显.最后,对提高山区聚落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发展能力的对策进行了探讨.

[He R W.2014.

Evaluation and spatial difference analysis 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of peasant household in mountain settlement: A case study of Liangshan prefecture in Sichuan Province

[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1(2): 221-230.]

https://doi.org/10.7523/j.issn.2095-6134.2014.02.012      URL      摘要

通过对凉山州山区聚落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水平和空间差异的评价, 分析影响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将凉山州与四川省农户生计水平进行对比发现,农户生计发展水平与山区聚落的地理条件具有显著相关性;凉山州县域农户生计发展 水平有较强的空间关联,空间差异明显.最后,对提高山区聚落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发展能力的对策进行了探讨.
[6] 何仁伟, 刘邵权, 陈国阶, . 2013.

中国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进展及趋向

[J]. 地理科学进展, 32(4): 657-670.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3.04.018      Magsci      摘要

开展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对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首先阐述了可持续生计的概念,并对国外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概况进行了简介;然后从生计资产(资本)研究、生计脆弱性分析、生计策略研究、政策、机构和过程对农户生计影响研究、农户生计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研究等5 个方面对近年来国内农户生计的主要研究进展进行了归纳总结。最后,提出了中国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的主要趋向: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研究,新技术方法的综合与动态研究,农户可持续生计与贫困问题研究,城乡转型期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重点区域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

[He R W, Liu S Q, Chen G J, et al.2013.

Research progress and tendency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or peasant household in China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2(4): 657-670.]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3.04.018      Magsci      摘要

开展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对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首先阐述了可持续生计的概念,并对国外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概况进行了简介;然后从生计资产(资本)研究、生计脆弱性分析、生计策略研究、政策、机构和过程对农户生计影响研究、农户生计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研究等5 个方面对近年来国内农户生计的主要研究进展进行了归纳总结。最后,提出了中国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的主要趋向: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研究,新技术方法的综合与动态研究,农户可持续生计与贫困问题研究,城乡转型期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重点区域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
[7] 李小云, 董强, 饶小龙, . 2007.

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

[J]. 中国农村经济, (4): 32-3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通过设计农户生计资产量化研究方法,对农户脆弱性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表明:在农村社区,不同群体的脆弱性表现出差异性,生计资产的单一缺乏或者多元缺乏都是导致农户脆弱性的直接原因。最为脆弱的农户就是多种资产缺乏型农户。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农户内部结构,并且为扶贫政策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Li X Y, Dong Q, Rao X L, et al.2007.

Nonghu cuiruoxing fenxi fangfa jiqi bentuhua yingyong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4): 32-3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通过设计农户生计资产量化研究方法,对农户脆弱性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表明:在农村社区,不同群体的脆弱性表现出差异性,生计资产的单一缺乏或者多元缺乏都是导致农户脆弱性的直接原因。最为脆弱的农户就是多种资产缺乏型农户。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农户内部结构,并且为扶贫政策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8] 李裕瑞, 曹智, 郑小玉, . 2016.

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的区域模式与可持续途径

[J]. 中国科学院院刊, 31(3): 279-28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目前我国仍有超过7 000万的贫困人口,且区域分布广、贫困程度深。促进贫困地区的转型发展、贫困群体的生计改善,直接关系到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文章基于我国基本地理国情,深入探讨农村贫困问题的地域生成机制,梳理精准扶贫的区域模式,提出加快精准脱贫的可持续途径。研究认为,我国农村贫困发生机制和减贫的基本模式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十三五"期间,精准扶贫应着眼于区域转型发展过程来着力破解贫困问题;需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的区域政策体系、产业政策体系、土地政策体系,着力建立和完善以区域发展助推贫困农户脱贫解困的传导机制。

[Li Y R, Cao Z, Zheng X Y, et al.2016.

Regional and sustainable approach for target-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J].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1(3): 279-28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目前我国仍有超过7 000万的贫困人口,且区域分布广、贫困程度深。促进贫困地区的转型发展、贫困群体的生计改善,直接关系到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文章基于我国基本地理国情,深入探讨农村贫困问题的地域生成机制,梳理精准扶贫的区域模式,提出加快精准脱贫的可持续途径。研究认为,我国农村贫困发生机制和减贫的基本模式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十三五"期间,精准扶贫应着眼于区域转型发展过程来着力破解贫困问题;需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的区域政策体系、产业政策体系、土地政策体系,着力建立和完善以区域发展助推贫困农户脱贫解困的传导机制。
[9] 刘慧. 2016.

实施精准扶贫与区域协调发展

[J]. 中国科学院院刊, 31(3): 320-32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精准扶贫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区域扶贫攻坚计划是当前我国扶贫攻坚的两大主要模式。2011年国家大幅提高贫困标准,贫困人口规模、分布特征、贫困内涵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文章在分析新贫困标准下我国农村贫困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全面解析了当前扶贫开发中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区域精准扶贫的理念,包括:建立多维贫困区域识别指标体系,开展精准化贫困区域识别;采取多元化扶贫方式;以及实施基于不同地理空间尺度和贫困地区类型的差异化的分类扶贫政策。文章最后针对当前两大扶贫模式中存在的缺陷,提出了拓展精准扶贫内涵、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途径和建议。

[Liu H.2016.

Study on implementation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J].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1(3): 320-32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精准扶贫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区域扶贫攻坚计划是当前我国扶贫攻坚的两大主要模式。2011年国家大幅提高贫困标准,贫困人口规模、分布特征、贫困内涵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文章在分析新贫困标准下我国农村贫困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全面解析了当前扶贫开发中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区域精准扶贫的理念,包括:建立多维贫困区域识别指标体系,开展精准化贫困区域识别;采取多元化扶贫方式;以及实施基于不同地理空间尺度和贫困地区类型的差异化的分类扶贫政策。文章最后针对当前两大扶贫模式中存在的缺陷,提出了拓展精准扶贫内涵、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途径和建议。
[10] 刘彦随, 周扬, 刘继来. 2016.

中国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特征及其精准扶贫策略

[J]. 中国科学院院刊, 31(3): 269-27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长期以来,中国坚持政府主导推动减贫事业,在实践中不断推进扶贫开发的理论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目前中国仍有7 017万农村贫困人口,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文章深入剖析了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化基本特征,揭示了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规律,探明了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素,提出了科学推进精准扶贫的战略与对策。研究结果表明:贫困人口规模大、分布广、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逐渐加大,是当前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基本特征,因病、因残、因学、因灾致贫或返贫现象突出;农村贫困人口逐渐向我国中西部深石山区、高寒区、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集聚,具有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贫困区(片)等多级并存的组织结构和空间分布格局;"胡焕庸线"西北部、东南部贫困人口的比重分别占16.4%、83.6%;自然环境恶劣、区位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区域发展不均衡及前期扶贫开发政策精准性不够等,是中国农村持续贫困的主要症结。如期实现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亟需扶贫工作体制机制的创新,科学推进精准扶贫战略。

[Liu Y S, Zhou Y, Liu J L.2016.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poverty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in China

[J].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1(3): 269-27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长期以来,中国坚持政府主导推动减贫事业,在实践中不断推进扶贫开发的理论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目前中国仍有7 017万农村贫困人口,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文章深入剖析了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化基本特征,揭示了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规律,探明了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素,提出了科学推进精准扶贫的战略与对策。研究结果表明:贫困人口规模大、分布广、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逐渐加大,是当前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基本特征,因病、因残、因学、因灾致贫或返贫现象突出;农村贫困人口逐渐向我国中西部深石山区、高寒区、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集聚,具有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贫困区(片)等多级并存的组织结构和空间分布格局;"胡焕庸线"西北部、东南部贫困人口的比重分别占16.4%、83.6%;自然环境恶劣、区位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区域发展不均衡及前期扶贫开发政策精准性不够等,是中国农村持续贫困的主要症结。如期实现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亟需扶贫工作体制机制的创新,科学推进精准扶贫战略。
[11] 刘艳华, 徐勇. 2015.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地理识别及类型划分

[J]. 地理学报, 70(6): 993-1007.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6012      URL      Magsci      摘要

<p>发展多维贫困度量方法和提高贫困识别精准度是近年国际贫困研究中的热点领域,也是中国未来提高农村扶贫实践质量和效率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借鉴国际上关于脆弱性—可持续生计框架模型在贫困研究中的学术思想,通过建立农村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和地理识别方法,对中国农村开展了县域尺度的贫困地理识别,并与单维度收入贫困以及国家最新认定的扶贫开发重点县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对识别的多维贫困县按扶贫措施相似性进行了类型划分。研究结果表明:655个县级单元被识别为多维度贫困县,涉及农村人口1.41亿人;空间分布集中连片特征显著,青藏高原及其周边的南疆三地州、黄土高原西部、滇西—川西高山峡谷区为最大的连片贫困区;有71.79%的国家重点贫困县与识别结果重叠,与国家重点贫困县对比,识别的多维贫困县在各单维度和综合维度都处于更劣势水平;多维贫困县被划分为金融资本缺乏型、人力资本缺乏型、基础建设缺乏型、金融基建兼缺型、人力基建兼缺型、生计途径缺乏型、生存条件缺乏型和发展条件缺乏型8种类型。</p>

[Liu Y H, Xu Y.2015.

Geographical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rural China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0(6): 993-1007.]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6012      URL      Magsci      摘要

<p>发展多维贫困度量方法和提高贫困识别精准度是近年国际贫困研究中的热点领域,也是中国未来提高农村扶贫实践质量和效率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借鉴国际上关于脆弱性—可持续生计框架模型在贫困研究中的学术思想,通过建立农村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和地理识别方法,对中国农村开展了县域尺度的贫困地理识别,并与单维度收入贫困以及国家最新认定的扶贫开发重点县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对识别的多维贫困县按扶贫措施相似性进行了类型划分。研究结果表明:655个县级单元被识别为多维度贫困县,涉及农村人口1.41亿人;空间分布集中连片特征显著,青藏高原及其周边的南疆三地州、黄土高原西部、滇西—川西高山峡谷区为最大的连片贫困区;有71.79%的国家重点贫困县与识别结果重叠,与国家重点贫困县对比,识别的多维贫困县在各单维度和综合维度都处于更劣势水平;多维贫困县被划分为金融资本缺乏型、人力资本缺乏型、基础建设缺乏型、金融基建兼缺型、人力基建兼缺型、生计途径缺乏型、生存条件缺乏型和发展条件缺乏型8种类型。</p>
[12] 汪三贵, 郭子豪. 2015.

论中国的精准扶贫

[J]. 贵州社会科学, (5): 147-150.

[本文引用: 2]     

[Wang S G, Guo Z H.2015.

Lun Zhongguo de jingzhunfupin

[J].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5): 147-150.]

[本文引用: 2]     

[13] 王春超, 叶琴. 2014.

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的演进: 基于收入与教育维度的考察

[J]. 经济研究, 2014, (12): 159-17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采用CHNS2000-2009年的个人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估计中国9省的劳动者在收入、健康、教育、医疗保险四个维度的多维贫困,对比分析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多维贫困的状况。引入市场化指数这一制度变量解释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多维贫困的变化。研究发现市场化是农民工多维贫困状况改善的重要原因。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民工多维贫困内部各维度的变化,利用Heckman两步法分别估计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的教育对收入回报的截面变动趋势,并采用个体面板数据估计、比较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十年间的总体教育回报状况。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多维贫困状况较全国水平和城市劳动者均严重。收入与教育维度的贫困对农民工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较高,尤其是教育维度的贡献率更高且呈现上升趋势。农民工的教育回报低于城市劳动者,近年来两个群体之间教育回报的差距呈拉大趋势。在教育回报较低的情况下,农民工的理性选择是减少教育的投入。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教育投入动力不足将不利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积累,容易回到多维贫困,难以真正融入城市。

[Wang C C, Ye Q.2014.

Evolution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of Chinese rural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dimension of income and education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12): 159-17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采用CHNS2000-2009年的个人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估计中国9省的劳动者在收入、健康、教育、医疗保险四个维度的多维贫困,对比分析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多维贫困的状况。引入市场化指数这一制度变量解释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多维贫困的变化。研究发现市场化是农民工多维贫困状况改善的重要原因。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民工多维贫困内部各维度的变化,利用Heckman两步法分别估计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的教育对收入回报的截面变动趋势,并采用个体面板数据估计、比较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十年间的总体教育回报状况。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多维贫困状况较全国水平和城市劳动者均严重。收入与教育维度的贫困对农民工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较高,尤其是教育维度的贡献率更高且呈现上升趋势。农民工的教育回报低于城市劳动者,近年来两个群体之间教育回报的差距呈拉大趋势。在教育回报较低的情况下,农民工的理性选择是减少教育的投入。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教育投入动力不足将不利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积累,容易回到多维贫困,难以真正融入城市。
[14] 翁伯琦, 黄颖, 王义祥, . 2015.

以科技兴农推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对策思考: 以福建省建宁县为例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5(S2): 166-16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新时期特色现代农业的重点与方向,与此相对应的常规扶贫工作也必须转变方式,即由传统扶贫向精准扶贫转型升级。对此,依靠科技创新与科技创业来带动精准扶贫是一项重要举措。本文阐述了精准扶贫的内涵与计划优化实施要点;分析了科技兴农与精准扶贫的联动发展的优势;并结合实际提出了建宁县实施科技扶贫的对策思考。力求为县域科技兴农与山区精准扶贫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Weng B Q, Huang Y, Wang Y X, et al.2015.

Countermeasures towards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of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motivated by agriculture-developed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5(S2): 166-16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新时期特色现代农业的重点与方向,与此相对应的常规扶贫工作也必须转变方式,即由传统扶贫向精准扶贫转型升级。对此,依靠科技创新与科技创业来带动精准扶贫是一项重要举措。本文阐述了精准扶贫的内涵与计划优化实施要点;分析了科技兴农与精准扶贫的联动发展的优势;并结合实际提出了建宁县实施科技扶贫的对策思考。力求为县域科技兴农与山区精准扶贫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15] 杨龙, 汪三贵. 2015.

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测量与分解: 基于2010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的农户数据

[J]. 人口学刊, 37(2): 15-2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129X.2015.02.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多维贫困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贫困地区农户生活状况.本文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量,并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研究发现,低收入农户经受着更为严重的多维贫困状况,低收入农户和中等偏下农户多维贫困状况对贫困线变动更为敏感,但贫困线的提高更为显著地增加了中等偏下组农户的多维贫困贡献率.因贫困人口数量的不同,各省农户多维贫困程度和其贡献率并不一致.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致贫原因中,地形因素的影响大于民族特征因素.贫困维度分解表明,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农户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饮水问题而非增收问题.

[Yang L, Wang S G.2015.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decomposition of households in poor areas: Based on the China rural poverty monitoring household survey in 2010

[J]. Population Journal, 37(2): 15-2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129X.2015.02.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多维贫困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贫困地区农户生活状况.本文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量,并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研究发现,低收入农户经受着更为严重的多维贫困状况,低收入农户和中等偏下农户多维贫困状况对贫困线变动更为敏感,但贫困线的提高更为显著地增加了中等偏下组农户的多维贫困贡献率.因贫困人口数量的不同,各省农户多维贫困程度和其贡献率并不一致.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致贫原因中,地形因素的影响大于民族特征因素.贫困维度分解表明,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农户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饮水问题而非增收问题.
[16] 杨园园, 刘彦随, 张紫雯. 2016.

基于典型调查的精准扶贫政策创新及建议

[J]. 中国科学院院刊, 31(3): 337-34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自2013年人大会议以来,我国加大了对扶贫政策的深化,同时确立了多个地区的精准扶贫,并且迅速取得了较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全面深入,由于不同地区的风俗、生活方式不一致,也出现了许多的不足之处,需要对现有的精准扶贫政策加以创新和发展.为此,本文根据湖南的贫困统计分析,进行了扶贫政策创新方向的研究,并提出了部分建议,以推动精准扶贫政策取得更大的成果.

[Yang Y Y, Liu Y S, Zhang Z W.2016.

Study on policy innovation and suggestion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typical investigation

[J].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1(3): 337-34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自2013年人大会议以来,我国加大了对扶贫政策的深化,同时确立了多个地区的精准扶贫,并且迅速取得了较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全面深入,由于不同地区的风俗、生活方式不一致,也出现了许多的不足之处,需要对现有的精准扶贫政策加以创新和发展.为此,本文根据湖南的贫困统计分析,进行了扶贫政策创新方向的研究,并提出了部分建议,以推动精准扶贫政策取得更大的成果.
[17] 杨振, 江琪, 刘会敏, . 2015.

中国农村居民多维贫困测度与空间格局

[J]. 经济地理, 35(12): 148-153.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12.02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生活性消费视角出发,依据恩格尔理论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建立多维贫困测度模型,对中国各省区农村居民的相对贫困空间格局及成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农村居民在8个消费维度上的基本需求支出存在较大差异,"生存型"需求较高,"发展型"需求较低,各消费维度实际支出均随收入正向增长。2各消费维度实际支出普遍高于相应维度的基本需求支出,相对贫困指数存在明显的维度差异与地区差异。东部省份贫困水平普遍较低,中部次之,西部地区贫困水平普遍较高。3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越低、农业经济地位越高,相应的区域贫困指数也越大;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结构的非农化和人均耕地的增加则会拉低贫困指数。自然灾害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外出机会和非农收入,也有利于区域贫困指数的降低。

[Yang Z, Jiang Q, Liu H M, et al.2015.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 and spatial pattern of China's rural residents

[J]. Economic Geography, 35(12): 148-153.]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12.02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生活性消费视角出发,依据恩格尔理论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建立多维贫困测度模型,对中国各省区农村居民的相对贫困空间格局及成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农村居民在8个消费维度上的基本需求支出存在较大差异,"生存型"需求较高,"发展型"需求较低,各消费维度实际支出均随收入正向增长。2各消费维度实际支出普遍高于相应维度的基本需求支出,相对贫困指数存在明显的维度差异与地区差异。东部省份贫困水平普遍较低,中部次之,西部地区贫困水平普遍较高。3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越低、农业经济地位越高,相应的区域贫困指数也越大;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结构的非农化和人均耕地的增加则会拉低贫困指数。自然灾害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外出机会和非农收入,也有利于区域贫困指数的降低。
[18] 张全红, 周强. 2014.

中国多维贫困的测度及分解: 1989~2009年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31(6): 88-1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MPI多维贫困指数为基准,使用CHNS面板数据,考察1989年以来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并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多维贫困的下降幅度超过单一收入贫困的下降幅度;农村贫困一直是中国贫困的主体,但城乡之间的贫困差别已从收入因素转变到非收入因素;贫困的主要致因从早期的卫生设施和收入因素转变到目前的卫生设施和教育因素。因此,反贫困政策要从单一的收入视角转向多维视角,尤其要重视从农村教育和生活水平方面来提高反贫困效果。

[Zhang Q H, Zhou Q.2014.

On the dynamic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ment and decomposition of China’s poverty: 1989-2009

[J].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31(6): 88-1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MPI多维贫困指数为基准,使用CHNS面板数据,考察1989年以来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并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多维贫困的下降幅度超过单一收入贫困的下降幅度;农村贫困一直是中国贫困的主体,但城乡之间的贫困差别已从收入因素转变到非收入因素;贫困的主要致因从早期的卫生设施和收入因素转变到目前的卫生设施和教育因素。因此,反贫困政策要从单一的收入视角转向多维视角,尤其要重视从农村教育和生活水平方面来提高反贫困效果。
[19] 张全红, 周强. 2015.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 1991—2011

[J]. 财贸研究, 41(6): 22-2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选取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收入四个维度共11个指标,通过计算家庭的剥夺得分来识别其是否贫困,并在此基础上计算了1991—2011年中国农村的多维贫困指数。研究发现:多维视角的中国农村减贫效果要大于单一收入指标视角;从指标分解看,1991—2011年,收入始终是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的第一致因,但其贡献度在下降,而受教育年限和健康状况的贫困贡献度在上升;被调查省份的多维贫困状况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多维贫困的变化与收入贫困的变化也不完全一致;户主性别、教育程度和人口规模不同的家户,多维贫困程度相差较大。

[Zhang Q H, Zhou Q.2015.

The dynamic research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China: 1991-2011

[J]. Finance and Trade Research, 41(6): 22-2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选取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收入四个维度共11个指标,通过计算家庭的剥夺得分来识别其是否贫困,并在此基础上计算了1991—2011年中国农村的多维贫困指数。研究发现:多维视角的中国农村减贫效果要大于单一收入指标视角;从指标分解看,1991—2011年,收入始终是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的第一致因,但其贡献度在下降,而受教育年限和健康状况的贫困贡献度在上升;被调查省份的多维贫困状况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多维贫困的变化与收入贫困的变化也不完全一致;户主性别、教育程度和人口规模不同的家户,多维贫困程度相差较大。
[20] 赵武, 王姣玥. 2015.

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包容性创新机制研究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5(增刊11): 170-17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没有贫困群体的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一句空话。针对我国扶贫开发工作长期存在的低质低效、造血功能弱、针对性差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施"精准扶贫",创新扶贫开发方式,改变过去滞后的、粗放的、输血式的扶贫方法。包容性创新就是通过将社会底层人群纳入创新系统,挖掘金字塔底层民众的自身需求、动力、创造力,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减少社会排斥,向贫困者提供公开参与、公平享受经济、科技发展成果的机会。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探索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包容性创新机制,形成可持续的扶贫长效机制,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Zhao W, Wang J Y.2015.

Under the new normal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inclusive innovation mechanism research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5(S11): 170-17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没有贫困群体的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一句空话。针对我国扶贫开发工作长期存在的低质低效、造血功能弱、针对性差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施"精准扶贫",创新扶贫开发方式,改变过去滞后的、粗放的、输血式的扶贫方法。包容性创新就是通过将社会底层人群纳入创新系统,挖掘金字塔底层民众的自身需求、动力、创造力,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减少社会排斥,向贫困者提供公开参与、公平享受经济、科技发展成果的机会。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探索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包容性创新机制,形成可持续的扶贫长效机制,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21] 郑瑞强, 曹国庆. 2015.

基于大数据思维的精准扶贫机制研究

[J]. 贵州社会科学, (8): 163-16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解决问题的因果思维在大数据时代受到挑战,着眼预测的效果思维与关联分析受到重视。经济新常态下扶贫开发速度趋缓与扶贫资源边际效益递减现象明显,资源投入和瞄准效率是影响扶贫效果的两大因素。基于精准扶贫辩证理解与大数据分析支持的可行性研究,以提升扶贫资源配置效率为主线,运用大数据思维方式,总结当前扶贫工作的挑战,提出"十三五"期间扶贫策略:精准扶贫,供需对接,整合扶贫资源,实施普惠式扶贫向适度竞争式扶贫战略转变,关注"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优化扶贫资源运作与传递,注重扶贫治理机制创新,强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强化发展扶持政策衔接,提高贫困人口资源承接水平等。

[Zheng R Q, Cao G Q.2015.

Jiyu dashuju siwei de jingzhunfupin jizhi yanjiu

[J].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8): 163-16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解决问题的因果思维在大数据时代受到挑战,着眼预测的效果思维与关联分析受到重视。经济新常态下扶贫开发速度趋缓与扶贫资源边际效益递减现象明显,资源投入和瞄准效率是影响扶贫效果的两大因素。基于精准扶贫辩证理解与大数据分析支持的可行性研究,以提升扶贫资源配置效率为主线,运用大数据思维方式,总结当前扶贫工作的挑战,提出"十三五"期间扶贫策略:精准扶贫,供需对接,整合扶贫资源,实施普惠式扶贫向适度竞争式扶贫战略转变,关注"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优化扶贫资源运作与传递,注重扶贫治理机制创新,强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强化发展扶持政策衔接,提高贫困人口资源承接水平等。
[22] 左停, 杨雨鑫, 钟玲. 2015.

精准扶贫: 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

[J]. 贵州社会科学, (8): 156-16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我国扶贫领域最新推出了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精准扶贫机制的推出在技术层面的靶向是此前扶贫开发工作中存在的瞄准目标偏离和精英捕获问题;中央-地方关系、社会控制理论、"社会成本"这三种视角可以为从理论层面理解与反思精准扶贫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在当前的现实中,精准扶贫还面临着规模控制所引起的规模排斥、乡村内平均主义思想、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市场化背景下的扶贫开发有效手段不足、村庄间贫困户实际识别标准差异等挑战。

[Zuo T, Yang Y X, Zhong L.2015.

Jingzhunfupin: jishu baxiang, lilun jiexi he xianshi tiaozhan

[J].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8): 156-16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我国扶贫领域最新推出了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精准扶贫机制的推出在技术层面的靶向是此前扶贫开发工作中存在的瞄准目标偏离和精英捕获问题;中央-地方关系、社会控制理论、"社会成本"这三种视角可以为从理论层面理解与反思精准扶贫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在当前的现实中,精准扶贫还面临着规模控制所引起的规模排斥、乡村内平均主义思想、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市场化背景下的扶贫开发有效手段不足、村庄间贫困户实际识别标准差异等挑战。
[23] Alkire S, Foster J.2011.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5(7-8): 476-487.

https://doi.org/10.1016/j.jpubeco.2010.11.00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methodology for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consisting of an identification method rho(k) that extends the traditional intersection and union approaches, and a class of poverty measures M-alpha. Our identification step employs two forms of cutoff: one within each dimens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a person is deprived in that dimension, and a second across dimensions that identifies the poor by 'counting' the dimensions in which a person is deprived. The aggregation step employs the FGT measures, appropriately adjusted to account for multidimensionality. The axioms are presented as joint restrictions on identification and the measures, and the methodology satisfies a range of desirable properties including decomposability.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 is particularly well suited for use with ordinal data, as is the first of our measures, the adjusted headcount ratio M-0. We present some dominance results and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adjusted headcount ratio as a measure of unfreedom. Examples from the US and Indonesia illustrate our methodology. (C) 2010 Elsevier B.V. All rights reserved.
[24] Alkire S, Santos M E. 2010.

Acut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 new index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R/OL]. OPHI Working Paper Series, 38. .

URL      [本文引用: 1]     

[25] Betti G, Verma V K.1999.

Measuring the degree of poverty in a dynamic and comparative context: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using fuzzy set theory

[C]//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islamic countries conference on statistical sciences. Lahore, Pakistan: ICCS: 289.

[本文引用: 1]     

[26] Bourguignon F, Chakravarty S R.2003.

The measurement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1(1): 25-49.

[本文引用: 1]     

[27]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0.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

[R]. London,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本文引用: 1]     

[28] Ramos X, Silber J.2005.

On the application of efficiency analysis to the study of the dimensions of human development

[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1(2): 285-309.

https://doi.org/10.1111/j.1475-4991.2005.00155.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translate empirically some of the categorizations of human development reviewed by Alkire (2002). It compares the estimates of human development obtained on the basis of Sen's (1985) capability approach, Narayan et al.'s (2000) dimensions of well-being, Cummins (1996) domains of life satisfaction and Allardt's (1993) comparative Scandinavian welfare study. To obtain these estimates of human development use is made of techniques developed in efficiency analysis, an approach rarely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consumption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see, however, Lovell et al., 1994). Our database is the 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 Our findings vindicate the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human development but show a great empirical resemblance between the four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well-being. Copyright 2005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9] Sen A.1985.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M]. Amsterdam, Netherlands: North-Holland.

[本文引用: 1]     

[30] Sen A.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1] UNDP. 1990.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0[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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