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健
, 叶竹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100871
FENG Jian, YE 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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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冯健(1975-),男,江苏沛县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城市地理研究,E-mail:fengjian@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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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对个体生命历程的考察,从微观视角探讨苏南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镇化路径转变以及转型中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地方政府在中国行政和经济分权、土地、住房等一系列改革中不断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从而促使苏南从早期的以乡村工业化为动力、以小城镇为载体的“自下而上”式城镇化,转向由开发区建设和土地财政所推动的快速城镇化。城镇化路径转变也影响了苏南农民的生命历程,文中个案就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家、私营企业主到失地农民的身份变迁。在苏南农民的市民化进程中,个体经历了不同“行动地位”的转变：乡镇企业时期,农民参与乡村工业,主动进行就业的非农化;但到了征地拆迁时期,农民在政府推动下,通过户籍改革和安置上楼进行了身份的城镇化,这个阶段的市民化,更多源于政府的主动推动,农民带有“被动接受”的成分。另外,早期的就业非农化成为后期村民顺利实现身份城镇化的基础,解决了村民失去土地、安置“上楼”后的经济来源问题,这对当前新型城镇化所倡导的“人的城镇化”具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
Abstract
Most studies on China's urban transformation employ macro level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analysis perspectives such as market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Based on the life course of a farmer-entrepreneur in Southern Jiangsu, this study discusses China's urban transformation at a micro level and the citizenization of famers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alyzing urban transformation with a life course approach not only links individuals' life events to changes in grand social history, but also manifests the interaction and maps relations between the history of individuals' lives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Southern Jiangsu area has experienced urban transformation since the 1980s. In the 1980s, urbanization of Southern Jiangsu was grounded i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town development, which was called the "urbanization from below." On the one hand, township enterprises had absorbed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s and as a result, a great number of towns appeared. On the other hand, township enterprises provided funding for urban construction. But since the 1990s, Southern Jiangsu has undergone a rapid urbanization stimulated by development zones that attracted foreign investment and land finance. The governments' development strategy turned to development zone construction and land finance. Heavy intervention imposed on township enterprises by local governments hampered the development of those enterprises. Meanwhile, as a consequence of decentraliza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the land market, and globalization,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Southern Jiangsu can no longer rely on township enterprises and has to capitalize on the land to pursue the maximization of profit. From the micro level perspective, the transformation influences roles, events, and opportunities in individuals' life course. The farmer-entrepreneur in this study was a factory manager in a township enterprise at first, then he ran a private corporation, and finally, becaus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development zone, he became a landless farmer. Through changes of his life course, we can understand his citizenization. In the township enterprise period, he obtaine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n his own initiative by working in a factory. Later, because of the hukou (population registration) reform and land acquisition and resettlement, he achieved the urbanization of identity, which was mainly promot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became the basis of urbanization of his identity, in the sense that it guaranteed his income after resettlement. This finding provides an enlightenment to "people-centered urbanization” advocated in the new urbanization.
Keywords：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城镇化水平从1979年的17.9%增长到2015年的56.1%,按照统计数据,数以亿计的农民已经实现市民化。近年来,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所强调的“人的城镇化”观点,促使我们有必要关注城镇化中的“个体”。
西方国家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城镇化模式曾有一种假设：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城镇化也会与西方国家具有相似的过程(Sheppard et al, 2015)。但实际上,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走出了自己的城镇化道路,如中国的城镇化模式就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建国初期,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城镇化发展缓慢,但在改革开放后,中国走出了以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为代表的城镇化经典模式。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市场已经完全融入城镇化过程。市场化的中国城镇化出现了转型,变得更加复杂,需要从更加综合的视角进行审视(冯健, 2012)。值得强调的是,城镇化研究需要个体的视角,因为农民个体在城镇化中不断市民化的过程累积起来就构成了宏观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城镇化从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很多转变,这些转变对城镇化中个体市民化的方式和进程产生影响。但目前学术界针对中国市民化的研究,一方面聚焦在农民市民化障碍和困境,以及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所造成的农民与市民在价值观念、生活状态、行为角色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王春光, 2006; 黄锟, 2011; 刘晔等, 2012);另一方面着重探讨如何从户籍、就业、公共服务、认知上促进市民化(姜作培, 2003; Chan, 2009; Afridi et al, 2015; Tse, 2016; 吴业苗, 2016);少有文献从城镇化转变的角度讨论农民个体的市民化进程。由于城镇化是一个农民不断成为市民的过程,将城镇化历程和农民个体的市民化进程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对于理解新型城镇化中“人的城镇化”有重要意义。
苏南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代表的苏南模式也是中国著名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之一。20世纪80年代,苏南地方政府和农民以乡镇企业为发力点,走出了一条别样的城镇化道路,实现了“自下而上”式城镇化。后来,传统的苏南模式逐渐终结,苏南进行了转型,成为“以资本带动、制造业发展、开发区建设为主要推动力,以快速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化(顾朝林等, 2008)。苏南不同阶段的城镇化模式转变,影响到苏南农民的“市民化”进程。在苏南相对较长又历经变迁的城镇化发展历程中,农民个体是如何实现市民化的?其市民化过程是否顺利?是否真正实现了市民化?在不同的城镇化阶段,农民的市民化又存在哪些特征?都是进一步诠释苏南发展及苏南模式所值得思考的问题。传统上对“自下而上”式苏南城镇化的研究,“向下”的源头一般到镇政府、村集体等基层组织,缺乏对农民个体的关注,突出个体的视角才是彻底的“自下而上”视角,这种视角对认识苏南模式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利用个体生命历程方法,联系苏南城镇化路径转变的背后机制,从个体角度关注和诠释农民的市民化进程,以求对同类文献有所补充。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制度改革以及全球化力量推动了城镇化转型,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以农村工业化为主要动力、以小城镇为主要空间载体的城镇化,90年代后期则是以土地资本带动、以大城市为基础的快速城镇化(Lin, 2007)。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从市场化、分权化、全球化以及地方政府管治转型对中国城镇化路径转变进行理论层面的概括,其中管治转型又是前三个因素综合影响下的结果。
2.1.1 土地的市场化与资本化
计划经济时期,土地被看作是一种固定的生产资源,不存在地租地价,1987年中国进行了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土地进行市场化交易,使得土地成为可以在市场中流通的资本要素(Lin et al, 2011)。这场改革形成了中国“二元化”的土地市场结构,成为中国城镇化转型的基础(洪世键等, 2009)。首先,改革允许城市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而农村集体土地则不能进行交易;另外,改革在推进城市土地市场化的同时,也保留了原有的行政划拨形式。由此就形成了“二元”城乡土地市场和“双轨制”的城市土地市场。
土地的市场化和资本化从三个方面推动了城镇化：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土地出让获得利润并用来完善城市建设,吸引投资(Wu, 1999)。在中国的二元土地市场中,农村土地只能经过地方政府征收后转为国有用地,再进行招拍挂并通过市场出售。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套利空间,政府垄断土地使用权的一级市场,压低土地征收成本,而由市场决定的土地出让价格远远高于农村征地赔偿,从中产生的利润剪刀差成为地方政府开发城市土地的动机(Chan, 1992; 周飞舟, 2007)。其次,地方政府可根据土地用途差异化出租国有土地。通常地方政府压低工业用地的价格以吸引外来投资,投资带来了地区发展,土地获得升值后,其他土地再高价租给房地产和商业,以此来补偿早期工业发展中的损失,并且政府还可以从中获取持续的税收(Lin, 2007; Lin et al, 2011)。因此,中国现阶段以土地财政推动的城镇化,一定程度上是地方政府利用土地制度中的缺陷“以地生财”的结果(Ding, 2003; 陈鹏, 2007)。最后,土地还为地方政府获得金融资金创造了条件。政府通过成立国有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利用这些金融平台通过土地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来进行城市建设(Xu et al, 2005; McGee et al, 2007; 周飞舟等, 2015)。
2.1.2 中央与地方政府分权化
很多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因素对于中国城市转型的影响最为关键(Lin et al, 2002; Ma, 2002),城市转型在根本意义上就是一个政治经济的过程(Wu, 2003b)。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财政和行政上的分权是城镇化转型的重要原因。分权赋予了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利益,并且强化了地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张京祥等, 2008)。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财政包干制度中,按照企业的隶属关系来收取税收,乡镇企业属于地方政府管辖,地方政府获得了大量的乡镇企业税收(Oi, 1992)。同时,乡镇企业还倾向于向地方政府交纳“企业上缴利润”,作为地方的预算外收入(周飞舟, 2006)。这两点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乡镇企业的积极性。乡镇企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实现了“自下而上”的城镇化(Ma et al, 1994, 2002)。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通过权力下放以及分税制改革逐渐将增长压力转移给了地方政府(张京祥等, 2013)。分权主要从3个方面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城市建设：首先分税制实施后,地方政府曾经依赖的经济税种大部分归国家所有,地方政府无法依赖乡镇企业,转向通过土地经营来进行竞争(周飞舟, 2006),促使从自下而上的城镇化模式转向土地财政。第二,土地出让权力的下放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将土地作为资本进行出让,获取利润。土地改革后,地方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土地使用权可以通过招拍挂成为地方政府获取利润的方式。第三,分权后地方政府拥有的行政权力扩大,行政力量成为前面两种权力顺利行使的保障(王文超等, 2010),例如地方政府享有的城市规划权力使其能不断扩张工业用地、改造城市空间,从而促进城市发展以及获取收入。
2.1.3 全球城市体系及全球化
全球化也是推动中国城市转型的重要力量。生产的全球化使得全球城市体系的产生成为了一种新的经济空间现象(Ma, 2002)。全球城市体系由最顶端的全球城市,以及次一级的地区性服务中心和其他负责生产和装配的城市构成。其中,全球城市不仅是全球性协调的节点,更重要的是全球性生产控制中心(Sassen, 1991)。全球资本通过跨国公司流向世界,跨国公司及其全球活动使得世界生产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跨国公司选择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最优的资源配置,青睐大都市区,因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将资本投资的重点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转移到城市地区,尤其是大城市(Ma, 2005; Lin, 2009)。
一方面,全球化促进了中国城市的工业化。全球化最先促进了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的发展,通过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转移和技术输入,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唐的城市密集区域,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成为超大城市(Lin, 1997; Shen, 2002; 顾朝林等, 2005)。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特别是大城市的地方政府,为了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占据更高的位置,努力经营城市,这个过程也促进土地财政的发展。空间生产和空间提升成为提高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手段(Yusuf et al, 2002; Zhu, 2002; Han et al, 2003)。弗里德曼(2004)强调全球城市的发展应该基于自身的能力和资源,内生因素可推动全球城市产生。在中国,制度是最大的优势,因此,“中国模式”下的“全球化城市”营造,是一个“在制度激励下,地方政府为城市转型升级而持续进行空间生产(制度空间和物质空间)的历史过程”(李志刚等, 2011)。吴缚龙等将上海的崛起视为一项政府工程,政府通过改善城市形象、开发区建设、为投资者提供优惠措施、提升基础设施等策略来提升城市,上海的全球化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全力塑造的结果(Wu, 2003a)。相似地,广州市政府也从制度和空间两个层面,采用行政区域重组、空间重构、设施提升和事件推动的手段,推动了广州的全球化(李志刚等, 2011)。总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来资本,不断在政策、资本、城市建成环境、设施等方面加以改善,以此提高城市竞争力(Lin, 2007)。
但跨国资本转移都是为了谋取新的利益,资本转移的结果总是全球资本获胜,而地方城市让步,全球企业的高额利润多是从地方城市的优惠中获得,是地方政府财政转移的结果(张庭伟, 2003)。中国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推动开发区廉价售出的工业用地和新城建设成为地方在全球化中的“补贴”。
2.1.4 地方政府管治的企业化转型
从地方政府管治转型来探讨城市和城镇化发展转变是一个热门话题,形成了城市增长联盟、企业家型城市、政体理论等一系列理论。近20年来,在全球竞争的压力下,地方政府普遍从原来福利国家的管理功能中走出来,在管理领域和服务方面出现了职能扩张,以此来培育和鼓励地方经济增长(卢现祥, 2000)。当地方政府为了在其任期内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像企业家一样冒险、创新和被利益驱动时,就是在建立“企业家型城市”(Harvey, 1989; Wu, 2003b)。企业家型城市为获得更多利润而不断创新、改革,具有生产新城市空间、新空间生产方式、新城市生存市场、新资金来源以及城市位置再定义等特征(Jessop et al, 2000)。为了实现地方经济增长,地方政府通常与企业合作结成联盟,地方政府为企业提供自己的行政和公共资源优势,拥有资本的企业与拥有行政资源的地方政府就成为了“城市增长机器”(Molotch, 1993),各自在发展中谋利。
这些理论都强调了地方政府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虽然理论源于西方,一定程度上也吻合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早在改革开放初期,苏南地方政府与乡镇企业就形成了“地方法团主义”,政府不仅为乡镇企业提供行政服务,同时也共同参与企业决策,共担企业风险(Oi, 1992),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苏南乡镇企业获得快速发展。此后在中国的一系列制度改革以及全球化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央政府延伸部门”的被动角色,转变成为一个主动追求利益的角色(Wu, 2000),越来越符合西方国家的政府企业化理论。在中国“增长主义”和地方政府官员的“竞争锦标赛”的背景下,追求GDP增长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要义(周黎安, 2004; 张京祥等, 2013)。土地财政、地方债务、巨型工程和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企业化的主要行为(张三保等, 2014)。在地方政府企业化的主导下,中国城市越来越倾向于以行政区划调整为载体、以短期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强调非经济理性的政绩增长和以增长联盟为主体的博弈关系(张京祥等, 2006)。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和全球化是影响城镇化路径转变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的管治转型在城镇化转变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地方政府在上述变迁的社会环境中不断选择对地方最有利的行为,最终导致了城镇化路径的转变。在城镇化研究中,政府、土地、空间、企业等都常被作为讨论的主体,并且大多数研究都从宏观或者中观层面开展,但缺乏对城镇化中微观个体的讨论。
本文侧重从个体生命历程的视角建立诠释苏南城镇化路径转变的分析框架(图1),个体的生命历程和前文所讨论的理论视角可以挂钩。宏观的城镇化变迁通过社会限制和社会机会对农民的生命角色、机遇和能动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其生命历程,也逐渐推进了农民的市民化进程。苏南地方政府在中央和地方分权、土地市场化和全球化中,从经营乡镇企业转变到推进开发区建设、实现土地财政的行为选择,导致了苏南城镇化路径的转变。
生命历程法最早源于生活史研究,1918-1920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托马斯等(Thomas & Znaniecki)在著作《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部移民史经典》中,通过“生活研究法”对波兰农民的失业、贫困和迁移等进行了记叙,书写了普通人的历史。所谓生命历程,是指个体在一生中会不断扮演的社会规定角色和事件,这些角色或时间的顺序是按年龄层级排列的(Elder Jr, 1974)。生命历程包含了四个基本的原理,即“一定时空中的生活”原理、“个人能动性”原理、“相互联系的生活”原理以及“生命过程中的时机”原理。个体的生命历程会受到变化着的历史时空、与个人相互关联的社会网络以及生活中特定时机的影响,所以生命历程理论特别关注宏观事件和结构特征对个人生活史的影响,要求将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联系起来阐述人类的生活(李强等, 1999),同时生命历程也强调个人对与社会过程具有能动性反应,个体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从而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
区别于传统研究所使用的大量统计数据资料,生命历程方法更注重收集研究对象的信件、照片、家庭档案等“活材料”(包蕾萍, 2005),以及对研究对象及亲友的访谈,从而达到“让研究对象自己讲述自己故事”的效果。
将生命历程的方法应用到地理学中,可以通过个体的生活经历来再现被研究者的经验和他所理解的世界,用个体生活故事来凸显“叙述”的意义和“叙述性的自我认同”,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及其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和地理背景,从而达到验证理论和诠释新知识的目标(Andrews et al, 2000; 杨善华等, 2005; Kvale et al, 2009; 柴宏博等, 2016)。城市事件的发生会对城市中的个体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个人的生命历程又是由这些不断发生的生命事件构成的(冯健等, 2016)。所以该方法的应用有助于打破宏观与微观研究的隔阂,深入理解微观生活、个体生活和社会空间的互动,使研究变得更加有深度,更加“有血有肉”。本文通过个人生命历程来研究城镇化,也是对该方法应用的一个探索。但需要强调的是,生命历程方法也有一些局限性,如样本的个体差异会影响研究的有效性和代表性。
本文中故事发生的地点主要在现江阴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朝阳村(原江阴山观镇朝阳村,为了结合时代背景,后文的叙述采用山观镇朝阳村)。江阴是苏南模式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地方,从本土乡镇企业起家,如今已连续10年蝉联中国第一经济强县(市),目前拥有36家上市公司,形成了独特的“江阴板块”。朝阳村原属山观镇(图2),2003年并入澄江镇,2007年澄江镇撤镇设街,朝阳村由江阴市经济开发区新城东办事处管辖,2009年改为由城东办事处管辖。
本文选择苏南早期的乡镇企业家杨先生作为案例样本,因为其生命历程受到苏南社会的变迁影响较大,他的生活轨迹与苏南的发展轨迹相关性高。杨先生1952年出生于江阴市,初中辍学后学习木匠手艺,之后开始经营木材生意,并积累了一定的生意经验和人脉。在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兴起时,他回到江阴,投身乡镇企业,最终成为乡镇企业的商业能人。9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出现困境,杨先生在乡镇企业的生意遇到困难最终被迫躲债,在乡镇企业改制后,杨先生又回到江阴开始作私营老板,晚年因为征地拆迁,而成为失地农民。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受到个体差异、宏观环境和当时事件的综合影响,所以本文在将杨先生的生命历程看作是改革开放后苏南一代人集体记忆写照的同时,也承认由于个体差异,杨先生的生命历程也有其独特之处,例如他的人生起落更加突出,乡镇企业时期他几乎是当时村里最成功的乡镇企业家,在大多数乡镇企业衰落改制的时候,杨先生因为自身原因遇到更大的麻烦而开始躲债,但这样的独特性也是存在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之下的。
深度访谈法是本文采用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虽然本文仅是描述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但访谈对象却不仅仅局限于杨先生本人,还包括他的亲人、曾经的合作伙伴、同小区的住户以及随机访谈的村民等。同时,笔者也搜集了一些杨先生过去的照片、名片等旧资料,试图从全方位了解杨先生以及他所生活的每一个时代。
1985年,一直在外做生意的杨先生回到了山观镇,在镇上最大的乡镇企业申澄服装厂的事业部作供销,负责从江阴或江苏省内其他厂采购原料。1990年,由于朝阳村自办的砖厂长期亏损,拖欠工资,工人开始闹事,村长便找到了杨先生,请他从申澄厂回到村里经营砖厂。杨先生到来后,立即向申澄厂借了数万块钱还了部分工资,剩余的欠款又通过砖瓦来抵债。之后通过重点抓产量、抓成本、抓销售,使得砖厂由亏转盈。1992年,村里又安排杨先生去村里制衣厂作经理,一方面看重杨先生的管理才能,另一方面由于杨先生之前在申澄厂上班,能为服装厂拿到订单。
乡镇企业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杨先生的家境。杨先生家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非常富足,生活水平远高于不少城市居民。1986年杨先生家已经率先买了彩电、安装了电话。1987年杨先生家盖了新房子,仅装修就花了三、四万元,楼上、楼下两层楼都有浴室和抽水马桶。当时厂里普通工人,一年工资仅上千元,也已大大超过了当时务农的收入,很多村民在20世纪80-90年代都翻新了旧屋或新建了楼房。总之,乡镇企业发展使得村民生活得到了改善,让村民在“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生活条件开始向城市靠拢。
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逐渐衰败,经营不好的乡镇企业被关停。因为政府号召保护环境,不再允许烧窑,砖厂被关闭。制衣厂由于竞争激烈,经营状况一直欠佳。1992年,杨先生的亲戚介绍其朋友来承包制衣厂,杨先生和副厂长作为担保人,将制衣厂承包出去,但生意依旧难做。1993年年底,承包人突然卷款潜逃,杨先生作为担保人要负极大责任,甚至有坐牢风险。于是杨先生全家只能分开躲债,杨先生在无锡、苏州和上海之间辗转躲债,妻子带着子女在亲戚家不断借宿,这一段生活非常艰难。
1995年,杨先生避债结束,重新回到江阴。苏南乡镇企业当时已经开始改制,政府逐渐退出企业。改制后苏南私营市场活力被大大激活,出现了“遍地是老板,人人是经理”的现象。镇上来来往往都是夹着黑色大公文包、公文包里放着自己的名片夹子、腰间别着BP机的总经理。由于私营企业的成立几乎无门槛,这些私营公司有些只有总经理一个员工,也称为“XX公司”。杨先生回来后,想趁当时私营经济热潮再次创业做生意。因为早年在制衣厂时结识了无锡棉毛公司的人,能拿到原料,杨先生就和五个朋友合伙在周庄镇的纺织市场租了一个门市部,成立了“江阴市双达纺织有限公司”,自己任总经理。公司第一年赚了5~6万元,之后都因为竞争激烈,公司只能保本。很快他的其他合伙人就撤资了,杨先生开始自己独立经营。1997年金融危机冲击了江阴的纺织行业,生意更加难做,加上自己年龄增大,杨先生决定不再做生意,又回到朝阳村,凭借年轻时候学习的木匠手艺,在家接一些木匠活赚钱。同一时期,由于国企改制引发了下岗潮,在1997年年底,杨先生夫人所在的朝阳村招待所关闭,她从此下岗,开始去市里、镇上打工。杨先生和他夫人两人先后失去工作,家庭收入骤减。正当此时,杨先生大女儿考上了大学,小儿子也在读初中,学费开支不菲,虽然杨先生家早年家境殷实,但此时家里也开始慢慢变得拮据。
4.3是失地农民还是“杨百万”?
进入21世纪,江阴也开始进行征地拆迁。2005年,朝阳村开始拆迁,2014年整村拆迁完毕。这与江阴高新区(前身是江阴经济开发区)的发展密切相关,2011年江阴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技术区,面积扩大到53 km2,囊括了杨先生家所在的山观镇。2012年杨先生家被拆迁,按照当地规定,可以分配到3套安置房。杨先生将这3套房子卖掉,拿到了130万现金,最后花了45万买了一套房子自住。拆迁之后,杨先生的家境得到了极大改善。当地农民通过拆迁,每家基本都分到了2套“对对户”(即一层楼的两套房都分给一家人)。拆迁上楼之后,杨先生开始在附近超市或者小区里做零工。有一次,杨先生在超市打工时,遇见村里朋友,朋友打趣道：你都已经是杨百万了,还来超市打工！回家坐着花钱就好。
苏南的征地拆迁是一个相对顺利的过程,村民们基本都很配合。从20世纪80年代发展乡镇企业至今,农民们都已经基本脱离农田,生活水平也获得极大提升,征地拆迁成为他们再次提高生活水平的路径。拆迁赔偿解决了不少年轻人的房子和汽车问题,家境改善也让年轻一辈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杨先生家获得的赔偿让家庭有能力支持儿子继续在外读书深造,同时也解决了儿子未来的住房问题。杨先生的女儿和女婿通过女婿家的拆迁赔偿,获得了自己的住房,不用再和男方父母挤在原来的老房子里。
但对于像杨先生这样年纪较大的人,拆迁上楼还是在一定程度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图3)。杨先生在“上楼”之后,不方便再做木匠,开始出去打零工。同时,他也无法再种地,失去了一部分经济来源,为此,政府给村民每人每月发放一笔“口粮钱”。杨先生趁老家自留地还没建上房子,不上班的时候,他会回到老家自留地种蔬菜,一部分自给自足,另一部分卖给开发区的工厂食堂。此外,杨先生以及很多拆迁农民都还保留着原来村里的生活习惯。例如,他们基本上还按照村里的时间作息,早上5点左右起床,晚上7点左右睡觉;吃饭的时候,一些住在一楼的村民仍然喜欢端着碗在家门口吃,遇见熟人边吃边聊天。
对于拆迁农民来说,搬到安置社区后,不可能完全复制其在村里的人际关系网络,但由于是同村安置,其原有的血缘、地缘关系会被带到安置社区,即原来的人际关系可以一部分被保留(汪萍, 2012)。邻居和亲戚仍然是首要的交往对象。但新环境所导致的社会网络变迁是必然的。由于居住空间从家庭院落到高层住宅,村民之间的相互交往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一些农民串门交往的频率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村民们相互之间的交往会更加依赖小区中的空地和广场等公共空间。但是对于杨先生来说,他的人际关系网络出现了更大的变化。由于他现在的住房是自己在房产市场上购买的,并非当时拆迁安置时分配的,所以他和本村其他村民以及亲戚住在不同的小区,尽管中间只隔了一条马路,但还是带来了“距离”。在村里生活时,杨先生晚饭后会四处串门打麻将。但现在他吃完晚饭,休息一下就睡觉了,也很少下楼去活动。由于在小区里认识的人并不多,杨先生原来的人际关系网络遭到了冲击,但是新的人际关系网络又尚未建立起来。
苏南从“乡镇企业”时期到“企业改制”时期,再到“征地拆迁”时期,这样的城市发展历程也影响了农民的生命历程,杨先生经历了从“杨厂长到外出避债”,“从杨经理到杨木匠”,“是失地农民还是杨百万”的生活变迁(图4)。下面着重从基层行政组织和政府行为角度来讨论这种变化对村民个体市民化进程所产生的影响。
1984年中央4号文件将苏南的“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并提出要支持鼓励发展乡镇企业,拉开了乡镇企业发展的序幕。1986年,苏锡常共有3.05万个乡镇企业,平均每个镇(乡)拥有工厂77.12家,苏南成为中国乡村工业企业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乡镇企业“以工兴镇、以工支农”,以发展工业来解决苏南人多地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多的问题,因而早期的乡镇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或轻型加工业,如纺织、机械制造、水泥生产等。费孝通对这种“以工兴农”的乡村工业形式大为赞赏,认为“这种基层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同时又促进农业的发展”,不同于西方国家都市兴起后,农村濒临破产,农民被迫背井离乡的发展模式(费孝通, 1984)。改革开放初期,国内轻工业产品缺乏,乡镇企业的产品正好能对应这个缺口,市场的大需求量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Naughton, 1995)。地方政府是这个时期工业化的重要推动者,同时政府也通过主导乡镇企业,对企业进行干预,政府直接经营企业或成为企业的实际决策者(杨云彦等, 2000)。首先,基层行政组织主导着企业的资源,村里为乡镇企业提供办厂的土地和资金,一些地方政府还积极帮助企业向银行贷款。其次,基层行政组织还会获得大部分的企业利润,乡镇企业的利润都会直接上交村里,会计由村里指派,不少厂长都不清楚企业盈亏如何。同时,基层行政组织还主导着乡镇企业的人事,村里可以指派企业的厂长以及工人(图5)。
图5 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的主导行为示意图
Fig.5 Local government’s leading role in township enterprises
在基层行政组织引导下,苏南通过乡镇企业实现了“自下而上”式城镇化(表1)。在这个时期,广大苏南农民在“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情况下完成了农业向非农就业的转换,通过乡镇企业实现了“就业的非农化”。小城镇是这个时期苏南城镇化的重要载体,不少乡村撤乡建镇,小城镇数量、面积、类型增加,功能逐渐提升(冯健等, 1999)。小城镇的发展缩小了苏南城乡差距,推动了苏南的城镇化。村民积极投身乡镇工业,变成企业工人。人们的生活围绕着乡镇企业展开,而不再是围绕着农田。一部分人直接进厂就业,另一部分人围绕乡镇企业延伸出来的产业工作。例如,砖瓦厂拉砖送瓦的运输都是靠村民自己家的拖拉机,并且当时苏南还有非常多的家庭小作坊,承包厂里的纺织、零件加工等订单。农民的生活已经走向非农化,农田耕作在这时仅仅只是为了生产口粮。杨先生只是当时众多村民中的一个,乡镇企业刚被中央认可和支持后,他便立即回乡,进入乡镇企业工作,凭借自身能力和经验,从销售做到厂长。到1988年,江阴从事第二产业的人占到了全部从业人数的60.02%,从事第一产业的人仅占20.84%。并且,非农就业带来了农民收入的显著提高,其中,以工业收入为主。1984年,江阴市村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09元,到了1992年,农民的收入已经增加到了2077元,其中超过60%的部分来源于工业收入。但这个时期,农民仅实现了就业的非农化,仍拿着农业户口,居住在农村,流动受到限制,也无法享受城市的福利。
表1 乡镇企业对苏南城镇化的促进作用
Tab.1 The role of town and township enterprises in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Southern Jiangsu area
| 作用表现 | 具体例证 |
|---|---|
| 促进就业非农化 | 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约2/3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工厂务工 |
| 增加农民收入 | 1992年苏南农民的收入是1984年的3倍,从609元增加到2077元 |
| 促进小城镇发展 | 从1987年到1992年,江阴建制镇数量迅速增加 1987年为10镇20乡,1992年为28镇,且不再有乡 |
| 提高村公共服务设施水平 | 政府利用乡镇企业的盈利完善村庄公共服务设施 1991年,江阴各村都建立老年活动室,大部分村庄都通了自来水,各镇的医院、小学、汽车站都相继完善 |
虽然乡镇企业推动了苏南的农村工业化,却让苏南陷入了“过度工业化”的处境(张军, 2002)。1995年苏南开始进行乡镇企业改制,改制的目的是为了割断政府与企业的资产关系,让企业更好地在市场经济中运作(叶勤良, 2005)。地方政府通过放权、正位的方式从竞争性和垄断性领域退出来,把直接管理经济的权力交还给企业(洪银兴, 2005)。通过改制,苏南进入“二次创业”时期,强调更注重提升乡镇企业的质量和效益。
关于乡镇企业改制的原因,有很多方面的解释。从乡镇企业内部来看,早期政企合一的模式破坏了企业自身的运行机制,政府在乡镇企业中的“双重”角色导致乡镇企业产权模糊,增加了企业的政治负担(邱成利等, 2000; 新望, 2005)。并且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生产质量参差不齐,以及大量的呆账、坏账都让乡镇企业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逐渐遇到瓶颈。从分权的视角来看,1994年通过分税制改革,工商企业税在分税制之后大部分归属中央政府,使得政府无法再依赖乡镇企业获取大量的企业税收,让政府兴办乡镇企业的动力受挫,开始逐步退出企业(Oi, 1992)。从外部原因来看,国内市场的逐渐完善,来自珠三角、国企改制等的竞争让乡镇企业受到了冲击,必须转型(朱建昌, 1996)。
改制后政府虽然退出了企业,但“强政府”的现象依然存在。政府从经营企业中撤出,逐步转向开发区建设和土地财政(图6)。早期政府希望通过建工业园区、地方市场、招商城来招商引资和产业“提质”,促进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民营等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再次激活苏南市场。乡镇企业改制后,不再有村集体企业,企业为了经济效益进行裁员,“让过去离土不离乡的农民离土又离乡了”(费孝通, 1999),部分村民从村集体企业中脱离出来,重新自由在市场寻找商机。村庄经济能人也能在更广泛的市场中找到与自身匹配的工作。杨先生避债回来后,不必再回到本村的企业找工作,干脆凭借自己的人脉,离开了村庄,在经济更好的周庄镇开了私人公司,成为私营公司经理。
图6 地方政府转向土地财政的背景示意图
Fig. 6 The background under which local governments turn to land finance
进入21世纪后,苏南的工业园区和市场建设等迅速与征地拆迁联系在一起。从1987年逐渐开始进行的土地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有权征收、开发和出让农业用地;1994年和1998年中国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增加了城市土地需求。农用地征收和出让之间的利润剪刀差,让政府经营土地的欲望变得更加强烈。此外,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外资的流入使得江阴周边的城市,如上海、苏州、昆山等都迅速发展,也促使江阴市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来改善城市环境,以此应对挑战。1999年江阴出台《江阴市城市规划区农民房屋拆迁暂行规定》文件,要求对农民“独门独院”的传统居住格局进行改变,将农民集中安置进统一规划的公寓房,节约居住用地。2001年江阴市以打造沿江经济开发区为契机,开始推行“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农业向生态园区集中”的“三集中”政策。2006年以来,江阴市还出台了“三强”举措——“强势分割、强力征收、强制收回”,对土地的使用进行强制性集约。
2006年江阴市户籍制度改革,杨先生从农业户口变为居民户口,但户籍的改变并没有给其生活带来太多实质性变化。直到2012年,他家进行拆迁,随着村庄消失,杨先生在这一阶段迅速实现了身份的城镇化,即户籍和居住地的城镇化。现在,杨先生是一个既有城镇居民户口、又住在社区小高层的江阴市民。村民用自己的土地换取了赔偿和福利(周飞舟等, 2015),同时告别村庄,成为社区人。从2002年到2004年,江阴市区累计拆迁220万m2,腾出建设用地4万亩,每年投入城市建设的资金超过了20亿元。从江阴市区到镇上,沿路出现的是“安置小区—工业区—安置小区—工业区”相互交替的城市景观,正是现阶段极具苏南特色的城市景观,背后所反映的是苏南现阶段城镇化的机制——以征地拆迁和开发园区建设共同推进的快速城镇化。在上一阶段,农民参与城镇化的方式是进厂务工,从农业转为非农业,完成就业的非农化;而在这一阶段,在资本推动下,通过征地拆迁和户籍改革,在户籍和居住地上已经城镇化,与城市居民无异,即完成了身份的城镇化(图7、表2)。
图7 苏南发展模式影响下的个人市民化进程示意图
Fig.7 Process of the transition of farmers to urban residen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outhern Jiangsu development model
表2 苏南不同时期的地方政府行为、城镇化模式和个体生命历程的互动
Tab.2 Interactions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behavior, urbanization pattern, and individual life course in Southern Jiangsu in different periods
| 乡镇企业(1980-1990年) | 村企改制(1991-2000年) | 土地财政(2001年至今） | ||
|---|---|---|---|---|
| 地方政府行为 | 行为背景 | 1984年中央4号文件：将社队企业正式改名为乡镇企业,鼓励发展乡镇企业 | 1994年分税制实施,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外部市场的日益完善和自身弊端的暴露,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 | 1999、2001、2002、2003年,中国不断出台关于实行土地“招拍挂”的政策 |
| 行为 | 推动乡镇企业,主导企业发展 | 退出企业,推动企业改制;转向企业管理和土地出租 | 推进旧城、旧村改造;兴建工业园区和新城 | |
| 具体政策 | 1981年提出“立足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为农业”的口号;1988年提出“抓工业重点企业”的战略决策,并给予政策倾斜扶持;随后出台《关于扶持“五大一小”企业,促进转化的意见》,对陷入困境的企业进行帮助 | 1995年《关于深化企业改革的意见》：对改革的相关内容进行明确规定,形成以“大型企业集体控股上水平,中型企业多方参股增活力,小型企业拍卖转让搞民营”的改制思路;1997年,镇村企业“清假放小”工作结束,1998年中型企业改制完成,1999年对大型企业进行改制 | 1999年《江阴市城市规划区农民房屋拆迁暂行规定》：改变传统农居形式,将农民集中安置进公寓房;2001年江阴市实行“三集中”政策;2006年出台“三强”政策;2006年《江阴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统一将户口登记为“居民户口” | |
| 城镇化 | 动力 | 乡村工业 | 土地财政 | |
| 空间特征 | 分散,以小城镇为载体 | 集中,工业园和安置社区为主 | ||
| 对个体的影响 | 农民生活 | 进厂务工,从“农业”转为“非农”,生活水平提高 | 就业多元,个体经营,企业务工等 | 户口改变 拆迁“上楼”,居住形式社区化 生活方式进一步提升 |
| 生命历程 | 乡镇企业的厂长 | 外出避债;私营经济的老板 | 失地农民 | |
| 市民化进程 | 就业非农化 | 身份城镇化 |
区别于传统上宏观角度的城镇化研究文献,本文利用生命历程方法,从微观视角探讨苏南城镇化路径转变,同时也讨论了苏南农民的市民化进程。
(1) 从研究方法上看,生命历程方法是研究社会变迁的一种独特视角,用生命历程方法讨论社会变迁可以打破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隔阂。
本文利用个体生命历程方法讨论苏南城镇化路径转变及农民市民化进程,有助于还原个体的生活世界,以及从多角度更全面地理解城镇化模式的发展及其变迁。个体生命历程的方法强调个人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强调宏观社会变迁对于个体的影响。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宏观背景对研究对象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在当代中国经济变革剧烈的背景下,将研究对象与社会变迁结合起来考虑是非常有必要的(李强等, 1999)。正如米尔斯所说,“有哪一个时代,会有这么多的人以这么快的速度去面临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个人的历史都是世界的历史”。每一个人都是时代的缩影,社会的发展在个体的人生留下烙印,所以对个人生命历程的探究具有反映时代的意义,同时,也只有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连接在一起,才能更好地理解人们的生活。用生命历程来讨论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使得个体生活事件能够与宏大的社会历史变迁背景联系在一起,展现了个人生活史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与映射关系(冯健等, 2011)。
(2) 个人生命历程背后所反映的是社会的结构性变迁,要理解苏南典型个案的生命历程,必须联系苏南由乡村工业转向开发区建设和土地财政的城镇化路径变迁,以及更大范围的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包括中国政府的分权、经济、土地制度改革以及全球化。
从本文的个体案例杨先生的生命历程来看,20世纪80年代他投身乡镇企业,家境改善;此后又因企业衰落而外出避债,回来之后创办私营公司,但最终失败。晚年因为征地拆迁获得很多赔偿与住房,生活条件再次好转,但同时他也变成了失地农民。杨先生的生命历程背后是中国各项制度的改革和苏南城镇化的路径转变,从中可以透射出苏南城镇化动力与空间关系的转变,以及农民、政府、企业与土地等要素的关系转变。
苏南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经由乡村工业推动、小城镇为载体的自下而上式城镇化转变为由开发区建设和土地财政推动的快速城镇化。20世纪80年代,苏南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业发展带来了人口的集聚,小城镇数量、类型都显著增加。同时乡镇企业带来的利润为苏南的城镇建设提供了资金。到90年代中后期,苏南各地政府通过开发区建设,一方面促进了产业集聚,吸引外资投入,提升了苏南的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开发区建设推动了土地财政的发展,原来零散的工业被集中到开发园区,大量农民因为开发区征地拆迁而进入安置社区。
乡镇企业自身的发展弊端,中国的土地、财政等制度改革以及全球化的竞争造成了地方政府从经营企业到推动开发区建设和土地财政的行为转变,从而推动了苏南城镇化路径的转变。首先,早期苏南地方政府大力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主动参与企业经营,地方政府与企业形成政企合一的关系。通过这样的形式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但也使得乡镇企业承担了过多的政治负担,后期发展动力不足。所以90年代之后,苏南通过乡镇企业改制,使地方政府退出企业。其次,苏南城镇化路径转变的背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结构性变迁。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系列的制度变革,推动了城镇化的转变。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政与财政分权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经济税种变为共享税,改变了地方曾经依靠企业税收获取财政收入的方式;土地制度的改革形成了双重“二元市场”,二元市场中土地出让产生的巨大利润差促进了土地的市场化和资本化。再加上全球化带来的巨大竞争,使得苏南地方政府开始探索新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即以开发区建设来进行产业提质和吸引外资,最终推动苏南的城镇化转为开发区建设和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从经营企业、退出企业到推动园区经济以及城市扩容的过程,推进了苏南城镇化路径转变。通过对城镇化路径转变的宏观探究,可以更好地理解文中的案例杨先生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家、私营企业主到失地农民的生命历程变迁。
(3)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苏南农民的生命历程也是他们不断市民化的过程。苏南农民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经历了“就业的非农化”和“身份的城镇化”两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苏南农民市民化的“被动”色彩增强,传统的“自下而上”式城镇化内涵面临消解。
城镇化路径转变带来了农民市民化进程和行动地位的转变。在乡镇企业时期,苏南农民与地方政府共同推动了苏南“自下而上”式城镇化,农民积极进入乡镇企业务工,不再依赖农业生产,在“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主动完成就业的非农转变。在土地财政的阶段,苏南农民通过地方政府的户籍制度改革获得了居民户口,通过征地拆迁被安置到城镇社区,完成了身份的城镇化,但这个阶段的市民化,更多源于政府的主动推动,农民带有“被动接受”的成分。换言之,从乡镇企业到征地拆迁,地方政府一直是苏南城镇化的行动主体,但随着土地财政的进行,大资本的侵入,农民在城镇化中逐渐变成被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的苏南模式中的“自下而上”城镇化已经发生了转变,农民已经从“自下而上”式城镇化的行动主体中被剥离出去。
另外,通过苏南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可以看出市民化中的“化”的确是一个过程,需要就业、身份、生活方式等方面相互协调发展。在苏南的案例中,早期就业的非农化是后期村民顺利实现身份城镇化的基础。长期的非农就业,让苏南大多数农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土地和农业的依赖度低,也不再依靠农业营生,前一个阶段的就业非农化解决了农民在“上楼”后因为失去土地而失去生活来源的问题。这一点对于当前新型城镇化所倡导的“人的城镇化”具有一定启示。例如,在中国一些中西部地区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农村,农民现代化程度低,单纯通过大规模的集中安置、拆迁上楼,推进农民的市民化进程显然是不适宜的。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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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 [J].
生命历程研究最近在国内成为新的热点。本文简单回顾了1960年以来生命历程理论的发展脉络,首先澄清了生命历程与生命周期以及生活史研究的关系,其次着重介绍了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提出轨迹、年龄、转变等时间概念不仅直接体现了生命历程理论的创新之处,还是其研究范式的重要基础,而国内有关研究还需要在这方面做进一步的思考与拓展。
Reflects on the timing view of life-course theory [J].
生命历程研究最近在国内成为新的热点。本文简单回顾了1960年以来生命历程理论的发展脉络,首先澄清了生命历程与生命周期以及生活史研究的关系,其次着重介绍了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提出轨迹、年龄、转变等时间概念不仅直接体现了生命历程理论的创新之处,还是其研究范式的重要基础,而国内有关研究还需要在这方面做进一步的思考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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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家庭生命历程的北京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研究 [J].Behavior space of suburban residents in Beijing based on family life course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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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土地制度视角的我国城市蔓延的形成与控制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07.03.02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03年以来,为了有效遏止 “圈地型”城市蔓延,我国相关部门对土地制度进行了改革,但从理论上分析,土地制度改革还应对以下方面进行完善:只涉及了土地管理制度,基本没有考虑土地 产权制度的改革;强化集权的土地管理制度不可能正确、及时地反映各个地区土地的供需关系;忽视了政策措施的多样性与综合性,对规划与税收制度改革也处于初 步探索的阶段。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and control of China's urban sprawl from the viewpoint of land institution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07.03.02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03年以来,为了有效遏止 “圈地型”城市蔓延,我国相关部门对土地制度进行了改革,但从理论上分析,土地制度改革还应对以下方面进行完善:只涉及了土地管理制度,基本没有考虑土地 产权制度的改革;强化集权的土地管理制度不可能正确、及时地反映各个地区土地的供需关系;忽视了政策措施的多样性与综合性,对规划与税收制度改革也处于初 步探索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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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再探索(之一) [J].
小城镇的复兴是出于农村经济的 繁荣。农村出现的“建屋热”,说明农民口袋里有余资。农民富裕起来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乡镇工业的产值大幅度增长。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中一个崭新的特点。这是与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迥然不同的新道路。是中国农民在实际生活中的创造。
Xiaochengzhen, zaitansuo (zhiyi) [J].
小城镇的复兴是出于农村经济的 繁荣。农村出现的“建屋热”,说明农民口袋里有余资。农民富裕起来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乡镇工业的产值大幅度增长。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中一个崭新的特点。这是与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迥然不同的新道路。是中国农民在实际生活中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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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乡村发展的新趋势 [J].Sunan xiangcun fazhan de xinqushi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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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地理信息系统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 [J].The application of qualitative GIS method in urban socio-spatial structure research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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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方法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 [J].
质性研究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背景下产生的,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强调与被调查者间的互动,通过"深描"来建构"扎根理论"。西方学者较为重视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运用质性方法,而国内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目前仍偏重于运用统计数据开展分析,对作为微观主体的"人"重视不够,导致对城市社会空间演化机制的剖析缺乏力度。本文结合西方的研究趋势和作者的实践经验,讨论了质性研究方法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不同空间尺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提出通过质性方法可实现对城市社会空间的"解构"、"映射"、"讲述"和"扎根"等功能作用。论文进一步探讨了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应用质性方法的关键问题,包括如何进行深度质性访谈、如何搭建与"空间"和"空间重构"的联系以及如何建构扎根理论等。
The applic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in urban socio-spatial structure research [J].
质性研究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背景下产生的,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强调与被调查者间的互动,通过"深描"来建构"扎根理论"。西方学者较为重视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运用质性方法,而国内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目前仍偏重于运用统计数据开展分析,对作为微观主体的"人"重视不够,导致对城市社会空间演化机制的剖析缺乏力度。本文结合西方的研究趋势和作者的实践经验,讨论了质性研究方法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不同空间尺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提出通过质性方法可实现对城市社会空间的"解构"、"映射"、"讲述"和"扎根"等功能作用。论文进一步探讨了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应用质性方法的关键问题,包括如何进行深度质性访谈、如何搭建与"空间"和"空间重构"的联系以及如何建构扎根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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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小城镇发展与现代乡村社区变迁研究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1999.03.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乡村社区是指一定乡村地域上具有相对稳定和完整的结构、功能、动态演化特征以及一定认同感的社会空间，是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和空间缩影。通过乡村社区研究可以较为全面地洞察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空间特征与过程及其变迁的动力机制。苏南是中国乡村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小城镇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现代乡村社区的变迁。本文回顾了苏南现代小城镇发展历程与特点， 从乡村社区观念、经济、文化、聚落和保障5 个方面剖析了小城镇发展对苏南现代乡村社区变迁的作用， 并系统分析了苏南现代小城镇建设与乡村社区的发展趋势。
A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of township and changes of modern rural community of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1999.03.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乡村社区是指一定乡村地域上具有相对稳定和完整的结构、功能、动态演化特征以及一定认同感的社会空间，是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和空间缩影。通过乡村社区研究可以较为全面地洞察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空间特征与过程及其变迁的动力机制。苏南是中国乡村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小城镇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现代乡村社区的变迁。本文回顾了苏南现代小城镇发展历程与特点， 从乡村社区观念、经济、文化、聚落和保障5 个方面剖析了小城镇发展对苏南现代乡村社区变迁的作用， 并系统分析了苏南现代小城镇建设与乡村社区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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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全球城市: 内生式发展模式 [J].URL 摘要
探讨城市发展的合理模式.通过对城市发展的两种模式(城市营销模式和内生式发展模式)的比较,提出城市发展必须主要基于内部的资源和动力而不是与外部的竞争,城市间应通过合作形成城市网络,以达到城市区域的共同繁荣.
Planning for the global cities: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del [J].URL 摘要
探讨城市发展的合理模式.通过对城市发展的两种模式(城市营销模式和内生式发展模式)的比较,提出城市发展必须主要基于内部的资源和动力而不是与外部的竞争,城市间应通过合作形成城市网络,以达到城市区域的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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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重建国家城市体系设想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5.06.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城市体系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为国家创造和聚集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城市体系发展很快。“十一五”期间,中国要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在国际经济中占有相对重要的地位,国家城市体系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全球化影响入手,就国家城市体系重建,例如城市体系发展战略、城市等级规模分布、城市体系功能重组、城市体系空间格局以及城市体系支撑系统进行研究。
Globalization and restructuring China's national urban systems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5.06.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城市体系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为国家创造和聚集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城市体系发展很快。“十一五”期间,中国要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在国际经济中占有相对重要的地位,国家城市体系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全球化影响入手,就国家城市体系重建,例如城市体系发展战略、城市等级规模分布、城市体系功能重组、城市体系空间格局以及城市体系支撑系统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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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背景下中国城市空间扩展: 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J].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城市土地开发及其空间结构方面也不例外.特别是在1987年之后,允许城市土地使用权的有偿和市场化交易,它显著改变了土地开发过程,造成了大都市区内的土地转用加速、城市蔓延等一系列的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从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后1987年以来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入手,阐述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形成的中国独特的双重"二元化"的土地市场结构及其形成的巨大的套利空间,来分析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对城市土地开发行为以及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
China's urban spatial growth based on the reform of land use system: A theoretical analytic framework [J].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城市土地开发及其空间结构方面也不例外.特别是在1987年之后,允许城市土地使用权的有偿和市场化交易,它显著改变了土地开发过程,造成了大都市区内的土地转用加速、城市蔓延等一系列的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从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后1987年以来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入手,阐述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形成的中国独特的双重"二元化"的土地市场结构及其形成的巨大的套利空间,来分析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对城市土地开发行为以及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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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模式的新发展和地方政府的转型 [J].
正研究中国政府不能简单地、一般地谈政府职能。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由此产生各级和各个地区的地方政府的行为差异。而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地方政府的行为差异也是明显的。
Sunan moshi de xinfazhan he difang zhengfu de zhuanxing [J].
正研究中国政府不能简单地、一般地谈政府职能。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由此产生各级和各个地区的地方政府的行为差异。而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地方政府的行为差异也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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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1.03.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因素归结为城乡分割、城市偏向的城乡二元制度,分析了这一制度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入户调查数据对这一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进程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农民工具有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但由于受到市民化能力的制约,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转化为市民,因此尽快提离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成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在城乡二元制度中,除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之外,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进而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因此,未来城乡二元制度的创新重点不能再继续停留在形式化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层面,而应该尽快切换到对农民工的预期和收入等权利和待遇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上来.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n the citizeniz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from urban-rural dual institution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1.03.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因素归结为城乡分割、城市偏向的城乡二元制度,分析了这一制度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入户调查数据对这一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进程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农民工具有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但由于受到市民化能力的制约,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转化为市民,因此尽快提离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成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在城乡二元制度中,除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之外,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进而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因此,未来城乡二元制度的创新重点不能再继续停留在形式化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层面,而应该尽快切换到对农民工的预期和收入等权利和待遇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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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市民化必须突破五大障碍 [J].Five obstacles on the way of urbaniz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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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 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 [J].
生命历程研究虽然在国外社会学界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国内学界还鲜有研究者有意识地运用此范式进行研究。为了向国内同行推介这一领域，我们就生命历程研究的历史发展、分析范式、理论应用等问题进行了综述；对该领域所运用的定量方法中较新的“事件史分析”方法进行了介绍；并阐述了生命历程研究对中国社会学的意义。
Shehui bianqian yu geren fazhan: Shengming licheng yanjiu de fanshi yu fangfa [J].
生命历程研究虽然在国外社会学界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国内学界还鲜有研究者有意识地运用此范式进行研究。为了向国内同行推介这一领域，我们就生命历程研究的历史发展、分析范式、理论应用等问题进行了综述；对该领域所运用的定量方法中较新的“事件史分析”方法进行了介绍；并阐述了生命历程研究对中国社会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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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下的“全球化城市”营造: 广州经验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1.02.009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广州的城市国际化模式揭示了一种政府营造"全球化城市"的"中国 模式".研究表明,广州的全球化道路具有鲜明的地理及历史特色,广州的全球化营造更多地体现为一项政府工程,是在制度激励下,地方政府为城市转型升级而进 行持续性空间生产(制度空间、物质空间)的过程.广州的实践说明,城市营造"全球化"的路径是可以选择的,可以通过尺度重组,空间重构,设施提升和事件推 动,实施主动规划,从而不断跨越国际化发展"门槛".
China model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izing cities: Guangzhou experience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1.02.009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广州的城市国际化模式揭示了一种政府营造"全球化城市"的"中国 模式".研究表明,广州的全球化道路具有鲜明的地理及历史特色,广州的全球化营造更多地体现为一项政府工程,是在制度激励下,地方政府为城市转型升级而进 行持续性空间生产(制度空间、物质空间)的过程.广州的实践说明,城市营造"全球化"的路径是可以选择的,可以通过尺度重组,空间重构,设施提升和事件推 动,实施主动规划,从而不断跨越国际化发展"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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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城中村”时代村民的市民化研究: 以广州猎德为例 [J].
以广州市猎德城中村改造为例,结合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献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分析回迁安置小区村民的市民化状况,探讨改造所带来的积极意义与未竟任务。实证表明,猎德改造改善了人居环境和村民经济状况,促进了不同阶层的混合居住,为村民的市民化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由于村民恪守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安全策略,改造后的猎德在集体土地转制、集体公司市场化运营、村民谋生方式和角色认同转变等方面仍面临巨大阻力。因此,这种改造模式只能造成村民的"被动市民化",即被动地接受改造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实质上游离于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系统之外。最后,分别从观念与实践的角度为推动村民的"主动市民化"提出若干建议。
Citizenization of native villagers after redeveloped urban village: A case study of Liede Community, Guangzhou [J].
以广州市猎德城中村改造为例,结合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献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分析回迁安置小区村民的市民化状况,探讨改造所带来的积极意义与未竟任务。实证表明,猎德改造改善了人居环境和村民经济状况,促进了不同阶层的混合居住,为村民的市民化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由于村民恪守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安全策略,改造后的猎德在集体土地转制、集体公司市场化运营、村民谋生方式和角色认同转变等方面仍面临巨大阻力。因此,这种改造模式只能造成村民的"被动市民化",即被动地接受改造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实质上游离于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系统之外。最后,分别从观念与实践的角度为推动村民的"主动市民化"提出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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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模式”的发展及其路径依赖 [J].
在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苏南模式”的建立与完善无疑是推动这一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和该地区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显著经济特征。在影响苏南地区经济发展的众多因素当中，乡镇企业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Sunan moshi de fazhan jiqi lujing yilai [J].
在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苏南模式”的建立与完善无疑是推动这一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和该地区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显著经济特征。在影响苏南地区经济发展的众多因素当中，乡镇企业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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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 [J].
本文尝试用“半城市化”概念来分析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问题。“半城市化”是一种介于回归农村与彻底城市化之间的状态,它表现为各系统之间的不衔接、社会生活和行动层面的不融合,以及在社会认同上的“内卷化”。由于系统、社会生活和行动、社会心理三个层面的相互强化,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出现长期化的变迁趋向,这是对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一个严峻挑战,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变迁是相当不利的。
A study of floating rural people's "semi-urbanization" [J].
本文尝试用“半城市化”概念来分析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问题。“半城市化”是一种介于回归农村与彻底城市化之间的状态,它表现为各系统之间的不衔接、社会生活和行动层面的不融合,以及在社会认同上的“内卷化”。由于系统、社会生活和行动、社会心理三个层面的相互强化,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出现长期化的变迁趋向,这是对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一个严峻挑战,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变迁是相当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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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性分权下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0.11.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空间结构一直是城市规划学 科研究的核心,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等相关学科也均从不同角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国城市的空间结构在共有国际城市空间结构 变化特点的同时,具有自身鲜明的特征,正是对这一特征的探索,亦成为中国特色城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分权视角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正是一次有益的尝 试。本文在对分权和行政性分权做出界定的基础上,从权力的空间配置和政府的空间生产两个方面探讨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内在机制和外在动力,并总结了行政性 分权下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趋势。
Research on th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evolvement in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background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0.11.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空间结构一直是城市规划学 科研究的核心,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等相关学科也均从不同角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国城市的空间结构在共有国际城市空间结构 变化特点的同时,具有自身鲜明的特征,正是对这一特征的探索,亦成为中国特色城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分权视角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正是一次有益的尝 试。本文在对分权和行政性分权做出界定的基础上,从权力的空间配置和政府的空间生产两个方面探讨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内在机制和外在动力,并总结了行政性 分权下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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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城镇化的基本内涵与实现条件 [J].
认为相较于"物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的要求更高。不同农业人口群体在城镇化中的处境不同,他们的城镇化诉求也不尽相同,甚至有较大的差别,人的城镇化需要回应这些诉求。此外,人的城镇化不仅是农业人口进城、成为城镇居民的过程,还是促进城乡居民享有同等市民化权益的过程。因此,人的城镇化发展应建立在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之上,即唯有消弭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才能更有效地促进人的城镇化。
Connotation of people-centered urbanization and conditions for its realization [J].
认为相较于"物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的要求更高。不同农业人口群体在城镇化中的处境不同,他们的城镇化诉求也不尽相同,甚至有较大的差别,人的城镇化需要回应这些诉求。此外,人的城镇化不仅是农业人口进城、成为城镇居民的过程,还是促进城乡居民享有同等市民化权益的过程。因此,人的城镇化发展应建立在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之上,即唯有消弭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才能更有效地促进人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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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 [J].
本文着重从意义关联的角度讨论社会科学田野工作中的深度访谈法。从深度访谈的性质出发，本文尝试分析了与访谈有关的诸种意义体系，并讨论相关的访谈方法。本文主张，访谈既应当以“悬置”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态度进入现场，同时又要随时保持反省；访谈的过程应以日常生活及生活史的结构为结构，以发现问题，追究问题，最后再讨论个案的普遍性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访谈将不仅仅是单纯搜集资料的过程，而已经成为研究的一个环节。
Depth-interview as meaning exploring [J].
本文着重从意义关联的角度讨论社会科学田野工作中的深度访谈法。从深度访谈的性质出发，本文尝试分析了与访谈有关的诸种意义体系，并讨论相关的访谈方法。本文主张，访谈既应当以“悬置”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态度进入现场，同时又要随时保持反省；访谈的过程应以日常生活及生活史的结构为结构，以发现问题，追究问题，最后再讨论个案的普遍性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访谈将不仅仅是单纯搜集资料的过程，而已经成为研究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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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工业嬗变与“自下而上”城镇化 [J].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乡村工业的迅速崛起。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形成新的工业化动力，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形成新的城镇化模式，这主要表现为：工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资金来源主要靠自身资金积累，而不是由中央政府通过国家计划予以安排；劳动力的非农化就业及其向城镇的聚集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进行，并在广大城镇积淀了大量“外来人口”。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发展完全由国家计划来推动不一样，这种新的城镇化机制被有关研究总结为“自下而上”的城镇化(urbanizat ion from below)。本文认为，乡村工业只是“自下而上”城镇化在特有体制与发展背景下的一种实现形式，其普遍性受到多方面制约，“自下而上”城镇化的真正动力，来自并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这一根本变革。
Xiangcun gongye shanbian yu "zixiaershang" chengzhenhua [J].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乡村工业的迅速崛起。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形成新的工业化动力，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形成新的城镇化模式，这主要表现为：工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资金来源主要靠自身资金积累，而不是由中央政府通过国家计划予以安排；劳动力的非农化就业及其向城镇的聚集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进行，并在广大城镇积淀了大量“外来人口”。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发展完全由国家计划来推动不一样，这种新的城镇化机制被有关研究总结为“自下而上”的城镇化(urbanizat ion from below)。本文认为，乡村工业只是“自下而上”城镇化在特有体制与发展背景下的一种实现形式，其普遍性受到多方面制约，“自下而上”城镇化的真正动力，来自并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这一根本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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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以苏南模式为研究对象[D] .Zhidu bianqian zhong de zhengfu xingwei fenxi: Yi Sunan moshi wei yanjiu duixiang[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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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转型与中国城市空间重构:建立一种空间演化的制度分析框架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8.06.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建立了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的一个制度分析框架,揭示了体制转型的基本特征及城市空间重构的基本方面,并重点评析了政府企业化治理、城市增长机器,二元规制环境等对城市空间重构的重要影响.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urban space: Establishing a institutional analysis structure for spatial evolution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8.06.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建立了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的一个制度分析框架,揭示了体制转型的基本特征及城市空间重构的基本方面,并重点评析了政府企业化治理、城市增长机器,二元规制环境等对城市空间重构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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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企业化主导下的城市空间发展与演化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6.04.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的不断作用下，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在经历着深刻而全面的转 型，其中政府角色与作用的变迁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领域。与西方国家政府进行的“企业化管治”所不同的是，中国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行政资源直接移植到新的 城市竞争体系之中。即表现为强烈的“政府企业化”特征。在全球竞争时代，城市空间资源是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干预、有效组织的重要竞争元素，也是 “政府企业化”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的发展因而也表现出政府强烈主导、逐利色彩浓厚的特征。本文将从政府企业化这个角度审视中国当前城市空间发展演化的深 刻机制，并且对其相应的衍生效应给予客观的评价。
Research of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local government's entrepreneuralization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6.04.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的不断作用下，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在经历着深刻而全面的转 型，其中政府角色与作用的变迁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领域。与西方国家政府进行的“企业化管治”所不同的是，中国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行政资源直接移植到新的 城市竞争体系之中。即表现为强烈的“政府企业化”特征。在全球竞争时代，城市空间资源是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干预、有效组织的重要竞争元素，也是 “政府企业化”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的发展因而也表现出政府强烈主导、逐利色彩浓厚的特征。本文将从政府企业化这个角度审视中国当前城市空间发展演化的深 刻机制，并且对其相应的衍生效应给予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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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主义的终结与中国城市规划的转型 [J].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经济地域分工及中国城市发展制度环境的重塑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更在地方政府之中滋生了增长主义的城市发展战略。然而,随着当前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等全方面的隐性危机逐渐进入了显性化阶段,增长主义必须也必将终结。本文在剖析城市增长主义空间表征的基础上,厘清了增长主义的逻辑体系与危害,揭示了终结增长主义的内外推力,进而提出了中国城市规划面临的重大转型及所必须采取的新的应对。
Termination of growth supremacism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urban planning [J].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经济地域分工及中国城市发展制度环境的重塑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更在地方政府之中滋生了增长主义的城市发展战略。然而,随着当前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等全方面的隐性危机逐渐进入了显性化阶段,增长主义必须也必将终结。本文在剖析城市增长主义空间表征的基础上,厘清了增长主义的逻辑体系与危害,揭示了终结增长主义的内外推力,进而提出了中国城市规划面临的重大转型及所必须采取的新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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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形成, 工业化与经济增长: 中国的转轨特征 [J].
把中国的经济转轨、增长与工业化联系起来是本文的一个尝试。作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近年来越来越表现出静态的特征，至今尚不具备持续的动态改进的力量，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转轨过程则又典型地表现为以新兴工业部门的进入和扩张为特征的持续的工业化过程。本文给出了一个帮助理解转轨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概念框架和经验描述。在这个框架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10年来所表现出的下降趋势可以由过度的工业化进程来解释。
Capital form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reform [J].
把中国的经济转轨、增长与工业化联系起来是本文的一个尝试。作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近年来越来越表现出静态的特征，至今尚不具备持续的动态改进的力量，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转轨过程则又典型地表现为以新兴工业部门的进入和扩张为特征的持续的工业化过程。本文给出了一个帮助理解转轨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概念框架和经验描述。在这个框架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10年来所表现出的下降趋势可以由过度的工业化进程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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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企业化: 模式、动因、效应与改革 [J].
地方政府企业化现象是我国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也是"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内容。厘清其运作模式、动力机制与影响效应,对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乃至"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均具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的地方政府企业化行为,在运行模式上涵盖了土地财政、地方债务、巨型工程和招商引资等四个相互依存的方面。它不但植根于财政分权体制和官员晋升机制等国内形势,而且溯源于分权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等国际趋势。它既有经济和政治上的积极效应,也有经济和社会上的消极作用,且消极作用正日渐超过积极效应。全面深化改革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Local governments' entrepreneurialization: Models, causes, effects and reform strategies [J].
地方政府企业化现象是我国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也是"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内容。厘清其运作模式、动力机制与影响效应,对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乃至"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均具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的地方政府企业化行为,在运行模式上涵盖了土地财政、地方债务、巨型工程和招商引资等四个相互依存的方面。它不但植根于财政分权体制和官员晋升机制等国内形势,而且溯源于分权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等国际趋势。它既有经济和政治上的积极效应,也有经济和社会上的消极作用,且消极作用正日渐超过积极效应。全面深化改革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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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化的误解以及经营城市的误区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3.08.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讨论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希望规划师能在一个更加全面的基础上理 解全球化,城市决策者在经营城市中注意以下四方面:在城市定位方面,要正确定位,警惕盲目追求"国际城市"或人为拔高城市定位的做法;在吸引资金方面,要 充分利用当前全球资本流入中国的机遇,但应十分注意保护城市和区域的利益,注意培养中国的民间资本;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形象方面,项目的规模和城市 形象应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在城市管治方面,要警惕将公众参与边缘化,努力培育公众参与的能力.
The misunderstood globalisation and the misled selling place in China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3.08.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讨论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希望规划师能在一个更加全面的基础上理 解全球化,城市决策者在经营城市中注意以下四方面:在城市定位方面,要正确定位,警惕盲目追求"国际城市"或人为拔高城市定位的做法;在吸引资金方面,要 充分利用当前全球资本流入中国的机遇,但应十分注意保护城市和区域的利益,注意培养中国的民间资本;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形象方面,项目的规模和城市 形象应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在城市管治方面,要警惕将公众参与边缘化,努力培育公众参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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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税制十年: 制度及其影响 [J].
分税制并没有有效地均衡地区间因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带来的区域差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分税制带来的集权效应引起地方政府行为的一系列变化。在这种形势之下，地方政府开始积极从预算外、尤其是从土地征收中为自己聚集财力，“城市化”开始成为地方政府的新增长点。由此，分税制集权化的改革带来了一个意外后果，即形成了一种“二元财政”结构格局。
A decade of tax-sharing: The system and its evolution [J].
分税制并没有有效地均衡地区间因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带来的区域差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分税制带来的集权效应引起地方政府行为的一系列变化。在这种形势之下，地方政府开始积极从预算外、尤其是从土地征收中为自己聚集财力，“城市化”开始成为地方政府的新增长点。由此，分税制集权化的改革带来了一个意外后果，即形成了一种“二元财政”结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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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财有道: 土地开发和转让中的政府和农民 [J].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土地征用和开发中的政府收入、政府行为,来试图理解转型期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些特点和模式。在土地征用和开发过程中,地方政府主要通过财政和金融手段积聚资金,“圈地”只是“圈钱”的手段而已。这种行为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又因为对农民土地的低价补偿造成了潜在的社会风险。究其原因,这与中央政府的集权化改革存在密切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悖论,即中央政府力图控制、改变地方政府行为的努力不但没有预期的效果,反而驱使地方政府更加强有力地谋取各种体制外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1994年以前的财政分权体制与1994年以后的财政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实质上是相同的。通过本文的分析,作者指出真正影响转型期地方政府行为的因素是软预算约束与政府获取体制外资源的能力。只要这两个因素存在并发挥作用,那么中央政府调整集权—分权框架的努力最终便会是无效的。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nd farmers in land development and transfer [J].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土地征用和开发中的政府收入、政府行为,来试图理解转型期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些特点和模式。在土地征用和开发过程中,地方政府主要通过财政和金融手段积聚资金,“圈地”只是“圈钱”的手段而已。这种行为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又因为对农民土地的低价补偿造成了潜在的社会风险。究其原因,这与中央政府的集权化改革存在密切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悖论,即中央政府力图控制、改变地方政府行为的努力不但没有预期的效果,反而驱使地方政府更加强有力地谋取各种体制外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1994年以前的财政分权体制与1994年以后的财政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实质上是相同的。通过本文的分析,作者指出真正影响转型期地方政府行为的因素是软预算约束与政府获取体制外资源的能力。只要这两个因素存在并发挥作用,那么中央政府调整集权—分权框架的努力最终便会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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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 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 [J].
在"统筹城乡"模式带动的城镇化进程中,成都市以政府主导、资本介入的方式推动了农民集中居住("农民上楼")与农业的规模经营("资本下乡"),不但改变了"三农"的面貌,也推进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将这种模式放到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农民、政府与企业这三对彼此联系的关系结构中进行考察,并将其与中国正在经历的高速城镇化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政府、资本、农民在这个过程中的得失损益和当前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城镇化模式的问题所在,以及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历史必然性。
Farmers moving upstairs and capital going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urbanization [J].
在"统筹城乡"模式带动的城镇化进程中,成都市以政府主导、资本介入的方式推动了农民集中居住("农民上楼")与农业的规模经营("资本下乡"),不但改变了"三农"的面貌,也推进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将这种模式放到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农民、政府与企业这三对彼此联系的关系结构中进行考察,并将其与中国正在经历的高速城镇化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政府、资本、农民在这个过程中的得失损益和当前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城镇化模式的问题所在,以及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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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 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 [J].
过去大量的研究强调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下地方官员的财政激励对区域经济发展及其互动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简单模型，旨在强调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地区间经济竞争和合作的影响。由于政治晋升博弈的基本特征是一个官员的晋升直接降低另一个官员的晋升机会，即一人所得为另一人所失，这使得同时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而竞争空间非常巨大。该模型理解我国区域经济竞争与合作问题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视角和框架，它尤其有助于解释我国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大而全”的地区发展战略和地区间形形色色的产业“大战”和恶性竞争。
The incentive and cooperation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the political tournaments: An interpretation of prolonged local protectionism and duplicative investments in China [J].
过去大量的研究强调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下地方官员的财政激励对区域经济发展及其互动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简单模型，旨在强调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地区间经济竞争和合作的影响。由于政治晋升博弈的基本特征是一个官员的晋升直接降低另一个官员的晋升机会，即一人所得为另一人所失，这使得同时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而竞争空间非常巨大。该模型理解我国区域经济竞争与合作问题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视角和框架，它尤其有助于解释我国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大而全”的地区发展战略和地区间形形色色的产业“大战”和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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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南乡镇工业第二次创业的思考 [J].
正一次创业和二次创业是乡镇企 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其区分的依据应是经济发展增长的不同方式.乡镇企业的第一次创业即农村工业化的初期,主要是解决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的发展问题,其发展增长的基本特征是“量”的粗放型的急剧扩张.乡镇企业第二次创业即农村工业化的中期,要实现的是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 变、由以量的增长为基本特征向以质的提高为基本特征的转换;企业数量要由多到少、产品科技含量和企业的职工素质要由低到高、市场覆盖容量要由小到大.全员 劳动生产率、人均创利率、全部资产创利率都要获得较大幅度提高.苏南乡镇企业第二次创业任重道远,比起第一次创业来,第
Guanyu Sunan xiangzhen gongye di er ci chuangye de sikao [J].
正一次创业和二次创业是乡镇企 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其区分的依据应是经济发展增长的不同方式.乡镇企业的第一次创业即农村工业化的初期,主要是解决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的发展问题,其发展增长的基本特征是“量”的粗放型的急剧扩张.乡镇企业第二次创业即农村工业化的中期,要实现的是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 变、由以量的增长为基本特征向以质的提高为基本特征的转换;企业数量要由多到少、产品科技含量和企业的职工素质要由低到高、市场覆盖容量要由小到大.全员 劳动生产率、人均创利率、全部资产创利率都要获得较大幅度提高.苏南乡镇企业第二次创业任重道远,比起第一次创业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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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identity and inequality: The impact of China's hukou system [J].https://doi.org/10.1016/j.jpubeco.2014.12.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We conduct an experimental study to investigate the causal impact of social identity on individuals' performance under incentives. We focus on China'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 hukou ) system, which favors urban residents and discriminates against rural residents in resource allocation. Our results show that making individuals' hukou identity salient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performance of rural migrant students, relative to their local urban counterparts, on an incentivized cognitive task, and consequently significantly lowers their relative ranking in the earnings distribution under the piece rate regime. However, the impact of hukou identity salience is insignificant in the tournament regime, suggesting that its negative effect on migrant students' performance may be mitigated when competition is introduced.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ly imposed social identity on individuals'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tentially on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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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s of narrative: Psychosocial perspectives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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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rowth strategy and urbanization policies in China, 1949-1982 [J].https://doi.org/10.1111/j.1468-2427.1992.tb00173.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First page of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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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Hukou system at 50 [J].https://doi.org/10.2747/1539-7216.50.2.19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 noted American authority on urbanization in China present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China's hukou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on the occasion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its promulgation,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that system from a broad socio-political perspective. More specifically, the paper focuses on revealing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over time and identifying many of its important ramifications for modern Chinese society, as well as on the impact of hukou on the country's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and spatial stratifica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hukou system now presents a major obstacle to China's quest to become a modern, first-world nation and global leader.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Numbers: O180, O530, P200, R120. 2 figures, 3 tables, 111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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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policy reform in China: Assessment and prospects [J].https://doi.org/10.1016/S0264-8377(02)00073-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hina has launched a series of land policy reforms to improve land-use efficiency, to rationalize land allocation, to enhance land management, and to coordinat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se land policy reforms have yielded positive impacts on urban land use as well as negative socioeconomic consequences. On the positive side, they have contributed to emerging land markets, increased government revenue for the financing of massiv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nd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and improve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land use. On the negative side, problems such as loss of social equity, socioeconomic conflicts, and government corruption have emerged. This paper reviews China's land policy reform in a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en examines the impacts on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use.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at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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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a property market in inland China: Chongqing [J].https://doi.org/10.1080/0042098022008018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by examining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a property market in an inland city: Chongqing.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hree recent projects through field reconnaissance and interviews. A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 was used in discuss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data. Our analyses revealed an emerging property market with dynamic and evolving new institutions in inland China. In this new market, a variety of actors with different roles and interests in the property development process had come into play. Formal and informal rules govern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had been evolving. Although with a time-lag, the rapid formation of Chongqing's property market was similar to that in the coastal cities. Nevertheless, in contrast to the coastal cities, this time-lag led to a property market which was more dependent on state involvement. Chongqing's property market was dominated by government not only because the government formulated development directions and set up rules and regulations, but also due to the practice that government participated in development projects as a party. Irregularities in land allocation, price setting and development control created a keen desire among developers to forg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vernment. It remained a challenge to the government to set up a complete, transparent and enforceable set of rules in order to guide the newly emerging property market towards mat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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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governance in late capitalism [J].https://doi.org/10.2307/4905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recent years, urban governan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eoccupied with the exploration of new ways in which to foster and encourage local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rowth. Such an entrepreneurial stance contrasts with the managerial practices of earlier decades which primarily focussed on the local provision of services, facilities and benefits to urban populat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text of this shift 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in urban governance and seeks to show how mechanisms of inter-urban competition shape outcomes and generate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urba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thereby brought into focus in a period characterised by considerabl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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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ntrepreneurial city in action: Hong Kong's emerging strategies in and for (inter) urban competition [J].https://doi.org/10.1080/004209800200028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paper applies a Schumpeterian analysis of entrepreneurial cities to Hong Kong. It argues that the concept of entrepreneurship can be applied to cities as strategic actors, identifies various objects of urban entrepreneurship, and refers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discourses, narratives and self-images. Despite its laissez-faire reputation, Hong Kong has a long history of urban entrepreneurship, but its strategies have been adapted to changing circumstances09”most recently with its key role in an emerging cross-border region (Greater China) and its favourable insertion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This has prompted a debate over the most appropriate strategies for Hong Kong, notably regarding the respective futures of manufacturing, services and the virtual economy. The concept of 'glurbanisation' as one form of the more general phenomenon of 'glocalisation' is introduced to illuminate these issues. The paper concludes by noting the increased importance of 'Siliconisation' as an accumulation strategy in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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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s: Learning the craft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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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a rural economy in the Zhujiang Delta [J].https://doi.org/10.1017/S030574100004363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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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oducing spaces of Chinese urbanisation: New city-based and land-centred urban transformation [J].https://doi.org/10.1080/00420980701426673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China's spaces of urbanisation in the 1980s and early 1990s were occupied primarily by the interests of rural industrialisation and town development. Since the mid 1990s, China's urban spaces have been reproduced through a city-based and land-centred process of urbanisation in which large cities managed to reassert their leading positions in an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globalising and urbanising economy. This study analyses changes in China's non-agricultural land in relation to the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s of Chinese citi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ree sets of data reveals a high intensity and great unevenness of non-agricultural land use in the country. China had 29.5 million hectares of non-agricultural land in 1996, which accounted for only 3 per cent of the national land mass. Over 80 per cent of the recent increase in non-agricultural land use was caused by the expansion of urban and rural settlements, industrialisation and numerous 'development zon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and use data and Landsat images identifies two concurrent processes of urbanis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land use change. Rapid urban sprawl of large cities, driven by the expansion of ring-roads and setting up of 'development zones', has contributed to the conversion of farmland into non-agricultural uses. At the same time, rural industrialisation and a housing boom have given rise to a dispersed pattern of non-agricultural land development all over the country. Given the pervasive influence of the forces of continuing urbanisation and globalisation, the state's attempt to protect China's dwindling farmland will not reverse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non-agricultural land use, but are likely to slow the pace of land conversion. Anecdotal evidence such as 'hollow villages' and idle land in numerous encircled 'development zones' suggests that there exist ways for China to use its non-agricultural land more efficiently and economically than hithe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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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China: Land, politics, and social conditions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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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restless urban landscapes 1: New challenges for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J].https://doi.org/10.1068/a3409ed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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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r capitalization on urban land? Land development and local public finance in urbanizing China [J].https://doi.org/10.2747/0272-3638.32.1.50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land development and municipal finance in a Chinese regional economy undergoing rapid urbanization. Drawing upon insi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is study analyzes how municipalities in coastal Jiangsu Province have engaged in the land-dominated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al landscape that has emerged from the new approach toward local public finance. Land development has not functioned simply as a passive outcome of urbanization, but has been actively pursued by local governments as a means of revenue generation to finance local economic growth. An inverse correlation is found between the growth of land conveyance income and the level of the regional economies in China's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We call for greater attention to be directed to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development, local public finance,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ongoing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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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1949-2000: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https://doi.org/10.1068/a34192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Through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the author identifies the achievements as well as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urbanism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 number of issues that merit scholarly research are suggested and the need for theorization is emphasized. During the last half century, Chinese cities underwent dramatic transformations as a consequence of two major systemic changes. During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after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of 1949, sustained low levels of urbanization and a brief episode of antiurbanism accompanied centralized planning and city-based industrialization.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1978 Chinese cities have witnessed major economic and spatial shifts away from the socialist patterns. Among the many facets of urban transformation since 1978 are a more heterogeneous urban population, rural - urban migration, spatial reorganization through urban land-use change, new housing development, globalization, suburbanization, polycentric restructuring of urban form, and changes in the spatial/administrative systems of cities. It is argued that, as the Chinese economy is inherently pol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should be foregrounded to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of China's economic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this regard, the continuously powerful and multiple roles of the Party-state as the ultimate decisionmaker, regulator, and participant in the urban economy should be emphasized, despite glob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nd fiscal powers from the central to local levels. The Chinese trajectory of urban development is seen as more different from than similar to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 economies undergoing structural change away from socialism, and context-based country-specific theorization of urban change is called for. More general theories of urban transformation which are applicable to a number of former socialist nations, and which transcend the idiosyncrasies of individual countries, should be developed where possible. A closer engagement among scholars working on 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ose working on other former socialist countries is necessary if 'the socialist city' is to become a firm typology of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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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administrative restructuring, changing scale relations,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016/j.polgeo.2004.10.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hina has significantly restructured its urban administrative/spatial system since the 1978 economic reforms to empower central cities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driving nation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changes in the scale relations that are heavily condition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levels or ranks ( dengji ) of cities and counties, central cities have in fact been transformed into city-regions. In the reorganization of urban administrative space, many counties have acquired city status while others have been turned into city districts. Such changes have clearly benefited the central cities. Ke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ensions among the spatial units constituting the urban administrative/spatial system is the administrative levels of the units in the system which can be seen as a special type of scale. Though restructured, China's space economy continues to be governed administra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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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transition at the local level: Diverse forms of town development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080/10889388.2002.10641194 URL 摘要
This paper examines China's local transition at the town level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local factors (e.g., local government activism and actions of peasantsturned workers) and external forces (e.g., regulatory change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the influx of global, national and local capital).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five towns demonstrates diverse forms of local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supports arguments that, as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and in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local conditions in China matter a great deal in social formation and local accumulation. The existing framework of town-based transition (“urbanization from below”) is revised to account for the spectrum of town-based transition in - the last two decad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Numbers: H10, O15, P20. 1 figure, 94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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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isation from below: The growth of towns in Jiangsu, China [J].https://doi.org/10.1080/0042098942008155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Urbanis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Maoist period was largely a consequence of centralised planning and Soviet-type industrialisation dominated by the growth of cities. The towns lost their commercial function and stagnated. Since the reforms of 1978, the growth of towns has emerged as a new force of Chinese urbanisation. This case study of the growth of towns in Jiangsu province shows that enterprises in the towns have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daily commuters and some migrants, resulting in a more diversified pattern of population composition in the towns. The population of the towns is growing at a faster rate than the city population. Manufacturing dominates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the designated towns, including county capitals, as well as the rural market town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has not played any active role in the growth of towns. If the towns and town enterprises are allowed to grow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they may lead to the emergence of a more powerful track of 'urbanisation from below' to accompany the established track of 'urbanisation from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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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urban space: Development under market socialism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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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machines [J].https://doi.org/10.1111/j.1467-9906.1993.tb00301.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e growth machine perspective is reviewed in light of various critiques of urban political economy as being overdeterministic, ignoring cultural issues, place diversity, and environmental crises. The author shows how growth machines are anchored in local systems of elite sociability, ideological conceptions, and local problem solving. He stresses the role of professional consultants in generating consistencies across places that can mistakenly be taken as evidence of economic necessity. The traditional US urban situation is contrasted with certain other industrial socities and with emerging trends in various southern California locations to show how local and national politics matter in determining the strength and mode of growth machine dynamics. He examines the links between growth machine politics and impacts on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creation of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The interaction of agency and structure is specified, drawing upon structur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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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J].https://doi.org/10.2307/2010520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In the 1980s fiscal reform in China provided localities with strong incentives and a heightened capacity to pursue industrial growth. As a result, local governments have responded vigorously to economic reform, managing rural collective-owned enterprises as diversified corporations, with local officials performing the role of a board of director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centives that have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form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and rapid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t describes the ways in which local governments coordinate economic activity and reallocate revenues from industrial production. These developments are important for two reasons: they show that local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the economy does not necessarily decline with the expansion of market coordination; and they offer a successful model of reform that serves as a counterpoint to privatization propo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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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post-reform China: The case of Zhujiang delta [J].https://doi.org/10.1016/S0305-9006(01)00022-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Zhujiang delta region ha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China's reforms and open door policy. There has been enormous investment from Hong Kong and elsewhere. The region has undergone dramatic economic growth and spatial transformations. Such changes have been brought about by various factors and the conseq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has not been evenly distributed in the region. This monograph will assess the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ly by employing a county-level demographic/economic data set of the region. This will be complimented by other data. This monograph will update the previous studies that mainly used larger spatial units such a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a few key economic indicators such as GDP. The monograph focuses on the inflow of non-local investment,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factor contributions to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polarized development and the increasing links between Hong Kong and Zhujiang delta region.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the Zhujiang delta region will in no doubt shed light on the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both China and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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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Urban revolutions in the age of global urbanism [J].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1559005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special issue, papers presented at an Urban Studies Foundation-funded conference in Jakarta (March 2011), examines the current ‘urban century’ in terms of three revolutions. Revolutions from above index the logics and norms of mainstream global urbanism, particularly the form they have taken as policymakers work with municipal officials worldwide to organise urban development around neoliberal norms. Revolutions from below refer to the multifaceted contestations of global urbanism that take place in and around cities, ranging from urban street demonstrations and occupations (such as those riveting the world in early 2011 when these papers were written) to the quotidian actions of those pursuing politics and livelihoods that subvert the norms of mainstream global urbanism. It also highlights conceptual revolutions, referencing the ongoing challenge of reconceptualising urban theory from the South – not simply as a hemispheric location or geopolitical category but an epistemological stance, staged from many different locations but always fraught with the differentials of power and the weight of historical geographies. Drawing on the insights of scholars writing from, and not just about, such locations, a further iteration in this ‘southern’ turn of urban theorising is proposed. This spatio-temporal conjunctural approach emphasises how the specificity of cities – their existence as entities that are at once singular and universal – emerges from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connectivities and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relations. Practically, such scholarship entails taking the field seriously through collaborative work that is multi-sited, engages people along the spectrum of academics and activists, and is presented before and scrutinised by multiple publ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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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residents' prejudice and integration of rural migrants into urban China [J].https://doi.org/10.2139/ssrn.24404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a 2011 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actors shaping urban residents' prejudice toward rural-to-urban migrants and the impacts of prejudice on rural migrants' integration into urban commun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urban residents with higher education and household income report stronger prejudice. Also, urban residents with urban hukou at birth, are more prejudiced toward rural migrants. Given that hukou status at birth is tied to the parental hukou status, this result implies that prejudice can transfer across generations. With regards to the impacts on rural migrants' integration, prejudice reduces their perceived social standing and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livelihood problems encountered. On the other hand, prejudice is associated with stronger self-identification as an urbanite and more willingness to interact with urban residents. There are two possible explanations. First, in a prejudicial society, there may exist a strong negative connot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identity as a ruralite, which causes rural migrants not to rather consider themselves as urbanites. Second, since urban residents of high socio-economic status report stronger prejudice, rural migrants may want to network with those urban residents, who can provide assistance in job search and access to government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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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al and local dimensions of place-making: Remaking Shanghai as a world city [J].https://doi.org/10.1080/0042098002008016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Shanghai, the largest socialist industrial city in China, is now experiencing dramatic restructuring under global and local forces. This paper provides a preliminary account of remaking this city into a world city. The case study suggests the tremendous and pervasive impact of globalisation on the c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although it is still not comparable with a truly global city. The growth of inward investment, particularly its penetration into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has exerted direct impacts on the urban structure. It is argued that, however, that this global influence can only be realised through the coincidence of indigenous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system. Specifically, the willingnes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give more autonomy to local governments, the new policy to set up a window for China's open policy, the incentive for making money from selling the space, the injection of public money into infrastructure and fierce promo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ll contributed to the process of urban restructuring. The effect of combined global and local changes has led to an extremely optimistic growth atmosphere and a building boom since the mid 1990s. Shanghai highlights the local as well as the global dimensions of urban change in the post-socialist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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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lobalization, place promo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J].https://doi.org/10.1111/1467-9906.00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Globalization, rather than being a definite outcome, is a political discourse embedded in a complicated process. The perception of the coming global era casts a shadow on economies that are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Shanghai, the largest city in China, provides a vivid case for understanding local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 The city has seen unprecedented growth i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foreign trade since the adoption of the open door policy in 1978. The key argument of this article is that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does not lie in the quantity of foreign investment but in the catalytic effect brought about by foreign investment and foreign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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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he (post-) socialist entrepreneurial city as a state project: Shanghai's reglobalisation in question [J].https://doi.org/10.1080/0042098032000106555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Abstract To what extent is it possible to capture the experience of an entrepreneurial endeavour in the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 within the thesis of the 'entrepreneurial city'? This paper applies an explicit definition of the entrepreneurial city-namely, the construct of three indispensable elements, including entrepreneurial strategies, entrepreneurial fashion and entrepreneurial discourses攖o the city of Shanghai. It is argued that the formation of territorially based entrepreneurialism is a state project in the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 Marketisation and globalisation in this context are entangled processes. Whereas the state's legitimacy embedded in the public ownership of production has been eroded through marketisation, the entrepreneurial project allows the state to tap the market to restore its role in response to perceived, as well as real, globalisation. Through examining three historical metaphors of Shanghai's role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questions the process of the 'reglobalisation' of Shanghai as a transition to the 'global city' rather than its continuity as a globalising Chines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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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ing China'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urban infrastructure provision [J].https://doi.org/10.1080/00420989924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Rapid urbanisation in the reform period has resulted in a very high demand for basic urban infrastructure in China. Improving its provision by the public sector is a challenge as problems persist in the form of unmet demand, deficiencies in cost recovery and inadequate maintenance. Institutional hurdles, particularly the lack of organisational and financial autonomy for the providers of urban infrastructure, are in part to blame. Urban construction authorities have yet to rid themselves of political interference and overlapping responsibilities. But measures have been taken to reform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Specifically, increasingly decentralised central-local fiscal relations are allowing municipalities an unprecedented degree of freedom for resource mobilisation through a wide range of mechanisms that greatly expand extra-budgetary revenue.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s reform efforts shows that results can be immediate and prom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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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repositioning and competitiveness building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New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Guangzhou, China [J].https://doi.org/10.1111/j.1468-2427.2005.00585.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ompetition among cities for mobile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as intensified. The urban hierarchy of regions is undergoing transformation, causing economic fortunes to vary markedly among different localities. In China, these global forces and regional restructuring have caused a relative economic decline in some historically powerful cities, and have also brought about the emergence of new economic centers. In response to these forces, many Chinese cities have been driven into adopting a series of new competitive strategies, which seek to win back and build up their leading positions and competitiveness. To translate these strategies into concrete actions, local governments have promoted high-profile and face-lifting projects and investments. The extensive new urban development in Guangzhou is a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case. As the provincial capital of the Guangdong Province, and a historically central cit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Guangzhou's importance has recently declined.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veal the general strategies and specific projects initiated in Guangzhou as important promotion devices in its revitalization program, and to examine the rationales behind them. The ambitious new strategies are most likely to occur under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syndrome in China, and these strategies could be risky. Although the extent to which these strategies actually do stimulate business and lure investment is yet to be seen, the citizens are immediately and directly benefiting from them and consequently they have gained much popularity and support. However, the competitiveness building in Chinese cities has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legitimacy of local state governance, and the validity of large projects that lack financial discipline, social objectives and accountability for unsuccessful investments. Joint Editors an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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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ways to a world city: Shanghai rising in an era of globalisation [J].https://doi.org/10.1080/0042098022013557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a globalising world, cities at or near the apex of the international urban hierarchy are among the favoured few09”New York, London and Tokyo09”that have acquired large economic, cultural and symbolic roles. Among a handful of regional aspirants, such as Hong Kong, Miami and Sao Paulo, Shanghai has reasonable long-term prospects. If the Chinese economy can sustain its growth rate, it will rival the US in a few decades. And if Shanghai is able to retain its pre-eminence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n it is likely to be the East Asian city with the best prospect of becoming a global centre. This paper briefly explores the makings of a world city, identifies certain necessary ingredients, examines Shanghai's recent development, indicates national and municipal policies that may determine Shanghai's pathway to a global city and shows how such policies are being implem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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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development under ambiguous property rights: A case of China's transition economy [J].https://doi.org/10.1111/1468-2427.0036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Property rights play a key role in maintaining sustainable growth and in achieving efficient development.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have stimulated urban physic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ommodification and marketization of land-use rights and building construction. Property rights over urban land have been decentralized, but the gradualist reform of state assets has not assigned and delineated property rights clearly between the principal and agents. Within a short space of time, Shanghai, a city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is facing a great property gl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its history. It is the two-tier incentive structure that has created the dynamics of Shanghai's urban physical development since 1980. The marketization of buildings makes property development a viable business. Capitalization on valued properties in the open domain motivates key 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o initiate redevelopment projects. Rapidly rising price benchmarks established by the booming property market escalate the urge to transform rents in the unsecured public domain to physical assets that are protected by the socialist use right. Copyright Joint Editors an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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