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呈奕
, 张文忠, 湛东升
CHEN Chengyi, ZHANG Wenzhong, ZHAN Dongsheng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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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陈呈奕(1995-),男,山东泰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人居环境研究,E-mail: chenchengyi16@mails.uc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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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人居环境是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满意度的重要内容。本文以环渤海地区44个城市为例,从人居硬环境和软环境两方面评价人居环境指数,运用描述统计和GIS制图方法,分析环渤海地区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人居环境综合指数存在显著空间差异,沿海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明显高于内陆城市;在省级行政单元中,辽宁省人居环境综合指数最高,天津最低。②环渤海地区城市人居环境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与人口规模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仅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率并不能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但合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则可有助于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
关键词：
Abstract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life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of urban residents. This study employ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GIS mapping methods to analyze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socioeconomic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the Bohai Rim area.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There are significant spatial heterogeneities in "hard"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dex (HHI), "soft"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dex (SHI), and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composite index (HSCI). The quality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coastal citie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inland cities. For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units, Liaoning has the highest HSCI; HSCI in Tianjin is the lowest.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socioeconomic factors and HSCI further shows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SCI values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Bohai Rim area—more prosperous economy and higher urbanization rate cannot bring in higher quality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bu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SCI and population in the Bohai Rim area. Therefore the control of urban population in the region will be helpful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Keywords：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统计资料显示,2015年中国人均GDP开始超过8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按照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的划分标准,中国则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虽然近几十年来中国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促使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日益严峻的生态和环境问题,严重影响到城市人居环境和居民生活满意度(张文忠等, 2013)。随着中国城市居民对居住环境需求的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越来越成为政府和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因此,加强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和提高居民人居环境满意度已成为政府和民众共同的期望。
人居环境学科是希腊学者Doxiadis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Doxiadis, 1975)。自1976年第一次人类居住大会发表《温哥华宣言》(United Nations, 1976),人居环境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在人居环境研究进展方面,国外学者比较注重评价内容的扩展和深入,将性别(Reeves, 2014)、低收入群体(Charoenkit et al, 2014)、环境卫生(Castro et al, 2015; Tsinda et al, 2015)、健康状况(Yen et al, 1999; McNeill et al, 2006; Jackson et al, 2013)、交通(Schetke et al, 2012)、自然灾害以及环境目标(Sebti et al, 2013)等多方面因素纳入人居环境质量评估体系。
20世纪90年代,吴良镛院士首次在国内倡导建立人居环境科学,并提出人居环境由自然系统、人类系统、社会系统、居住系统和支撑系统等5个子系统组成,包括全球、区域、城市、社区(村镇)、建筑等5个层次的研究(吴良镛, 2001)。随后,国内许多学者对人居环境开展了多方面研究,内容涉及人居环境的科学基础(汪洋等, 2012)、空间分异(谷永泉等, 2015;朱彬等, 2015)、演变因素(祁新华等, 2008; 李伯华等, 2014)、对居民影响(马仁锋等, 2015; 湛东升等, 2017)、与经济的关系(李双江等, 2013)等。其中,“人居环境评价研究”的成果最为丰富。在城市尺度,不少学者重点关注人居环境客观评价(宁越敏等, 1999)或主观评价(李王鸣等, 1999);在区域尺度,有学者对京津冀地区(杨雪等, 2016)及辽宁省各城市(晋培育等, 2011; 李雪铭等, 2014)等区域的人居环境进行评价;在全国尺度,也有部分学者通过构建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进行测度(封志明等, 2008; 李雪铭等, 2012; 湛东升等, 2015; 李陈, 2017) 。
城市人居环境包括人居硬环境和软环境两类(宁越敏等, 1999)。梳理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已有的人居环境评价研究主要局限于城市人居硬环境的评价,而对城市人居软环境评价研究涉及较少,针对区域尺度的人居软环境评价则鲜有报道。在以人为本的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理念为导向,如何将城市人居硬环境评价与软环境评价相结合,科学评估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成效是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基于此,本文以环渤海地区44个城市为例,综合运用统计年鉴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对区域尺度城市人居环境进行综合评价,以期为加强环渤海地区人居环境建设和提高居民对人居环境的满意度提供科学启示。
环渤海地区包括河北、辽宁、山东3省和北京、天津2个直辖市。土地面积面积51.8万km2,人口2.54亿人,分别占全国土地总面积和总人口的5.4%和18.5%(2014年)。环渤海地区是中国北方经济总量最大、人口最多的经济密集区,2016年该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6.37万亿元,占全国的22%。但是,该地区也是中国环境污染最严重地区之一(王振波等, 2015),严重的污染对城市人居质量构成了重要威胁,因此探讨该区域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文所用的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5》,其中“燃气普及率”“用水普及率”来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5》;“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占全年比例”来自各地市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各省、市2015年统计年鉴;“人均GDP”与“人口数量”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5》;“城镇化率”来源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问卷调查数据来自宜居城市课题组于2014年对环渤海城市的宜居调查。
城市人居环境包括人居硬环境和人居软环境。其中,人居硬环境是指城市实体物质环境;而人居软环境则主要强调非物质形态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结合已有的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成果(张文忠等, 2015, 2016),有形的人居硬环境更适用于客观评价,主要由居住条件、公共服务设施、交通便捷性和环境宜人性等维度构成;人居软环境属于无形的非物质环境,通常难以利用有效的客观指标进行统计监测,可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获取,主要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和城市安全性等内容。本文基于科学性、全面性、层次性、可比性和可获取性等原则,结合客观评价和主观评价的各自优势对环渤海地区城市人居环境内容进行综合评估,评价体系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评价体系
Tab.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 目标层 | 准则层 | 指标层 | 单位 |
|---|---|---|---|
| 人居硬环境 | 居住条件 | 人均居住面积 | m2 |
| 燃气普及率 | % | ||
| 用水普及率 | % | ||
| 公共服务设施 |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 | 册 | |
| 每万人医院床位数 | 张 | ||
| 每万人普通中学数 | 所 | ||
| 互联网普及率 | % | ||
| 每百人拥有移动电话数 | 部 | ||
| 交通便捷性 | 每万人拥有出租车数量 | 辆 | |
| 人均道路面积 | m2 | ||
|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 | 辆 | ||
| 环境宜人性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 |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m2 | ||
| 人均烟粉尘排放量 | t | ||
|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 | t | ||
| 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 t | ||
| 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占全年比例 | % | ||
| 人居软环境 | 社会文化环境 | 城市特色文化氛围 | 满意度1~5分 |
| 市民文化素质 | 满意度1~5分 | ||
| 社会包容性 | 满意度1~5分 | ||
| 城市归属感 | 满意度1~5分 | ||
| 历史文脉保护 | 满意度1~5分 | ||
| 城市安全性 | 交通安全 | 满意度1~5分 | |
| 社会治安 | 满意度1~5分 | ||
| 防灾应急能力 | 满意度1~5分 |
城市人居硬环境的评价公式为：
式中：HHIi为i市人居硬环境指数,即人居硬环境指数;m为评价指标j个数;Wij为第j项指标的权重值,由专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获得;Nij为第j项指标的归一化之后的数值。人居软环境评价采用2014年环渤海各市宜居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此次调查以城市规模为主要标准设定样本数量,按照直辖市300份、省会和副省级城市250份、其他城市根据规模大小各发放200或150份问卷,共发放问卷7500份,回收有效问卷6965份,有效率93%。该问卷内容包括有关宜居城市的7个方面,从中筛选出符合人居环境的9个指标,涉及城市社会、文化、管理等方面,采用9个问题的调查结果(表2)作为城市人软环境的评价基础。问题中涉及5个选项,即：“很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按照百分制分别对该5个选项赋值为：0、30、60、80、100,计算最终的人居软环境的评价得分。公式为：
式中：Qti为第i个指标的总体满意度评价值;
式中：SHIi表示i城市的人居软环境指数;n表示指标个数;wj代表第j个系统的权重,由专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获得;NQtij代表第i个城市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之后的得分。据此可以计算得到环渤海地区各城市的人居软环境指数。
综合评价公式为：
式中：HSCIi代表i城市人居环境综合指数;HHIi代表i城市人居硬环境指数;SHIi代表i城市人居软环境指数,α和β分别为两者的权重。本文认为人居硬环境和软环境同等重要,因此取α=β=0.5。
用ArcGIS 10.3的自然断点法对各准则层的得分进行分级(图1)。从准则层分析,各地级市在不同的准则层的评价结果具有明显差异：平均值方面,环渤海城市在居住条件维度的得分平均值最高,为0.599(表2),而在交通便捷性维度的平均得分最低,为0.273;标准差方面,社会文化环境的得分标准差最大(0.196);而居住条件得分的标准差最小,城市间差异最小(0.139);空间分布方面,河北省的中南部和山东省南部的城市在各个准则层的评分中大部位于一般以下水平,而辽东湾和山东半岛的城市在大部分准则层的得分位于较高以上水平。
图1 不同维度的人居环境评价结果
Fig.1 Evaluation result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with different sub-indices for the Bohai Rim area
表2 各准则层评价结果分析
Tab.2 Analysis results of sub-indices for the Bohai Rim area
| 准则层 | 平均值 | 最大值 | 最小值 | 标准差 |
|---|---|---|---|---|
| 居住条件 | 0.599 | 0.928 | 0.219 | 0.139 |
| 公共服务设施 | 0.367 | 0.656 | 0.094 | 0.160 |
| 交通便捷性 | 0.273 | 0.789 | 0.054 | 0.141 |
| 环境宜人性 | 0.467 | 0.800 | 0.247 | 0.140 |
| 社会文化环境 | 0.480 | 0.979 | 0.081 | 0.196 |
| 城市安全性 | 0.529 | 1.000 | 0.070 | 0.180 |
将环渤海各个城市分为重要城市(副省级以上及省会城市)与非重要城市(除重要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重要城市在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和交通便捷性两项评分中的平均值高于非重要城市,而在居住条件、环境宜人性、社会文化环境和城市安全性评分的平均值均低于非重要城市。重要城市的行政地位较其他城市高,GDP总量也位列各省级行政区内前列,并有更多的财政投入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交通的建设,但同时也会吸引周围大量的人员进入,造成环境污染和居住条件的下降;此外,更加复杂的人员结构也会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从而使得社会文化环境质量下降,城市安全性也会降低。因此,城市规模对人居环境的影响存在正反两方面效应。
4.2.1 硬环境综合评价
根据式(1)计算得环渤海城市的人居硬环境指数,在ArcGIS 10.3中进行可视化,利用自然断点法进行分级得到图2。通过总体数据分析,可发现环渤海各市的人居硬环境指数普遍不高,所有城市的人居硬环境指数都未超过0.60,其人居硬环境指数平均得分为0.426,标准差为0.09。其中,威海市是人居硬环境质量最好的城市,其人居硬环境指数达0.58;而枣庄市是人居硬环境指数最低的城市,仅为0.251,极差值为0.329。在省级行政区层面,辽宁省是人居硬环境指数平均值最高的地区,其平均值达0.471;而天津市则是人居硬环境指数最低的地区,为0.325。
在总体空间分布方面,人居硬环境质量较高的城市主要集聚在山东半岛、辽宁省南部和中部、河北省北部,而人居硬环境质量较低的城市主要集中分布在河北省中南部和山东省南部。而在重要城市中,青岛市和大连市的人居硬环境指数处于高水平,而天津市和石家庄市的人居硬环境指数处于较低水平,其他大城市的人居硬环境指数则属于一般水平。如将环渤海城市分为沿海城市和非沿海城市,可以发现：沿海城市的平均硬环境指数为0.467,显著高于非沿海城市的人居硬环境指数的平均值,说明人居硬环境质量存在沿海效应。
图2 人居硬环境评价结果
Fig.2 Evaluation result of "hard" environment of human settlements for the Bohai Rim area
4.2.2 软环境综合评价
根据式(2)计算得到环渤海地区各城市的人居软环境指数,在ArcGIS 10.3中进行可视化,利用自然断点法进行分级得到图3。总体来看,环渤海地区人居软环境指数平均值为0.505,标准差为0.182。相对于人居硬环境指数而言,人居软环境指数的平均值较高,但城市之间的差异更大。其中,威海市是人居软环境质量最好的城市,其人居软环境指数达0.99,而位居最后一名的东营市人居软环境指数只有0.075,极差值高达0.915。从图3中可以看出,人居软环境质量位于较高以上水平的城市主要集聚于山东半岛地区,而人居软环境较低的城市则集中分布在河北省中部和南部、山东省中部。在省级行政区尺度,人居软环境指数平均值最高的地区为辽宁省,其均值达0.561;而人居软环境质量最差的为北京市,其人居软环境指数仅为0.345。
图3 人居软环境评价结果
Fig.3 Evaluation result of "soft" environment of human settlements for the Bohai Rim area
除天津、石家庄外,其他重要城市的人居软环境评价结果的排名远远落后于其人居硬环境的排名;在重要城市中,只有青岛市的人居软环境指数达到较高水平。可见对于大城市而言,人居软环境成为人居环境建设的短板。其原因为：一方面,大城市相对小城市来说流动人口数量多,人口成分较为复杂,有可能产生比较多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大城市的居民一般生活较为富足,城市的功能更为丰富,相应地对人居软环境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大城市亟待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构建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才能建设成以人为本的宜居都市。
4.2.3 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评价结果
将人居硬环境指数与人居软环境指数按照式(3)加权后可得到人居环境综合指数,利用ArcGIS 10.3自然断点法将合人居环境指数分为以下五类：“低水平”“较低水平”“一般水平”“较高水平”和“高水平”,见图4。总体来看,环渤海地区各城市综合人居环境指数平均值为0.466,标准差为0.113。综合人居环境指数最高的城市为威海市,最低的为菏泽市。空间分布方面,人居环境综合质量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即：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人居环境综合质量较高;而河北省南部、京津唐地区和山东省西部地区的人居环境综合质量较低。总体而言,人居环境综合指数存在沿海效应,5个人居环境综合质量高水平的城市有4个是沿海城市;13个人居环境综合质量较高水平的城市有10个属于沿海城市。在3省2市中,辽宁省各个城市人居环境综合指数的平均值最高,为0.516;而天津市的人居环境综合指数最低,仅为0.376。
图4 人居环境综合评价结果
Fig.4 Integrated evaluation result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for the Bohai Rim area
在环渤海地区重要城市中,人居环境综合指数普遍较低,仅青岛市和大连市的人居环境综合指数达到较高水平,表明：城市经济的发达程度并不一定与人居环境的舒适度相匹配。
由于人居环境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因此本文对人居环境评价结果与人均GDP和人口总数进行相关性分析,探究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规模对人居环境质量的影响。利用RStudio对环渤海地区各城市的居住条件得分、公共服务设施得分、交通便捷性得分、环境宜人性得分、社会文化环境得分、城市安全性得分、人居硬环境指数、人居软环境指数和人居环境综合指数分别与人均GDP、人口规模和城镇化水平进行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
表3 相关性分析结果
Tab.3 Result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 相关分析项 | 人均GDP | 人口规模 | 城镇化水平 |
|---|---|---|---|
| 居住条件 | 0.280* | -0.203 | 0.183 |
| 公共服务设施 | 0.416*** | -0.454*** | 0.572*** |
| 交通便捷性 | 0.088 | 0.289* | 0.060 |
| 环境宜人性 | 0.208 | -0.455*** | 0.245 |
| 社会文化环境 | 0.112 | -0.197 | -0.001 |
| 城市安全性 | 0.204 | -0.308** | 0.130 |
| 人居硬环境指数 | 0.355** | -0.353** | 0.404*** |
| 人居软环境指数 | -0.006 | -0.249 | 0.034 |
| 人居环境综合指数 | 0.228 | -0.303** | 0.195 |
总体来看,人居硬环境指数与人均GDP和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越高,人居硬环境指数越高。因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率提高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政府也就可能提供更多的税收投入公共设施建设以及污染治理等,而这些措施又可促进人居硬环境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人居硬环境指数与人口数量之间存在负相关性,意味着人口越多人居硬环境综合指数越低。人口数量过度增加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有限的公共资源被大量占用,造成城市用地、公共设施供给紧张,给城市人居硬环境带来负面效应。人居软环境指数与人均GDP和城镇化水平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这就意味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水平提高不一定会带来人居软环境质量的改善。因此,经济发达的城市也必须相应地加强城市安全和社会文化建设,丰富市民的精神生活,才能切实提高人居软环境的质量。
受到人居硬环境和软环境两方面的影响,人居环境综合指数与人均GDP和城镇化率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人口数量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此表明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有可能造成人居环境质量的下降。因此,要想提高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必须控制人口数量的无序增长,避免城市的盲目扩张。
本文以环渤海地区城市为例,将区域尺度人居环境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相结合,综合评估环渤海地区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可为促进环渤海地区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提供决策科学依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人居硬环境质量在空间格局上具有沿海效应,沿海的城市人居硬环境指数普遍高于内陆城市。根据相关性分析,人均GDP的提升有助于改善人均硬环境质量,而人口的快速增加则会导致人均硬环境的降低。
(2) 人居软环境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经济水平和城镇化率的提升并不一定会带来人居软环境的改善。另外,在7个省会城市和副省级以上城市中,只有青岛市的人居软环境指数达到较高水平,可见对于大城市而言,人居软环境成为人居环境建设的短板。因此,如何在发展经济提升人居硬环境质量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人居软环境质量是大城市面临的重要课题。
(3) 环渤海地区的人居环境综合指数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高,河北中部低。人居环境综合指数同样也具有沿海效应,沿海城市的人居环境综合指数普遍高于内陆城市。相关性分析发现,人居环境综合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城市的人口数量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环渤海地区各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环渤海地区人口数量多,人口密度大,人口分布极为不均,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等个别特大和超大城市,导致其人居资源占有量低,使其相对于其他城市面临着更大的人居环境压力。因此,环渤海地区应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疏解北京等大城市的人口和职能,既可带动和促进周围地区的发展,也可控制人口规模,有利于提高人居环境水平;而周围的中小城市则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入,改善生态环境,营造更宜居、更和谐的人居环境。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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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IS的中国人居环境指数模型的建立与应用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8.12.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1km×1km栅格为基本单元。选取地形、气候、水文、植被等自然因子，构建了基于人居环境指数的中国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模型．运用GIS技术．定量评价了中国不同地区的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揭示了中国人居环境的自然格局与地域特征。研究表明：中国人居环境指数整体呈现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趋势：人居环境指数与人口密度显著相关．二者的对数曲线拟合度R2值高达0．87．人居环境指数可以综合反映区域人居环境的自然适宜程度。中国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结果显示．中国人居环境适宜地区430．47×10^4km^2．接近国土面积的45％．相应人口占全国的96．56％．其中3／4以上的人口集聚在约占1／4人居环境高度适宜和比较适宜地区：中国人居环境临界适宜地区225．11×10^4km^2，占国土面积的23．45％．相应人口4112万，占全国的3．24％，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8人，是中国人居环境适宜与否的过渡地区：中国人居环境不适宜地区304．42×10^4km^2，人口249万，不到全国的0．2％．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1人．大片地区沦为“无人区”。
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human settlements environment index model (HEI) based on GIS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8.12.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1km×1km栅格为基本单元。选取地形、气候、水文、植被等自然因子，构建了基于人居环境指数的中国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模型．运用GIS技术．定量评价了中国不同地区的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揭示了中国人居环境的自然格局与地域特征。研究表明：中国人居环境指数整体呈现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趋势：人居环境指数与人口密度显著相关．二者的对数曲线拟合度R2值高达0．87．人居环境指数可以综合反映区域人居环境的自然适宜程度。中国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结果显示．中国人居环境适宜地区430．47×10^4km^2．接近国土面积的45％．相应人口占全国的96．56％．其中3／4以上的人口集聚在约占1／4人居环境高度适宜和比较适宜地区：中国人居环境临界适宜地区225．11×10^4km^2，占国土面积的23．45％．相应人口4112万，占全国的3．24％，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8人，是中国人居环境适宜与否的过渡地区：中国人居环境不适宜地区304．42×10^4km^2，人口249万，不到全国的0．2％．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1人．大片地区沦为“无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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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典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适宜度空间分异研究 [J].
<p>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在中国101个拥有5个3A及以上旅游景区的城市中选取30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人居环境适宜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得出30 个典型旅游城市经济环境适宜度、生态环境适宜度、气候环境适宜度、服务环境适宜度和人居环境适宜度综合得分,并对典型旅游城市的人居环境适宜度进行排序和分析。结果显示:北京和上海在人居环境适宜度得分排名前两位且优势明显;长三角地区城市(苏州、杭州、南京等)人居环境适宜度综合排名与典型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差距不大且大部分排名前15,是城市人居环境与旅游资源协调发展的典范;沿海城市(大连、青岛、厦门等)和传统旅游城市(桂林、昆明、黄山)由于旅游季节单一等原因造成城市旅游综合指数得分的排名不高,但人居环境适宜度得分较高,优势主要体现在气候环境适宜度、生态环境适宜度和服务环境适宜度;以人文景观为主的旅游城市(西安、洛阳等)人居环境适宜度排名普遍不高;重庆、广州在典型旅游城市中排名靠前,但城市人居环境适宜度得分较低,此类城市在做好旅游发展的同时应注重城市生态、服务等方面的发展。</p>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suitability in Chinese typical tourist cities [J].
<p>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在中国101个拥有5个3A及以上旅游景区的城市中选取30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人居环境适宜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得出30 个典型旅游城市经济环境适宜度、生态环境适宜度、气候环境适宜度、服务环境适宜度和人居环境适宜度综合得分,并对典型旅游城市的人居环境适宜度进行排序和分析。结果显示:北京和上海在人居环境适宜度得分排名前两位且优势明显;长三角地区城市(苏州、杭州、南京等)人居环境适宜度综合排名与典型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差距不大且大部分排名前15,是城市人居环境与旅游资源协调发展的典范;沿海城市(大连、青岛、厦门等)和传统旅游城市(桂林、昆明、黄山)由于旅游季节单一等原因造成城市旅游综合指数得分的排名不高,但人居环境适宜度得分较高,优势主要体现在气候环境适宜度、生态环境适宜度和服务环境适宜度;以人文景观为主的旅游城市(西安、洛阳等)人居环境适宜度排名普遍不高;重庆、广州在典型旅游城市中排名靠前,但城市人居环境适宜度得分较低,此类城市在做好旅游发展的同时应注重城市生态、服务等方面的发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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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的时空演变与综合评价 [J].The spatial-temporal and evaluation evolvement of the urb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competitiveness of Liaoning Province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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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自组织演化机理研究 [J].
运用自组织理论,分析了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特征及其演化机理。研究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一个动态的复杂巨系统,包含3个要素集合: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地域空间环境,并具有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和涨落性的典型自组织结构特征。利用Logistic生长曲线模型,对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化过程和机理进行了模拟,并以长岗村为例,提出了基于农户空间行为变迁的乡村人居环境自组织演化路径。最后,根据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化特征,提出了若干对策。
Analysis of self-organizing evolution mechanism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system [J].
运用自组织理论,分析了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特征及其演化机理。研究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一个动态的复杂巨系统,包含3个要素集合: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地域空间环境,并具有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和涨落性的典型自组织结构特征。利用Logistic生长曲线模型,对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化过程和机理进行了模拟,并以长岗村为例,提出了基于农户空间行为变迁的乡村人居环境自组织演化路径。最后,根据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化特征,提出了若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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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座中心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评价 [J].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36 central cities of China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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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经济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演化分析 [J].Evolvement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al systems in Shijiazhuang City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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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居环境评价: 以杭州城市为例 [J].
城市人居环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从对城市人居环境概念的剖析入手，制订了其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通过问卷调查对杭州城市人居环境作了评价，归纳总结了关于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３点结论和有关启示
The assessment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s: A case study of Hangzhou [J].
城市人居环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从对城市人居环境概念的剖析入手，制订了其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通过问卷调查对杭州城市人居环境作了评价，归纳总结了关于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３点结论和有关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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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特征与时空差异分析 [J].https://doi.org/10.7666/d.Y223464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城市人居环境已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进程,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以社会经济环境、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环境、生态环境4 个一级指标,28 个二级指标构建了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286 个地级以上城市在2000 年、2003 年、2006 年和2009 年4 个时间断面的人居环境质量特征和时空差异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整体在逐步提高,城市之间人居环境质量得分差值缩小,各城市排名基本保持在一定范围;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级别差异明显;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差异显著,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从东部到中、西部依次递减的地带性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南高北低的分布状况,且各地区城市级别分布不均衡;人居环境质量水平较高的城市呈“团”状分布,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吻合;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与城市规模无对应关系。</p>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ces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China [J].https://doi.org/10.7666/d.Y223464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城市人居环境已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进程,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以社会经济环境、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环境、生态环境4 个一级指标,28 个二级指标构建了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286 个地级以上城市在2000 年、2003 年、2006 年和2009 年4 个时间断面的人居环境质量特征和时空差异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整体在逐步提高,城市之间人居环境质量得分差值缩小,各城市排名基本保持在一定范围;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级别差异明显;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差异显著,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从东部到中、西部依次递减的地带性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南高北低的分布状况,且各地区城市级别分布不均衡;人居环境质量水平较高的城市呈“团”状分布,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吻合;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与城市规模无对应关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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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居环境的失配度: 以辽宁省14个市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4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提出并运用城市人居环境失配度,将生态学的健康距离模型引入到城市人居环境科学,实证研究2005-2011年辽宁省14个市城市人居环境失配度的时空演变趋势、五大系统之间的失配关系以及造成失配的内部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时空特征,时间上呈现出上升趋势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极值分布性特征;空间上呈现出区域差异性和"中部凸起,两翼凹陷"的方向性递减趋势;演变态势上具有较为特殊的非均衡变动性特征。②五大系统失配关系分析,无论是单一系统本身还是多系统之间综合健康距离的变化都能作用于城市人居环境失配度,导致其数值增减,进而反映出城市人居环境的优劣变化。③人居环境失配度作用机理分析,政府宏观调控、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同步性和匹配性是城市人居环境失配度变化的内部驱动机理。更多还原
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mismatch degree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s: Taking 14 cities in Liaoning Province as cases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4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提出并运用城市人居环境失配度,将生态学的健康距离模型引入到城市人居环境科学,实证研究2005-2011年辽宁省14个市城市人居环境失配度的时空演变趋势、五大系统之间的失配关系以及造成失配的内部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时空特征,时间上呈现出上升趋势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极值分布性特征;空间上呈现出区域差异性和"中部凸起,两翼凹陷"的方向性递减趋势;演变态势上具有较为特殊的非均衡变动性特征。②五大系统失配关系分析,无论是单一系统本身还是多系统之间综合健康距离的变化都能作用于城市人居环境失配度,导致其数值增减,进而反映出城市人居环境的优劣变化。③人居环境失配度作用机理分析,政府宏观调控、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同步性和匹配性是城市人居环境失配度变化的内部驱动机理。更多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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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石化集聚对城镇人居环境影响的居民感知: 宁波镇海案例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4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沿海港口地区大量地集聚化工企业,导致生态环境型邻避冲突在滨海港口城市不断涌现。利用问卷调查、半结构访谈对镇海居民入户抽样,调查石化企业集聚对人居环境影响的居民感知。结果表明:1石化企业集聚的潜在危险与环境排放构成的居住安全、环境污染是集聚区环境外部性的首要负外部性,是影响城市人居环境的重要方面;2本地居民认知的石化集聚区环境外部性对人居环境影响的空间特征符合地理学第一定律,且青年、中青年、老年群体的感知差异初现文化集团性;3初步证实人居环境是有效刻画城市产业空间组织及其环境外部性的综合媒介,将成为政府破解'环境抗争事件'和城市产业升级的着力点。研究成果为深入理解城市产业功能区升级与城镇人居环境建设需求及阶层偏好提供了案例,同时对指导城市产业空间优化与宜居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the impact on urban human settlements from petrochemical industry cluster in port area: Case study of Zhenhai District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4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沿海港口地区大量地集聚化工企业,导致生态环境型邻避冲突在滨海港口城市不断涌现。利用问卷调查、半结构访谈对镇海居民入户抽样,调查石化企业集聚对人居环境影响的居民感知。结果表明:1石化企业集聚的潜在危险与环境排放构成的居住安全、环境污染是集聚区环境外部性的首要负外部性,是影响城市人居环境的重要方面;2本地居民认知的石化集聚区环境外部性对人居环境影响的空间特征符合地理学第一定律,且青年、中青年、老年群体的感知差异初现文化集团性;3初步证实人居环境是有效刻画城市产业空间组织及其环境外部性的综合媒介,将成为政府破解'环境抗争事件'和城市产业升级的着力点。研究成果为深入理解城市产业功能区升级与城镇人居环境建设需求及阶层偏好提供了案例,同时对指导城市产业空间优化与宜居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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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人居环境评价和优化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 [J].The study of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for human settlement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s: Take Shanghai as an example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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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规律: 以广州市为例 [J].The evolvement rules of human settlements system on metropolis fringe: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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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研究的信息论科学基础及其图谱意象系统 [J].Information theory for human settlements research and its info-spectrum images system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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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城市PM2.5浓度的时空变化规律 [J].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M2.5 in China in 2014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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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栅格的区域人居自然和人文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J].
区域人居环境质量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基于人居自然要素指数(地形起伏度、气候指数、水文指数和植被指数)和人文要素指数(夜间灯光指数、空气质量指数和交通通达指数)构建了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HSCI),分析了2010年其空间分异规律,并探讨了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质量的相关性。主要结论为:1人居自然环境受距渤海距离和太行山脉的影响较为明显,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异规律。其中,紧邻渤海的天津市和沧州市最好,太行山西侧的张家口市和承德市最差。2人居人文环境在城市地区明显优于非城市地区,并表现出与行政级别相一致的层级结构。同时由于南部空气质量较差,其人文环境整体劣于北部。其中,北京市人文环境最优,衡水市最差。3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既表现出由东南向西北依次递减的规律,又表现出城市地区向非城市地区依次递减的圈层结构,以及高级别行政区优于低级别行政区的层级结构。其中,天津市和唐山市人居环境质量最优,张家口市和承德市最差。4京津冀地区人口并非在人居环境最好的地方分布最多,而是在人居环境中等的地方分布最多,二者呈正态分布规律。整体来看,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大于0.6的土地约占35%,却聚集了约40%的人口,说明该区充分利用了高人居环境质量的土地,人口与人居环境质量分布较为协调。
Combining natural and human elements to evaluate regional human settlements quality based on raster data: A case study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J].
区域人居环境质量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基于人居自然要素指数(地形起伏度、气候指数、水文指数和植被指数)和人文要素指数(夜间灯光指数、空气质量指数和交通通达指数)构建了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HSCI),分析了2010年其空间分异规律,并探讨了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质量的相关性。主要结论为:1人居自然环境受距渤海距离和太行山脉的影响较为明显,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异规律。其中,紧邻渤海的天津市和沧州市最好,太行山西侧的张家口市和承德市最差。2人居人文环境在城市地区明显优于非城市地区,并表现出与行政级别相一致的层级结构。同时由于南部空气质量较差,其人文环境整体劣于北部。其中,北京市人文环境最优,衡水市最差。3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既表现出由东南向西北依次递减的规律,又表现出城市地区向非城市地区依次递减的圈层结构,以及高级别行政区优于低级别行政区的层级结构。其中,天津市和唐山市人居环境质量最优,张家口市和承德市最差。4京津冀地区人口并非在人居环境最好的地方分布最多,而是在人居环境中等的地方分布最多,二者呈正态分布规律。整体来看,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大于0.6的土地约占35%,却聚集了约40%的人口,说明该区充分利用了高人居环境质量的土地,人口与人居环境质量分布较为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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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人居环境支撑条件分析 [J].An analysis of supporting conditions of living environment for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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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及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 [J].Urban livability perception of migrants in China and its effects on settlement intention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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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演变研究进展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3.05.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人居环境作为人类栖息地,随着人类活动影响范围和强度的增加,人居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人居环境演变过程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梳理了近20 年来关于人居环境演变的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从人居环境演变趋势的影响因素分析、演变机制探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评述了国内外的研究动向.总体而言,人居环境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集成研究的特点,在数据获取、演变过程的研究上更多地采用了现代化技术和模拟分析方法,但学术界对人居环境的内涵、演变机制解析等仍然存在着分歧.与国外研究相比,中国人居环境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内容限于人居环境评价,对人居环境演变机理涉及较少,且研究数据和方法较为单一.最后本文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Research progress on human settlement evolution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3.05.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人居环境作为人类栖息地,随着人类活动影响范围和强度的增加,人居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人居环境演变过程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梳理了近20 年来关于人居环境演变的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从人居环境演变趋势的影响因素分析、演变机制探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评述了国内外的研究动向.总体而言,人居环境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集成研究的特点,在数据获取、演变过程的研究上更多地采用了现代化技术和模拟分析方法,但学术界对人居环境的内涵、演变机制解析等仍然存在着分歧.与国外研究相比,中国人居环境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内容限于人居环境评价,对人居环境演变机理涉及较少,且研究数据和方法较为单一.最后本文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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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空间格局分析 [J].Evaluation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quality and its spatial pattern in Jiangsu Province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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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ster risk construction in the progressive consolidation of informal settlements: Iquique and Puerto Montt (Chile) case studies [J].https://doi.org/10.1016/j.ijdrr.2015.05.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lity and vulnerability, common in Latin American communities, is analyzed using data from two medium-sized cities in the Chilean urban system as case studies: Iquique,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desert zone of the country, and Puerto Montt, located in the rainy south. Informal settlements, or ‘campamento’(literally meaning campsites in Chile), within these cities were studi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while these originally illegalcampamentoshave gradually been absorbed by urban sprawl and have reached internal consolidation, they continue to maintain their conditions of precariousness and social vulnerability. Thecampamentosettlements are frequently located in areas exposed to natural hazards. They have also been subject to institutional backwardness, or a lack of oversight, with little to no attention being paid to risk reduction. In Iquique, thecampamentoslocated in the northern zone of the city are highly exposed to seismic threats and landslides. They are also close to the port and the tax free zone (ZOFRI). In the case of Puerto Montt, the most vulnerable areas of thecampamentosare the coastline areas to the west and east of the city, which are subject to landslides and flooding. Thecampamentosettlements constitute real vulnerabilityhotspotsfor their residents, as they are high risk zones within the cities, characterized by high levels of precariousness. In general, they have not been considered in the urban improvement measures, even though they have been part of each city’s main urban area for several decades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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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tools for low carbon and climate resilient low income housing settlements [J].https://doi.org/10.1016/j.rser.2014.06.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Reduction of greenhouse gases (GHG) emissions throughout the building lifecycle and climate vulnerability have recently become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concer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ow income housing. To address these concerns, several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tool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evaluate new development at urban scale.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tools in address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 and disaster resilience for low income housing schemes, five rating tools that are widely applied for assessing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f urban projects, namely, BREEAM-Community, LEED-ND, CASBEE-UD, SBTool2012, and GBI for Township, were reviewed.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both issues are addressed in the five rating tools for urban development, however aspects of disaster resilience are considered less and not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s to GHG emission reduction and disaster resilience, assessment methods, financial consideration, and assessment purposes have been suggested. These improvements can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ow income settlements that emit low emissions and are resilient to natural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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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10 years after [J].https://doi.org/10.2105/AJPH.2013.301482 URL PMID: 23865699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authors reflect on a September 2003 issue of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which was concerned with "Built Environment and Health". They suggest that the issue prompted renewed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of health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They argue that in 2013 much work needs to be done in the area of healthy built environments, including research on how to reap the benefits of healthy built environments and an increased focus on building healthy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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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environment and physical activity: A review of concepts and evidence [J].https://doi.org/10.1016/j.socscimed.2006.03.012 URL PMID: 16650513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rapidly growing and evolving literature o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its influence on health outcomes currently lacks a clear taxonomy of dimensions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differing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each influences health-related behavior. This paper identifies five dimensions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networks, socioeconomic posi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racial discrimination, social cohesion and social capital, and neighborhood factors—and considers each in the context of physical activity to illustrate import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Increasing the specificity of terminology and methods in social environmental research on health will enable more systematic inquiry and accelerate the rate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in this importan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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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ting women and gender in the frame: A consideration of gender in the Global Report on Human Settlement Planning Sustainable Cities 2009 [J].https://doi.org/10.1016/j.habitatint.2014.04.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reviews, using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 way in which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was considered in the 2009 Global Report on Human Settlement (GRHS), Planning Sustainable Cities. Given the UN commitment to mainstreaming as a strategy and what we know about how planning impacts on women, expectations were high. The review concludes that gender failed to be effectively mainstreamed into the 2009 GRHS Planning Sustainable Cities. Since the decade of women in 1976-1985 it would seem that only limited progress has been made to improve the position of women relative to men when it comes to the pan global GR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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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sustainable settlement growth: A new multi-criteria assessment for implementing environmental targets into strategic urban planning [J].https://doi.org/10.1016/j.eiar.2011.08.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For nearly one decade, the German political and research-agenda has been to a large extent determined by the ongoing question of how to limit the expansion of settlement areas around cities in order to preserve natural resources, make settlement growth more sustainable and to strengthen the re-use of existing inner-urban areas (see a.o. K tter et al. 2009a, 2010; Schetke et al. 2009, 2010b). What is already under discussion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are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German Council for Sustainability to quantitatively reduce the daily greenfield consumption from the current rate of over 100 ha per day to a rate of 30 ha per day in 2020 and to bring urban infill development up to a ratio of 3:1 with greenfield development (German Council for Sustainability, 2004).).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added value beyond those abstract political targets and presents an innovative, multi-criteria assessment (MCA) of greenfield and infill sites to evaluate their sustainability and resource efficiency. MCA development and its incorporation into a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SS) were accomplished by utilising a stakeholder-driven approach. The resulting tool can be applied in preparing and revising land-use plans. The paper presents the concept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MCA-DSS. Test runs with planners prove that the evaluation of potential housing sites using individually weighted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helps to identify those strategies of housing development that accord most closely with sustainability goals. The tests further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field sites generally exhibits less sustainability than that of infill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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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the effect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on the traditional settlement 'Ksar' of Ouargla in southern Algeria [J].https://doi.org/10.1016/j.foar.2013.05.002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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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itation markets in urban informal settlements of East Africa [J].https://doi.org/10.1016/j.habitatint.2015.05.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analyses sanitation markets in the informal settlements of three case study cities, namely Kigali (Rwanda), Kampala (Uganda) and Kisumu (Kenya), to identify how sanitation markets in East Africa can be made to function more effectively. It is based on a mixed method approach where 1794 households from Kigali, 1666 households from Kampala and 1927 households from Kisumu were surveyed. This was complemented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involving 83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99 interviews and 3 deliberative forums. Findings reveal similarities and stron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ities in terms of sanitation markets. While construction and emptying services are more available in Kampala and to lesser extent in Kisumu, organic solutions are mostly available in Kigali. However, the purchase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is generally low. One of the reasons is that households are provided with products they do not want to buy. The sanitation intervention should be focused on the households rather than the suppliers of sanitary products. This involves understanding consumers' needs, desires, habits and the circumstances required for a facility to be acceptable and meet the needs of users rather than what fits the supp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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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ncouver declaration on human settlements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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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ghborhood social environment and risk of death: Multilevel evidence from the Alameda County study [J].https://doi.org/10.1093/oxfordjournals.aje.a009733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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