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但是,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主要是“外生”的(刘云刚等, 2008 ; 刘云刚, 2009 ),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和思维色彩,相对忽略了中西方政治地理思维的诸多不同。例如讲战争,中国传统讲求维系“王道”,而西方则强调领土占有,追求“霸道”;又如讲边界,中国传统思想更强调中央对周边的影响,构建中心—外围的王权体系,而西方更强调边界的明晰性,主张分疆划地;再如讲民族,西方侧重群体间的冲突斗争,而中国更强调德治天下,倡导民族的融合而非分离,等等。因此,仅仅基于西方的政治地理概念解读中国现象会产生“反向格义”问题(刘笑敢, 2006 ; 唐晓峰, 2009 ),不仅易导致对中国概念的误读,如“一带一路”、“一国两制”等;也极易忽略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地理问题,如行政层级、中央—地方关系、首都—边疆治理等。反过来,许多重要的西方政治地理概念在中国由于缺乏本土文化和社会背景而难以运用,如女性主义、种族、选举等。
因此,我们在“外求”的同时必须加强“内省”。在了解和熟悉西方政治地理学科发展动态的同时,也需兼顾本土的思想传承、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现实问题需求。中国有悠久的政治文化和丰富的政治地理实践,如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诸葛亮的“隆中对”等,这些古代思想能为构建中国政治地理理论提供灵感。对于既有政治地理思想的整理,实际上历史(地理)学者已有不少积累(如周振鹤, 2009b ; 唐晓峰, 2010 ; 陶希圣, 2011 ; 萧公权, 2011 ; 吕思勉, 2012 )。但这些整理多侧重于史料真伪的辨识而非其背后的政治地理理论总结,因此很难被直接运用于当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体系构建,而这正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2 中国古代政治地理思想的主要脉络
2.1 梳理思路
本文中“古代”涵盖从先秦到晚清近4000年的历史。“思想”指知识、观念和实践背后的思维方式,可近似将其理解为尚不够系统的“理论”思考。本文使用的史料主要来自以下3个方面：一是观点类。主要来自古代关于政治地理议题的专著(如《封建论》)、汇编(如《读史方舆纪要》)和辩论记录(如《盐铁论》);二是策略类。主要从历史典籍中摘取与政治地理相关的施政方针(如《管子》)、名臣奏章(如《削藩策》)和外交—军事策略(如《战国策》);三是研究类。即根据相关历史记述,归纳中国古代政治地理实践特征及思维方式的资料(如对古代地缘枢纽的判断和户籍制度的梳理)。总体上,这3个方面对史料原始记录的保留程度逐渐递减,而来自笔者的解读逐渐增多。本文的部分观点还借鉴了近现代对古代历史思想的归纳和研究成果,如吕思勉(2012) 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周振鹤(1995; 2009b)对古代行政区划变迁的分析。
在对史料的使用和处理上,一方面,为了突出传统思想的原真性,减少在理论筛选和史料解读中的“反向格义”问题,本文以直接引用古代典籍中的论断为主,相对较少使用史书中记载的实践策略和现有研究的沿革解读。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古代的史料卷帙浩繁,因此本文采用“抓大放小”的史料收集方法,尽量确保包含所有直接涉及相关议题的核心文献和论断——包括相关观点的最早提出者、集大成者和对转变思想有重要贡献者,而对重复性或较晚提出的观点相对忽略。此外,因为本文主要指向政治地理学的概念构建,因此没有采取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规范,在史料选取上不像传统历史研究那样侧重对史料质量的考证及思想演变过程的梳理,而是选取有代表性的史料和观点进行例证。
本文主要从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出发,梳理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政治地理按尺度可以划分为地缘政治(国际)、行政体制(全国)和地方政治(省市县等)等内容,具体涵盖边界、领土、尺度、全球化、恐怖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区域管治、选举、环境政治、地方政治、文化政治等议题(安宁等, 2016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从当代政治地理学科知识体系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①地方尺度主要涉及对地理空间背后的政治地理内涵(这里称为“地利”)的讨论,重点围绕都城选址和偏重军事功能的枢纽判断两大主题展开;②国家尺度主要涉及对国内官民的空间治理(这里称为“地政”① （
地政一词在港台地区专指进行土地管理的行政事务,其地政署类似中国大陆的国土局;在日文中主要指地缘政治。这里将其含义进行了重新界定,一方面将“地”的内涵进行扩展,包含所有地理或地方的内容;另一方面对“政”的内涵回归其本义,强调对国内事务的治理。因此,本文的地政主要指所有涉及地理问题的国内政治。）)的讨论,大体包括中央—地方关系和国—民关系两大主题;③国际尺度主要涉及对外民族军事—外交关系的判断与处理(这里称为“地缘”)的讨论,重点围绕华夷之辨和边疆治理两大主题展开。其中,①和②侧重内政,与现代西方政治地理学的领域政治、选举区划分等理论近似;③则侧重于外交—军事问题,可比对现代政治地理学的民族国家、地缘政治、边境研究等知识领域。
科林·弗林特等(2016)以一个三级尺度概念模型作为其编写的《政治地理学》教材的总框架(图1 a)。其中将政治地理的研究对象划分为地方、民族—国家和世界经济3个地理尺度,三者分别对应于经验、意识形态和现实的尺度。我们对中国古代政治地理思想的地利、地政和地缘的划分大体与这一概念模型类似(图1 b),也对应于地方、国家和国际三级尺度。不过,国家在中国古代并非主要建立在民族认同和意识形态上,而更多建立在皇权对地方官员和民众的控制上;国际间联系也远未达到全球性世界经济的程度,而更多体现为对不同政权间、民族间关系的处理。当然,在日常生活和非正规治理(如乡绅)中也存在很多政治地理议题,但是古代对这方面的记录和讨论较少,故未将其纳入这一概念框架中。
图1 中国古代政治地理的三级尺度模型
Fig.1 Three-tier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political geographical thoughts in ancient China
2.2 地利：都城选址和枢纽判定
中国古代以畜力运输和冷兵器战争为主,因此十分重视地势和区位对于国家治乱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都城选址和偏向军事功能的枢纽地区判断两方面。
2.2.1 都城选址
中国古代对都城选址的讨论很多,其中重点强调以下3个方面因素：首先,都城应位于领土中间,以便于吸纳全国的赋税等资源和控制各个地区。如《史记·周本纪》中周公在迁都洛邑时的主要考虑就是“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管仲、吕不韦、董仲舒等在论及都城选址时,也都强调“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洛阳在古代多次被选为都城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居于天下之中,因此能够“均舟车之凑”,而不用“劳于转输”。其次,都城需要在军事和交通上处于战略位置。管仲很早就强调都城选址要“因天之固,归地之利”;汉朝娄敬也敏锐地指出,秦朝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关中“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既有丰腴的“八百里秦川”又有“崤函之固”等天险,因此汉朝也应选择西安作为都城。而开封和南京由于缺乏要塞,选取两地作为都城的朝代面临较大的领土安全挑战(葛剑雄, 1996 ; 史念海, 1998 )。第三,风水条件也是都城选址考虑的重要因素。中国历史上的都城选址时多“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大多选取“依山傍水”的区位。如洛阳四周有九条山脉朝拱,九道河流环绕,风水形势甲于天下。武则天在《以郑汴等州为畿制》诏书中认为,“洛阳六气运行,均霜露而调序;山川形胜,祥祉荐臻,远无乾心,近收亡欲”。在都城营建上,古代也十分强调占据风水的优势。如《吴越春秋》中就记载伍子胥“象天法地”营造吴国都城,设置“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
值得注意的是,都城区位的好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政治经济背景的变化不断演化。由于一个地区往往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条件上无法兼得,而随着政治地理形势的变化对不同方面的需求会发生变化,因此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出现了东西徘徊和南北往复(周振鹤, 2009a ),且自周公营洛邑起很多朝代都有陪都。如虽然西安位置险要,但是渭河平原面积偏小,导致建都一段时间后周边地区难以支撑都城的开销,且受三门峡等的限制漕运费用高昂,因此汉唐时期基本保留了西安和洛阳两京,在不同时期互为陪都;宋朝则定都开封以尽运河之便。当然,古代也有学者从风水角度解释都城区位的演变。如清代赵翼就指出,“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中国古代地气自西趋东北,因此唐代以前都城多位于关中,此后逐渐从洛阳、开封转移到北京。
同时,都城选址也会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东汉张衡就指出：“秦据雍而强,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处东而约”。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2个方面：一方面都城选址会影响国内的行政效率。如秦孝公通过将都城从栎阳迁到咸阳摆脱了守旧势力的影响,推动了国家走向富强;孝文帝通过将都城从大同迁到洛阳推动了北魏的汉化改革,等等。另一方面,都城的位置还会影响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和抗击外侵的能力。如宋朝由于定都开封无险可守,因此抵御外侮的能力较差。不过,唐朝将都城置于西安、明朝将都城置于北京虽然更靠近冲突前线,但是由于皇帝督战和首都防御较强,反而实现了驱除北方进犯民族的目的。
2.2.2 枢纽判定
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战略枢纽的讨论。如范睢认为,“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了荆州和益州的重要区位,认为夺取两地可以成就霸业;唐朝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归纳了全国各地的地理特征,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李吉甫, 1983 );明清时期顾祖禹(2005)系统整理了历代关于山川险易、州域形势的论断。1934年冀朝鼎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中国古代“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并着重从水利工程的角度阐释了基本经济区对稳定古代王朝政治统治的意义(Chi, 1936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略稿》中也指出,“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独成帝业”。近年来陈彦光、宋杰、姚晓瑞等地理学者也归纳过中国古代的战略枢纽(姚晓瑞, 2007 ; 宋杰, 2009 ; 陈彦光, 2011 )。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的战略枢纽主要被长城、黄河和长江“三横”和巫山—太行—大兴安岭“一纵”分割为十大区域,其中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和成都位于汉族文化—经济区的腹地中心,是历史上不同时期的都城所在地;不同文化—经济区的周边形成了众多军事要塞,尤其以秦岭—淮河沿线的淮南、荆襄、汉中和长城沿线的嘉峪关、大同、赤峰和山海关为代表(图2 )。从秦汉到唐朝的地缘关系,主要表现为东西之间的对立,且多是关西的国家征服关东的国家建立统一帝国;宋朝以后的地缘关系,主要表现为南北之间的对立,且多是北方政权征服南方政权。从政治地理角度看,主要原因是东方和南方都以平原为主,无险可守。不过,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从地势和风水角度解释的说法,这方面部分表现为中国古代祭祀格局(田天, 2011 )与领土秩序观(唐晓峰, 2010 )的形成。
图2 中国古代的主要战略枢纽
Fig.2 Major geopolitical hubs and pivots in ancient China
2.3 地政：央—地关系与国—民关系
“地政”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政治地理问题,也有最多的观点争鸣。相关讨论主要围绕中央—地方关系和国家—百姓关系两方面展开——前者更偏重政治层级和官员治理,后者更侧重经济实力和地方稳定。
2.3.1 中央—地方关系
对中央—地方行政体系划分的相关讨论集中在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2个方面。前者主要体现为对分封制和郡县制的评判。先秦时期主要采取分封制,其中中央—地方的关系以礼仪为主要的维系力量,天子对很多地区的统治仅存在名义上的控制权。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新帝国应采取何种行政制度展开了讨论(司马迁, 2007 )。丞相王绾认为边远地区不好控制,建议实行分封制,封子孙做诸侯王;廷尉李斯反对,认为分封制虽然刚开始能够依靠血缘关系维系封地稳定,但数世之后往往会爆发争地争权的冲突,“相攻击如仇雠”,因此建议实行郡县制,“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郡县制被秦始皇采纳,并成为后世中央统治地方的主要方式。
不过,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二者的优劣几千年始终争论不休。如汉朝在承袭秦朝郡县制的同时推行封国制(包括王国和侯国),后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数不奉法”。为此,西汉的贾谊(2000)、晁错和主父偃等分别提出“建分以须之”和“推恩令”等削藩的策略,但是几经波折,从汉文帝直到汉武帝时期才成功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西晋初年,晋武帝分封27个同姓王,以郡为国。唐太宗明确提出不实行分封制,认为郡县制“爵非世及,用贤之路斯广;民无定主,附下之情不固”(骈宇骞等, 2009 ),但随着唐朝开疆拓土,在边疆地区设立了不少军政合一的兵镇,终在唐玄宗时期引发长达7年多的“安史之乱”。
对此,唐代柳宗元(1974) 作《封建论》驳斥分封制的弊端,认为封建导致“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造成人才的浪费;北宋苏轼也反对分封制,在《秦废封建》中认为,“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因此封建是“争之端而乱之始”。自宋以后,采用分封制越来越少,正如王夫之所言,“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即使采用也往往“分封而不锡(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不过,随着中国自宋至清几经周边少数民族统治,一些学者又开始反思分封制的好处和郡县制的弊端。如明代冯梦龙在《智囊全集》中就提到有人认为“宋之弱,由削节镇之权故”(他本人并不赞成);明代顾炎武和清末俞樾也分别在《郡县论》和《封建郡县说》中提出郡县制是“常有盗贼戎翟之祸”的重要原因,建议将两种制度整合起来。
伴随中国古代从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转变,中央—地方的领土形式也从水平的同心圆(五服)向垂直的金字塔(郡—县)转变(王丰龙等, 2015a )。因此,郡县制的行政区划层级、幅员和边界设定逐渐成为秦代以后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地理过程。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混合了由郡—县等构成的“嵌套式”垂直等级和由路、道等构成的“马赛克”式水平范围,既有基于行政边界的领土涵义也有基于行政权限的官职(如监察区、转运使)涵义。不过,中国古代的官员和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较少,主要体现在对行政区划沿革的记录和考证——如《禹贡》《水经注》《禹贡地域图》《历代地理指掌图》《历代舆地图》等。
总体上,中国古代行政区域划分主要涉及等第和幅员两大方面,二者随着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不断演变。自秦朝设立郡县制以来,中国古代大多数朝代都试图采取郡—县/道二级体制。但皇帝为了监察地方官员腐败行为、治理地区性灾害或镇压地方骚乱,会临时委任权限较大、管辖范围较广的官员管理若干一级行政区(如西汉的刺史、东汉的九卿、唐朝的巡察使和节度使、宋代的转运使、金代的行台省、元代的行中书省、明朝的巡抚总督、清朝的巡道和守道)。随着这些临时设置官员权力的扩大或制度化,行政区划层级开始增加,行政体制向三级制乃至多级制转变。但是,行政区划的增加往往伴随高等级行政区幅员的扩大和中央—地方信息传递效率的下降,因此每隔一段时期(往往是新朝代建设初期)就会对过多的行政层级进行撤并,从而呈现出二级制与三级制的循环往复。值得注意的是,为加强统计和治理,中国古代也会在同一级别行政区(如县或州)中根据户口多寡和重要程度等划分不同等第,如赤畿望紧上中下等(周振鹤, 1995 );为了防止地方割据,还会利用行政边界的犬牙交错使地方力量互相钳制。
2.3.2 国家—百姓关系
除以行政层级和区划划分为基础的中央—地方关系外,中国古代还有一系列对国—民关系的讨论。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从“国力”的角度对人民与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关系的讨论;二是围绕人口控制和税赋征收的户籍制度及田制的探讨;三是关于军政、统治阶层与国家的关系的讨论。
中国古代对国力的考量主要包括人力和财力两方面。商鞅在《商君书》中提出,强国应该知仓府、壮男壮女、官士、马、牛、刍藁等“十三数”,这可看作为国力统计的雏形。商鞅认为,以人力为核心的“农战”是国力的核心——“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家为了提高国力,应该壹赏——利禄官爵抟出于兵、算地——任地待役、徕民——以故秦事敌而新民作本,从而达到增强国家战力、削弱对手的目的。晁错在《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中提出的移民实边、寓兵于农的策略代表了另一种农战结合的思路,并在中国历代被广泛采用。不过,古代也有很多人指出民力和国力之分。如管仲认为民力是国家治乱的基础——“民力竭,则令不行矣”;孙武也从百姓税负轻重的角度精确预言了战国各诸侯国灭亡的次序(见《孙子兵法·吴问》)。《盐铁论》中更明确提出了军力与民力的矛盾——文学、贤良认为国家盐铁专卖导致与民争利,长期的开疆拓土造成民劳兵弊;桑弘羊则认为,盐铁专卖增加了中央收入、减少了百姓税负,征讨匈奴保证了国家免受其扰,如今“内省衣食以恤在外者”尚有不足绝不能(废盐铁)减少奉边之费。这些学者的观点对后世“休养生息”、防止“穷兵黩武”等有重要影响。文官武将、钱谷货殖等无疑也是国力的重要内容,但是与“地理”的关系相对偏弱,这里不予详述。
关于国—民关系的另一重要讨论围绕关于人口控制和税赋征收的户籍制度展开。户籍制度可上溯到商周时期。如《史记》记载“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殷商甲骨文残片中也出现“登人”字样;《周礼·秋官》中司民专门负责“登万民之数”。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的“五鄙”制度和齐楚等国的书社制度可算作户籍制度的雏形(杨际平, 2007 )。不过,系统的户籍制度应该始自商鞅变法。商鞅建立了名籍制,扩充了户口登记的信息,区分了不同阶层的户籍,并将户籍与田宅进行绑定。汉朝继承并发展了户籍制度,专门置户曹史等管理户口,并制定了《户律》,登记的内容除姓名、住址外还包含爵位、年龄、身长、肤色、訾产等信息(朱绍侯, 1963 )。在中国古代,户籍是作军役、令贡赋、均土地、控制人口流动和强化地方管理等的基础。如刘邦攻破咸阳后,萧何抢收秦国图籍,从而“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疆弱之处、民所疾苦者”;南齐萧道成指出：“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
因此,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与田制、税收和基层管理制度相辅相成,且随各个朝代的政治地理背景不断演进(梁方仲, 1980 ; 张庆五, 1982 )。在商周时期,户籍制度比较粗糙,天子也不知道全国人口的确切数字,从而出现周宣王“料民于太原”的情况(见《史记·周本纪》);税收的设计则强调随土地生产力的多少而变化——任土做贡、相地而衰,以使“民不移”。秦汉主要征收田租和人头税,因此户籍中主要登记个人的年龄、性别和爵位/官职等信息,且无论男女都登记在册。魏晋至隋朝,税收以租调制为主,因此户籍登记主要以户为单位,且随着均田制的实行,开始将土地数等信息纳入户籍登记中。唐朝前期税收基本承隋制,安史之乱后推行两税法,以贫富等级作为主要纳税依据,因此户籍中逐渐加入户等信息。宋明时期,逐渐以田地和财产为税基,因此户籍登记中户口与地界、资产的信息并重(曹端波, 2008 ),且户口登记中侧重丁口而忽略女口(穆朝庆, 1982 )。清朝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后,户籍不再与税赋挂钩,而主要承担人口普查的功能。
除了普通百姓外,军队和统治阶层与国家的关系也是国—民关系的重要维度。总体上,中国古代军队和统治阶层的构成与中央—地方关系联动变化。先秦时期中国主要实行分封制,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相比处于绝对优势,战争中的军队成员主要是贵族精英(雷海宗, 2012 )。秦至唐中国主要实行郡县制,相应地,官僚阶层逐步替代封建贵族,出现了匈奴、鲜卑等强大的少数民族,军队从秦朝的征兵制转向职业化的募兵制。宋朝以后,为了控制地方权力推行条块分割的郡县制,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和王安石改差役为雇役,出现了专门辅助官僚阶层的吏和乡绅(吴晗等, 1988 ; 赵世瑜, 1994 )。不过,可能涉及的话题在中国古代较为敏感,关于这方面讨论的记载不多;加之这方面内容与地理的关系不太紧密,这里不予详述。
2.4 地缘：华夷之辨和边境治理
中国古代也有很多对类似当代政治地理学中的民族国家和国际关系的讨论,主要体现为对华夷观念的讨论和对周边(附属)国家的外交关系和列国间战争的讨论。不过,由于古代的民族和国家观念尚未成型,因此其中的概念并不能简单地与现代政治地理研究中的概念类比。例如,对民族关系的讨论除国家间军事—外交关系外,还包括对国内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治理。
2.4.1 华夷之辨
中国古代对民族关系的分析以华夷之辨为基础,涉及民族的形成、对民族地区的治理和对周边民族地区的征服等内容。中国早在周朝就出现了华夷之辨,不过几千年来不同时期对宗族、文化和地域的侧重不同。如《左传》中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般认为是强调宗族差别;何休和韩愈等对《春秋》的解读则重文化而轻种族——“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还有一些观点侧重地域差别,如《汉书·地理志》中指出“古有分土,亡分民”;陈寅恪(2012)指出,某个种族在某地居住过后人们往往将当地居民均说成为某族人;唐晓峰(2003) 也指出,戎狄与匈奴的汉化程度和生产方式存在较大差别。
此外,对华夷的划分和强调往往随中国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强弱和战争关系而不断变化。西周中后期,中原地区的文化和生产水平远高于周边地区,而关中土地在百余年的食邑分封后已极其匮乏,因此这一时期的华夷之辨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且将华夷之分用于支持中原地区的对外扩张战争,如齐桓公就用“尊王攘夷”的旗号染指外夷土地。秦代以后,随着少数民族的崛起,在对待外夷的态度上出现了一些矛盾的心理。其中,汉朝作为汉族的重要起源时代在民族观念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戴圣、何休等尊崇礼仪的学者强调 “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另一方面,很多学者面对匈奴的强势威胁和劫掠行为,激发了民族的认同,对蛮夷主要持蔑视态度。如贾谊认为蛮夷是天下之足而天子是天下之首;班固记载“夷狄之人,贪而好利,披发左衽,人面兽心”;班超也认为“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相应地,前者对蛮夷的态度主要是“修其教不易其俗”,后者则多采取防守的态度,认为应该“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甚至出现了“以夷制夷”思想(如晁错的《言兵事疏》)。唐朝国力强盛,且对外秉承开放态度,较少强调华夷之间的区别,唐太宗甚至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韩愈在《原道》中也认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不过,太宗十三年东突厥阿史那结社率偷袭御营后,唐太宗的观点发生转变,重提夷夏之防。宋至清期间,中国多次被少数民族统治,导致为驱除外族入侵的民族主义思想兴起。如宋朝受辽、金、西夏等异族王朝的挤压,民族主义观念和“中国”意识兴起(Ge, 2017 );明朝将“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作为革命合法性的重要依托。清朝作为一个非汉族统治的帝国一直试图淡化华夷之辨,雍正皇帝甚至作《大义觉迷录》反驳汉人才是天下正统统治者的观点,认为“有不向化者”才斥之为夷狄;不过清朝很多学者在面对西方列强入侵时则又重提华夷之辨。
中国古代对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方式和思路有较大差异,有隔离、因袭和改造3种观点,这在每一朝代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西周时期姜子牙和伯禽分别采取了“因其俗”和“变其俗”2种治理方式;秦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改县为道,实施大规模移民实边;汉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以道、属国或都护等方式管辖,遵循“因俗而治”和“宽小过,总大纲”的原则,而以儒生为主的循吏,通过崇礼义、行教化等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移风易俗(周振鹤, 1997 );魏晋时期,既出现了将戎狄迁回本域的提议——如江统的《徙戎论》,也发展了因俗而治的思想,创建了羁縻府州制,给予少数民族地区一系列特权,但“分其土地,析其部落”;唐朝还在西域设立了都护府,将突厥部落內徙到黄河以南,且广募胡兵,实施了恩威并施、华夷一体的治理思路;元朝创造性地对西藏实施了政教合一的统治,并先后设立总制院、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治理西藏,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了土司制度;明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内边区”与“外边区”分层管理的政区体制;清朝在新疆地区推行了扎萨克和伯克制、在东蒙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在西南地区实施改土归流,并加强了新疆等地的屯田制度等。
2.4.2 边境治理
中国古代对边境冲突的处理主要围绕境外少数民族问题和列国纷争2个方面展开。古代王朝对境外的少数民族势力往往采取“战”与“和”2种不同态度。总体上,“主战”还是“主和”主要取决于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性与其领土价值的权衡。这可从《盐铁论》中贤良和文学与桑弘羊之间关于是否应该征服匈奴的争论中反映出来——前者认为连年征伐匈奴导致士死民疲,应休养生息,没有必要占领匈奴的“不食之地”;后者认为匈奴“挟不信之心,怀不测之诈”,对汉朝就像“木之有蠹”,因此必须一举消灭才能保证长治久安。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唐朝,唐太宗征伐高丽和治理突厥部落,大臣之间存在征伐还是怀柔、置郡县还是立本族人为王的争论。当然,对少数民族的态度也与地缘环境和力量对比有关。如西汉初年刘邦采纳娄敬的建议,与匈奴奉行和亲策略;而至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则开始主张征讨匈奴。宋朝苏轼指出,中国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是“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中国生产方式和文化更高级,因此在兵器、经济实力、人口数量和筑城技术等方面存在优势,但是自春秋以后国民往往厌恶从军,且平时很少训练骑射,因此战斗意志和单兵战斗力较弱;周边少数民族则更崇尚武力、具有骑射的先天优势,且战法灵活、以游击的形式为主,难以通过正面对抗一举消灭。因此,中原地区对周边少数民族一般只能采取怀柔和震慑相结合的策略;周边的少数民族多表示臣属但又常常袭扰。二者的辩证关系,成为中国几千年与周边少数民族治乱循环的重要动因。
除了民族间的战争外,中国古代还有不少对(诸侯)列国间外交—军事关系及策略的讨论。这方面的讨论在春秋战国时期最盛。春秋时期,诸侯国间的战争较为类似欧洲的旧制度时代,讲求礼节且主要为了维持国家间均势而非消灭敌国,出现了诸如“唇亡齿寒”等对国家间关系的论断。战国时期出现了旨在消灭敌国的各类外交—战争策略,《战国策》中记载了“合纵连横”、“围魏救赵”和“远交近攻”等很多策略。不过,战国后期也出现了以墨子的“非攻”为代表的反战思想。墨子的思想与儒家的“正义之师”思想相结合,导致秦朝以后几千年对于领土扩张的战争始终存在不同的声音。如《盐铁论》中文学、贤良就以秦朝灭亡为鉴,认为“地广而不德者国危”,“周谨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唐太宗李世民对于历史上帝王的征伐也不以为然,认为“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务广土地、以求虚名导致“其民甚困”等。但是,也存在很多主战的观点。如西汉桑弘羊认为,“边境强,则中国安”、“一日违敌,累世为患”;清朝康熙也指出,“边疆一日不宁,内地之民一日不得休息”。因此,中国古代帝王对于领土扩张及对外军事关系存在矛盾态度——一方面为了名垂青史或消除威胁务求扩张领土、征服来犯者;另一方面又试图营造体恤民力、不侵略他国的贤明形象。
3 总结与讨论
3.1 中国古代政治地理思想的内涵
本文从地利、地政和地缘3个方面整理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总的来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主要围绕“裂地分民”展开,且主要为中央集权服务。这3个方面思想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既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也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第一,地利、地政、地缘思想是相互联系的。地利是地政和地缘关系的基础,对地(领土)的治理需求产生了特定的地政(如中央—地方关系和户籍、税赋制度)和地缘策略;反过来,地政的制度设计和地缘关系策略十分强调对“地”的控制和对“地利”的运用,如使民不移、则壤定赋、镇守险要等。类似地,对内政与外患的讨论也往往密切关联。如周宣王“料民于太原”和商鞅的“农战”思想表明国力与对外战争具有密切的关系;《盐铁论》中辩论了国内民力与对匈奴战争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朝民族问题解决后促成了南北统一(陈寅恪等, 2012 );宋朝由于内重外轻,导致长期遭受外侮;等等。中国古代的很多思想是连续的而非断裂或骤然出现的。如郡县制和户籍制度自秦以后基本被承袭至今;汉朝晁错提出过“以夷制夷”的思想,宋朝和清朝面临外族入侵时重提这一策略;宋朝就出现了登记地界的鱼鳞册,而明朝则将其定为正式制度;明朝的“一条鞭法”税制改革则为清朝的“摊丁入亩”提供了重要基础;楚南公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和刘备以兴复汉室之名建立蜀汉、明朝以“驱除胡虏”构建民族/国家认同的做法也较为相似。
第二,各种思想是历史辨证的。类似哈维对资本主义的分析(Harvey, 2014 ),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过程被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矛盾关系所改变。如中央集权—地方割据的权衡(也称之为内外轻重之辨)是中国古代最明显的矛盾之一。为了加强皇权会限制地方权力、限制官员在同一地区的任职时间等,但这又容易导致对边患的反应不及时、对地方的治理不够持久。汉唐时期的诸侯节度使虽然在保卫边疆安定方面功不可没,但是也造成了如“八王之乱”、“安史之乱”等浩劫;中国古代内地的文化水平和经济实力远高于周边地区,但是军事实力却受到周边地区的挑战,从而导致了几千年的治—乱循环;中国古代的民族融合政策和文化开放性是维持大国统一和领土范围的重要力量,但是民族自负心理(如“不事遐荒”)又导致胡汉杂居中的民族矛盾和面对外患的领土丧失。中国古代还存在度人而税与度地而税的循环往复。尽管后者较前者更注重个体间的财富差距,也相对缓解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但地主阶级会通过贿赂等方式将税赋转嫁给农民,地方官员也会通过苛捐杂税来获取额外税赋,从而导致“积累莫返之害”(黄宗羲, 1955 )。这些矛盾力量导致中国古代政治地理制度不断往复变化。如从先秦的君政到秦朝以后的帝制就伴随着多种政治地理制度和过程的演变,包括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贡赋到税赋、从勤王到中央统管军队、从职业兵士到全民募兵。
第三,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是有其历史时代背景和局限性的。一方面,中国人向来崇古(吕思勉, 2012 ),但对古典的解读往往因时而变。如对于孔子关于夷夏之辨的论断,汉唐强调文化之别,宋明强调种族之分,不同的解读与当时的民族关系和政治需要密切相关。再如,柳宗元赞成郡县制的时代背景是“安史之乱”刚被平定、地方割据之弊突出;而顾炎武等人提出综合郡县制和封建制的优劣部分由于目睹了外夷的入侵和国家军事力量积弱。另一方面,中国古代虽然不乏对很多政治地理问题的精深论断,但是不一定系统,更不一定正确。如苏洵和毛泽东都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造成兵力分散和“出不可继”。更重要的是,自汉朝“独尊儒术”和隋朝实行科举以来,很多儒生缺乏对内外关系的常识和兴趣,由此导致政治地理思想出现停滞。如吕思勉(2012)认为,中国古代科举制导致所取之士学非所用、治民之官日少;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指出,很多通过科举招募的官员虽白首于庠序,但是“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南怀瑾认为“宋、元则误于理学之清谈,以积弱为能事而已”。这也是本文梳理的古代政治地理思想中宋代以后内容较少的原因之一。因此,对古代政治地理思想既应总结规律、取其精华,也要审时度势、汲取教训,不能不顾时代局限盲目移植应用到当代。
3.2 中西方政治地理思想比较
从政治地理学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政治地理思想与西方(现代)政治地理学思想既有交叠,也有差异。一方面,中国古代很多政治地理思想与西方现代的政治地理理论十分贴近。如对战略枢纽的判定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都强调地理条件和战略地区的重要性;对行政等级和区划的讨论大体对应于西方对尺度和全球—地方关系的研究(Ma, 2005 );华夷之辨和边疆治理对应于西方政治地理学的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等研究;户籍制度与西方的人口普查类似,作为一种政治统计能够从福柯的治理术角度进行分析(Wang et al, 2016 )。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政治地理思想与西方相比,又存在很多独特的概念和思维方式。这里主要归纳如下：第一,中国古代政治地理思想有点类似中医(表与里)与中国功夫(气与力),既强调实用也注重哲学,但是对于制度与理性的涉及偏少,故与西方当代政治地理学科体系相比,存在概念的内涵不够清晰、政治理想在现实中过多变通和政治主张缺乏足够论证的弊端。吕思勉(2012)就曾指出,中国先秦时期很多政治思想仅就事论事而很少像古希腊那样思考政治制度的优劣,甚至部分思想沦为诘辩和空谈而较少涉及如何实行,这造成中国在实用主义盛行背后却存在制度设计难以推行(如变法多以失败告终)和潜规则盛行的悖论。类似地,中国古代政治地理思想中的很多概念是从自身出发的(人在其中),这与西方很多强调自己作为认知主体的概念(人在其外)相比有较大区别。这样做的好处是天然存在很多人文关怀,容易实现“修身”与“治国”的统一;弊端是概念不够“科学”、“中性”,导致更多的“政治”而较少的“理论”。
第二,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更多强调文化、和谐与正义等观念,这与西方的竞争思维有较大差别。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主要源于对空间的治理,虽然也讲求战争,但是战争目的主要是维护王权(王道)而非扩张领土。西方现代政治地理学源于生态学,其世界观以“霸道”为基础,力图阐释人类集团(国家等)对领土的占有、争夺及相互作用过程。因此,西方政治地理学知识以国家为主要分析单元,国家间的地缘关系是其重要内容,而中国古代主要将国内治理作为分析对象,以中央—地方关系(治官、安民)为主要内容,而非平疆、攘夷等地缘关系;当代西方政治地理学在分析中以划分为基础,因此十分强调领土和边界的明晰性,而中国古代更强调类推,从对封地的同心圆划分到朝贡体系都强调中央对周边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而国家边界的意识反而不那么清楚;西方侧重分析国家间、区域间、个体间的冲突、斗争、协调,而中国古代更强调文化(修文德以来之)和正义(师出有名),如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在强调区分(种族论)的同时还倡导统一(文化论),虽然也具有史密斯提出的重构历史的过程(Smith, 1986 ),但是更侧重民族的融合而非西欧式民族—国家的独立,等等。
第三,中国古代政治地理思想相对更强调中心化、统一和等级,这不同于西方基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思想和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均势外交—军事思想。中国古代强调中央集权,因此相关讨论主要服务于皇帝防止地方割据,而很少讨论行政区划的效率及其合法性问题。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与税赋制度则与阶层划分和人口控制密切相关。中国古代政治地理思想中很少涉及民主、边界和表征等现代政治地理学中的核心概念。当然,统一和等级是一体两面的过程,等级虽然存在国内不平等问题,但是通过治理的稳定减少了战争带来的灾难。
3.3 中国古代政治地理思想对政治地理研究的启示
应该说,古代中国政治地理思想对构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框架既提供了机会,也提出了挑战。一方面,中国古代有丰富的案例和大量实用的政治地理策略,很多思想和实践也能和当代政治地理理论很好契合,因此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地理学服务。首先,可以深入学习理解古代确定都城和军事枢纽位置的思考视角和判断方法,从而提供与西方强调海权不一样的地缘政治分析方法,且可为中国更好地制定地缘政治—经济战略服务。第二,户籍制度、行政区划和财政征收等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过程和制度设计能在地统计、领域化和阶级等西方视角下被理解,又能反过来为西方研究提供很多全新的理论维度。第三,中国古代的民族意识和外交—军事策略既与当代的民族主义、边界和战争等有异曲同工之处,又在“统一—区分”、“战—和”等方面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异,为完善和改进西方政治地理学的理论视角和思维方式提供了支撑,为解决当前的民族和领土冲突提供了新的可能。当然,这里只是简要举几个例子,更系统的框架有待未来更深入的研究。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政治地理思想与西方现代政治地理学科体系的差异又对构建中国自身的政治地理学科框架提出了挑战。中国历史上的概念、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独特性提醒我们,在引进西方理论和构建政治地理学框架中要注意中西方差异和理论适用性问题。第一,要有本土性理论思考的自觉。既要兼收并蓄、积极与西方理论整合和对话,更要注意区分中西方的差异,考虑西方理论的适用性及其假设条件与中国事实的吻合程度,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地理理论体系。当然,本土理论强调的是符合中国现状,而不是变成闭门造车、自说自话。第二,要做到实践与理论的统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理论思考必须以事实观察和现实应用为基础。但是,也要注意实践不等于真理,因此不能完全走向实用主义的歧途。第三,要尊重差异,也应该保持自信。中国的政治地理学与西方政治地理学应是存在共识的“复数”,而非统治或替代关系。中国的政治地理研究既能从西方获得启发,也能补充和拓展西方政治地理学的概念和理论,并避免受源自西方的纳粹主义、民族/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的影响。
最后,鉴于现有的历史学和国学研究以史实和制度分析为主,对政治“地理”和“思想”的梳理不多,而中国古代政治地理思想对于理解当代的户籍、财政、民族等问题,形成中国自洽的政治地理学科体系,扩充乃至修正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有参考意义,笔者不揣冒昧,对这一宏大议题作一些粗浅分析,谨抛砖引玉,恳请方家补充指正。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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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宁 , 钱俊希 , 陈晓亮 , 等 . 2016 . 国际上的政治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启示: 对《Political Geography》杂志2005-2015年载文的分析
[J]. 地理学报 , 71 (2 ): 217 -235 .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602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对国际上的政治地理学旗舰性杂志《Political Geography》2005-2015年期间391篇成果的分析,总结出国际政治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研究议题为:边境与边界、环境政治、空间与尺度、领土和主权以及安全问题、选举地理、社会和文化政治,其中空间与尺度、领土和主权以及安全问题、社会和文化政治几个方向研究成果占较大比例,而其他三个方向则相对较少。通过研究方法分析发现,国际政治地理学主要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尤其是民族志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定量分析的使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最后,从该杂志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机构两个方面的分析归纳出:欧美主导的发达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对世界政治地理学话题的学术霸权与世界南、北差异发展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中国综合国力日渐增强、参与国际事务能力不断提高以及作为新兴的地缘政治力量崛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政治地理学经世致用之能亟待被展现。因此,中国政治地理学发展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势必将越来越洪亮。
[An N Qian J X Chen X L et al. 2016 . Progress in rec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geography research: Towards an analysis of journal paper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71 (2 ): 217 -235 .]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602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对国际上的政治地理学旗舰性杂志《Political Geography》2005-2015年期间391篇成果的分析,总结出国际政治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研究议题为:边境与边界、环境政治、空间与尺度、领土和主权以及安全问题、选举地理、社会和文化政治,其中空间与尺度、领土和主权以及安全问题、社会和文化政治几个方向研究成果占较大比例,而其他三个方向则相对较少。通过研究方法分析发现,国际政治地理学主要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尤其是民族志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定量分析的使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最后,从该杂志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机构两个方面的分析归纳出:欧美主导的发达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对世界政治地理学话题的学术霸权与世界南、北差异发展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中国综合国力日渐增强、参与国际事务能力不断提高以及作为新兴的地缘政治力量崛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政治地理学经世致用之能亟待被展现。因此,中国政治地理学发展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势必将越来越洪亮。
[2]
安宁 , 朱竑 . 2015 . “东突暴恐”事件的批判地缘政治分析
[J]. 地理学报 , 70 (10 ): 1650 -1663 .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10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中国网络媒体对其境内“东突”极端分裂势力制造的暴力恐怖活动的话语实践以及受众群体对此类话语的回应为分析对象，援引批判（流行文化）地缘政治研究理论，利用语义分析和“网络民族志”的方法，探讨了媒体和受众群体作为地理知识生产的场所对新疆及其相关空间的地理意义进行生产和协商的方式，并讨论了由此而生的新疆地理想象与中国政府反恐策略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媒体以文本表征的手段生产了新疆及其相关空间的消极地理知识、建构了消极的地理想象，这些地理意义的产生在受众的“消费”过程中又不断地被协商与再生产。此外，这些地理意义的生产和协商与国家制定的反恐怖主义政策始终是一致的，它们是国家制定反恐策略的重要参考消息来源之一。从人文地理学角度来讲，将人们日常生活（包括表征和非表征的行为实践）对地理意义的生产过程纳入到人文地理的研究范畴中来。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讲，研究颠覆了传统的、本体论上的、客观的自然环境对国家政治决策发挥影响作用的地缘政治研究范式，将想象地理作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进行了尝试。此外，从实践意义来讲，本文对网络媒体及受众对地理知识生产的讨论对政府的话语权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An N Zhu H. 2015 . A critical geopolitical analysis of "East Turkistan violence and terrorism" activities in China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70 (10 ): 1650 -1663 .]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10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中国网络媒体对其境内“东突”极端分裂势力制造的暴力恐怖活动的话语实践以及受众群体对此类话语的回应为分析对象，援引批判（流行文化）地缘政治研究理论，利用语义分析和“网络民族志”的方法，探讨了媒体和受众群体作为地理知识生产的场所对新疆及其相关空间的地理意义进行生产和协商的方式，并讨论了由此而生的新疆地理想象与中国政府反恐策略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媒体以文本表征的手段生产了新疆及其相关空间的消极地理知识、建构了消极的地理想象，这些地理意义的产生在受众的“消费”过程中又不断地被协商与再生产。此外，这些地理意义的生产和协商与国家制定的反恐怖主义政策始终是一致的，它们是国家制定反恐策略的重要参考消息来源之一。从人文地理学角度来讲，将人们日常生活（包括表征和非表征的行为实践）对地理意义的生产过程纳入到人文地理的研究范畴中来。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讲，研究颠覆了传统的、本体论上的、客观的自然环境对国家政治决策发挥影响作用的地缘政治研究范式，将想象地理作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进行了尝试。此外，从实践意义来讲，本文对网络媒体及受众对地理知识生产的讨论对政府的话语权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
鲍觉民 . 1988 . 再论政治地理学的几个问理论问题
[J]. 国外人文地理 , (1 ): 9 -13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首先探讨了政治地理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认为政治地理学主要研究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包括对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的政治现象进行空间分析和政治决策对于地理环境造成的影响和作用;在政治地理研究中必须掌握发展的观点。其次,论述了世界政治地理形势的大致演变及其在不同时期的特点。第三,认为在现代政治地理学及其应用与研究中国家是其基本区域单位。
[Bao J M. 1988 . Zailun zhengzhi dilixue de jigewen lilun wenti
[J]. Human Geography , (1 ): 9 -13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首先探讨了政治地理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认为政治地理学主要研究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包括对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的政治现象进行空间分析和政治决策对于地理环境造成的影响和作用;在政治地理研究中必须掌握发展的观点。其次,论述了世界政治地理形势的大致演变及其在不同时期的特点。第三,认为在现代政治地理学及其应用与研究中国家是其基本区域单位。
[4]
曹端波 . 2008 . 唐宋户籍制度的变革与社会转型
[J]. 安顺学院学报 , 10 (4 ): 28 -31 .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9507.2008.04.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户籍制度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权渗入底层民众生活的重要制度,是国家 最基本的社会控制制度.唐宋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户籍制度由身份等级制控制向财富控制转化.唐宋户籍制度的变革不仅有利于农民身份地位的提高和促进 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土地资源配置的优化、赋役征收的合理化及乡村社会控制的转型.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制度需求,唐宋户籍制度的变革是当时社会转型 的制度需求,并有利地推动了社会转型.
[Cao D B. 2008 .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J]. Journal of Anshun University , 10 (4 ): 28 -31 .]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9507.2008.04.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户籍制度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权渗入底层民众生活的重要制度,是国家 最基本的社会控制制度.唐宋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户籍制度由身份等级制控制向财富控制转化.唐宋户籍制度的变革不仅有利于农民身份地位的提高和促进 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土地资源配置的优化、赋役征收的合理化及乡村社会控制的转型.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制度需求,唐宋户籍制度的变革是当时社会转型 的制度需求,并有利地推动了社会转型.
[5]
陈彦光 . 2011 . 中国历史的地理枢纽: 中国地缘政治格局成因和影响的历史分析
[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4 (1 ): 85 -95 .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0972.2011.01.02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借助西方的地缘政治学思想，结合中国的历史演化过程，提出较大时空尺度范围内的国内地缘政治学概念．发展这类理论和分析方法，对国家安全格局的构建具有现实意义．中原地区是中国历史的地理枢纽和心脏地带所在，是中国力量的自然场所．以河南洛阳、安阳和山西霍州为三角形作外接圆，可以勾画出古人认知的中国政治地理的枢纽地区；以北京一西安一南京为三角形作内切圆，可以勾画出本文定义的中国政治地理的心脏地区．历史的经验表明：谁能控制枢纽地区，谁就能控制心脏地带；谁能控制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犬中原；谁能控制大中原，谁就能控制全中国．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过程逐渐在文化上抽象为一种观念地图，这种观念地图通过民族心理暗示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Chen Y G. 2011 .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Chinese history: A historial analysis of China's geopolitical pattern and its cause of formation
[J]. Journal of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 24 (1 ): 85 -95 .]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0972.2011.01.02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借助西方的地缘政治学思想，结合中国的历史演化过程，提出较大时空尺度范围内的国内地缘政治学概念．发展这类理论和分析方法，对国家安全格局的构建具有现实意义．中原地区是中国历史的地理枢纽和心脏地带所在，是中国力量的自然场所．以河南洛阳、安阳和山西霍州为三角形作外接圆，可以勾画出古人认知的中国政治地理的枢纽地区；以北京一西安一南京为三角形作内切圆，可以勾画出本文定义的中国政治地理的心脏地区．历史的经验表明：谁能控制枢纽地区，谁就能控制心脏地带；谁能控制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犬中原；谁能控制大中原，谁就能控制全中国．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过程逐渐在文化上抽象为一种观念地图，这种观念地图通过民族心理暗示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6]
陈寅恪 . 2012 .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M].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本文引用: 1]
[Chen Y K. 2012 . Chenyinke weijin nanbeichao shi jiangyanlu [M]. Guiyang , China: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本文引用: 1]
[7]
葛剑雄 . 1996 . 天堑何曾限南北 [M]//葛剑雄. 往事和近事. 北京 : 三联书店: 40 -49 .
[本文引用: 1]
[Ge J X. 1996 . Tianqian heceng xian nanbei [M]//Ge J X. Wangshi he jinshi. Beijing , China: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40 -49 .]
[本文引用: 1]
[8]
顾祖禹 . 2005 . 读史方舆纪要
[M]. 北京: 中华书局 .
[Gu Z Y. 2005 . Dushi fangyu jiyao]
[M]. Beijing, 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9]
哈·麦金德 . 2010 . 历史的地理枢纽 [M]. 林尔蔚, 陈江, 译.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本文引用: 1]
[Mackinder H J. 2010 .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M]. Lin R W , Chen J, trans. Beijing,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本文引用: 1]
[10]
胡志丁 , 葛岳静 , 徐建伟 . 2014 . 尺度政治视角下的地缘能源安全评价方法及应用
[J]. 地理研究 , 33 (5 ): 853 -862 .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5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引入政治地理学的尺度政治、国际关系学的安全理论和能源安全理论,考虑到能源争夺中的尺度转换、地缘环境中的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以及安全的三个属性等因素,重新构建了地缘能源安全评价模型,并基于此模型对1995-2010年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建设中的中国地缘石油能源安全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表明:①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在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建设中的地缘石油安全指数不断攀升,中国在此石油能源尺度政治争夺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考虑到今后韩国、美国等国家的参与,竞争将更加激烈;②从地缘关系上看,中日两国能源竞争指数趋于减少,但是两国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竞争加剧;③俄罗斯能源出口战略长期以来一直偏重欧洲,但是已经出现转向的趋势,其能源出口战略指数已显著下降;④中国石油消费的比重稳定和中俄之间友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地缘石油能源安全;⑤从地缘结构上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带动下的整体综合国力的增强,将会加剧东北亚地区的地缘石油竞争。更多还原
[Hu Z D Ge Y J Xu J W. 2014 . Geopolitical energy security evaluation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based on politics of scale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 33 (5 ): 853 -862 .]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5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引入政治地理学的尺度政治、国际关系学的安全理论和能源安全理论,考虑到能源争夺中的尺度转换、地缘环境中的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以及安全的三个属性等因素,重新构建了地缘能源安全评价模型,并基于此模型对1995-2010年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建设中的中国地缘石油能源安全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表明:①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在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建设中的地缘石油安全指数不断攀升,中国在此石油能源尺度政治争夺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考虑到今后韩国、美国等国家的参与,竞争将更加激烈;②从地缘关系上看,中日两国能源竞争指数趋于减少,但是两国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竞争加剧;③俄罗斯能源出口战略长期以来一直偏重欧洲,但是已经出现转向的趋势,其能源出口战略指数已显著下降;④中国石油消费的比重稳定和中俄之间友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地缘石油能源安全;⑤从地缘结构上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带动下的整体综合国力的增强,将会加剧东北亚地区的地缘石油竞争。更多还原
[11]
黄宗羲 . 1955 . 明夷待访录 [M]. 北京 : 古籍出版社 .
[本文引用: 1]
[Huang Z X. 1955 . Mingyi daifanglu [M]. Beijing , China: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本文引用: 1]
[12]
贾谊 . 2000 . 新书校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
[Jia Y. 2000 . Xinshu xiaozhu
[M]. Beijing, 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13]
科林·弗林特 , 皮特·泰勒 . 2016 . 政治地理学: 世界—经济、民族—国家与地方 [M]. 刘云刚 ,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本文引用: 2]
[Flint C Taylor P J. 2016 . Zhengzhi dilixue: Shijie-jingji, mingzu-guojia yu difang [M]. Liu Y G , trans. Beijing,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本文引用: 2]
[14]
雷海宗 . 2012 . 中国的兵
[M]. 北京: 中华书局 .
[本文引用: 1]
[Lei H Z. 2012 . Zhongguo de bing
[M]. Beijing, 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本文引用: 1]
[15]
李吉甫 . 1983 . 元和郡县图志
[M]. 北京: 中华书局 .
[本文引用: 1]
[Li J F. 1983 . Yuanhe junxian tuzhi
[M]. Beijing, China: Zhong Hua Book Company.]
[本文引用: 1]
[16]
李旭旦 . 1985 . 论K·李特尔、F·拉采尔和H·J·麦金德
[J]. 南京师大学报: 自然科学版 , (1 ): 1 -3 .
URL
[本文引用: 1]
[Li X D. 1985 . Lun K·Ritter, F·Ratzel and H·J·Mackinder
[J]. Journa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 (1 ): 1 -3 .]
URL
[本文引用: 1]
[17]
梁方仲 . 1980 .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M].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本文引用: 1]
[Liang F Z. 1980 . Zhongguo lidai hukou, tiandi, tianfu tongji [M]. Shanghai , China: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本文引用: 1]
[18]
刘笑敢 . 2006 . 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方法论反思
[J]. 哲学研究, (4): 34- 39 , 128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自觉地运用西方哲学的眼光、角度、概念、方法研究中国哲学,从而为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这一学科奠基的两个功臣,是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的胡适和冯友兰。胡适将实效主义引入中国,完成了第一部以西方哲学眼光写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冯友兰则将新实在论引
[Liu X G. 2006 . Reflection on Fanxiang Geyi (reverse analog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Chinese philosophy
[J]. Philosophical Researches, (4): 34- 39 , 128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自觉地运用西方哲学的眼光、角度、概念、方法研究中国哲学,从而为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这一学科奠基的两个功臣,是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的胡适和冯友兰。胡适将实效主义引入中国,完成了第一部以西方哲学眼光写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冯友兰则将新实在论引
[19]
刘云刚 . 2009 . 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展望
[J]. 人文地理 , 24 (2 ): 12 -16, 28 .
URL
[本文引用: 2]
[Liu Y G. 2009 . A research perspective on Chinese political geography
[J]. Human Geography , 24 (2 ): 12 -16, 28 .]
URL
[本文引用: 2]
[20]
刘云刚 , 王丰龙 . 2011 a. 尺度的人文地理内涵与尺度政治: 基于1980年代以来英语圈人文地理学的尺度研究
[J]. 人文地理 , 26 (3 ): 1 -6 .
URL
[本文引用: 1]
[Liu Y G Wang F L. 2011 a. Concept of scale in human geography and politics of scale: Based on anglophone human geography since 1980s
[J]. Human Geography , 26 (3 ): 1 -6 .]
URL
[本文引用: 1]
[21]
刘云刚 , 王丰龙 . 2011 b. 三鹿奶粉事件的尺度政治分析
[J]. 地理学报 , 66 (10 ): 1368 -1378 .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10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在详细剖析西方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尺度政治分析的一般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分析了2008年发生在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的尺度变换过程。在此基础上,通过案例比较总结了中西方尺度政治的差异,并揭示了在中国尺度政治研究的有效性及其应用领域。对三鹿奶粉事件的分析表明,中国的社会事件含有多种利益主体和复杂的尺度政治过程,尤其是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尺度政治分析清晰地再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事件中由第三方向强势方转化的取向及其尺度下推行为,同时也凸显了在中国独立的第三方尺度政治相对缺失的问题。通过三鹿案例的剖析,本文进一步完善了尺度政治的理论框架,也证实了在中国进行尺度政治分析的可行性。分析表明,尺度政治源于地理思维,但它同样也可对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产生影响;它不仅是对尺度概念的一种深化,更可成为解构社会现实的一个有效工具。
[Liu Y G Wang F L. 2011 b. Politics of scale in "Sanlu-Milkpowder Scandal"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66 (10 ): 1368 -1378 .]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10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在详细剖析西方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尺度政治分析的一般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分析了2008年发生在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的尺度变换过程。在此基础上,通过案例比较总结了中西方尺度政治的差异,并揭示了在中国尺度政治研究的有效性及其应用领域。对三鹿奶粉事件的分析表明,中国的社会事件含有多种利益主体和复杂的尺度政治过程,尤其是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尺度政治分析清晰地再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事件中由第三方向强势方转化的取向及其尺度下推行为,同时也凸显了在中国独立的第三方尺度政治相对缺失的问题。通过三鹿案例的剖析,本文进一步完善了尺度政治的理论框架,也证实了在中国进行尺度政治分析的可行性。分析表明,尺度政治源于地理思维,但它同样也可对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产生影响;它不仅是对尺度概念的一种深化,更可成为解构社会现实的一个有效工具。
[22]
刘云刚 , 许学强 . 2008 . 中国地理学的二元结构
[J]. 地理科学 , 28 (5 ): 587 -593 .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在繁荣的表象背后也蕴藏着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是中国地理学的二元结构。中国地理学正在分化为以西方地理学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的"外生地理学"和根植于本土实践的"内生地理学"两个部分,而这两个部分之间缺乏交融。中国的内生地理学需要用科学的实证方法进行规范,而外生地理学也需要更扎实的本土实证来进行充实,这其中尤其需要关注建设的是区域地理学。中国需要发展基于本土实证,同时使用科学方法的地理学研究。这是社会发展对地理学的需求所在,也是地理学学科发展之需。
[Liu Y G Xu X Q. 2008 . Duality of Chinese geography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 28 (5 ): 587 -593 .]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在繁荣的表象背后也蕴藏着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是中国地理学的二元结构。中国地理学正在分化为以西方地理学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的"外生地理学"和根植于本土实践的"内生地理学"两个部分,而这两个部分之间缺乏交融。中国的内生地理学需要用科学的实证方法进行规范,而外生地理学也需要更扎实的本土实证来进行充实,这其中尤其需要关注建设的是区域地理学。中国需要发展基于本土实证,同时使用科学方法的地理学研究。这是社会发展对地理学的需求所在,也是地理学学科发展之需。
[23]
刘云刚 , 叶清露 , 许晓霞 . 2015 . 空间、权力与领域: 领域的政治地理研究综述与展望
[J]. 人文地理 , 30 (3 ): 1 -6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空间的社会转向,权力—空间研究已成为西方人文地理学的重要议题,国内也陆续出现了空间政治的相关讨论。本文通过梳理中西方人文地理学领域研究的相关成果,力图建立以领域为基础的权力—空间分析框架,并将其运用于当下中国的空间政治问题解读。领域是权力赋值于空间的产物,是解读现实世界权力—空间关系的重要视角,也是当代政治地理学区别于其他分支学科的主要概念。地理学对领域概念的运用从生态视角到社会视角、从国家尺度到多维尺度,体现了领域研究的日渐深入与系统化。本文在综合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领域化、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的权力—空间分析框架,并期冀其成为进一步相关实证研究的指引。
[Liu Y G Ye Q L Xu X X. 2015 . Space, power and territory: A review on territory in political geography
[J]. Human Geography , 30 (3 ): 1 -6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空间的社会转向,权力—空间研究已成为西方人文地理学的重要议题,国内也陆续出现了空间政治的相关讨论。本文通过梳理中西方人文地理学领域研究的相关成果,力图建立以领域为基础的权力—空间分析框架,并将其运用于当下中国的空间政治问题解读。领域是权力赋值于空间的产物,是解读现实世界权力—空间关系的重要视角,也是当代政治地理学区别于其他分支学科的主要概念。地理学对领域概念的运用从生态视角到社会视角、从国家尺度到多维尺度,体现了领域研究的日渐深入与系统化。本文在综合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领域化、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的权力—空间分析框架,并期冀其成为进一步相关实证研究的指引。
[24]
柳宗元 . 1974 . 封建论 [M].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本文引用: 1]
[Liu Z Y. 1974 . Collection of Liu Hedong's works [M]. Shanghai , China: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本文引用: 1]
[25]
吕康寿 , 宋保平 . 1986 . 政治地理学的一些理论问题
[J]. 国外人文地理 , (2 ): 40 -45 .
URL
[本文引用: 1]
[Lv K S Song B P. 1986 . Zhengzhi dilixue de yixie lilun wenti
[J]. Human Geography , (2 ): 40 -45 .]
URL
[本文引用: 1]
[26]
吕思勉 . 2012 . 中国政治思想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
[本文引用: 3]
[Lv S M. 2012 . Zhongguo zhengzhi sixiang shi
[M]. Beijing, 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本文引用: 3]
[27]
穆朝庆 . 1982 . 两宋户籍制度问题
[J]. 历史研究 , (1 ): 147 -157 .
URL
[本文引用: 1]
[Mu C Q. 1982 . Liangsong huji zhidu wenti
[J]. Historical Research , (1 ): 147 -157 .]
URL
[本文引用: 1]
[28]
骈宇骞 , 齐立洁 , 李欣 . 2009 . 贞观政要
[M]. 北京: 中华书局 .
[本文引用: 1]
[Pian Y Q Qi L J Li X. 2009 . Zhenguan zhengyao
[M]. Beijing, 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本文引用: 1]
[29]
史念海 . 1998 . 中国古都和文化
[M]. 北京: 中华书局 .
[本文引用: 1]
[Shi N H. 1998 . Zhongguo gudu he wenhua
[M]. Beijing, 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本文引用: 1]
[30]
司马迁 . 2007 . 秦始皇本纪
[M]//司马迁. 史记. 韩兆琦,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41 -44 .
[本文引用: 1]
[Sima Q. 2007 . Qinshihuang benji
[M]//Sima Q. Shiji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Han Z Q, trans. Beijing, 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41 -44 .]
[本文引用: 1]
[31]
宋保平 . 1990 . 现代政治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基础理论: 琼斯的统一场论
[J]. 人文地理 , 6 (2 ): 64 -66 .
URL
[本文引用: 1]
[Song B P. 1990 . Xiandai zhengzhi dilixue yanjiu duixiang de jichu lilun: Qiongsi de tongyi changlun
[J]. Human Geography , 6 (2 ): 64 -66 .]
URL
[本文引用: 1]
[32]
宋杰 . 2009 . 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 [M].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本文引用: 1]
[Song J. 2009 . zhongguo gudai zhanzheng de dili shuniu [M]. Beijing , China: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本文引用: 1]
[33]
唐晓峰 . 2003 . 先秦时期晋陕北部的戎狄与古代北方的三元人文地理结构
[J]. 地理研究 , 22 (5 ): 618 -624 .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3.05.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先秦时期我国北方长期生活着一些与华夏民族相异的人类群体,一般称为戎狄,他们与游牧的匈奴 不同.戎狄的社会经济是农牧混合经济.在中国历史上,戎狄对发展北方的畜牧业做出过贡献.汉族农业地带、戎狄混合经济地带、匈奴草原游牧经济地带形成古代 中国北方的三元人文地理结构.
[Tang X F. 2003 . The herding husbandry peoples in the northern Shanxi and Shaanxi Provinces and the macro human geographical structure of northern China during the Pre-Qin times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 22 (5 ): 618 -624 .]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3.05.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先秦时期我国北方长期生活着一些与华夏民族相异的人类群体,一般称为戎狄,他们与游牧的匈奴 不同.戎狄的社会经济是农牧混合经济.在中国历史上,戎狄对发展北方的畜牧业做出过贡献.汉族农业地带、戎狄混合经济地带、匈奴草原游牧经济地带形成古代 中国北方的三元人文地理结构.
[34]
唐晓峰 . 2009 . “反向格义”与中国地理学史研究
[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 46 (2 ): 81 -91 .
URL
[本文引用: 1]
[Tang X F. 2009 . Reverse analogical interpretation and studies of Chinese history of geography
[J].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46 (2 ): 81 -91 .]
URL
[本文引用: 1]
[35]
唐晓峰 . 2010 . 从混沌到秩序: 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
[M]. 北京: 中华书局 .
[本文引用: 2]
[Tang X F. 2010 . Cong hundun dao zhixu: Zhongguo Shanggu dili sixiangshi shulun
[M]. Beijing, 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本文引用: 2]
[36]
陶希圣 . 2011 . 中国政治思想史 [M]. 北京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本文引用: 1]
[Tao X S. 2011 . Zhongguo zhengzhi sixiang shi [M]. Beijing , China: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本文引用: 1]
[37]
田天 . 2011 . 秦代山川祭祀格局研究
[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 26 (2 ): 53 -66 .
URL
[本文引用: 1]
[Tian T. 2011 . A study of the structure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sacrifice in Qin Dynasty
[J].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 26 (2 ): 53 -66 .]
URL
[本文引用: 1]
[38]
王恩涌 , 王正毅 , 楼耀亮 , 等 . 1998 . 政治地理学: 时空中的政治格局 [M].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1 -436 .
[本文引用: 1]
[Wang E Y Wang Z Y Lou Y L et al. 1998 . Zhengzhi dilixue: Shikongzhong de zhengzhi geju [M]. Beijing , China: Higher Education Press: 1 -436 .]
[本文引用: 1]
[39]
王丰龙 , 刘云刚 . 2015 a. 尺度概念的演化与尺度的本质: 基于二次抽象的尺度认识论
[J]. 人文地理 , 30 (1 ): 9 -15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尺度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为了深化对尺度的理解,本文详尽梳理了目前西方研究中的尺度认知,从隐喻、实践和认识论角度对尺度进行了理解和定义;在此基础上,基于二次抽象的视角,探讨了尺度的本质含义及其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尺度本质上是对基本地理维度(如地方、网络和领土)的二次抽象,是一种建构的概念,因此讨论尺度真假并无实质意义;另一方面,尺度的划分不单纯是容器,而是与各种社会—权力关系相交织,并被不断重构和利用,从而形成了各种尺度化实践和尺度政治。因此,对尺度的研究和运用更应关注其解释力和影响力。最后,本文基于这一理解,探讨了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中的尺度概念和尺度政治课题。
[Wang F L Liu Y G. 2015 a.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cale based on second abstraction
[J]. Human Geography , 30 (1 ): 9 -15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尺度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为了深化对尺度的理解,本文详尽梳理了目前西方研究中的尺度认知,从隐喻、实践和认识论角度对尺度进行了理解和定义;在此基础上,基于二次抽象的视角,探讨了尺度的本质含义及其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尺度本质上是对基本地理维度(如地方、网络和领土)的二次抽象,是一种建构的概念,因此讨论尺度真假并无实质意义;另一方面,尺度的划分不单纯是容器,而是与各种社会—权力关系相交织,并被不断重构和利用,从而形成了各种尺度化实践和尺度政治。因此,对尺度的研究和运用更应关注其解释力和影响力。最后,本文基于这一理解,探讨了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中的尺度概念和尺度政治课题。
[40]
王丰龙 , 刘云刚 . 2015 b. 治理术与地理学: 研究述评与展望
[J]. 人文地理 , 30 (5 ): 1 -8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治理术作为福柯后期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已被广泛用于西方地理学的研究。本文在福柯的著作和西方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梳理了治理术的概念,归纳了西方地理学对治理术的主要应用。福柯的治理术主要包含治理技术和治理理性两个向度;治理术的分析框架以生命政治、计算和治理目的为支柱;与这一分析框架相对应,西方地理学对治理术的应用集中在以下三个话题：族群与生命政治,领土与计算,认知/空间合理性和城市管治。治理术的相关概念和方法在解释中国的单位制度和户口制度、阶级斗争和空间非均衡发展、分税制和城市规划及加强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化和学术贡献上具有重要意义。
[Wang F L Liu Y G. 2015 b. Governmentality and geography: Review and prospect
[J]. Human Geography , 30 (5 ): 1 -8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治理术作为福柯后期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已被广泛用于西方地理学的研究。本文在福柯的著作和西方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梳理了治理术的概念,归纳了西方地理学对治理术的主要应用。福柯的治理术主要包含治理技术和治理理性两个向度;治理术的分析框架以生命政治、计算和治理目的为支柱;与这一分析框架相对应,西方地理学对治理术的应用集中在以下三个话题：族群与生命政治,领土与计算,认知/空间合理性和城市管治。治理术的相关概念和方法在解释中国的单位制度和户口制度、阶级斗争和空间非均衡发展、分税制和城市规划及加强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化和学术贡献上具有重要意义。
[41]
吴晗 , 费孝通 . 1988 . 皇权与绅权 [M].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本文引用: 1]
[Wu H Fei X T. 1988 . Huangquan yu shenquan [M]. Tianjin , China: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本文引用: 1]
[42]
萧公权 . 2011 . 中国政治思想史 [M].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本文引用: 1]
[Xiao G Q. 2011 . Zhongguo zhengzhi sixiangshi [M]. Beijing ,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本文引用: 1]
[43]
杨际平 . 2007 . 秦汉户籍管理制度研究
[J]. 中华文史论丛 , (1 ): 1 -35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西周分封制下不大可能建立通行于全国的比较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我国比较严密的户籍制度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秦统一六国后,随着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实行,户籍制度也更加严密。汉王五年诏“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实际上是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清理与整顿户籍。从吕后《二年律令·户律》和县乡定户籍与郡国上计的关系看,汉代户籍应是一年一定。汉代户籍的主要内容是吏民家口名年,不包括赀产。据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奏谳书》、居延新简《甘露二年御史书》与三国吴简可知,汉代奴婢入籍。奴婢在法律上首先还是“人”,因此奴婢登入户籍、手实与户口帐,而畜产等资财不在其列。奴婢仅仅对于其主而言是财产,故奴婢又登入主人的赀产簿。二者并行不悖。因为奴婢只是“贱人”,所以奴婢虽然有“名数”,但不算编户齐民。
[Yang J P. 2007 . Census register system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J].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 (1 ): 1 -35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西周分封制下不大可能建立通行于全国的比较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我国比较严密的户籍制度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秦统一六国后,随着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实行,户籍制度也更加严密。汉王五年诏“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实际上是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清理与整顿户籍。从吕后《二年律令·户律》和县乡定户籍与郡国上计的关系看,汉代户籍应是一年一定。汉代户籍的主要内容是吏民家口名年,不包括赀产。据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奏谳书》、居延新简《甘露二年御史书》与三国吴简可知,汉代奴婢入籍。奴婢在法律上首先还是“人”,因此奴婢登入户籍、手实与户口帐,而畜产等资财不在其列。奴婢仅仅对于其主而言是财产,故奴婢又登入主人的赀产簿。二者并行不悖。因为奴婢只是“贱人”,所以奴婢虽然有“名数”,但不算编户齐民。
[44]
姚晓瑞 . 2007 . 中国古代王朝战争的地缘模式探讨
[J]. 人文地理 , 22 (1 ): 125 -128 .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7.01.02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古代王朝战争深受中国地缘环境的影响,并具有与地缘环境相应 的地缘模式.这一特征不仅构成了中国古代战争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本文从中国古代战场(点)的地理分布、战争路线和战 略方向的空间取向以及战略区域(面)的区位结构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模式的构成.力图揭示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在整体上呈现中国古代王朝战争所特有的 地缘战争景观.
[Yao X R. 2007 . Study on the geopolitical model of wars in ancient Chinese dynasties
[J]. Human Geography , 22 (1 ): 125 -128 .]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7.01.02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古代王朝战争深受中国地缘环境的影响,并具有与地缘环境相应 的地缘模式.这一特征不仅构成了中国古代战争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本文从中国古代战场(点)的地理分布、战争路线和战 略方向的空间取向以及战略区域(面)的区位结构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模式的构成.力图揭示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在整体上呈现中国古代王朝战争所特有的 地缘战争景观.
[45]
张庆五 . 1982 . 我国历代户籍制度概略
[J]. 人口与经济 , (5 ): 44 -47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我国户籍制度的产生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它可以远溯到很古的历史时期。我国古书所载:“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①《周礼》一书,就有不少关于户口管理的记载,当时“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兴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②。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可见我国古代的统治者,很早就设置了司民之官,专职掌管户口,负责登记、统计人口数目,定期向周王报告,以供周王“制天下之地征(收租税),以作民职(征徭役),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之政。”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③说明西周末年也举办过具有相当规模的户口调查。
[Zhang Q W. 1982 . Woguo lidai huji zhidu gailue
[J]. Population & Economics , (5 ): 44 -47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我国户籍制度的产生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它可以远溯到很古的历史时期。我国古书所载:“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①《周礼》一书,就有不少关于户口管理的记载,当时“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兴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②。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可见我国古代的统治者,很早就设置了司民之官,专职掌管户口,负责登记、统计人口数目,定期向周王报告,以供周王“制天下之地征(收租税),以作民职(征徭役),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之政。”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③说明西周末年也举办过具有相当规模的户口调查。
[46]
张文奎 , 刘继生 , 闫越 . 1991 . 政治地理学 [M]. 南京 : 江苏教育出版社 .
[本文引用: 1]
[Zhang W K Liu J S Yan Y. 1991 . Zhengzhi dilixue [M]. Nanjing , China: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本文引用: 1]
[47]
赵世瑜 . 1994 . 吏与中国传统社会 [M]. 杭州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本文引用: 1]
[Zhao S Y. 1994 . Officials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M]. Hangzhou , China: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本文引用: 1]
[48]
周振鹤 . 1995 . 历史上行政区划的等第变迁
[J]. 中国方域: 行政区划与地名 , (2 ): 2 -8 .
URL
[本文引用: 1]
[Zhou Z H. 1995 . Lishi shang xingzheng quhua de dengdi bianqian
[J]. Zhongguo Fangyu: Xingzheng quhua yu diming , (2 ): 2 -8 .]
URL
[本文引用: 1]
[49]
周振鹤 . 1997 . 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 两汉风俗区划的变迁
[J]. 中国文化研究 , (4 ): 64 -72 .
URL
[本文引用: 1]
[Zhou Z H. 1997 . Cong "jiuzhou yisu" dao "liuhe tongfeng": Lianghan fengsu quhua de bianqian
[J]. Chinese Culture Research , (4 ): 64 -72 .]
URL
[本文引用: 1]
[50]
周振鹤 . 2009 a. 东西徘徊与南北往复: 中国历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41 (1 ): 32 -39 .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5579.2009.01.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历史上至今的主要都城都设在今天的五个城市,即西安、洛阳、北京、南京与开封。如果从地理位置与历史发展而言,这五个城市可以分成两组:东西向的西安、洛阳与开封,南北向的北京与南京。这两组首都所占历史时期也正好明显地分开:前一组占据了前大半段历史,后一组则占据了后小半段历史。再仔细一点分析,每一组的定都过程及其变迁都出现往复徘徊现象。也就是说,在一段时期里同时存在两个地点都适宜建都的情况,难于有绝对的取舍,于是首都经常在这两个地方来回搬迁,这种搬迁不但只发生于王朝更迭之时,有时在一个朝代里也存在短时迁移或同时两都并建的情况。对首都定位何以存在这样的变迁进行一些分析,或许能让我们理解其背后的政治地理因素。
[Zhou Z H. 2009 a. The east-west oscillation and south-north reciprocation: Some political geographical factors in orienting five capital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J].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41 (1 ): 32 -39 .]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5579.2009.01.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历史上至今的主要都城都设在今天的五个城市,即西安、洛阳、北京、南京与开封。如果从地理位置与历史发展而言,这五个城市可以分成两组:东西向的西安、洛阳与开封,南北向的北京与南京。这两组首都所占历史时期也正好明显地分开:前一组占据了前大半段历史,后一组则占据了后小半段历史。再仔细一点分析,每一组的定都过程及其变迁都出现往复徘徊现象。也就是说,在一段时期里同时存在两个地点都适宜建都的情况,难于有绝对的取舍,于是首都经常在这两个地方来回搬迁,这种搬迁不但只发生于王朝更迭之时,有时在一个朝代里也存在短时迁移或同时两都并建的情况。对首都定位何以存在这样的变迁进行一些分析,或许能让我们理解其背后的政治地理因素。
[51]
周振鹤 . 2009 b. 体国经野之道: 中国行政区划沿革 [M]. 上海 : 上海书店出版社 .
[本文引用: 1]
[Zhou Z H. 2009 b. Tiguo jingye zhidao: Zhongguo xingzheng quhua yange [M]. Shanghai , China: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本文引用: 1]
[52]
朱绍侯 . 1963 . 从户籍制度中看汉代的阶级关系
[J]. 开封师院学报 , (2 ): 31 -45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一、商鞅变法所建立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周代统治者已知户籍制度对于征收和税赋役的重要性。如果说《周礼》关于户籍和什伍制度的记载不一定完全可靠的话,那么周宣王“料民于太原”的史实,至少可以作为西周已有户籍制度的证明。道理是简单的,因为没有户口登记数字,要检查户口那是不可能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与自耕农民数量的增多,统治者对于户籍制度就更加重视。所以管仲在齐国的改
[Zhu S H. 1963 . Cong huji zhidu zhong kan handai de jieji guanxi
[J]. 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 (2 ): 31 -45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一、商鞅变法所建立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周代统治者已知户籍制度对于征收和税赋役的重要性。如果说《周礼》关于户籍和什伍制度的记载不一定完全可靠的话,那么周宣王“料民于太原”的史实,至少可以作为西周已有户籍制度的证明。道理是简单的,因为没有户口登记数字,要检查户口那是不可能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与自耕农民数量的增多,统治者对于户籍制度就更加重视。所以管仲在齐国的改
[53]
Chi C T. 1936 .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
[M]. London, UK: George Allen & Unwin.
[本文引用: 1]
[54]
Ge Z G. 2017 . Here in 'China' I dwell: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discourses of China for our time
[M]. Boston, MA: Brill.
[本文引用: 1]
[55]
Harvey D. 2014 .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M]. Oxford ,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本文引用: 1]
[56]
Ma L J C. 2005 . Urban administrative restructuring, changing scale relations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J]. Political Geography , 24 (4 ): 477 -497 .
https://doi.org/10.1016/j.polgeo.2004.10.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hina has significantly restructured its urban administrative/spatial system since the 1978 economic reforms to empower central cities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driving nation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changes in the scale relations that are heavily condition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levels or ranks ( dengji ) of cities and counties, central cities have in fact been transformed into city-regions. In the reorganization of urban administrative space, many counties have acquired city status while others have been turned into city districts. Such changes have clearly benefited the central cities. Ke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ensions among the spatial units constituting the urban administrative/spatial system is the administrative levels of the units in the system which can be seen as a special type of scale. Though restructured, China's space economy continues to be governed administratively.
[57]
Smith A D. 1986 .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M]. Oxford, UK: Blackwell.
[本文引用: 1]
[58]
Wang F L Liu Y G. 2016 . Interpreting Chinese Hukou system from a foucauldian perspective
[J]. Urban Policy and Research, doi: 10.1080/08111146.2016.1159190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16). Interpreting Chinese Hukou System from a Foucauldian Perspective. Urban Policy and Research. Ahead of Print. doi: 10.1080/08111146.2016.1159190
国际上的政治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启示: 对《Political Geography》杂志2005-2015年载文的分析
1
2016
... 本文主要从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出发,梳理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政治地理按尺度可以划分为地缘政治(国际)、行政体制(全国)和地方政治(省市县等)等内容,具体涵盖边界、领土、尺度、全球化、恐怖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区域管治、选举、环境政治、地方政治、文化政治等议题(安宁等, 2016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从当代政治地理学科知识体系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①地方尺度主要涉及对地理空间背后的政治地理内涵(这里称为“地利”)的讨论,重点围绕都城选址和偏重军事功能的枢纽判断两大主题展开;②国家尺度主要涉及对国内官民的空间治理(这里称为“地政”① （ ...
国际上的政治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启示: 对《Political Geography》杂志2005-2015年载文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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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本文主要从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出发,梳理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政治地理按尺度可以划分为地缘政治(国际)、行政体制(全国)和地方政治(省市县等)等内容,具体涵盖边界、领土、尺度、全球化、恐怖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区域管治、选举、环境政治、地方政治、文化政治等议题(安宁等, 2016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从当代政治地理学科知识体系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①地方尺度主要涉及对地理空间背后的政治地理内涵(这里称为“地利”)的讨论,重点围绕都城选址和偏重军事功能的枢纽判断两大主题展开;②国家尺度主要涉及对国内官民的空间治理(这里称为“地政”① （ ...
“东突暴恐”事件的批判地缘政治分析
1
2015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东突暴恐”事件的批判地缘政治分析
1
2015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再论政治地理学的几个问理论问题
1
1988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再论政治地理学的几个问理论问题
1
1988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唐宋户籍制度的变革与社会转型
1
2008
... 因此,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与田制、税收和基层管理制度相辅相成,且随各个朝代的政治地理背景不断演进(梁方仲, 1980 ; 张庆五, 1982 ).在商周时期,户籍制度比较粗糙,天子也不知道全国人口的确切数字,从而出现周宣王“料民于太原”的情况(见《史记·周本纪》);税收的设计则强调随土地生产力的多少而变化——任土做贡、相地而衰,以使“民不移”.秦汉主要征收田租和人头税,因此户籍中主要登记个人的年龄、性别和爵位/官职等信息,且无论男女都登记在册.魏晋至隋朝,税收以租调制为主,因此户籍登记主要以户为单位,且随着均田制的实行,开始将土地数等信息纳入户籍登记中.唐朝前期税收基本承隋制,安史之乱后推行两税法,以贫富等级作为主要纳税依据,因此户籍中逐渐加入户等信息.宋明时期,逐渐以田地和财产为税基,因此户籍登记中户口与地界、资产的信息并重(曹端波, 2008 ),且户口登记中侧重丁口而忽略女口(穆朝庆, 1982 ).清朝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后,户籍不再与税赋挂钩,而主要承担人口普查的功能. ...
唐宋户籍制度的变革与社会转型
1
2008
... 因此,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与田制、税收和基层管理制度相辅相成,且随各个朝代的政治地理背景不断演进(梁方仲, 1980 ; 张庆五, 1982 ).在商周时期,户籍制度比较粗糙,天子也不知道全国人口的确切数字,从而出现周宣王“料民于太原”的情况(见《史记·周本纪》);税收的设计则强调随土地生产力的多少而变化——任土做贡、相地而衰,以使“民不移”.秦汉主要征收田租和人头税,因此户籍中主要登记个人的年龄、性别和爵位/官职等信息,且无论男女都登记在册.魏晋至隋朝,税收以租调制为主,因此户籍登记主要以户为单位,且随着均田制的实行,开始将土地数等信息纳入户籍登记中.唐朝前期税收基本承隋制,安史之乱后推行两税法,以贫富等级作为主要纳税依据,因此户籍中逐渐加入户等信息.宋明时期,逐渐以田地和财产为税基,因此户籍登记中户口与地界、资产的信息并重(曹端波, 2008 ),且户口登记中侧重丁口而忽略女口(穆朝庆, 1982 ).清朝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后,户籍不再与税赋挂钩,而主要承担人口普查的功能. ...
中国历史的地理枢纽: 中国地缘政治格局成因和影响的历史分析
1
2011
... 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战略枢纽的讨论.如范睢认为,“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了荆州和益州的重要区位,认为夺取两地可以成就霸业;唐朝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归纳了全国各地的地理特征,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李吉甫, 1983 );明清时期顾祖禹(2005)系统整理了历代关于山川险易、州域形势的论断.1934年冀朝鼎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中国古代“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并着重从水利工程的角度阐释了基本经济区对稳定古代王朝政治统治的意义(Chi, 1936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略稿》中也指出,“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独成帝业”.近年来陈彦光、宋杰、姚晓瑞等地理学者也归纳过中国古代的战略枢纽(姚晓瑞, 2007 ; 宋杰, 2009 ; 陈彦光, 2011 ). ...
中国历史的地理枢纽: 中国地缘政治格局成因和影响的历史分析
1
2011
... 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战略枢纽的讨论.如范睢认为,“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了荆州和益州的重要区位,认为夺取两地可以成就霸业;唐朝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归纳了全国各地的地理特征,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李吉甫, 1983 );明清时期顾祖禹(2005)系统整理了历代关于山川险易、州域形势的论断.1934年冀朝鼎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中国古代“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并着重从水利工程的角度阐释了基本经济区对稳定古代王朝政治统治的意义(Chi, 1936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略稿》中也指出,“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独成帝业”.近年来陈彦光、宋杰、姚晓瑞等地理学者也归纳过中国古代的战略枢纽(姚晓瑞, 2007 ; 宋杰, 2009 ; 陈彦光, 2011 ). ...
1
2012
... 第一,地利、地政、地缘思想是相互联系的.地利是地政和地缘关系的基础,对地(领土)的治理需求产生了特定的地政(如中央—地方关系和户籍、税赋制度)和地缘策略;反过来,地政的制度设计和地缘关系策略十分强调对“地”的控制和对“地利”的运用,如使民不移、则壤定赋、镇守险要等.类似地,对内政与外患的讨论也往往密切关联.如周宣王“料民于太原”和商鞅的“农战”思想表明国力与对外战争具有密切的关系;《盐铁论》中辩论了国内民力与对匈奴战争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朝民族问题解决后促成了南北统一(陈寅恪等, 2012 );宋朝由于内重外轻,导致长期遭受外侮;等等.中国古代的很多思想是连续的而非断裂或骤然出现的.如郡县制和户籍制度自秦以后基本被承袭至今;汉朝晁错提出过“以夷制夷”的思想,宋朝和清朝面临外族入侵时重提这一策略;宋朝就出现了登记地界的鱼鳞册,而明朝则将其定为正式制度;明朝的“一条鞭法”税制改革则为清朝的“摊丁入亩”提供了重要基础;楚南公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和刘备以兴复汉室之名建立蜀汉、明朝以“驱除胡虏”构建民族/国家认同的做法也较为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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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第一,地利、地政、地缘思想是相互联系的.地利是地政和地缘关系的基础,对地(领土)的治理需求产生了特定的地政(如中央—地方关系和户籍、税赋制度)和地缘策略;反过来,地政的制度设计和地缘关系策略十分强调对“地”的控制和对“地利”的运用,如使民不移、则壤定赋、镇守险要等.类似地,对内政与外患的讨论也往往密切关联.如周宣王“料民于太原”和商鞅的“农战”思想表明国力与对外战争具有密切的关系;《盐铁论》中辩论了国内民力与对匈奴战争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朝民族问题解决后促成了南北统一(陈寅恪等, 2012 );宋朝由于内重外轻,导致长期遭受外侮;等等.中国古代的很多思想是连续的而非断裂或骤然出现的.如郡县制和户籍制度自秦以后基本被承袭至今;汉朝晁错提出过“以夷制夷”的思想,宋朝和清朝面临外族入侵时重提这一策略;宋朝就出现了登记地界的鱼鳞册,而明朝则将其定为正式制度;明朝的“一条鞭法”税制改革则为清朝的“摊丁入亩”提供了重要基础;楚南公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和刘备以兴复汉室之名建立蜀汉、明朝以“驱除胡虏”构建民族/国家认同的做法也较为相似. ...
1
1996
... 中国古代对都城选址的讨论很多,其中重点强调以下3个方面因素：首先,都城应位于领土中间,以便于吸纳全国的赋税等资源和控制各个地区.如《史记·周本纪》中周公在迁都洛邑时的主要考虑就是“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管仲、吕不韦、董仲舒等在论及都城选址时,也都强调“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洛阳在古代多次被选为都城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居于天下之中,因此能够“均舟车之凑”,而不用“劳于转输”.其次,都城需要在军事和交通上处于战略位置.管仲很早就强调都城选址要“因天之固,归地之利”;汉朝娄敬也敏锐地指出,秦朝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关中“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既有丰腴的“八百里秦川”又有“崤函之固”等天险,因此汉朝也应选择西安作为都城.而开封和南京由于缺乏要塞,选取两地作为都城的朝代面临较大的领土安全挑战(葛剑雄, 1996 ; 史念海, 1998 ).第三,风水条件也是都城选址考虑的重要因素.中国历史上的都城选址时多“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大多选取“依山傍水”的区位.如洛阳四周有九条山脉朝拱,九道河流环绕,风水形势甲于天下.武则天在《以郑汴等州为畿制》诏书中认为,“洛阳六气运行,均霜露而调序;山川形胜,祥祉荐臻,远无乾心,近收亡欲”.在都城营建上,古代也十分强调占据风水的优势.如《吴越春秋》中就记载伍子胥“象天法地”营造吴国都城,设置“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 ...
1
1996
... 中国古代对都城选址的讨论很多,其中重点强调以下3个方面因素：首先,都城应位于领土中间,以便于吸纳全国的赋税等资源和控制各个地区.如《史记·周本纪》中周公在迁都洛邑时的主要考虑就是“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管仲、吕不韦、董仲舒等在论及都城选址时,也都强调“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洛阳在古代多次被选为都城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居于天下之中,因此能够“均舟车之凑”,而不用“劳于转输”.其次,都城需要在军事和交通上处于战略位置.管仲很早就强调都城选址要“因天之固,归地之利”;汉朝娄敬也敏锐地指出,秦朝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关中“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既有丰腴的“八百里秦川”又有“崤函之固”等天险,因此汉朝也应选择西安作为都城.而开封和南京由于缺乏要塞,选取两地作为都城的朝代面临较大的领土安全挑战(葛剑雄, 1996 ; 史念海, 1998 ).第三,风水条件也是都城选址考虑的重要因素.中国历史上的都城选址时多“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大多选取“依山傍水”的区位.如洛阳四周有九条山脉朝拱,九道河流环绕,风水形势甲于天下.武则天在《以郑汴等州为畿制》诏书中认为,“洛阳六气运行,均霜露而调序;山川形胜,祥祉荐臻,远无乾心,近收亡欲”.在都城营建上,古代也十分强调占据风水的优势.如《吴越春秋》中就记载伍子胥“象天法地”营造吴国都城,设置“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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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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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尺度政治视角下的地缘能源安全评价方法及应用
1
2014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尺度政治视角下的地缘能源安全评价方法及应用
1
2014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1
1955
... 第二,各种思想是历史辨证的.类似哈维对资本主义的分析(Harvey, 2014 ),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过程被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矛盾关系所改变.如中央集权—地方割据的权衡(也称之为内外轻重之辨)是中国古代最明显的矛盾之一.为了加强皇权会限制地方权力、限制官员在同一地区的任职时间等,但这又容易导致对边患的反应不及时、对地方的治理不够持久.汉唐时期的诸侯节度使虽然在保卫边疆安定方面功不可没,但是也造成了如“八王之乱”、“安史之乱”等浩劫;中国古代内地的文化水平和经济实力远高于周边地区,但是军事实力却受到周边地区的挑战,从而导致了几千年的治—乱循环;中国古代的民族融合政策和文化开放性是维持大国统一和领土范围的重要力量,但是民族自负心理(如“不事遐荒”)又导致胡汉杂居中的民族矛盾和面对外患的领土丧失.中国古代还存在度人而税与度地而税的循环往复.尽管后者较前者更注重个体间的财富差距,也相对缓解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但地主阶级会通过贿赂等方式将税赋转嫁给农民,地方官员也会通过苛捐杂税来获取额外税赋,从而导致“积累莫返之害”(黄宗羲, 1955 ).这些矛盾力量导致中国古代政治地理制度不断往复变化.如从先秦的君政到秦朝以后的帝制就伴随着多种政治地理制度和过程的演变,包括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贡赋到税赋、从勤王到中央统管军队、从职业兵士到全民募兵. ...
1
1955
... 第二,各种思想是历史辨证的.类似哈维对资本主义的分析(Harvey, 2014 ),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过程被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矛盾关系所改变.如中央集权—地方割据的权衡(也称之为内外轻重之辨)是中国古代最明显的矛盾之一.为了加强皇权会限制地方权力、限制官员在同一地区的任职时间等,但这又容易导致对边患的反应不及时、对地方的治理不够持久.汉唐时期的诸侯节度使虽然在保卫边疆安定方面功不可没,但是也造成了如“八王之乱”、“安史之乱”等浩劫;中国古代内地的文化水平和经济实力远高于周边地区,但是军事实力却受到周边地区的挑战,从而导致了几千年的治—乱循环;中国古代的民族融合政策和文化开放性是维持大国统一和领土范围的重要力量,但是民族自负心理(如“不事遐荒”)又导致胡汉杂居中的民族矛盾和面对外患的领土丧失.中国古代还存在度人而税与度地而税的循环往复.尽管后者较前者更注重个体间的财富差距,也相对缓解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但地主阶级会通过贿赂等方式将税赋转嫁给农民,地方官员也会通过苛捐杂税来获取额外税赋,从而导致“积累莫返之害”(黄宗羲, 1955 ).这些矛盾力量导致中国古代政治地理制度不断往复变化.如从先秦的君政到秦朝以后的帝制就伴随着多种政治地理制度和过程的演变,包括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贡赋到税赋、从勤王到中央统管军队、从职业兵士到全民募兵. ...
2
2016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 本文主要从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出发,梳理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政治地理按尺度可以划分为地缘政治(国际)、行政体制(全国)和地方政治(省市县等)等内容,具体涵盖边界、领土、尺度、全球化、恐怖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区域管治、选举、环境政治、地方政治、文化政治等议题(安宁等, 2016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从当代政治地理学科知识体系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①地方尺度主要涉及对地理空间背后的政治地理内涵(这里称为“地利”)的讨论,重点围绕都城选址和偏重军事功能的枢纽判断两大主题展开;②国家尺度主要涉及对国内官民的空间治理(这里称为“地政”① （ ...
2
2016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 本文主要从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出发,梳理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政治地理按尺度可以划分为地缘政治(国际)、行政体制(全国)和地方政治(省市县等)等内容,具体涵盖边界、领土、尺度、全球化、恐怖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区域管治、选举、环境政治、地方政治、文化政治等议题(安宁等, 2016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从当代政治地理学科知识体系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①地方尺度主要涉及对地理空间背后的政治地理内涵(这里称为“地利”)的讨论,重点围绕都城选址和偏重军事功能的枢纽判断两大主题展开;②国家尺度主要涉及对国内官民的空间治理(这里称为“地政”① （ ...
中国的兵
1
2012
... 除了普通百姓外,军队和统治阶层与国家的关系也是国—民关系的重要维度.总体上,中国古代军队和统治阶层的构成与中央—地方关系联动变化.先秦时期中国主要实行分封制,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相比处于绝对优势,战争中的军队成员主要是贵族精英(雷海宗, 2012 ).秦至唐中国主要实行郡县制,相应地,官僚阶层逐步替代封建贵族,出现了匈奴、鲜卑等强大的少数民族,军队从秦朝的征兵制转向职业化的募兵制.宋朝以后,为了控制地方权力推行条块分割的郡县制,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和王安石改差役为雇役,出现了专门辅助官僚阶层的吏和乡绅(吴晗等, 1988 ; 赵世瑜, 1994 ).不过,可能涉及的话题在中国古代较为敏感,关于这方面讨论的记载不多;加之这方面内容与地理的关系不太紧密,这里不予详述. ...
中国的兵
1
2012
... 除了普通百姓外,军队和统治阶层与国家的关系也是国—民关系的重要维度.总体上,中国古代军队和统治阶层的构成与中央—地方关系联动变化.先秦时期中国主要实行分封制,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相比处于绝对优势,战争中的军队成员主要是贵族精英(雷海宗, 2012 ).秦至唐中国主要实行郡县制,相应地,官僚阶层逐步替代封建贵族,出现了匈奴、鲜卑等强大的少数民族,军队从秦朝的征兵制转向职业化的募兵制.宋朝以后,为了控制地方权力推行条块分割的郡县制,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和王安石改差役为雇役,出现了专门辅助官僚阶层的吏和乡绅(吴晗等, 1988 ; 赵世瑜, 1994 ).不过,可能涉及的话题在中国古代较为敏感,关于这方面讨论的记载不多;加之这方面内容与地理的关系不太紧密,这里不予详述. ...
元和郡县图志
1
1983
... 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战略枢纽的讨论.如范睢认为,“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了荆州和益州的重要区位,认为夺取两地可以成就霸业;唐朝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归纳了全国各地的地理特征,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李吉甫, 1983 );明清时期顾祖禹(2005)系统整理了历代关于山川险易、州域形势的论断.1934年冀朝鼎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中国古代“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并着重从水利工程的角度阐释了基本经济区对稳定古代王朝政治统治的意义(Chi, 1936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略稿》中也指出,“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独成帝业”.近年来陈彦光、宋杰、姚晓瑞等地理学者也归纳过中国古代的战略枢纽(姚晓瑞, 2007 ; 宋杰, 2009 ; 陈彦光, 2011 ). ...
元和郡县图志
1
1983
... 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战略枢纽的讨论.如范睢认为,“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了荆州和益州的重要区位,认为夺取两地可以成就霸业;唐朝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归纳了全国各地的地理特征,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李吉甫, 1983 );明清时期顾祖禹(2005)系统整理了历代关于山川险易、州域形势的论断.1934年冀朝鼎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中国古代“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并着重从水利工程的角度阐释了基本经济区对稳定古代王朝政治统治的意义(Chi, 1936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略稿》中也指出,“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独成帝业”.近年来陈彦光、宋杰、姚晓瑞等地理学者也归纳过中国古代的战略枢纽(姚晓瑞, 2007 ; 宋杰, 2009 ; 陈彦光, 2011 ). ...
论K·李特尔、F·拉采尔和H·J·麦金德
1
1985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论K·李特尔、F·拉采尔和H·J·麦金德
1
1985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1
1980
... 因此,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与田制、税收和基层管理制度相辅相成,且随各个朝代的政治地理背景不断演进(梁方仲, 1980 ; 张庆五, 1982 ).在商周时期,户籍制度比较粗糙,天子也不知道全国人口的确切数字,从而出现周宣王“料民于太原”的情况(见《史记·周本纪》);税收的设计则强调随土地生产力的多少而变化——任土做贡、相地而衰,以使“民不移”.秦汉主要征收田租和人头税,因此户籍中主要登记个人的年龄、性别和爵位/官职等信息,且无论男女都登记在册.魏晋至隋朝,税收以租调制为主,因此户籍登记主要以户为单位,且随着均田制的实行,开始将土地数等信息纳入户籍登记中.唐朝前期税收基本承隋制,安史之乱后推行两税法,以贫富等级作为主要纳税依据,因此户籍中逐渐加入户等信息.宋明时期,逐渐以田地和财产为税基,因此户籍登记中户口与地界、资产的信息并重(曹端波, 2008 ),且户口登记中侧重丁口而忽略女口(穆朝庆, 1982 ).清朝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后,户籍不再与税赋挂钩,而主要承担人口普查的功能. ...
1
1980
... 因此,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与田制、税收和基层管理制度相辅相成,且随各个朝代的政治地理背景不断演进(梁方仲, 1980 ; 张庆五, 1982 ).在商周时期,户籍制度比较粗糙,天子也不知道全国人口的确切数字,从而出现周宣王“料民于太原”的情况(见《史记·周本纪》);税收的设计则强调随土地生产力的多少而变化——任土做贡、相地而衰,以使“民不移”.秦汉主要征收田租和人头税,因此户籍中主要登记个人的年龄、性别和爵位/官职等信息,且无论男女都登记在册.魏晋至隋朝,税收以租调制为主,因此户籍登记主要以户为单位,且随着均田制的实行,开始将土地数等信息纳入户籍登记中.唐朝前期税收基本承隋制,安史之乱后推行两税法,以贫富等级作为主要纳税依据,因此户籍中逐渐加入户等信息.宋明时期,逐渐以田地和财产为税基,因此户籍登记中户口与地界、资产的信息并重(曹端波, 2008 ),且户口登记中侧重丁口而忽略女口(穆朝庆, 1982 ).清朝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后,户籍不再与税赋挂钩,而主要承担人口普查的功能. ...
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方法论反思
1
2006
... 但是,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主要是“外生”的(刘云刚等, 2008 ; 刘云刚, 2009 ),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和思维色彩,相对忽略了中西方政治地理思维的诸多不同.例如讲战争,中国传统讲求维系“王道”,而西方则强调领土占有,追求“霸道”;又如讲边界,中国传统思想更强调中央对周边的影响,构建中心—外围的王权体系,而西方更强调边界的明晰性,主张分疆划地;再如讲民族,西方侧重群体间的冲突斗争,而中国更强调德治天下,倡导民族的融合而非分离,等等.因此,仅仅基于西方的政治地理概念解读中国现象会产生“反向格义”问题(刘笑敢, 2006 ; 唐晓峰, 2009 ),不仅易导致对中国概念的误读,如“一带一路”、“一国两制”等;也极易忽略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地理问题,如行政层级、中央—地方关系、首都—边疆治理等.反过来,许多重要的西方政治地理概念在中国由于缺乏本土文化和社会背景而难以运用,如女性主义、种族、选举等. ...
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方法论反思
1
2006
... 但是,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主要是“外生”的(刘云刚等, 2008 ; 刘云刚, 2009 ),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和思维色彩,相对忽略了中西方政治地理思维的诸多不同.例如讲战争,中国传统讲求维系“王道”,而西方则强调领土占有,追求“霸道”;又如讲边界,中国传统思想更强调中央对周边的影响,构建中心—外围的王权体系,而西方更强调边界的明晰性,主张分疆划地;再如讲民族,西方侧重群体间的冲突斗争,而中国更强调德治天下,倡导民族的融合而非分离,等等.因此,仅仅基于西方的政治地理概念解读中国现象会产生“反向格义”问题(刘笑敢, 2006 ; 唐晓峰, 2009 ),不仅易导致对中国概念的误读,如“一带一路”、“一国两制”等;也极易忽略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地理问题,如行政层级、中央—地方关系、首都—边疆治理等.反过来,许多重要的西方政治地理概念在中国由于缺乏本土文化和社会背景而难以运用,如女性主义、种族、选举等. ...
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展望
2
2009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 但是,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主要是“外生”的(刘云刚等, 2008 ; 刘云刚, 2009 ),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和思维色彩,相对忽略了中西方政治地理思维的诸多不同.例如讲战争,中国传统讲求维系“王道”,而西方则强调领土占有,追求“霸道”;又如讲边界,中国传统思想更强调中央对周边的影响,构建中心—外围的王权体系,而西方更强调边界的明晰性,主张分疆划地;再如讲民族,西方侧重群体间的冲突斗争,而中国更强调德治天下,倡导民族的融合而非分离,等等.因此,仅仅基于西方的政治地理概念解读中国现象会产生“反向格义”问题(刘笑敢, 2006 ; 唐晓峰, 2009 ),不仅易导致对中国概念的误读,如“一带一路”、“一国两制”等;也极易忽略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地理问题,如行政层级、中央—地方关系、首都—边疆治理等.反过来,许多重要的西方政治地理概念在中国由于缺乏本土文化和社会背景而难以运用,如女性主义、种族、选举等. ...
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展望
2
2009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 但是,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主要是“外生”的(刘云刚等, 2008 ; 刘云刚, 2009 ),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和思维色彩,相对忽略了中西方政治地理思维的诸多不同.例如讲战争,中国传统讲求维系“王道”,而西方则强调领土占有,追求“霸道”;又如讲边界,中国传统思想更强调中央对周边的影响,构建中心—外围的王权体系,而西方更强调边界的明晰性,主张分疆划地;再如讲民族,西方侧重群体间的冲突斗争,而中国更强调德治天下,倡导民族的融合而非分离,等等.因此,仅仅基于西方的政治地理概念解读中国现象会产生“反向格义”问题(刘笑敢, 2006 ; 唐晓峰, 2009 ),不仅易导致对中国概念的误读,如“一带一路”、“一国两制”等;也极易忽略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地理问题,如行政层级、中央—地方关系、首都—边疆治理等.反过来,许多重要的西方政治地理概念在中国由于缺乏本土文化和社会背景而难以运用,如女性主义、种族、选举等. ...
a. 尺度的人文地理内涵与尺度政治: 基于1980年代以来英语圈人文地理学的尺度研究
1
2011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a. 尺度的人文地理内涵与尺度政治: 基于1980年代以来英语圈人文地理学的尺度研究
1
2011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b. 三鹿奶粉事件的尺度政治分析
1
2011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b. 三鹿奶粉事件的尺度政治分析
1
2011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中国地理学的二元结构
1
2008
... 但是,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主要是“外生”的(刘云刚等, 2008 ; 刘云刚, 2009 ),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和思维色彩,相对忽略了中西方政治地理思维的诸多不同.例如讲战争,中国传统讲求维系“王道”,而西方则强调领土占有,追求“霸道”;又如讲边界,中国传统思想更强调中央对周边的影响,构建中心—外围的王权体系,而西方更强调边界的明晰性,主张分疆划地;再如讲民族,西方侧重群体间的冲突斗争,而中国更强调德治天下,倡导民族的融合而非分离,等等.因此,仅仅基于西方的政治地理概念解读中国现象会产生“反向格义”问题(刘笑敢, 2006 ; 唐晓峰, 2009 ),不仅易导致对中国概念的误读,如“一带一路”、“一国两制”等;也极易忽略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地理问题,如行政层级、中央—地方关系、首都—边疆治理等.反过来,许多重要的西方政治地理概念在中国由于缺乏本土文化和社会背景而难以运用,如女性主义、种族、选举等. ...
中国地理学的二元结构
1
2008
... 但是,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主要是“外生”的(刘云刚等, 2008 ; 刘云刚, 2009 ),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和思维色彩,相对忽略了中西方政治地理思维的诸多不同.例如讲战争,中国传统讲求维系“王道”,而西方则强调领土占有,追求“霸道”;又如讲边界,中国传统思想更强调中央对周边的影响,构建中心—外围的王权体系,而西方更强调边界的明晰性,主张分疆划地;再如讲民族,西方侧重群体间的冲突斗争,而中国更强调德治天下,倡导民族的融合而非分离,等等.因此,仅仅基于西方的政治地理概念解读中国现象会产生“反向格义”问题(刘笑敢, 2006 ; 唐晓峰, 2009 ),不仅易导致对中国概念的误读,如“一带一路”、“一国两制”等;也极易忽略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地理问题,如行政层级、中央—地方关系、首都—边疆治理等.反过来,许多重要的西方政治地理概念在中国由于缺乏本土文化和社会背景而难以运用,如女性主义、种族、选举等. ...
空间、权力与领域: 领域的政治地理研究综述与展望
1
2015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空间、权力与领域: 领域的政治地理研究综述与展望
1
2015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1
1974
... 对此,唐代柳宗元(1974) 作《封建论》驳斥分封制的弊端,认为封建导致“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造成人才的浪费;北宋苏轼也反对分封制,在《秦废封建》中认为,“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因此封建是“争之端而乱之始”.自宋以后,采用分封制越来越少,正如王夫之所言,“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即使采用也往往“分封而不锡(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不过,随着中国自宋至清几经周边少数民族统治,一些学者又开始反思分封制的好处和郡县制的弊端.如明代冯梦龙在《智囊全集》中就提到有人认为“宋之弱,由削节镇之权故”(他本人并不赞成);明代顾炎武和清末俞樾也分别在《郡县论》和《封建郡县说》中提出郡县制是“常有盗贼戎翟之祸”的重要原因,建议将两种制度整合起来. ...
1
1974
... 对此,唐代柳宗元(1974) 作《封建论》驳斥分封制的弊端,认为封建导致“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造成人才的浪费;北宋苏轼也反对分封制,在《秦废封建》中认为,“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因此封建是“争之端而乱之始”.自宋以后,采用分封制越来越少,正如王夫之所言,“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即使采用也往往“分封而不锡(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不过,随着中国自宋至清几经周边少数民族统治,一些学者又开始反思分封制的好处和郡县制的弊端.如明代冯梦龙在《智囊全集》中就提到有人认为“宋之弱,由削节镇之权故”(他本人并不赞成);明代顾炎武和清末俞樾也分别在《郡县论》和《封建郡县说》中提出郡县制是“常有盗贼戎翟之祸”的重要原因,建议将两种制度整合起来. ...
政治地理学的一些理论问题
1
1986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政治地理学的一些理论问题
1
1986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中国政治思想史
3
2012
... 因此,我们在“外求”的同时必须加强“内省”.在了解和熟悉西方政治地理学科发展动态的同时,也需兼顾本土的思想传承、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现实问题需求.中国有悠久的政治文化和丰富的政治地理实践,如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诸葛亮的“隆中对”等,这些古代思想能为构建中国政治地理理论提供灵感.对于既有政治地理思想的整理,实际上历史(地理)学者已有不少积累(如周振鹤, 2009b ; 唐晓峰, 2010 ; 陶希圣, 2011 ; 萧公权, 2011 ; 吕思勉, 2012 ).但这些整理多侧重于史料真伪的辨识而非其背后的政治地理理论总结,因此很难被直接运用于当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体系构建,而这正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
... 本文中“古代”涵盖从先秦到晚清近4000年的历史.“思想”指知识、观念和实践背后的思维方式,可近似将其理解为尚不够系统的“理论”思考.本文使用的史料主要来自以下3个方面：一是观点类.主要来自古代关于政治地理议题的专著(如《封建论》)、汇编(如《读史方舆纪要》)和辩论记录(如《盐铁论》);二是策略类.主要从历史典籍中摘取与政治地理相关的施政方针(如《管子》)、名臣奏章(如《削藩策》)和外交—军事策略(如《战国策》);三是研究类.即根据相关历史记述,归纳中国古代政治地理实践特征及思维方式的资料(如对古代地缘枢纽的判断和户籍制度的梳理).总体上,这3个方面对史料原始记录的保留程度逐渐递减,而来自笔者的解读逐渐增多.本文的部分观点还借鉴了近现代对古代历史思想的归纳和研究成果,如吕思勉(2012) 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周振鹤(1995; 2009b)对古代行政区划变迁的分析. ...
... 第三,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是有其历史时代背景和局限性的.一方面,中国人向来崇古(吕思勉, 2012 ),但对古典的解读往往因时而变.如对于孔子关于夷夏之辨的论断,汉唐强调文化之别,宋明强调种族之分,不同的解读与当时的民族关系和政治需要密切相关.再如,柳宗元赞成郡县制的时代背景是“安史之乱”刚被平定、地方割据之弊突出;而顾炎武等人提出综合郡县制和封建制的优劣部分由于目睹了外夷的入侵和国家军事力量积弱.另一方面,中国古代虽然不乏对很多政治地理问题的精深论断,但是不一定系统,更不一定正确.如苏洵和毛泽东都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造成兵力分散和“出不可继”.更重要的是,自汉朝“独尊儒术”和隋朝实行科举以来,很多儒生缺乏对内外关系的常识和兴趣,由此导致政治地理思想出现停滞.如吕思勉(2012)认为,中国古代科举制导致所取之士学非所用、治民之官日少;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指出,很多通过科举招募的官员虽白首于庠序,但是“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南怀瑾认为“宋、元则误于理学之清谈,以积弱为能事而已”.这也是本文梳理的古代政治地理思想中宋代以后内容较少的原因之一.因此,对古代政治地理思想既应总结规律、取其精华,也要审时度势、汲取教训,不能不顾时代局限盲目移植应用到当代. ...
中国政治思想史
3
2012
... 因此,我们在“外求”的同时必须加强“内省”.在了解和熟悉西方政治地理学科发展动态的同时,也需兼顾本土的思想传承、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现实问题需求.中国有悠久的政治文化和丰富的政治地理实践,如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诸葛亮的“隆中对”等,这些古代思想能为构建中国政治地理理论提供灵感.对于既有政治地理思想的整理,实际上历史(地理)学者已有不少积累(如周振鹤, 2009b ; 唐晓峰, 2010 ; 陶希圣, 2011 ; 萧公权, 2011 ; 吕思勉, 2012 ).但这些整理多侧重于史料真伪的辨识而非其背后的政治地理理论总结,因此很难被直接运用于当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体系构建,而这正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
... 本文中“古代”涵盖从先秦到晚清近4000年的历史.“思想”指知识、观念和实践背后的思维方式,可近似将其理解为尚不够系统的“理论”思考.本文使用的史料主要来自以下3个方面：一是观点类.主要来自古代关于政治地理议题的专著(如《封建论》)、汇编(如《读史方舆纪要》)和辩论记录(如《盐铁论》);二是策略类.主要从历史典籍中摘取与政治地理相关的施政方针(如《管子》)、名臣奏章(如《削藩策》)和外交—军事策略(如《战国策》);三是研究类.即根据相关历史记述,归纳中国古代政治地理实践特征及思维方式的资料(如对古代地缘枢纽的判断和户籍制度的梳理).总体上,这3个方面对史料原始记录的保留程度逐渐递减,而来自笔者的解读逐渐增多.本文的部分观点还借鉴了近现代对古代历史思想的归纳和研究成果,如吕思勉(2012) 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周振鹤(1995; 2009b)对古代行政区划变迁的分析. ...
... 第三,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是有其历史时代背景和局限性的.一方面,中国人向来崇古(吕思勉, 2012 ),但对古典的解读往往因时而变.如对于孔子关于夷夏之辨的论断,汉唐强调文化之别,宋明强调种族之分,不同的解读与当时的民族关系和政治需要密切相关.再如,柳宗元赞成郡县制的时代背景是“安史之乱”刚被平定、地方割据之弊突出;而顾炎武等人提出综合郡县制和封建制的优劣部分由于目睹了外夷的入侵和国家军事力量积弱.另一方面,中国古代虽然不乏对很多政治地理问题的精深论断,但是不一定系统,更不一定正确.如苏洵和毛泽东都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造成兵力分散和“出不可继”.更重要的是,自汉朝“独尊儒术”和隋朝实行科举以来,很多儒生缺乏对内外关系的常识和兴趣,由此导致政治地理思想出现停滞.如吕思勉(2012)认为,中国古代科举制导致所取之士学非所用、治民之官日少;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指出,很多通过科举招募的官员虽白首于庠序,但是“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南怀瑾认为“宋、元则误于理学之清谈,以积弱为能事而已”.这也是本文梳理的古代政治地理思想中宋代以后内容较少的原因之一.因此,对古代政治地理思想既应总结规律、取其精华,也要审时度势、汲取教训,不能不顾时代局限盲目移植应用到当代. ...
两宋户籍制度问题
1
1982
... 因此,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与田制、税收和基层管理制度相辅相成,且随各个朝代的政治地理背景不断演进(梁方仲, 1980 ; 张庆五, 1982 ).在商周时期,户籍制度比较粗糙,天子也不知道全国人口的确切数字,从而出现周宣王“料民于太原”的情况(见《史记·周本纪》);税收的设计则强调随土地生产力的多少而变化——任土做贡、相地而衰,以使“民不移”.秦汉主要征收田租和人头税,因此户籍中主要登记个人的年龄、性别和爵位/官职等信息,且无论男女都登记在册.魏晋至隋朝,税收以租调制为主,因此户籍登记主要以户为单位,且随着均田制的实行,开始将土地数等信息纳入户籍登记中.唐朝前期税收基本承隋制,安史之乱后推行两税法,以贫富等级作为主要纳税依据,因此户籍中逐渐加入户等信息.宋明时期,逐渐以田地和财产为税基,因此户籍登记中户口与地界、资产的信息并重(曹端波, 2008 ),且户口登记中侧重丁口而忽略女口(穆朝庆, 1982 ).清朝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后,户籍不再与税赋挂钩,而主要承担人口普查的功能. ...
两宋户籍制度问题
1
1982
... 因此,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与田制、税收和基层管理制度相辅相成,且随各个朝代的政治地理背景不断演进(梁方仲, 1980 ; 张庆五, 1982 ).在商周时期,户籍制度比较粗糙,天子也不知道全国人口的确切数字,从而出现周宣王“料民于太原”的情况(见《史记·周本纪》);税收的设计则强调随土地生产力的多少而变化——任土做贡、相地而衰,以使“民不移”.秦汉主要征收田租和人头税,因此户籍中主要登记个人的年龄、性别和爵位/官职等信息,且无论男女都登记在册.魏晋至隋朝,税收以租调制为主,因此户籍登记主要以户为单位,且随着均田制的实行,开始将土地数等信息纳入户籍登记中.唐朝前期税收基本承隋制,安史之乱后推行两税法,以贫富等级作为主要纳税依据,因此户籍中逐渐加入户等信息.宋明时期,逐渐以田地和财产为税基,因此户籍登记中户口与地界、资产的信息并重(曹端波, 2008 ),且户口登记中侧重丁口而忽略女口(穆朝庆, 1982 ).清朝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后,户籍不再与税赋挂钩,而主要承担人口普查的功能. ...
贞观政要
1
2009
... 不过,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二者的优劣几千年始终争论不休.如汉朝在承袭秦朝郡县制的同时推行封国制(包括王国和侯国),后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数不奉法”.为此,西汉的贾谊(2000)、晁错和主父偃等分别提出“建分以须之”和“推恩令”等削藩的策略,但是几经波折,从汉文帝直到汉武帝时期才成功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西晋初年,晋武帝分封27个同姓王,以郡为国.唐太宗明确提出不实行分封制,认为郡县制“爵非世及,用贤之路斯广;民无定主,附下之情不固”(骈宇骞等, 2009 ),但随着唐朝开疆拓土,在边疆地区设立了不少军政合一的兵镇,终在唐玄宗时期引发长达7年多的“安史之乱”. ...
贞观政要
1
2009
... 不过,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二者的优劣几千年始终争论不休.如汉朝在承袭秦朝郡县制的同时推行封国制(包括王国和侯国),后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数不奉法”.为此,西汉的贾谊(2000)、晁错和主父偃等分别提出“建分以须之”和“推恩令”等削藩的策略,但是几经波折,从汉文帝直到汉武帝时期才成功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西晋初年,晋武帝分封27个同姓王,以郡为国.唐太宗明确提出不实行分封制,认为郡县制“爵非世及,用贤之路斯广;民无定主,附下之情不固”(骈宇骞等, 2009 ),但随着唐朝开疆拓土,在边疆地区设立了不少军政合一的兵镇,终在唐玄宗时期引发长达7年多的“安史之乱”. ...
中国古都和文化
1
1998
... 中国古代对都城选址的讨论很多,其中重点强调以下3个方面因素：首先,都城应位于领土中间,以便于吸纳全国的赋税等资源和控制各个地区.如《史记·周本纪》中周公在迁都洛邑时的主要考虑就是“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管仲、吕不韦、董仲舒等在论及都城选址时,也都强调“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洛阳在古代多次被选为都城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居于天下之中,因此能够“均舟车之凑”,而不用“劳于转输”.其次,都城需要在军事和交通上处于战略位置.管仲很早就强调都城选址要“因天之固,归地之利”;汉朝娄敬也敏锐地指出,秦朝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关中“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既有丰腴的“八百里秦川”又有“崤函之固”等天险,因此汉朝也应选择西安作为都城.而开封和南京由于缺乏要塞,选取两地作为都城的朝代面临较大的领土安全挑战(葛剑雄, 1996 ; 史念海, 1998 ).第三,风水条件也是都城选址考虑的重要因素.中国历史上的都城选址时多“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大多选取“依山傍水”的区位.如洛阳四周有九条山脉朝拱,九道河流环绕,风水形势甲于天下.武则天在《以郑汴等州为畿制》诏书中认为,“洛阳六气运行,均霜露而调序;山川形胜,祥祉荐臻,远无乾心,近收亡欲”.在都城营建上,古代也十分强调占据风水的优势.如《吴越春秋》中就记载伍子胥“象天法地”营造吴国都城,设置“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 ...
中国古都和文化
1
1998
... 中国古代对都城选址的讨论很多,其中重点强调以下3个方面因素：首先,都城应位于领土中间,以便于吸纳全国的赋税等资源和控制各个地区.如《史记·周本纪》中周公在迁都洛邑时的主要考虑就是“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管仲、吕不韦、董仲舒等在论及都城选址时,也都强调“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洛阳在古代多次被选为都城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居于天下之中,因此能够“均舟车之凑”,而不用“劳于转输”.其次,都城需要在军事和交通上处于战略位置.管仲很早就强调都城选址要“因天之固,归地之利”;汉朝娄敬也敏锐地指出,秦朝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关中“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既有丰腴的“八百里秦川”又有“崤函之固”等天险,因此汉朝也应选择西安作为都城.而开封和南京由于缺乏要塞,选取两地作为都城的朝代面临较大的领土安全挑战(葛剑雄, 1996 ; 史念海, 1998 ).第三,风水条件也是都城选址考虑的重要因素.中国历史上的都城选址时多“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大多选取“依山傍水”的区位.如洛阳四周有九条山脉朝拱,九道河流环绕,风水形势甲于天下.武则天在《以郑汴等州为畿制》诏书中认为,“洛阳六气运行,均霜露而调序;山川形胜,祥祉荐臻,远无乾心,近收亡欲”.在都城营建上,古代也十分强调占据风水的优势.如《吴越春秋》中就记载伍子胥“象天法地”营造吴国都城,设置“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 ...
秦始皇本纪
1
2007
... 对中央—地方行政体系划分的相关讨论集中在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2个方面.前者主要体现为对分封制和郡县制的评判.先秦时期主要采取分封制,其中中央—地方的关系以礼仪为主要的维系力量,天子对很多地区的统治仅存在名义上的控制权.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新帝国应采取何种行政制度展开了讨论(司马迁, 2007 ).丞相王绾认为边远地区不好控制,建议实行分封制,封子孙做诸侯王;廷尉李斯反对,认为分封制虽然刚开始能够依靠血缘关系维系封地稳定,但数世之后往往会爆发争地争权的冲突,“相攻击如仇雠”,因此建议实行郡县制,“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郡县制被秦始皇采纳,并成为后世中央统治地方的主要方式. ...
秦始皇本纪
1
2007
... 对中央—地方行政体系划分的相关讨论集中在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2个方面.前者主要体现为对分封制和郡县制的评判.先秦时期主要采取分封制,其中中央—地方的关系以礼仪为主要的维系力量,天子对很多地区的统治仅存在名义上的控制权.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新帝国应采取何种行政制度展开了讨论(司马迁, 2007 ).丞相王绾认为边远地区不好控制,建议实行分封制,封子孙做诸侯王;廷尉李斯反对,认为分封制虽然刚开始能够依靠血缘关系维系封地稳定,但数世之后往往会爆发争地争权的冲突,“相攻击如仇雠”,因此建议实行郡县制,“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郡县制被秦始皇采纳,并成为后世中央统治地方的主要方式. ...
现代政治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基础理论: 琼斯的统一场论
1
1990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现代政治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基础理论: 琼斯的统一场论
1
1990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1
2009
... 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战略枢纽的讨论.如范睢认为,“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了荆州和益州的重要区位,认为夺取两地可以成就霸业;唐朝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归纳了全国各地的地理特征,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李吉甫, 1983 );明清时期顾祖禹(2005)系统整理了历代关于山川险易、州域形势的论断.1934年冀朝鼎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中国古代“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并着重从水利工程的角度阐释了基本经济区对稳定古代王朝政治统治的意义(Chi, 1936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略稿》中也指出,“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独成帝业”.近年来陈彦光、宋杰、姚晓瑞等地理学者也归纳过中国古代的战略枢纽(姚晓瑞, 2007 ; 宋杰, 2009 ; 陈彦光, 2011 ). ...
1
2009
... 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战略枢纽的讨论.如范睢认为,“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了荆州和益州的重要区位,认为夺取两地可以成就霸业;唐朝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归纳了全国各地的地理特征,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李吉甫, 1983 );明清时期顾祖禹(2005)系统整理了历代关于山川险易、州域形势的论断.1934年冀朝鼎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中国古代“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并着重从水利工程的角度阐释了基本经济区对稳定古代王朝政治统治的意义(Chi, 1936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略稿》中也指出,“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独成帝业”.近年来陈彦光、宋杰、姚晓瑞等地理学者也归纳过中国古代的战略枢纽(姚晓瑞, 2007 ; 宋杰, 2009 ; 陈彦光, 2011 ). ...
先秦时期晋陕北部的戎狄与古代北方的三元人文地理结构
1
2003
... 中国古代对民族关系的分析以华夷之辨为基础,涉及民族的形成、对民族地区的治理和对周边民族地区的征服等内容.中国早在周朝就出现了华夷之辨,不过几千年来不同时期对宗族、文化和地域的侧重不同.如《左传》中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般认为是强调宗族差别;何休和韩愈等对《春秋》的解读则重文化而轻种族——“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还有一些观点侧重地域差别,如《汉书·地理志》中指出“古有分土,亡分民”;陈寅恪(2012)指出,某个种族在某地居住过后人们往往将当地居民均说成为某族人;唐晓峰(2003) 也指出,戎狄与匈奴的汉化程度和生产方式存在较大差别. ...
先秦时期晋陕北部的戎狄与古代北方的三元人文地理结构
1
2003
... 中国古代对民族关系的分析以华夷之辨为基础,涉及民族的形成、对民族地区的治理和对周边民族地区的征服等内容.中国早在周朝就出现了华夷之辨,不过几千年来不同时期对宗族、文化和地域的侧重不同.如《左传》中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般认为是强调宗族差别;何休和韩愈等对《春秋》的解读则重文化而轻种族——“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还有一些观点侧重地域差别,如《汉书·地理志》中指出“古有分土,亡分民”;陈寅恪(2012)指出,某个种族在某地居住过后人们往往将当地居民均说成为某族人;唐晓峰(2003) 也指出,戎狄与匈奴的汉化程度和生产方式存在较大差别. ...
“反向格义”与中国地理学史研究
1
2009
... 但是,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主要是“外生”的(刘云刚等, 2008 ; 刘云刚, 2009 ),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和思维色彩,相对忽略了中西方政治地理思维的诸多不同.例如讲战争,中国传统讲求维系“王道”,而西方则强调领土占有,追求“霸道”;又如讲边界,中国传统思想更强调中央对周边的影响,构建中心—外围的王权体系,而西方更强调边界的明晰性,主张分疆划地;再如讲民族,西方侧重群体间的冲突斗争,而中国更强调德治天下,倡导民族的融合而非分离,等等.因此,仅仅基于西方的政治地理概念解读中国现象会产生“反向格义”问题(刘笑敢, 2006 ; 唐晓峰, 2009 ),不仅易导致对中国概念的误读,如“一带一路”、“一国两制”等;也极易忽略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地理问题,如行政层级、中央—地方关系、首都—边疆治理等.反过来,许多重要的西方政治地理概念在中国由于缺乏本土文化和社会背景而难以运用,如女性主义、种族、选举等. ...
“反向格义”与中国地理学史研究
1
2009
... 但是,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主要是“外生”的(刘云刚等, 2008 ; 刘云刚, 2009 ),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和思维色彩,相对忽略了中西方政治地理思维的诸多不同.例如讲战争,中国传统讲求维系“王道”,而西方则强调领土占有,追求“霸道”;又如讲边界,中国传统思想更强调中央对周边的影响,构建中心—外围的王权体系,而西方更强调边界的明晰性,主张分疆划地;再如讲民族,西方侧重群体间的冲突斗争,而中国更强调德治天下,倡导民族的融合而非分离,等等.因此,仅仅基于西方的政治地理概念解读中国现象会产生“反向格义”问题(刘笑敢, 2006 ; 唐晓峰, 2009 ),不仅易导致对中国概念的误读,如“一带一路”、“一国两制”等;也极易忽略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地理问题,如行政层级、中央—地方关系、首都—边疆治理等.反过来,许多重要的西方政治地理概念在中国由于缺乏本土文化和社会背景而难以运用,如女性主义、种族、选举等. ...
从混沌到秩序: 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
2
2010
... 因此,我们在“外求”的同时必须加强“内省”.在了解和熟悉西方政治地理学科发展动态的同时,也需兼顾本土的思想传承、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现实问题需求.中国有悠久的政治文化和丰富的政治地理实践,如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诸葛亮的“隆中对”等,这些古代思想能为构建中国政治地理理论提供灵感.对于既有政治地理思想的整理,实际上历史(地理)学者已有不少积累(如周振鹤, 2009b ; 唐晓峰, 2010 ; 陶希圣, 2011 ; 萧公权, 2011 ; 吕思勉, 2012 ).但这些整理多侧重于史料真伪的辨识而非其背后的政治地理理论总结,因此很难被直接运用于当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体系构建,而这正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
...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的战略枢纽主要被长城、黄河和长江“三横”和巫山—太行—大兴安岭“一纵”分割为十大区域,其中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和成都位于汉族文化—经济区的腹地中心,是历史上不同时期的都城所在地;不同文化—经济区的周边形成了众多军事要塞,尤其以秦岭—淮河沿线的淮南、荆襄、汉中和长城沿线的嘉峪关、大同、赤峰和山海关为代表(图2 ).从秦汉到唐朝的地缘关系,主要表现为东西之间的对立,且多是关西的国家征服关东的国家建立统一帝国;宋朝以后的地缘关系,主要表现为南北之间的对立,且多是北方政权征服南方政权.从政治地理角度看,主要原因是东方和南方都以平原为主,无险可守.不过,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从地势和风水角度解释的说法,这方面部分表现为中国古代祭祀格局(田天, 2011 )与领土秩序观(唐晓峰, 2010 )的形成. ...
从混沌到秩序: 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
2
2010
... 因此,我们在“外求”的同时必须加强“内省”.在了解和熟悉西方政治地理学科发展动态的同时,也需兼顾本土的思想传承、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现实问题需求.中国有悠久的政治文化和丰富的政治地理实践,如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诸葛亮的“隆中对”等,这些古代思想能为构建中国政治地理理论提供灵感.对于既有政治地理思想的整理,实际上历史(地理)学者已有不少积累(如周振鹤, 2009b ; 唐晓峰, 2010 ; 陶希圣, 2011 ; 萧公权, 2011 ; 吕思勉, 2012 ).但这些整理多侧重于史料真伪的辨识而非其背后的政治地理理论总结,因此很难被直接运用于当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体系构建,而这正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
...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的战略枢纽主要被长城、黄河和长江“三横”和巫山—太行—大兴安岭“一纵”分割为十大区域,其中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和成都位于汉族文化—经济区的腹地中心,是历史上不同时期的都城所在地;不同文化—经济区的周边形成了众多军事要塞,尤其以秦岭—淮河沿线的淮南、荆襄、汉中和长城沿线的嘉峪关、大同、赤峰和山海关为代表(图2 ).从秦汉到唐朝的地缘关系,主要表现为东西之间的对立,且多是关西的国家征服关东的国家建立统一帝国;宋朝以后的地缘关系,主要表现为南北之间的对立,且多是北方政权征服南方政权.从政治地理角度看,主要原因是东方和南方都以平原为主,无险可守.不过,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从地势和风水角度解释的说法,这方面部分表现为中国古代祭祀格局(田天, 2011 )与领土秩序观(唐晓峰, 2010 )的形成. ...
1
2011
... 因此,我们在“外求”的同时必须加强“内省”.在了解和熟悉西方政治地理学科发展动态的同时,也需兼顾本土的思想传承、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现实问题需求.中国有悠久的政治文化和丰富的政治地理实践,如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诸葛亮的“隆中对”等,这些古代思想能为构建中国政治地理理论提供灵感.对于既有政治地理思想的整理,实际上历史(地理)学者已有不少积累(如周振鹤, 2009b ; 唐晓峰, 2010 ; 陶希圣, 2011 ; 萧公权, 2011 ; 吕思勉, 2012 ).但这些整理多侧重于史料真伪的辨识而非其背后的政治地理理论总结,因此很难被直接运用于当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体系构建,而这正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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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 因此,我们在“外求”的同时必须加强“内省”.在了解和熟悉西方政治地理学科发展动态的同时,也需兼顾本土的思想传承、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现实问题需求.中国有悠久的政治文化和丰富的政治地理实践,如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诸葛亮的“隆中对”等,这些古代思想能为构建中国政治地理理论提供灵感.对于既有政治地理思想的整理,实际上历史(地理)学者已有不少积累(如周振鹤, 2009b ; 唐晓峰, 2010 ; 陶希圣, 2011 ; 萧公权, 2011 ; 吕思勉, 2012 ).但这些整理多侧重于史料真伪的辨识而非其背后的政治地理理论总结,因此很难被直接运用于当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体系构建,而这正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
秦代山川祭祀格局研究
1
2011
...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的战略枢纽主要被长城、黄河和长江“三横”和巫山—太行—大兴安岭“一纵”分割为十大区域,其中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和成都位于汉族文化—经济区的腹地中心,是历史上不同时期的都城所在地;不同文化—经济区的周边形成了众多军事要塞,尤其以秦岭—淮河沿线的淮南、荆襄、汉中和长城沿线的嘉峪关、大同、赤峰和山海关为代表(图2 ).从秦汉到唐朝的地缘关系,主要表现为东西之间的对立,且多是关西的国家征服关东的国家建立统一帝国;宋朝以后的地缘关系,主要表现为南北之间的对立,且多是北方政权征服南方政权.从政治地理角度看,主要原因是东方和南方都以平原为主,无险可守.不过,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从地势和风水角度解释的说法,这方面部分表现为中国古代祭祀格局(田天, 2011 )与领土秩序观(唐晓峰, 2010 )的形成. ...
秦代山川祭祀格局研究
1
2011
...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的战略枢纽主要被长城、黄河和长江“三横”和巫山—太行—大兴安岭“一纵”分割为十大区域,其中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和成都位于汉族文化—经济区的腹地中心,是历史上不同时期的都城所在地;不同文化—经济区的周边形成了众多军事要塞,尤其以秦岭—淮河沿线的淮南、荆襄、汉中和长城沿线的嘉峪关、大同、赤峰和山海关为代表(图2 ).从秦汉到唐朝的地缘关系,主要表现为东西之间的对立,且多是关西的国家征服关东的国家建立统一帝国;宋朝以后的地缘关系,主要表现为南北之间的对立,且多是北方政权征服南方政权.从政治地理角度看,主要原因是东方和南方都以平原为主,无险可守.不过,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从地势和风水角度解释的说法,这方面部分表现为中国古代祭祀格局(田天, 2011 )与领土秩序观(唐晓峰, 2010 )的形成. ...
1
1998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1
1998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a. 尺度概念的演化与尺度的本质: 基于二次抽象的尺度认识论
1
2015
... 伴随中国古代从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转变,中央—地方的领土形式也从水平的同心圆(五服)向垂直的金字塔(郡—县)转变(王丰龙等, 2015a ).因此,郡县制的行政区划层级、幅员和边界设定逐渐成为秦代以后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地理过程.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混合了由郡—县等构成的“嵌套式”垂直等级和由路、道等构成的“马赛克”式水平范围,既有基于行政边界的领土涵义也有基于行政权限的官职(如监察区、转运使)涵义.不过,中国古代的官员和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较少,主要体现在对行政区划沿革的记录和考证——如《禹贡》《水经注》《禹贡地域图》《历代地理指掌图》《历代舆地图》等. ...
a. 尺度概念的演化与尺度的本质: 基于二次抽象的尺度认识论
1
2015
... 伴随中国古代从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转变,中央—地方的领土形式也从水平的同心圆(五服)向垂直的金字塔(郡—县)转变(王丰龙等, 2015a ).因此,郡县制的行政区划层级、幅员和边界设定逐渐成为秦代以后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地理过程.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混合了由郡—县等构成的“嵌套式”垂直等级和由路、道等构成的“马赛克”式水平范围,既有基于行政边界的领土涵义也有基于行政权限的官职(如监察区、转运使)涵义.不过,中国古代的官员和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较少,主要体现在对行政区划沿革的记录和考证——如《禹贡》《水经注》《禹贡地域图》《历代地理指掌图》《历代舆地图》等. ...
b. 治理术与地理学: 研究述评与展望
1
2015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b. 治理术与地理学: 研究述评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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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1
1988
... 除了普通百姓外,军队和统治阶层与国家的关系也是国—民关系的重要维度.总体上,中国古代军队和统治阶层的构成与中央—地方关系联动变化.先秦时期中国主要实行分封制,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相比处于绝对优势,战争中的军队成员主要是贵族精英(雷海宗, 2012 ).秦至唐中国主要实行郡县制,相应地,官僚阶层逐步替代封建贵族,出现了匈奴、鲜卑等强大的少数民族,军队从秦朝的征兵制转向职业化的募兵制.宋朝以后,为了控制地方权力推行条块分割的郡县制,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和王安石改差役为雇役,出现了专门辅助官僚阶层的吏和乡绅(吴晗等, 1988 ; 赵世瑜, 1994 ).不过,可能涉及的话题在中国古代较为敏感,关于这方面讨论的记载不多;加之这方面内容与地理的关系不太紧密,这里不予详述. ...
1
1988
... 除了普通百姓外,军队和统治阶层与国家的关系也是国—民关系的重要维度.总体上,中国古代军队和统治阶层的构成与中央—地方关系联动变化.先秦时期中国主要实行分封制,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相比处于绝对优势,战争中的军队成员主要是贵族精英(雷海宗, 2012 ).秦至唐中国主要实行郡县制,相应地,官僚阶层逐步替代封建贵族,出现了匈奴、鲜卑等强大的少数民族,军队从秦朝的征兵制转向职业化的募兵制.宋朝以后,为了控制地方权力推行条块分割的郡县制,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和王安石改差役为雇役,出现了专门辅助官僚阶层的吏和乡绅(吴晗等, 1988 ; 赵世瑜, 1994 ).不过,可能涉及的话题在中国古代较为敏感,关于这方面讨论的记载不多;加之这方面内容与地理的关系不太紧密,这里不予详述. ...
1
2011
... 因此,我们在“外求”的同时必须加强“内省”.在了解和熟悉西方政治地理学科发展动态的同时,也需兼顾本土的思想传承、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现实问题需求.中国有悠久的政治文化和丰富的政治地理实践,如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诸葛亮的“隆中对”等,这些古代思想能为构建中国政治地理理论提供灵感.对于既有政治地理思想的整理,实际上历史(地理)学者已有不少积累(如周振鹤, 2009b ; 唐晓峰, 2010 ; 陶希圣, 2011 ; 萧公权, 2011 ; 吕思勉, 2012 ).但这些整理多侧重于史料真伪的辨识而非其背后的政治地理理论总结,因此很难被直接运用于当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体系构建,而这正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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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 因此,我们在“外求”的同时必须加强“内省”.在了解和熟悉西方政治地理学科发展动态的同时,也需兼顾本土的思想传承、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现实问题需求.中国有悠久的政治文化和丰富的政治地理实践,如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诸葛亮的“隆中对”等,这些古代思想能为构建中国政治地理理论提供灵感.对于既有政治地理思想的整理,实际上历史(地理)学者已有不少积累(如周振鹤, 2009b ; 唐晓峰, 2010 ; 陶希圣, 2011 ; 萧公权, 2011 ; 吕思勉, 2012 ).但这些整理多侧重于史料真伪的辨识而非其背后的政治地理理论总结,因此很难被直接运用于当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体系构建,而这正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
秦汉户籍管理制度研究
1
2007
... 关于国—民关系的另一重要讨论围绕关于人口控制和税赋征收的户籍制度展开.户籍制度可上溯到商周时期.如《史记》记载“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殷商甲骨文残片中也出现“登人”字样;《周礼·秋官》中司民专门负责“登万民之数”.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的“五鄙”制度和齐楚等国的书社制度可算作户籍制度的雏形(杨际平, 2007 ).不过,系统的户籍制度应该始自商鞅变法.商鞅建立了名籍制,扩充了户口登记的信息,区分了不同阶层的户籍,并将户籍与田宅进行绑定.汉朝继承并发展了户籍制度,专门置户曹史等管理户口,并制定了《户律》,登记的内容除姓名、住址外还包含爵位、年龄、身长、肤色、訾产等信息(朱绍侯, 1963 ).在中国古代,户籍是作军役、令贡赋、均土地、控制人口流动和强化地方管理等的基础.如刘邦攻破咸阳后,萧何抢收秦国图籍,从而“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疆弱之处、民所疾苦者”;南齐萧道成指出：“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 ...
秦汉户籍管理制度研究
1
2007
... 关于国—民关系的另一重要讨论围绕关于人口控制和税赋征收的户籍制度展开.户籍制度可上溯到商周时期.如《史记》记载“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殷商甲骨文残片中也出现“登人”字样;《周礼·秋官》中司民专门负责“登万民之数”.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的“五鄙”制度和齐楚等国的书社制度可算作户籍制度的雏形(杨际平, 2007 ).不过,系统的户籍制度应该始自商鞅变法.商鞅建立了名籍制,扩充了户口登记的信息,区分了不同阶层的户籍,并将户籍与田宅进行绑定.汉朝继承并发展了户籍制度,专门置户曹史等管理户口,并制定了《户律》,登记的内容除姓名、住址外还包含爵位、年龄、身长、肤色、訾产等信息(朱绍侯, 1963 ).在中国古代,户籍是作军役、令贡赋、均土地、控制人口流动和强化地方管理等的基础.如刘邦攻破咸阳后,萧何抢收秦国图籍,从而“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疆弱之处、民所疾苦者”;南齐萧道成指出：“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 ...
中国古代王朝战争的地缘模式探讨
1
2007
... 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战略枢纽的讨论.如范睢认为,“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了荆州和益州的重要区位,认为夺取两地可以成就霸业;唐朝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归纳了全国各地的地理特征,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李吉甫, 1983 );明清时期顾祖禹(2005)系统整理了历代关于山川险易、州域形势的论断.1934年冀朝鼎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中国古代“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并着重从水利工程的角度阐释了基本经济区对稳定古代王朝政治统治的意义(Chi, 1936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略稿》中也指出,“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独成帝业”.近年来陈彦光、宋杰、姚晓瑞等地理学者也归纳过中国古代的战略枢纽(姚晓瑞, 2007 ; 宋杰, 2009 ; 陈彦光, 2011 ). ...
中国古代王朝战争的地缘模式探讨
1
2007
... 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战略枢纽的讨论.如范睢认为,“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了荆州和益州的重要区位,认为夺取两地可以成就霸业;唐朝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归纳了全国各地的地理特征,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李吉甫, 1983 );明清时期顾祖禹(2005)系统整理了历代关于山川险易、州域形势的论断.1934年冀朝鼎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中国古代“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并着重从水利工程的角度阐释了基本经济区对稳定古代王朝政治统治的意义(Chi, 1936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略稿》中也指出,“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独成帝业”.近年来陈彦光、宋杰、姚晓瑞等地理学者也归纳过中国古代的战略枢纽(姚晓瑞, 2007 ; 宋杰, 2009 ; 陈彦光, 2011 ). ...
我国历代户籍制度概略
1
1982
... 因此,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与田制、税收和基层管理制度相辅相成,且随各个朝代的政治地理背景不断演进(梁方仲, 1980 ; 张庆五, 1982 ).在商周时期,户籍制度比较粗糙,天子也不知道全国人口的确切数字,从而出现周宣王“料民于太原”的情况(见《史记·周本纪》);税收的设计则强调随土地生产力的多少而变化——任土做贡、相地而衰,以使“民不移”.秦汉主要征收田租和人头税,因此户籍中主要登记个人的年龄、性别和爵位/官职等信息,且无论男女都登记在册.魏晋至隋朝,税收以租调制为主,因此户籍登记主要以户为单位,且随着均田制的实行,开始将土地数等信息纳入户籍登记中.唐朝前期税收基本承隋制,安史之乱后推行两税法,以贫富等级作为主要纳税依据,因此户籍中逐渐加入户等信息.宋明时期,逐渐以田地和财产为税基,因此户籍登记中户口与地界、资产的信息并重(曹端波, 2008 ),且户口登记中侧重丁口而忽略女口(穆朝庆, 1982 ).清朝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后,户籍不再与税赋挂钩,而主要承担人口普查的功能. ...
我国历代户籍制度概略
1
1982
... 因此,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与田制、税收和基层管理制度相辅相成,且随各个朝代的政治地理背景不断演进(梁方仲, 1980 ; 张庆五, 1982 ).在商周时期,户籍制度比较粗糙,天子也不知道全国人口的确切数字,从而出现周宣王“料民于太原”的情况(见《史记·周本纪》);税收的设计则强调随土地生产力的多少而变化——任土做贡、相地而衰,以使“民不移”.秦汉主要征收田租和人头税,因此户籍中主要登记个人的年龄、性别和爵位/官职等信息,且无论男女都登记在册.魏晋至隋朝,税收以租调制为主,因此户籍登记主要以户为单位,且随着均田制的实行,开始将土地数等信息纳入户籍登记中.唐朝前期税收基本承隋制,安史之乱后推行两税法,以贫富等级作为主要纳税依据,因此户籍中逐渐加入户等信息.宋明时期,逐渐以田地和财产为税基,因此户籍登记中户口与地界、资产的信息并重(曹端波, 2008 ),且户口登记中侧重丁口而忽略女口(穆朝庆, 1982 ).清朝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后,户籍不再与税赋挂钩,而主要承担人口普查的功能. ...
1
1991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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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科建设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科体系及其本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灵感,使之更好地体现本土智慧,继承历史传统,并培育形成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的语系和思维方式.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以介绍和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如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著作和教材(哈·麦金德等, 2010 ; 科林·弗林特等, 2016 ),在消化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吕康寿等, 1986 ; 鲍觉民, 1988 ),编写了中文教材(王恩涌等, 1998 ; 张文奎等, 1991 );引介了不少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李旭旦, 1985 ; 宋保平, 1990 ; 刘云刚, 2009 ; 刘云刚等, 2011a , 2015 ; 王丰龙等, 2015b ),并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刘云刚等, 2011b ; 胡志丁等, 2014 ; 安宁等, 2015 ). ...
1
1994
... 除了普通百姓外,军队和统治阶层与国家的关系也是国—民关系的重要维度.总体上,中国古代军队和统治阶层的构成与中央—地方关系联动变化.先秦时期中国主要实行分封制,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相比处于绝对优势,战争中的军队成员主要是贵族精英(雷海宗, 2012 ).秦至唐中国主要实行郡县制,相应地,官僚阶层逐步替代封建贵族,出现了匈奴、鲜卑等强大的少数民族,军队从秦朝的征兵制转向职业化的募兵制.宋朝以后,为了控制地方权力推行条块分割的郡县制,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和王安石改差役为雇役,出现了专门辅助官僚阶层的吏和乡绅(吴晗等, 1988 ; 赵世瑜, 1994 ).不过,可能涉及的话题在中国古代较为敏感,关于这方面讨论的记载不多;加之这方面内容与地理的关系不太紧密,这里不予详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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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 除了普通百姓外,军队和统治阶层与国家的关系也是国—民关系的重要维度.总体上,中国古代军队和统治阶层的构成与中央—地方关系联动变化.先秦时期中国主要实行分封制,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相比处于绝对优势,战争中的军队成员主要是贵族精英(雷海宗, 2012 ).秦至唐中国主要实行郡县制,相应地,官僚阶层逐步替代封建贵族,出现了匈奴、鲜卑等强大的少数民族,军队从秦朝的征兵制转向职业化的募兵制.宋朝以后,为了控制地方权力推行条块分割的郡县制,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和王安石改差役为雇役,出现了专门辅助官僚阶层的吏和乡绅(吴晗等, 1988 ; 赵世瑜, 1994 ).不过,可能涉及的话题在中国古代较为敏感,关于这方面讨论的记载不多;加之这方面内容与地理的关系不太紧密,这里不予详述. ...
历史上行政区划的等第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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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 总体上,中国古代行政区域划分主要涉及等第和幅员两大方面,二者随着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不断演变.自秦朝设立郡县制以来,中国古代大多数朝代都试图采取郡—县/道二级体制.但皇帝为了监察地方官员腐败行为、治理地区性灾害或镇压地方骚乱,会临时委任权限较大、管辖范围较广的官员管理若干一级行政区(如西汉的刺史、东汉的九卿、唐朝的巡察使和节度使、宋代的转运使、金代的行台省、元代的行中书省、明朝的巡抚总督、清朝的巡道和守道).随着这些临时设置官员权力的扩大或制度化,行政区划层级开始增加,行政体制向三级制乃至多级制转变.但是,行政区划的增加往往伴随高等级行政区幅员的扩大和中央—地方信息传递效率的下降,因此每隔一段时期(往往是新朝代建设初期)就会对过多的行政层级进行撤并,从而呈现出二级制与三级制的循环往复.值得注意的是,为加强统计和治理,中国古代也会在同一级别行政区(如县或州)中根据户口多寡和重要程度等划分不同等第,如赤畿望紧上中下等(周振鹤, 1995 );为了防止地方割据,还会利用行政边界的犬牙交错使地方力量互相钳制. ...
历史上行政区划的等第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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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 总体上,中国古代行政区域划分主要涉及等第和幅员两大方面,二者随着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不断演变.自秦朝设立郡县制以来,中国古代大多数朝代都试图采取郡—县/道二级体制.但皇帝为了监察地方官员腐败行为、治理地区性灾害或镇压地方骚乱,会临时委任权限较大、管辖范围较广的官员管理若干一级行政区(如西汉的刺史、东汉的九卿、唐朝的巡察使和节度使、宋代的转运使、金代的行台省、元代的行中书省、明朝的巡抚总督、清朝的巡道和守道).随着这些临时设置官员权力的扩大或制度化,行政区划层级开始增加,行政体制向三级制乃至多级制转变.但是,行政区划的增加往往伴随高等级行政区幅员的扩大和中央—地方信息传递效率的下降,因此每隔一段时期(往往是新朝代建设初期)就会对过多的行政层级进行撤并,从而呈现出二级制与三级制的循环往复.值得注意的是,为加强统计和治理,中国古代也会在同一级别行政区(如县或州)中根据户口多寡和重要程度等划分不同等第,如赤畿望紧上中下等(周振鹤, 1995 );为了防止地方割据,还会利用行政边界的犬牙交错使地方力量互相钳制. ...
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 两汉风俗区划的变迁
1
1997
... 中国古代对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方式和思路有较大差异,有隔离、因袭和改造3种观点,这在每一朝代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西周时期姜子牙和伯禽分别采取了“因其俗”和“变其俗”2种治理方式;秦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改县为道,实施大规模移民实边;汉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以道、属国或都护等方式管辖,遵循“因俗而治”和“宽小过,总大纲”的原则,而以儒生为主的循吏,通过崇礼义、行教化等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移风易俗(周振鹤, 1997 );魏晋时期,既出现了将戎狄迁回本域的提议——如江统的《徙戎论》,也发展了因俗而治的思想,创建了羁縻府州制,给予少数民族地区一系列特权,但“分其土地,析其部落”;唐朝还在西域设立了都护府,将突厥部落內徙到黄河以南,且广募胡兵,实施了恩威并施、华夷一体的治理思路;元朝创造性地对西藏实施了政教合一的统治,并先后设立总制院、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治理西藏,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了土司制度;明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内边区”与“外边区”分层管理的政区体制;清朝在新疆地区推行了扎萨克和伯克制、在东蒙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在西南地区实施改土归流,并加强了新疆等地的屯田制度等. ...
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 两汉风俗区划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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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 中国古代对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方式和思路有较大差异,有隔离、因袭和改造3种观点,这在每一朝代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西周时期姜子牙和伯禽分别采取了“因其俗”和“变其俗”2种治理方式;秦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改县为道,实施大规模移民实边;汉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以道、属国或都护等方式管辖,遵循“因俗而治”和“宽小过,总大纲”的原则,而以儒生为主的循吏,通过崇礼义、行教化等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移风易俗(周振鹤, 1997 );魏晋时期,既出现了将戎狄迁回本域的提议——如江统的《徙戎论》,也发展了因俗而治的思想,创建了羁縻府州制,给予少数民族地区一系列特权,但“分其土地,析其部落”;唐朝还在西域设立了都护府,将突厥部落內徙到黄河以南,且广募胡兵,实施了恩威并施、华夷一体的治理思路;元朝创造性地对西藏实施了政教合一的统治,并先后设立总制院、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治理西藏,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了土司制度;明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内边区”与“外边区”分层管理的政区体制;清朝在新疆地区推行了扎萨克和伯克制、在东蒙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在西南地区实施改土归流,并加强了新疆等地的屯田制度等. ...
a. 东西徘徊与南北往复: 中国历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
1
2009
... 值得注意的是,都城区位的好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政治经济背景的变化不断演化.由于一个地区往往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条件上无法兼得,而随着政治地理形势的变化对不同方面的需求会发生变化,因此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出现了东西徘徊和南北往复(周振鹤, 2009a ),且自周公营洛邑起很多朝代都有陪都.如虽然西安位置险要,但是渭河平原面积偏小,导致建都一段时间后周边地区难以支撑都城的开销,且受三门峡等的限制漕运费用高昂,因此汉唐时期基本保留了西安和洛阳两京,在不同时期互为陪都;宋朝则定都开封以尽运河之便.当然,古代也有学者从风水角度解释都城区位的演变.如清代赵翼就指出,“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中国古代地气自西趋东北,因此唐代以前都城多位于关中,此后逐渐从洛阳、开封转移到北京. ...
a. 东西徘徊与南北往复: 中国历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
1
2009
... 值得注意的是,都城区位的好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政治经济背景的变化不断演化.由于一个地区往往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条件上无法兼得,而随着政治地理形势的变化对不同方面的需求会发生变化,因此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出现了东西徘徊和南北往复(周振鹤, 2009a ),且自周公营洛邑起很多朝代都有陪都.如虽然西安位置险要,但是渭河平原面积偏小,导致建都一段时间后周边地区难以支撑都城的开销,且受三门峡等的限制漕运费用高昂,因此汉唐时期基本保留了西安和洛阳两京,在不同时期互为陪都;宋朝则定都开封以尽运河之便.当然,古代也有学者从风水角度解释都城区位的演变.如清代赵翼就指出,“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中国古代地气自西趋东北,因此唐代以前都城多位于关中,此后逐渐从洛阳、开封转移到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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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 因此,我们在“外求”的同时必须加强“内省”.在了解和熟悉西方政治地理学科发展动态的同时,也需兼顾本土的思想传承、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现实问题需求.中国有悠久的政治文化和丰富的政治地理实践,如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诸葛亮的“隆中对”等,这些古代思想能为构建中国政治地理理论提供灵感.对于既有政治地理思想的整理,实际上历史(地理)学者已有不少积累(如周振鹤, 2009b ; 唐晓峰, 2010 ; 陶希圣, 2011 ; 萧公权, 2011 ; 吕思勉, 2012 ).但这些整理多侧重于史料真伪的辨识而非其背后的政治地理理论总结,因此很难被直接运用于当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体系构建,而这正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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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 因此,我们在“外求”的同时必须加强“内省”.在了解和熟悉西方政治地理学科发展动态的同时,也需兼顾本土的思想传承、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现实问题需求.中国有悠久的政治文化和丰富的政治地理实践,如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诸葛亮的“隆中对”等,这些古代思想能为构建中国政治地理理论提供灵感.对于既有政治地理思想的整理,实际上历史(地理)学者已有不少积累(如周振鹤, 2009b ; 唐晓峰, 2010 ; 陶希圣, 2011 ; 萧公权, 2011 ; 吕思勉, 2012 ).但这些整理多侧重于史料真伪的辨识而非其背后的政治地理理论总结,因此很难被直接运用于当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体系构建,而这正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
从户籍制度中看汉代的阶级关系
1
1963
... 关于国—民关系的另一重要讨论围绕关于人口控制和税赋征收的户籍制度展开.户籍制度可上溯到商周时期.如《史记》记载“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殷商甲骨文残片中也出现“登人”字样;《周礼·秋官》中司民专门负责“登万民之数”.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的“五鄙”制度和齐楚等国的书社制度可算作户籍制度的雏形(杨际平, 2007 ).不过,系统的户籍制度应该始自商鞅变法.商鞅建立了名籍制,扩充了户口登记的信息,区分了不同阶层的户籍,并将户籍与田宅进行绑定.汉朝继承并发展了户籍制度,专门置户曹史等管理户口,并制定了《户律》,登记的内容除姓名、住址外还包含爵位、年龄、身长、肤色、訾产等信息(朱绍侯, 1963 ).在中国古代,户籍是作军役、令贡赋、均土地、控制人口流动和强化地方管理等的基础.如刘邦攻破咸阳后,萧何抢收秦国图籍,从而“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疆弱之处、民所疾苦者”;南齐萧道成指出：“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 ...
从户籍制度中看汉代的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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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 关于国—民关系的另一重要讨论围绕关于人口控制和税赋征收的户籍制度展开.户籍制度可上溯到商周时期.如《史记》记载“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殷商甲骨文残片中也出现“登人”字样;《周礼·秋官》中司民专门负责“登万民之数”.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的“五鄙”制度和齐楚等国的书社制度可算作户籍制度的雏形(杨际平, 2007 ).不过,系统的户籍制度应该始自商鞅变法.商鞅建立了名籍制,扩充了户口登记的信息,区分了不同阶层的户籍,并将户籍与田宅进行绑定.汉朝继承并发展了户籍制度,专门置户曹史等管理户口,并制定了《户律》,登记的内容除姓名、住址外还包含爵位、年龄、身长、肤色、訾产等信息(朱绍侯, 1963 ).在中国古代,户籍是作军役、令贡赋、均土地、控制人口流动和强化地方管理等的基础.如刘邦攻破咸阳后,萧何抢收秦国图籍,从而“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疆弱之处、民所疾苦者”;南齐萧道成指出：“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 ...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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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 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战略枢纽的讨论.如范睢认为,“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了荆州和益州的重要区位,认为夺取两地可以成就霸业;唐朝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归纳了全国各地的地理特征,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李吉甫, 1983 );明清时期顾祖禹(2005)系统整理了历代关于山川险易、州域形势的论断.1934年冀朝鼎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中国古代“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并着重从水利工程的角度阐释了基本经济区对稳定古代王朝政治统治的意义(Chi, 1936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略稿》中也指出,“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独成帝业”.近年来陈彦光、宋杰、姚晓瑞等地理学者也归纳过中国古代的战略枢纽(姚晓瑞, 2007 ; 宋杰, 2009 ; 陈彦光, 2011 ). ...
Here in 'China' I dwell: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discourses of China for ou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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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此外,对华夷的划分和强调往往随中国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强弱和战争关系而不断变化.西周中后期,中原地区的文化和生产水平远高于周边地区,而关中土地在百余年的食邑分封后已极其匮乏,因此这一时期的华夷之辨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且将华夷之分用于支持中原地区的对外扩张战争,如齐桓公就用“尊王攘夷”的旗号染指外夷土地.秦代以后,随着少数民族的崛起,在对待外夷的态度上出现了一些矛盾的心理.其中,汉朝作为汉族的重要起源时代在民族观念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戴圣、何休等尊崇礼仪的学者强调 “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另一方面,很多学者面对匈奴的强势威胁和劫掠行为,激发了民族的认同,对蛮夷主要持蔑视态度.如贾谊认为蛮夷是天下之足而天子是天下之首;班固记载“夷狄之人,贪而好利,披发左衽,人面兽心”;班超也认为“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相应地,前者对蛮夷的态度主要是“修其教不易其俗”,后者则多采取防守的态度,认为应该“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甚至出现了“以夷制夷”思想(如晁错的《言兵事疏》).唐朝国力强盛,且对外秉承开放态度,较少强调华夷之间的区别,唐太宗甚至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韩愈在《原道》中也认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不过,太宗十三年东突厥阿史那结社率偷袭御营后,唐太宗的观点发生转变,重提夷夏之防.宋至清期间,中国多次被少数民族统治,导致为驱除外族入侵的民族主义思想兴起.如宋朝受辽、金、西夏等异族王朝的挤压,民族主义观念和“中国”意识兴起(Ge, 2017 );明朝将“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作为革命合法性的重要依托.清朝作为一个非汉族统治的帝国一直试图淡化华夷之辨,雍正皇帝甚至作《大义觉迷录》反驳汉人才是天下正统统治者的观点,认为“有不向化者”才斥之为夷狄;不过清朝很多学者在面对西方列强入侵时则又重提华夷之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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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第二,各种思想是历史辨证的.类似哈维对资本主义的分析(Harvey, 2014 ),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过程被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矛盾关系所改变.如中央集权—地方割据的权衡(也称之为内外轻重之辨)是中国古代最明显的矛盾之一.为了加强皇权会限制地方权力、限制官员在同一地区的任职时间等,但这又容易导致对边患的反应不及时、对地方的治理不够持久.汉唐时期的诸侯节度使虽然在保卫边疆安定方面功不可没,但是也造成了如“八王之乱”、“安史之乱”等浩劫;中国古代内地的文化水平和经济实力远高于周边地区,但是军事实力却受到周边地区的挑战,从而导致了几千年的治—乱循环;中国古代的民族融合政策和文化开放性是维持大国统一和领土范围的重要力量,但是民族自负心理(如“不事遐荒”)又导致胡汉杂居中的民族矛盾和面对外患的领土丧失.中国古代还存在度人而税与度地而税的循环往复.尽管后者较前者更注重个体间的财富差距,也相对缓解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但地主阶级会通过贿赂等方式将税赋转嫁给农民,地方官员也会通过苛捐杂税来获取额外税赋,从而导致“积累莫返之害”(黄宗羲, 1955 ).这些矛盾力量导致中国古代政治地理制度不断往复变化.如从先秦的君政到秦朝以后的帝制就伴随着多种政治地理制度和过程的演变,包括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贡赋到税赋、从勤王到中央统管军队、从职业兵士到全民募兵. ...
Urban administrative restructuring, changing scale relations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
2005
... 从政治地理学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政治地理思想与西方(现代)政治地理学思想既有交叠,也有差异.一方面,中国古代很多政治地理思想与西方现代的政治地理理论十分贴近.如对战略枢纽的判定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都强调地理条件和战略地区的重要性;对行政等级和区划的讨论大体对应于西方对尺度和全球—地方关系的研究(Ma, 2005 );华夷之辨和边疆治理对应于西方政治地理学的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等研究;户籍制度与西方的人口普查类似,作为一种政治统计能够从福柯的治理术角度进行分析(Wang et al, 2016 ). ...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1
1986
... 第二,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更多强调文化、和谐与正义等观念,这与西方的竞争思维有较大差别.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思想主要源于对空间的治理,虽然也讲求战争,但是战争目的主要是维护王权(王道)而非扩张领土.西方现代政治地理学源于生态学,其世界观以“霸道”为基础,力图阐释人类集团(国家等)对领土的占有、争夺及相互作用过程.因此,西方政治地理学知识以国家为主要分析单元,国家间的地缘关系是其重要内容,而中国古代主要将国内治理作为分析对象,以中央—地方关系(治官、安民)为主要内容,而非平疆、攘夷等地缘关系;当代西方政治地理学在分析中以划分为基础,因此十分强调领土和边界的明晰性,而中国古代更强调类推,从对封地的同心圆划分到朝贡体系都强调中央对周边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而国家边界的意识反而不那么清楚;西方侧重分析国家间、区域间、个体间的冲突、斗争、协调,而中国古代更强调文化(修文德以来之)和正义(师出有名),如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在强调区分(种族论)的同时还倡导统一(文化论),虽然也具有史密斯提出的重构历史的过程(Smith, 1986 ),但是更侧重民族的融合而非西欧式民族—国家的独立,等等. ...
Interpreting Chinese Hukou system from a foucauldian perspective
1
2016
... 从政治地理学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政治地理思想与西方(现代)政治地理学思想既有交叠,也有差异.一方面,中国古代很多政治地理思想与西方现代的政治地理理论十分贴近.如对战略枢纽的判定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都强调地理条件和战略地区的重要性;对行政等级和区划的讨论大体对应于西方对尺度和全球—地方关系的研究(Ma, 2005 );华夷之辨和边疆治理对应于西方政治地理学的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等研究;户籍制度与西方的人口普查类似,作为一种政治统计能够从福柯的治理术角度进行分析(Wang et al, 2016 ). ...
, 王丰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