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进展  2017 , 36 (11): 1321-1331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11.001

一带一路专栏

“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建构——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到包容性全球化

刘卫东123, MichaelDunford12, 高菠阳4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3.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北京 100049
4. 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北京 100081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neoliberal to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LIU Weidong123, Michael DUNFORD12, GAO Boyang4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4.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eneering,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3075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VDL008,2015MZD039)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卫东(1967-),男,河北隆化人,研究员,主要从事经济地理和区域发展研究,E-mail: liuwd@igsnrr.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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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共同探索国际经济治理新机制的一个平台。与此同时,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经济全球化已经走到“十字路口”,逆全球化的声音不绝于耳,如何推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已成为世界性挑战。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和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将引领新型全球化道路,其中一个重要的探索方向就是包容性全球化。本文在简要剖析经济全球扩张的历程及其机制并揭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局限性的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的实践活动,提出了包容性全球化的核心内涵,包括国家应发挥好“调节者”的角色、解决资本市场“期限错配”的问题、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保障各方平等地参与全球化,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护文化多元性。尽管这些内涵还不足以精确地定量刻画包容性全球化,但可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些借鉴的方向,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理论思考的方向。

关键词: 一带一路 ; 全球化 ; 新自由主义 ; 包容性全球化 ; 中国

Abstract

There is an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affords a platform for increasingly more countries to explor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new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meantime,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has arrived at a crossroads, while anti-globalization voices are louder and practices more frequent since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hallenging th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 at the scale of the world as a whole.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political elites and scholars increasingly see the BRI as a possible alternative and new globalization path and, in particular, as a path towards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Based on a brief review of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s of global economic expansion, and a critique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this article tries to use the vision and actions proposed by the BRI to develop the concept of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involves at least the following dimensions: a better and more powerful role of state as a mediator to ensure social justice and stability; correcting the duration mismatch in financial markets and provision of more patient capital to financ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roductive activities, and real services in economically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encouraging countries to choose and experiment with development paths that best fit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values; enabling all stakeholders to participate equally in globalization; and protecting cultural diversity while promot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lthough these dimensions are not sufficient to delineate in detail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they at least point to several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the topic and may offer some support for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BRI.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globalization ; neoliberalism ;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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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卫东, MichaelDunford, 高菠阳. “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建构——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到包容性全球化[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11): 1321-1331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11.001

LIU Weidong, Michael DUNFORD, GAO Boyang.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neoliberal to inclusive globalization[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7, 36(11): 1321-1331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11.001

1 引言

以2017年5月中国政府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标志,“一带一路”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该高峰论坛吸引了来自110多个国家和70个国际组织的1500位嘉宾参与,包括29位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近百位外国政府部长级以上高官以及60个国际组织的第一负责人,使“一带一路”这个中国倡议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论坛期间,30位国家首脑和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共同签署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以下简称《联合公报》)。《联合公报》提出推动“自由包容性贸易”,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为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提供了重要机遇,有助于推动实现开放、包容和普惠的全球化。多位与会国家首脑在演讲中都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将使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分享全球化的好处。可以说,推动包容性全球化是在本次高峰论坛上各国首脑达成的重要共识之一。在这个共识之下,如何更好地理解包容性全球化、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更为深入的理论总结和建构。

“包容性全球化”是针对过去30年经济全球化的弊端而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是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理论视角(刘卫东, 2015)。此前较为流行的相关概念是“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发展”。对于“包容性增长”的讨论可以追溯到2008年亚洲开发银行正式发布的《2020战略》(亚洲开发银行, 2008),此后这个概念转化为“包容性发展”被中国政府所接受,成为指导宏观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理念(李胜萍, 2012; 王翼, 2012),在“十二五”及“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都有所体现。早在2010年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10-09/20/content_20970872.htm。)。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在重要讲话和国外出访中讲到包容性发展。

尽管包容性发展直指当今世界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指引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但这个概念在空间尺度上是模糊的,从地方到国家、再到全球都适用,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经济合作而言却没有针对性,因而不适合直接作为支撑“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概念。在此大背景下,刘卫东等从全球经济治理的视角提出,“‘一带一路’……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框架……不是简单地延续以往的经济全球化,而是全球化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其中的突出特征是融入了‘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是包容性全球化的表现”(刘卫东, 2015; Liu et al, 2016),并进一步论述“一带一路”是包容性全球化倡议,将开启包容性全球化的新时代(刘卫东, 2016, 2017a, 2017b; 刘卫东等, 2016, 2017)。近3年来,这个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们的关注和认同(王义桅, 2017a, 2017b; 谢丹阳等, 2017; 赵白鸽, 2017),也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厦门峰会以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政治领袖们的共识。

尽管“包容性全球化”已经开始流行,但对于严谨的学者而言,这个概念仍旧有些模糊。刘卫东(2017b)曾在《“一带一路”—引领包容性全球化》一书中从五大方面阐述了包容性全球化的核心特征,但这些论述仍需拓展和深入,并与现有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理论思想更加紧密地相结合。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包容性全球化的理论概念,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一个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下文将首先简要回顾经济全球扩张的历程,分析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局限性,而后讨论“一带一路”倡议对新型全球化道路的贡献并阐述包容性全球化的基本内涵与表现。

2 经济全球扩张:从殖民主义贸易到生产组织全球化

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共识是“一带一路”倡议代表着某种新型全球化道路,因而为“一带一路”构建理论基础必然要从深入认识经济全球化出发。“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并于90年代开始流行。它代表着在资本积累原动力、技术进步和制度机制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一种历史现象,也是过去30多年世界经济治理的主要机制。近年来,对全球化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泛化的苗头,例如有些学者把古代跨境贸易、殖民地时期的贸易扩张或者19世纪末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都称之为经济全球化(James, 2001; 赵白鸽, 2017)。这种泛化的研究忽视了过去30多年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现象,即生产组织方式的革命性变化、特别是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Dicken, 2010),以及金融活动的全球化。因此,本文所使用的经济全球化仍是其原本涵义,特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扩张的新阶段。

尽管全球化是一个新的现象,但经济全球扩张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Bordo et al, 2005)。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及交通工具的限制,古代世界贸易基本以区域性贸易和奢侈品贸易为主,典型的贸易路线就是丝绸之路。15世纪到16世纪,欧洲人的海外探险活动发现了通往印度和美洲新大陆的新航路。之后,他们开始沿着新航路向亚洲、美洲发展殖民化的跨洋贸易。这一时期,原料掠夺、产品倾销、奴隶贸易等对殖民地的贸易份额占欧洲贸易比重不断攀升(高德步等, 2001)。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此时各国能够用于国际贸易的产品实际上并不多。直到1820年,世界生产的99%的商品还都没有进入国际贸易市场(Bordo et al, 2005)。

如果说地理大发现是经济全球扩张的开端,那么工业革命才是经济走向高度依赖和融合的开始。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始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让工厂逐渐代替手工作坊,大规模生产成为现实,生产力得到飞速提升,可用于贸易的货物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加。当时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大量工业品需要外销,而其生产所需的大部分原料靠国外供应,因而成为第一波经济全球扩张的主要推动者(表1)。为扩大市场,英、法等发达工业国以武力为后盾强迫殖民地国家降低甚至取消关税,将后者变成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形成了“核心—边缘”国际分工。众多殖民地逐渐形成了农、矿产品的单一经济,处于严重的依附地位。这一时期的全球贸易经常被冠以“自由贸易”的特征,但这是建立在殖民主义基础上的不平等贸易。欧洲殖民者以武力为后盾,以自由贸易为口号,强迫殖民地国家降低甚至取消关税。如阿尔及利亚,自1835年起进口法国商品一律免除关税,1851年后出口到法国的绝大多数商品也不再缴纳关税,1867年免税范围扩大到所有出口到法国的商品(Issawi, 1982)。

表1   1820-1870年主要工业国家在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

Tab.1   Share of major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n the world's industrial output and trade/%, 1820-1870

年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
工业贸易工业贸易工业贸易工业贸易
1820
1840
1850
1870
50
45
39
32
27
25
22
25
15~20
-
-
10
9
9
11
10
-
12
15
13
-
8
8
10
10
11
15
23
6
7
7
8

资料来源:库钦斯基著(陈东旭译), 1955; Rostow,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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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经济全球扩张高潮发生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密切相关,其主要形式为技术进步推动的资本全球扩张。一方面,电力、通讯、交通技术的进步使人类跨越空间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例如1840-1901年世界运输价格下降了70%(O'Rourke et al, 2001);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催生了垄断资本主义,到19世纪末大型托拉斯成为欧美国家很多行业的主导者(反托拉斯法案正是在这阶段开始出现的)。为攫取高额利润回报,这些大型垄断集团开始到其他国家投资建厂,推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上升。1900-1914年,世界各国对外投资总额几乎翻了一番,达到430亿美元。可以说,这一时期资本全球扩张进入了第一个全盛期(图1)。加之此时美洲新大陆对移民敞开大门,有能力的工人不需签证就可以赴美国打工,因而资本和劳动力的“双高流动性”让一些学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全球化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替代英国成为了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到1913年,英国占世界工业品总产量的比例下降到14%,而美国则上升到36%(Dicken, 2010)。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来自英美等少数国家,其目的是为了获取资源或者占领当地市场。

从1914年到1945年,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对国际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影响,经济全球扩张进入低潮期。例如,仅“一战”就使国际贸易下降了40%,而“二战”期间国际贸易主要是为战争服务的军火及战略资源贸易。“二战”后世界迎来了第三次经济全球扩张的高潮,其重要特征之一是美国主导建立的一系列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和国际机构,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及其形成的汇率机制和自由贸易机制。“二战”后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欧洲大陆则被极大削弱。1945年,美国GDP占世界的1/2左右;到1950年欧洲大陆经济恢复之时,美国仍占世界的27%,而且拥有将近60%的世界黄金储备。在此背景下,美国主导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但局限于资本主义阵营的国际性合作组织和国际金融规则。同时,以苏联为首成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合作组织,即经济互助委员会。如果说此前的经济全球扩张主要是交通运输技术进步带来的市场自发过程的话,“二战”后的国际经济合作则是精心策划的。这一时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扩张,而是以不同阵营内部的投资和贸易为主,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图1   资本流动性的演化过程示意图(②资料来源:Dunford et al, 2017。)

Fig.1   Evolution of capital mobility

尽管“二战”后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殖民地体系逐步瓦解,但历史上形成的“核心—边缘”模式并没有消失,不平等的分工仍然存在。战后繁荣期,西方主要国家采取了凯恩斯主义政策,政府管制和干预主义措施一度比较流行。同时,当时这些国家经济繁荣,公司能够保持较高利润水平,因而资本积累压力不大,并没有大规模流向海外(Hudson, 2016)。再加上“冷战”格局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经济全球扩张主要以东西方两大阵营内部贸易为主,资本流动性远低于第二波经济全球扩张时期(图1),因而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只能称之为经济国际化。

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滞涨”危机。为了应对危机,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抛弃了凯恩斯主义政策,开始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逐步减少政府干预,并积极推动投资和贸易自由化(Harvey, 2007;Hudson, 2016)。这种制度性变化推动了发达国家资本开始大规模流向发展中国家,出现了Dicken(2010)称之为“全球产业转移”的现象。与此同时,经济危机迫使西方企业不断调整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方式(即垂直一体化、大规模生产)转向后福特主义方式(突出特征是零部件“外包”和灵活生产)。这使得零部件生产的地区专业化分工愈来愈明显,带来了供应链贸易的大幅增长,并由此形成了全球生产网络。例如,当前东亚内部贸易70%以上是中间产品的贸易。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流行的集装箱技术让洲际运输成本进一步大幅度降低,为全球贸易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而2000年以来互联网技术的飞速进步让企业跨国经营管理日趋方便。因此,发达国家大规模对外投资、生产方式的转变、运输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流行,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也是经济全球扩张的第四次高潮。在这个过程中,世界经济由以国家生产体系为主体的“颗粒”化结构演化为由各种全球生产网络构成的网络式结构,实现了生产组织的全球化。

纵观历史进程可以发现,资本攫取利润的本性是经济全球扩张的根本动力(即David Harvey所说的“空间出路”),技术进步是“催化剂”,而国家政策取向则是“闸门”。Harvey(1975, 1981)认为,资本积累离开空间扩张和空间重组难以维系,需要不断寻求“空间出路”,而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为资本空间扩张提供了必要条件,降低了其空间位移的成本。但也要看到,国家干预程度决定着资本积累“空间出路”的空间范围、方向和“摩擦力”。因此,资本、技术和国家在经济全球扩张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前两者是驱动力,而后者扮演着“斡旋者”的角色,也是唯一能够调节全球化步伐和方向者。过去30多年中,在新自由主义思潮支撑下,政府在其中的主要作用是为资本全球流动创造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Harvey, 2007)。此外,上述历史经验也表明,只有世界强国才是经济全球扩张或全球化的主导者。

3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局限性

经济全球化对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1980-2015年,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86%,经济总规模增长了5.2倍;尽管这个速度从趋势上看远低于此前的战后“繁荣期”(图2),但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对于发达国家摆脱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滞涨”问题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期,世界商品进出口额增长了7.3倍,达到33.3万亿美元/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了40倍,达到2.1万亿美元/年,资本流动性再次达到高峰(图1)。然而,这一时期世界经济也经历了包括发生在1997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目前仍未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彻底恢复。2009-2015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24%,其中2009和2015年按当年名义价格出现负增长。

图2   1961-2016年世界经济增速(3年滑动平均)(③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

Fig.2   Economic growth rate of the world, 1961-2016 (3-year moving average)

通过全球性产业转移,全球经济增长在洲际尺度上呈现一定程度的均衡化趋势。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1980-2016年,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经济增长年均速度均高于欧洲和美洲,而后者低于世界平均速度。其中,亚洲增长速度为3.86%,GDP增长了4.91倍,达到26.9万亿美元。从五大洲GDP总规模来看,1980年欧洲占全世界比重最高,为41.9%;美洲次之,占32.1%;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分别为20.6%、3.7%和1.7%。2016年,亚洲经济规模跃居第一,占世界比重达到35.5%;其次为美洲,占比为32.8%;而欧洲则下降到26.2%。

但是,与大量关于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学术研究所声称的截然相反,在很多空间尺度上全球化导致了愈来愈严重的发展不均衡和社会极化问题。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82年最富裕国家与最贫穷国家人均GDP之比为272:1,2015年上升到336:1(最富裕的卢森堡人均GDP高达10.2万美元,而非洲的布隆迪只有303.7美元)。这种不均衡不仅表现为欧美国家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差距,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而且也表现在发达国家内部。近年来,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的人口贫困率均呈现上升态势,目前都已达到15%左右。最新的研究表明,1970-2014年美国处于30岁的劳动者收入超过其父母的比例从90%下跌到41%,其中下滑最剧烈的是中产阶层(Chetty et al, 2017)。也就是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收入增长主要集中于高收入家庭,而中产和低收入家庭收入提升越来越困难,其主要原因是稳定的制造业岗位持续流失,例如1979-2010年美国制造业岗位从1943万个减少到1153万个,下降了40%(佟家栋等, 2017)。2016年,美国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比例已下降到40%。

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财富向少数人集聚,贫困人口所拥有财产越来越少。尽管近20年来由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人均收入大幅上升,全球收入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总体而言收入增长集中在中高收入阶层,低收入人群几乎没有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成果。谢丹阳等(2017)的研究发现,过去30多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最快,但其基尼系数同样增长最快,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15上升到2016年的0.47,顶层10%人群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15%上升到2015年的41%。另外,乐施会(2015)发布报告称,全球最富有的62个人,已拥有相当于世界最贫困半数人口的财富总和,并提出“1%人的经济”现象,即世界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较其余99%还要多,而在过去5年间全球贫困人口财富不增反减。

上述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以及其引发的“逆全球化”浪潮已经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反思(包群, 2017; 佟家栋等, 2017; 谢丹阳等, 2017)。究其根本,支撑经济全球化的核心理论即新自由主义思潮,特别是其完全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以及政府零干预的政策取向,在解决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面临的“滞涨”危机的同时又不断积累了新的矛盾,导致世界经济的不可持续性。尽管这种归因有一点简单化,而且新自由主义从来都不是以一个单一“面孔”出现的(Brenner et al, 2010),但是其带来的社会负面后果以及经济不稳定性还是受到了学术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和批判(Piketty, 2014; Streeck, 2014; Henderson et al, 2017)。

Harvey(2007)曾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以满足资本空间扩张需要的经济思想,其实施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事实上,早期的全球化梦想者就鼓吹资本应脱离区域和国家的限制,绝对机动、自由地流动。例如,Korten(1995)曾这样描述“全球梦”的理想状态:世界的货币、技术和市场被巨大的全球公司控制和管理;在平均的物质满意度的基础上,人们具有统一的消费文化;为了收益,公司可以不计本国和当地的后果采取自由行动;个人和企业的关系完全由市场决定等。这正是资本至上的写照,尽管略显偏激,但却精确地表达出了资本空间扩张“信马由缰”的本性。在这一背景下,人们生活在全球化的光环和梦想之中,忽略了全球化的内在矛盾。这就是,资本可以自由地在全球寻找最佳生产区位(无论是寻求市场还是寻求资源、亦或是廉价劳动力),而劳动力(至少是蓝领工人)难以自由地跨国流动。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主要满足了资本积累“空间出路”的需要,而不是普普通通生活的人们。

这种经济全球化的局限性与经济学研究的误导不无关系(Sheppard, 2016)。经济学研究一直告诉人们,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可以让参与各方都受益。很多主流经济学家用数学模型论证自由贸易可以让参与者实现均衡发展,而现实却相反(至少在很多空间尺度上如此)。事实上,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在废除自己的“谷物法案”后就鼓动西欧国家实施完全自由贸易,而仅仅数年之后其他国家便感觉到利益受损,纷纷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正如Sheppard(2016)批评的,主流经济学关于自由贸易的理论是基于平均个体认识论的,社会基层很容易被“平均”。事实上,由于连通性(Connectivity)的制约以及各地区所处的“社会—空间”位置(Socio-spatial Positionality)的差异,不同地区能够从全球化中获益的程度差异极大。特别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还没有能深入参与到全球化过程之中并从中获益。

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是一套主要满足资本空间扩张需要的机制。在这个机制下,资本和大公司获得了巨大利益,而社会特别是基层民众付出了巨大代价,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此外,由于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劳动力难以自由流动的内在矛盾,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一个导致“几家欢乐、几家愁”的过程。任由这套机制主宰世界经济治理,全球社会矛盾将日益突出,全球可持发展目标将难以实现。

4 “一带一路”引领包容性全球化

针对上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学术界的批判和社会组织的抗议从来就未停止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种声音更加强烈,而最近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英国脱欧或许可以视为实践层面的某种响应。不过,国内外学术界的主流声音还是以反思全球化、寻求新出路为主,并提出了新型全球化或另类全球化(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道路的问题。例如,Sheppard(2016)在深刻揭示和猛烈抨击全球化的局限性之后并未倡导革命性的反全球化实践,而是呼吁更多地关注和研究国际经贸活动的其他可选择方式,认真思考另类全球化的可能性。毫无疑问,关于这种新型全球化或者另类全球化到底是什么、有哪些道路可走,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但是,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值得关注,将可能开创新的全球化道路(Braun et al, 2017; 王义桅, 2017b; 赵白鸽, 2017)。

在众多的争论中,刘卫东(2017a)认为:“现代生产方式、全球生产网络和现代通信技术已经把世界上很多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界已经不可能退回到孤立主义和封闭时代……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世界需要的是改革经济全球化的机制,而不是推倒重来”。从解决全球化负面效应来看,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需要顾及社会基层的利益,需要让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延伸至更多的地区,需要让经济增长惠及更多的民众。过去30多年全球化的实践证明,依靠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机制,很难实现这样的目标。因此,世界既要继承经济全球化有益的一面,也针对其局限性要进行改革,而“一带一路”倡议则提供了一个改革的平台和方向。

从宏观背景看,“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以及中国自身发展模式转变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核心因素是中国资本正在走向全球化(刘卫东等, 2017)。从前述经济全球扩张历程分析可见,中国资本如何走出去,不但涉及到自身的战略利益,也涉及到全球化向哪个方向发展。中国既不可能采取殖民主义方式走出去,更不可能利用帝国主义或主导意识形态的方式走出去,也不可能另起炉灶建立全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只能在现有国际经济治理框架基础上,采取强化国家间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新方式走出去,这就是借鉴“丝绸之路”文化内涵、以“丝路精神”为精髓的“一带一路”倡议。

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共建“一带一路”将“秉承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2015)。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多次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就是用“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推动沿线国家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丝路精神”与经济全球化理念的有机结合,将引领包容性全球化新道路。

包容性全球化是针对过去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言的,两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根本性区别。包容性全球化不是全球化开倒车或“逆全球化”,而是全球化的发展和改革。就技术驱动的全球化而言,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就资本“空间出路”驱动的全球化而言,两者的基本机制是相同的。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全球化不能仅仅为资本空间扩张和积累服务,也要照顾到活生生人们的需要。这要求国家发挥好“调节者”的角色、解决资本市场“期限错配”的问题、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保障各方平等地参与全球化,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护文化多元性;这些便是包容性全球化的核心内涵和主要表现。

(1) 发挥好国家“调节者”的作用。无论是全球发展还是国家发展的研究与实践,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焦点(Henderson et al, 2017)。从20世纪初的剑桥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到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凯恩斯学派的政府干预主义,再到20世纪80年代占据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践的着力点犹如“跷跷板”,在完全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不断轮回(韦伟强, 2006)。在新自由主义流行时代,国家的主要职能就是为资本的全球扩张提供良好的条件和环境,而解决新自由主义实践所积累的庞杂问题则需要重构国家的权力(Harvey, 2007)。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必须重回凯恩斯主义,但某种形式的干预主义肯定是必要的。特别是,国家需要从主要服务于资本积累和扩张转向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并提高治理能力。首先,各国政府需要加强合作以应对全球挑战,如金融市场的动荡、气候变化等;其次,国家需要强化保护基层民众和贫困人口的能力,如再就业培训、创新创业能力培育、减贫脱贫等;第三,国家需要具备对资本市场的引导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以及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一带一路”倡议非常重视政府的作用,首先强调的就是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以及发展战略对接、规划对接和项目对接,积极寻找利益契合点。这样的发展并非仅仅满足资本“信马由缰”的空间扩张需要,而是考虑到欠发达地区和基层民众的需要,将让更多的人和更多的地区受益,体现了强大的包容性。

(2) 扭转资本市场“期限错配”局面,将可靠且可负担的基础设施延伸到欠发达地区。很多研究已经表明,连通性(Connectivity)是一个地区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发展机遇的前提(Sheppard, 2016),并且投资于瓶颈制约性基础设施也会刺激经济增长、获得社会和金融回报(林毅夫等, 2017)。而现实却是另一幅图景,尽管现代化基础设施已经将世界上很多地区连接成网络化的“小世界”和发达的市场体系,但全球仍然有很多地区和数十亿人口没有进入到这个现代化的体系之中;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大量基础设施已经老化却没有得到及时更新。这个问题的出现与近30年来全球资本市场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传统的储蓄银行和投资银行曾是金融市场的主角,但最近30年这些传统金融机构的地位不断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新的金融中介机构,如养老金、对冲基金、主权基金、保险公司等(Clark, 2017)。Clark(2017)的研究表明,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养老金已经是最大的储蓄和投资机构。例如,2016年英国的养老金规模高达3.5万亿美元,比1987年增长了7倍多;美国的养老金规模更高达27万亿美元。此外,全球主权基金的规模也达到了15万亿美元。这些新的金融中介机构更倾向于在金融市场进行投机性投资或短期投资,属于典型的“热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tiglitz(2015)曾讲到,“对对冲基金来说,一个季度几乎就是永恒了”。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具有规模大、周期长、资本密集的特点,回报期长,得不到“热钱”的青睐。因此,林毅夫等(2017)提出,全球基础设施融资市场存在着严重的“期限错配”,需要更多的“耐心资本”。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先领域之一就是设施互联互通,并将提供大量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有助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加快接入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的进程,从而获得发展机会。这正是“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很多发展中国家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3) 放弃推广统一发展模式或最佳实践。换言之,全球化不需要一个统一的发展模式。伴随经济全球化,美、英等国不断把新自由主义思想输送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美国财政部主导制定的“华盛顿共识”成为标准药方,为全球经济设置了标准和原则(Harvey, 2007)。一旦哪个国家需要金融援助时,这个国家就必须按照“华盛顿共识”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否则就得不到援助并面临崩溃的危险。一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世界银行一直向发展中国家兜售其“最佳实践”,其中的“精髓”就是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近20多年的经验表明,被迫采纳“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几乎都陷入了经济困境,丧失了经济独立自主的地位。而没有采纳这个标准药方的中国,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探索出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实现了经济的腾飞。正因如此,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认为世界上只有一条最佳发展道路(即发达国家走过的路),而是强调每个国家应该根据发展条件和自身基础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曾指出,中国不干涉别国的意识形态,不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着眼于互利共赢,共同做大“蛋糕”、共同分享。

(4) 保障各方平等地参与全球化。正如其概念所包含的,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和人民共同的事业。尽管世界强国是全球化的推动者,但各国应该有平等参与的基本权利。历史经验表明,在此前的经济全球扩展过程中,强者总是以霸权的姿态出现。无论是早期以英、法为代表的殖民主义贸易扩张,还是后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资本全球扩张,都是极不平等的国际经贸形式。在近30多年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型跨国公司成为新的强者,具有某种霸权地位和巨大的权力,让很多国家在与其谈判中处于弱势。Liu等(2006)利用“被动嵌入”的理论概念曾揭示,大国在全球化中拥有天然的优势地位。在进一步推进全球化过程中,如何照顾到“弱者”无疑是包容性的一个关键问题。“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和“平等互利”的理念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把寻找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放在首位,突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而且,该倡议不划小圈子、不搞“一言堂”,秉持开放的态度,欢迎有兴趣的国家或地区以适当的方式平等地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联合公报》专门强调,要特别关注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这正是“一带一路”倡议强大包容性的体现。

(5)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护文化多元化。过去300年来,西欧和北美国家率先崛起为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扩张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方面让这些西方国家产生了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和绝对的文化优势感,另一方面在强大压力下也让很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文化自卑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伴随经济全球化力量越来越强大,在主观和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下,很多国家的文化独立性变得岌岌可危。好莱坞电影、麦当劳快餐文化、颜色革命等席卷了很多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这种西方中心论和文化优势论所带来的恶果,非常不利于全球可持发展。而古丝绸之路流传下来的“互学互鉴”精神则反映出完全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基于“丝路精神”的“一带一路”倡议尊崇“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强调在维护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共谋发展、共求繁荣、共享和平。所谓“和而不同”就是平等对待、互学互鉴,以及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共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倡议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搞政治议程;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文明因为平等交流和相互学习而变得丰富多彩,变得更有创新力。

6 小结

当前,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经济全球化已经走到“十字路口”,逆全球化的声音不绝于耳、实践行动不断出现,如何推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成为了世界性的难题。探索新型全球化道路或另类全球化的任务,已经摆在了世界各国政治领袖和学术精英的面前。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积极响应,成为共同探索国际经济治理新机制的一个平台。特别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吸引了110多个国家和70个国际组织参与,其中已有7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随着“一带一路”成为国际共识,深入推动这个倡议迫切需要从全球经济治理的角度进行理论总结和建构。

在众多的理论探索中,“‘一带一路’将引领包容性全球化”的视角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并在多个国际峰会或论坛上成为政治领袖们的共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联合公报》尤其突出强调“自由包容性贸易”和“开放、包容和普惠的全球化”。让经济全球化惠及所有地区和所有的人,无疑已经成为一个清晰的政治理念和梦想。但如何做到这一点需要不断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建构。本文在简要剖析经济全球扩张的历程及其机制并揭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局限性的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的实践活动,提出了包容性全球化的核心内涵,包括国家应发挥好“调节者”的角色,解决资本市场“期限错配”的问题,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保障各方平等地参与全球化,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护文化多元性。尽管这些内涵还不足以精确定量刻画包容性全球化,但可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些借鉴的方向,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理论思考的方向。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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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语境中,一方面世界经济不断发展,同时各种发展“瓶颈” 也日益显现,如何在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下处理好发展与和谐的平衡关系,从而公平合理地让最大多数人共享世界发展成果,成了每个国家,特别是社会转型中的中 国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包容性发展”从发展理念的公平性、发展过程的全民参与性、发展内容的全面协调性、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性几个维度科学解答了这一发展 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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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发展情势及解决“一带一路”问题的需要,催促我们要升级“一带一路”,考虑2.0版。“一带一路”的2.0版较之于1.0版有三大超越:时间上,不是回到历史,而是走出历史;空间上,从经营欧亚大舞台到世界大格局,开创欧亚大陆时代2.0——陆海联通,海洋时代2.0——深海时代、北极、南美;自身发展上,从互联互通到万物互联——从“天地人”到“天地人海空网”,秉承人机交互、天地一体,万物互联。开创21世纪人类新文明,引领新型全球化:(1)包容性全球化——让全球化无死角;(2)南方型全球化——从要外援到要投资;(3)联动型全球化——南北联动、陆海联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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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衰落推动欧洲人走向海洋,开创海洋型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是单向度全球化。核心-边缘分工体系,文明的等级秩序,区域化与全球化矛盾导致全球化悖论,酿成今天的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现象。"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表明中国从参与到引领全球化角色的转变。通过倡导文明的共同复兴、开创文明秩序、实现陆海联通和全球化的本土化,建设绿色、健康、智力、和平丝绸之路,共商、共建、共享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扬弃了西式全球化,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合作架构,给全球化注入中国色彩,将来可能或正在开创"中式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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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这二大经济思潮在资本主义世界交替占据着主导地位,哈耶克与凯恩斯之争折射出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这二大经济思潮的交替和兴衰。文章从哈耶克与凯恩斯之争出发,阐明了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及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交替兴衰,以历史事实来说明哈耶克和凯恩斯思想的成败,并提出经济发展的规律走向,最后指明该经济发展走向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所应有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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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11/j.1471-0374.2009.00277.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cross the broad field of heterodox political economy, 'neoliberalism' appears to have become a rascal concept promiscuously pervasive, yet inconsistently defined, empirically imprecise and frequently contested. Controversies regarding its precise meaning are more than merely semantic. They generally flow from underlying disagreements regarding the sources, expressions and implications of contemporary regulatory transformations. In this article, we consider the handling of 'neoliberalism' within three influential strands of heterodox political economy th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pproach; historical materialis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governmentality approaches. While each of these research traditions sheds light on contemporary processes of market-oriented regulatory restructuring, we argue that each also underplays and/or misreads the systemically uneven, or 'variegated', character of these processes. Enabled by a critical interrogation of how each approach interprets the geographies, modalities and pathways of neoliberalization processes, we argue that the problematic of variegation must be central to any adequate account of marketized forms of regulatory restructuring and their alternatives under post-1970s capitalism. Our approach emphasizes the cumulative impacts of successive 'waves' of neoliberalization upon uneven institutional landscapes, in particular: (a) their establishment of interconnected, mutually recursive policy relays within an increasingly transnational field of market-oriented regulatory transfer; and (b) their infiltration and reworking of the geo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or 'rule regimes', within which regulatory experimentation unfolds. This mode of analysis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interpreting the current global economic crisis.
[25] Chetty R, Grusky D, Hell M, et al.2017.

The fading American dream: Trends in absolute income mobility since 1940

[J]. Science, 356: 398-406.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l4617      URL      PMID: 28438988      [本文引用: 1]      摘要

We estimated rates of “absolute income mobility”—the fraction of children who earn more than their parents—by combining data from U.S. Census and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cross sections with panel data from de-identified tax records. We found that rates of absolute mobility have fallen from approximately 90% for children born in 1940 to 50% for children born in the 1980s. Increasing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growth rates alone cannot restore absolute mobility to the rates experienced by children born in the 1940s. However, distributing current GDP growth more equally across income groups as in the 1940 birth cohort would reverse more than 70% of the decline in mobility. These results imply that reviving the “American dream” of high rates of absolute mobility would require economic growth that is shared more broadly across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26] Clark G L.2017.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regional growth

[J]. Area Development and Policy, 2(3): 217-236.

https://doi.org/10.1080/23792949.2017.134564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Over the past 25 years or so, regional banks and related savings organizations have lost out to new forms of saving and investment. The recent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markets are noted, along with arguments to the effect we are in the midst of a global savings glut. The paper provides a stylized account of how new kinds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have begun to fill the vacuum left by traditional intermediaries. Implications are drawn for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growth in circumstances where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have sought to realize the value embedded in urban infrastructure.
[27] Dicken P.2010. Global shift: Mapping the changing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M]. 6th ed. New York, NY: Guildford Press.

[本文引用: 2]     

[28] Dunford M, Liu W D.2017.

100 years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J]. MGIMO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press.

[29] Harvey D.1975.

The geography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Marxian theory

[J]. Antipode, 7(2): 9-21.

https://doi.org/10.1111/j.1467-8330.1975.tb00616.x      URL      摘要

First page of article
[30] Harvey D.1981.

The spatial fix: Hegel, von Thunen and Marx

[J]. Antipode, 13(3): 1-12.

https://doi.org/10.1111/j.1467-8330.1981.tb00312.x      URL      摘要

ABSTRACT Examines the final chapter of Marx's 'Capital' volume I, which is entitled 'the modern theory of colonization', focussing on Marx's rejection of Von Thunen's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Traces the concern of both authors back to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which left open the role of geographical expansion, territorial domination,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in the stabilization of capitalism. These authors' writings are examined in terms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their politico-economic contexts.-after Author
[31] Harvey D.2007.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引用: 5]     

[32] Henderson J, Jepson N.2017.

Critical transformations and global development: Materials for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J]. Area Development and Policy, 2(3), doi: 10.1080/23792949.2017.1369856.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Abstract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current analyses of global development and 21stcentury developmental realities. It argues for a reworking of the development sciences on the basis of ‘transformation analysis’, attending, in particular, to those phases in longer-term social change that it characterizes as periods of ‘critical transformation’. Taking ‘the global’ seriously as an analytical category, it argues for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science capable of application in both the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worlds, and thus of yielding more appropriate practical and policy guidance. The paper briefly explores the empirical utility of transformation analysis by attention to the recent development histories of Hungary and Malaysia.
[33] Hudson R.2016.

Rising powers and the drivers of uneven global development

[J]. Area Development and Policy, 1(3): 279-294.

https://doi.org/10.1080/23792949.2016.122727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the rising powers has been seen as heralding a fundamental shift in global economic geography. It can also be seen as the latest expression of capit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I first consider theorizations of this development as combined, uneven and crisis-prone, with an ongoing tension between processes of differentiation and equalization. I then situate the rising powers in the context of successive patterns of global uneven development,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n Old to a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and then to a ‘new’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in which the emergence of the rising powers is a major element. There are, howev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rising powers in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in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shaping these, and in their relationships to other economies in both global North and South. Changes at the global scale are linked to changes in the intra-national geographies of economie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ic geography. I conclude with some speculative remarks as to the possible future trajectories of the rising powers and how global economic geographies might evolve in future.
[34] Issawi C.1982.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M]. Columbia, C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464-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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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James H.2001.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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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Korten D C.1995. When corporations rule the world[M]. West Hartford, CT: Kumarian Press.

[本文引用: 1]     

[37] Liu W D, Dicken P.2006.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bligated embeddednes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s automobile Industry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8(7): 1229-1247.

https://doi.org/10.1068/a37206      URL     

[38] Liu W D, Dunford M.2016.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Unpack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 Area Development and Policy, 1(3): 323-340.

https://doi.org/10.1080/23792949.2016.1232598      URL      摘要

Abstract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is a call for an open and inclusive (mutually beneficial) model of cooperativ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globalization) that draws on the deep-seated meanings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s. While it reflects China’s rise as a global power, and its industrial redeployment, increased outward investment and need to diversify energy sources and routes, the BRI involv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ramework for open cooperation and new multilateral financial instruments designed to lay the infrastructural and industrial foundations to secure and solidify China’s relations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Silk Roads and to extend the march of moderniz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to emerging countries.
[39] O'Rourke K H, Williamson J G.2001.

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a Nineteenth-Century Atlantic economy

[J].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1(1): 256-259.

https://doi.org/10.1017/S002205070163317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Globalization is not a new phenomenon; nor is it irreversible. In 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 Kevin O'Rourke and Jeffrey Williamson present a coherent picture of trade, mi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in the Atlantic economy in the century prior to 1914--the first great globalization boom. The book's originality lies in its application of the tools of open-economy economics to this critical historical period--differentiating it from most previous work, which has been based on closed-economy or single-sector models. The authors also keep a close eye on globalization debates of the 1990s, using history to inform the present and vice versa.
[40] Piketty T.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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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Rostow W W.1978.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y & prospect[M]. London, UK: The Macmilla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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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Stiglitz J E.2015.

A nobel laureate explains how trump could nuke the economy[Z].

Vanity Fair, 2016-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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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ying time: The delayed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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