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进展  2017 , 36 (10): 1313-1320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10.013

专题研究:健康与人居环境

中国省域离婚率的空间异质性分析

李在军12, 刘帅宾12, 马志飞12, 宋伟轩3*

1.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
2. 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南京 210023
3.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南京 210008

Sapti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divorce rate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

LI Zaijun12, LIU Shuaibin12, MA Zhifei12, SONG Weixuan3*

1.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Jiangsu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Nanjing 210023, China
3.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nology, CAS, Nanjing 210008, China

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宋伟轩(1981-),男,吉林敦化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城市社会地理研究,E-mail: wxsong@niglas.ac.cn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71155)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在军(1989-),男,山东临沂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及城市发展,E-mail: junzailiny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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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婚姻是人口再生产必要的社会关系,维系着社会的安定和谐,而离婚的空间特征是社会地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05-2014年间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离婚率变化为数据源,结合传统数理分析和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探究其空间依赖性与空间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①2005-2014年间地区间离婚差异不断缩小,离婚水平空间分布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异态势;②地区间离婚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是由地理邻近和网络社会空间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地区间离婚现象的高低分异与特定地理的社会经济及文化等因素有关;③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及家庭规模的增加对离婚起到显著的影响;失业率的增加及城乡收入的加大对离婚起到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全球化、性别比的增加、家庭负担对离婚的影响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关键词: 离婚率 ; 空间格局 ; 影响因素 ; 空间异质性 ; 中国

Abstract

Marriage is an important social relation in the reproduction of population and it functions as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harmony. Henc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regional divorce rates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human geography. Taking 31 provincial-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mbining traditional statistical techniques and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nalyzing spatial dependence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China's regional divorce rates between 2005 and 2014 and identifies the potential driving factors of regional divorce rate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regional inequality of divorce rates gradually decreased from 2005 to 2014, and there was a clear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with high divorce rates in northern China and low divorce rates in the southern region. (2)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divorce rates showed some spatial dependence or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which was influenced by both geographic proximity and the Cybersociety. The heterogeneou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divorce rates was to some degree related to specific regional contexts such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ulture,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3) Spatial panel data regression reveals that urbanization r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education attainment,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and family size all ha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divorce rate. Unemployment rate and the widening urban and rural income gap had in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divorce rate. Globalization, the increase of male to female sex ratio, and burden of family support were negative related to divorce rate, but not significant statistically.

Keywords: divorce rate ; spatial pattern ; influencing factors ; saptial heterogenity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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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军, 刘帅宾, 马志飞, 宋伟轩. 中国省域离婚率的空间异质性分析[J]. , 2017, 36(10): 1313-1320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10.013

LI Zaijun, LIU Shuaibin, MA Zhifei, SONG Weixuan. Sapti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divorce rate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10): 1313-1320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10.013

1 引言

通常传统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时,离婚的可能性及概率往往呈上升趋势(Musai, 2011)。自二战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的离婚率急剧增加,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与完善,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冲击下,中国社会逐渐摆脱传统的封建制度束缚,人们的生活理念与态度发生显著变化。随着社会秩序与人口结构的调整,离婚事件呈不断增加的趋势(Wang et al, 2010),离婚注册数从1985年的457900对增加到2014年的2957300对。日益增加的离婚率一方面表明自由、性别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社会对离婚的容忍度提高;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威胁着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及危害女性的权益(Wang, 2001; Reilly, 2009)。

国外社会学家较早关注离婚增加的原因,认识到婚姻解体与社会整体融合度、社会排斥、宗教驱逐和工作歧视等方面的社会成本及压力密切相关(Glenn et al, 1984, 1985)。Fenelon(1971)用移民率来反映社会融合程度,佐证其与离婚率的关系,指出社会融合程度低导致离婚的社会成本较低,从而引起更高的离婚率。Breault等(1987)以教堂成员关系、人口变化和都市性综合表征社会融合,发现其对美国3111个县的离婚率有较强影响。此外,其他研究表明,女性受教育程度(Heaton et al, 2001)、离婚法的调整(Ruth, 2008)、失业的增加(Charles et al, 2004)等因素也对离婚起到一定促进作用。而经济学家基于经济理论和经济要素进行离婚现象的解释,认为婚姻是个人福利效用最大化函数,且潜在地存在着竞争的婚姻市场,最佳伴侣的选择受市场条件施加的影响,离婚被认为是因为婚姻幸福度的逐渐下降及婚姻市场调节失衡共同所致(Becker, 1973)。South(1985)认为经济发展对离婚起重要影响,经济衰退时期,离婚率通常会下降;经济繁荣时期,离婚率将会增长。此外,还发现收入、通货膨胀及国内生产增长率等经济因素的变动也会对离婚产生影响(Becker et al, 1977; Nunley, 2010)。

有关中国离婚的相关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其中,最初的研究采用定性描述从社会制度约束、立法调整、经济改革及政治稳定等方面阐述了离婚形成的主要原因(Platte, 1988; Bullough et al, 1994),而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市场化与城市化的进程的加快,受西方文化的持续影响,对个人主义与自由的片面强调、社会人口结构的综合变化及经济转型背景下婚姻家庭法的调整是新时期中国离婚率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Zeng et al, 2000; Palmer, 2007),相应地一些学者从定量视角分析了经济发展、女性收入、受教育水平及互联网普及对离婚率的影响作用(Zhang et al, 2012; Wang et al, 2010; Wang et al, 2012; 李晓敏, 2014)。可见,当前从社会经济视角的离婚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已颇为丰富,有关中国离婚的解释更加多元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地理学的快速发展,家庭的形成与变化作为人口地理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封志明等, 2011),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人口地理学对不同地理尺度人口空间分布、变动及增长的空间变化研究不断涌现(柏中强等, 2015; 王开泳等, 2016),但从空间视角对离婚特征的分析却相对较少。其中,DiFurio等(2012)首次运用空间滞后模型研究了离婚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Darmofal(2015)指出,区域离婚率的空间相关性受协变量影响,但并未指出具体协变量。国内学者也对离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白彩全等, 2015; 苏理云等, 2015),但多停留在现状描述,缺乏对离婚空间格局及其形成机制的深入解析。因此,本文借助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2005-2014年间中国31省(市、区)离婚率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并识别其主要影响因素,以期为实施区域婚姻稳定政策提供参考。

2 数据及方法

2.1 离婚率测算

离婚率的衡量指标通常有“粗离婚率”、“一般离婚率”和“特殊离婚率”三种,为真实反映一定时期内某一区域离婚变动情况,常采用某地区一定时期内的离婚对数与结婚对数之比进行计算(苏理云等, 2015):

离婚率(yi)=单位时间内离婚登记对数单位时间内结婚登记对数(1)

2.2 影响指标的选取

在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以下相关指标:

(1) 城市作为频繁的地理作用地域,内在高频的地理流动会扰乱社会关系,削弱社会融合度(汪国华, 2007)。因此,假定城市化率的提高会导致离婚率的增加,以城市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城市化率。

(2) 通常,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离婚率较高(Wang et al, 2012)。假定经济发展水平对离婚率有正向的影响,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反映经济发展水平。

(3)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加入WTO,全球化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尤其是文化传统产生较大冲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改变了对婚姻的态度。故以人均外商直接投资表征全球化的影响,假定其对离婚率有正向促进作用。

(4) 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克服对婚姻失败的消极认知,但同时教育优势对于婚姻质量的维系又起到调节作用(张会平等, 2010)。故选取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所占比例反映受教育水平。

(5) 家庭规模可用来表征家庭的脆弱性和对社会资本的占有程度。家庭规模越大,脆弱性越小,离婚所遭受到的障碍与缓冲越多,离婚的可能性会大幅下降(杨文等, 2012)。故以平均家庭人口规模来表示家庭规模对离婚的影响。

(6) 通常,低性别比会加剧婚姻的不稳定性,由于女性的“剩余”易造成男性对婚姻的不忠诚及更倾向于发展异性关系,但高性别比(男/女)也不利于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郭永昌等, 2014)。所以,其对离婚率的影响方向不清晰。

(7) 家庭负担系数是影响离婚率的重要变量,较大的负担会带来更大的生活压力,影响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徐安琪等, 2002)。因此,家庭负担的增加可能导致离婚率上升。

(8) 较高的失业率不能满足夫妻双方维持满意婚姻所必须的经济前提,而就业则有利于消除婚姻的负面影响。以城镇登记/调查失业率反映失业状况,假设其对离婚率有正向的作用。

(9) 通常,城乡间差距越大,则社会流动性越强,收入差距的扩大将导致农村居民不良的攀比效应,甚至破坏农村婚姻的稳定性。故以城乡收入比衡量城乡差距。

(10) 互联网的普及渗入生活及生产的各方面,对传统的男女间交流及家庭的稳定有着深刻影响。李晓敏(2014)发现互联网普及对离婚率有着正向影响;而Kendall(2011)认为互联网普及并不必然导致离婚率的增加,因此,其对离婚率的影响并不确定。

考虑到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及普及进程,选取研究时段2005-2014年,以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为研究单元,文中相关统计数据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5)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进行整理与计算获得。同时,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对人均GDP进行不变价处理,折算为2005年的可比价,各变量的统计描述如表1

表1   各变量统计描述

Tab.1   Summary statistics of divorce rate and explanatory variables

变量观测值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离婚率(y)3100.240.100.070.49
城市化(x1)31050.3413.9925.7589.60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2)31032230.2820412.02995.88105231
人均外商投资额(x3)3102469.144203.8642.8920693.56
受教育程度(x4)31023.929.833.0161.66
平均家庭规模(x5)3103.160.412.335.03
性别比(x6)310104.053.6794.65118.62
家庭负担系数(x7)31036.416.8521.1857.58
城镇登记失业率(x8)3103.590.641.205.60
城乡收入比(x9)3103.131.991.8126.93
互联网普及率(x10)31029.9817.212.927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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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传统的不均衡指数,即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测度中国区域离婚率差异的时间变动;然后,对2005-2014年间各省市的离婚率进行时空聚类分析,从而划分出差异性的离婚空间类型;最后,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中国离婚率的空间依赖性及空间异质性特征。

运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可有效地探测地区离婚现象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并识别具体的空间固定效应。通常,采用空间滞后及空间误差模型来诊断具体的空间作用机制,空间滞后模型表达式为(Elhorst, 2014; 程叶青等, 2014 ):

而空间误差模型用来说明未观测变量的随机扰动可能导致空间依赖的产生,其表达式为:

式中: yit表示省份 it时刻的离婚率; wij为基于距离设定的空间权重矩阵; wijyjt表示省域单元离婚率的空间滞后; λ是空间回归系数,反映了周围地区空间溢出或空间扩散对本地影响作用的大小;n为省份单元数; Xit为自变量组成的矩阵; β是其相应的回归系数; φ是常数项; vit是独立一致性误差分布项; 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用来衡量周围地区离婚率的误差冲击对本地区造成的影响。 ci为空间固定效应,反映了对区域的具体影响,不随时间而变化; αt为时间固定效应值,随时间变化而不同。由于固定效应包含了时间固定、空间固定及时空固定三种形式,而本研究时段相对较短且重点在于分析地区离婚的空间异质性,故仅对各地的空间固定效应值进行提取,并将其进行空间可视化。

3 结果分析

3.1 中国省域离婚率差异的时间变动

利用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分别计算2005-2014年间中国省域离婚率差异的时间变化(图1)。在整个研究时段内,地区离婚率的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值总体上均呈波动下降态势,系数值分别由2005年的0.498和0.262下降至2014年的0.345和0.186,说明地区间离婚率的差异在不断缩小,这似乎与中国总体离婚率不断攀升的事实相悖。事实上,由于各省(市、区)的离婚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各地区2014年离婚率同2005年离婚率的比值均大于1,因此,这一缩小的差异表明各省(市、区)的离婚率是在高水平上的均衡。这与各地离婚事件的不断增加、区域社会经济背景、及社会离婚程序简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图1   中国区域离婚率的差异变动

Fig.1   Inequality of regional divorce rate

3.2 中国地区离婚率的空间聚类

由于区域历史、经济发展、文化和人口结构的地理差异,区域间的离婚率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为揭示地区间离婚的空间异质性格局,利用层次聚类对2005-2014年间省域离婚率进行时空聚类。由于层次聚类包含多种具体聚类方法,通过多次试验选择Ward最小方差法,最后将省域离婚率分为五类(图2)。

图2   中国各省(区、市)离婚率的空间聚类

Fig.2   Clustering of regional divorce rate

图2可见,中国31个省(区、市)离婚率的空间分异仍然很明显,总体呈“北高南低”分布态势。其中,离婚率高的省(区、市)分布于东北三省、新疆、重庆及上海;中低及中等离婚率的省区数量众多,占较大比重;低离婚率的省区包括河南、西藏及海南。

3.3 中国省域离婚率的机制解析

由于空间面板模型具有随机和固定两种形式,经Hausman检验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p<0.05)。利用Matlab 7.0软件Jplv7工具包获得估计结果(表2)。由表2可见,空间滞后系数λ为0.3031,通过0.00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地区间的离婚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相邻地区离婚率的上升将导致本地离婚率的提高。同时,空间误差回归系数ρ为0.3366,在0.001水平下显著,意味着地区间离婚率的空间依赖性受未观测变量随机冲击的影响。由R2知空间滞后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优,可用于解释地区离婚率的影响因素。

表2   空间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Tab.2   Results of spatial panel regression

变量普通面板空间滞后面板空间误差面板
估计值t估计值t估计值t
x1-0.0318-0.1710.1419***1.4890.13121.384
x20.09971.6050.0438*2.0140.0445*2.127
x3-0.1431***-5.004-0.0094-0.394-0.0127-0.533
x40.2530**3.0660.1970**3.0970.2098***3.324
x5-2.4832***-8.1770.7763***4.1290.7331***3.838
x6-1.0410'-1.898-0.1519-0.670-0.0154-0.070
x70.3432*2.256-0.0498-0.492-0.0344-0.344
x8-0.3663***-3.8660.01790.5780.01950.664
x9-0.0604-0.7750.00920.3610.00680.273
x100.2117***4.4130.1080*2.9720.1377***3.674
λ0.3031***4.498
ρ0.3366***4.939
R20.60290.76530.6239
logL194.824260.764244.711

注:******及分别表示通过0.001、0.01、0.05和0.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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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城市化的回归系数为0.1419,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城市化的提高将导致离婚率的提高。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往往导致频繁的人口流动,弱化了社会联系与融合度;快速的城市化也促进了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和解放,强化了居民的自我意识,离婚被认为是结束不幸福婚姻的正常现象,这些都加大了离婚的风险。

经济发展水平对离婚率的影响系数为0.0438,影响相对较小,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离婚率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并非离婚率增加的主导因素。在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背景下,离婚率的提高折射出更深层次的变化,如女性在经济活动中地位的提高,居民预期收入的提高,市场经济中腐朽价值观的侵蚀,以及对生活质量改善的追求等,正是这些挑战了传统的婚姻观念。

全球化对离婚率的影响作用为负且不显著,这与原假设相反,这可能与全球化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而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传统观念仍占主导地位,外来文化的冲击影响尚且不大。

受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为0.1970,表明受教育的提高加剧了离婚率的风险。从社会整体来看,居民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使得社会对离婚率的容忍度提高,从而降低了离婚率的外部压力。通常,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或女性常有较高的自我意识,对婚姻质量有较高的要求,对婚姻质量有较高的要求,若长时期陷于不婚姻幸福中,便主动选择诉诸离婚。

家庭规模的回归系数为0.7763,对离婚率的影响最大,这与原假设情况并不相符。通常,家庭规模越大,夫妻双方更会谨慎考虑离婚带来的经济负担、情感损失及金钱损失,从而有助于减少离婚的发生。据统计,中国当前平均家庭规模为3.16人/户,相比之前,家庭规模相对较小,反而会加剧离婚率的提高。

性别比的回归系数为-0.1519,但不显著。这表明当前阶段我国性别比尚未失调,从女性角度来说,性别比增加意味着处于婚配年龄的男性数量较多,相应地女性可选择匹配幸福婚姻的空间增加;而从男性角度来说,择偶相对困难,将对婚姻更加珍视。这某种程度上皆有助于稳定家庭婚姻关系。

家庭负担系数对离婚率起呈负向作用,但不显著。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社会总依赖较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对减少了9%。随着家庭规模的降低,家庭负担逐渐减小,这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因照顾孩子和老人的重担而导致夫妻离婚发生的现象。

失业率的回归系数为0.0179,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失业意味着家庭收入来源减少,家庭负担增加,家庭消费支出的增大,不利于维护和谐的家庭生活与幸福的婚姻。

城乡间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为0.0092,对离婚率的影响相对较小。通常,伴侣选择会基于彼此的收入水平,如果双方具有相同的经济基础、生活背景及生活习惯,那么彼此就可更好地交流,婚姻生活也相对较稳定;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造成社会生活背景及习惯明显的差异,有可能影响家庭婚姻的稳定性。但这一影响系数并不显著,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直接导致离婚事件的发生。

互联网普及的回归系数为0.1080,通过0.05水平下显著性检验,说明互联网的普及对离婚率提高起正向作用。互联网的普及较传统的择偶方式具有低搜寻成本、高效、快速匹配等优点,有助于寻找合适的伴侣,维持幸福的婚姻;但目前网恋引发的婚外情,是引发“中国式离婚”的重要诱因之一。

3.4 中国地区离婚的时空异质性

中国地区离婚率的时空聚类虽可揭示省域间离婚水平的空间类别,但却忽略了省域离婚的具体效应。因此,在空间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基础上,进一步提取传统面板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及空间误差模型的空间固定效应,并利用ArcGIS 10.0自然断裂点法进行可视化(图3)。由图3可见,省域间离婚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上述三个模型提取的离婚率空间固定效应值除系数差异波动外,大体呈一致性空间分布格局,这表明省域间离婚率差异显著。其中,东北三省、新疆、四川及重庆等地的离婚率空间固定效应远高于其他省(区、市),东南沿海省份离婚空间固定效应相对较低,这与聚类分析结果总体一致,而一些中西部省区离婚率的空间固定效应值较低且波动变化较大,聚类分析未能揭示其空间异质性。

图3   中国各省(区、市)离婚率的空间异质性

Fig.3   Heterogeneity of divorce rate in China

具体来看,东北三省离婚率的空间固定效应均为较高值,这是由于东北三省作为老工业基地,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人口素质高,人口流动性较强;此外,东北三省作为朝鲜族、蒙古族、满族等众多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加上日本、韩国、俄罗斯等东北亚国家的移民,移民文化也对本土影响较大。因此,社会文化的开放性带来了开放、自由的婚姻观念,这无疑加剧了地区的离婚风险(李雨潼等, 2011);重庆和四川的离婚率空间效应也较大,是受两地快速发展的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同时,受川渝地区独特的“女强男弱”家庭文化的影响,社会离婚风险较高,导致其离婚率相对高于周围省份;新疆地区的离婚率空间效应一直为较高水平,由于新疆维吾尔族占据主体,受封建传统文化及穆斯林婚姻习俗的影响,致使家庭婚姻稳定性遭受威胁(艾尼瓦尔·聂吉木, 2005)。

东南沿海省市离婚率的空间固定效应相对较低,尽管近年来东南沿海一些省份,如海南、广东、福建等地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可能对离婚率的上升造成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多子多福”及“有儿有女”的传统观念深入当地的婚姻生活之中,甚至导致计划生育难以实施,加之家庭规模扩大与家庭责任,使得离婚风险明显的降低。同样,传统的农业大省,如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离婚率空间效应为中低水平,与这些省区农业人口基数大、城市化水平相对低有关,使得离婚风险处于较低水平;西藏的离婚率空间效应最低,可能与其不完善的婚姻法律有关。相反,甘肃、山西等省较低离婚率空间效应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及城市化水平较低有关;而贵州省离婚率的空间效应相对较高,可能受重庆、四川高离婚率的影响。

4 讨论

中国省域离婚现象存在着空间溢出效应。从地理学的空间视角来看,局部地区离婚的发生不仅受区域内部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相邻省(区、市)离婚变化的影响,由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区域间人口、商品及信息等的流动更加频繁,使得生活习惯、生活态度、认知及价值观等相互碰撞,从而影响了对家庭及婚姻的态度。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加快推进,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得区域之间人口迁移的障碍进一步清除,而频繁的迁移破坏了社会的融合度,不利于形成统一的地方价值观,进而影响了婚姻的稳定性。从流动空间视角来看,互联网作为一种社会空间传播媒介,创造了一种流动性的视频、图像等综合构成的虚拟网络社会。具有完整界定的社会、文化、实质环境及功能特征的地方构成这一流动空间里的节点及中枢, 地方被拉近了,它们间的界限被同化和消除。这种新的时空体验带给人们自由与解放的感觉,改变了对传统历史文化的认知,滋生了严重的自恋、孤独及个人主义, 使得人们漂移在虚拟的数字文化海洋,从而挑战了传统的性别、家庭及婚姻关系,滋生了许多闪婚、 闪离等现象。网络社会带来离婚的去区域化,离婚现象快速流动于每个角落,从而强化了地区间离婚的相互影响。

本文的不足为:受研究数据的限制,未对城市等更小尺度的离婚空间现象进行探讨。空间计量模型虽能较好地利用面板数据,但对异质性的分析还存在着不足,未能反映变量对空间固定系数值的影响,今后可采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TPGWR)模型,通过整合空间异质性与空间面板数据进行地区离婚现象的深入解析。此外,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多民族聚居,经济、社会、文化差异悬殊,而影响离婚率的因素多样,单一指标的测度并不能完全解释离婚率的分异格局特征。如回归模型结果所揭示的地区经济发展对离婚率有正向影响,事实上,东部沿海地区离婚率较低,广大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离婚率却相对较高,更多地与地方经济增长率的高低相关,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较快且稳定,吸引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刘涛等, 2015),频繁的人口迁移会破坏流出地的社会结构,进而影响家庭婚姻的稳定,但对流入地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东北三省及中西部一些省区经济增长较慢,反而造成很多社会问题,包括离婚率的增加。因此,本文所作的探索性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未来将加强机理的研究。

5 结论

本文分析了2005-2014年间中国31个省(区、市)离婚率的空间依赖及空间异质性,主要结论为:

(1) 中国离婚率的地区差异不断缩小,各省(区、市)离婚率在高水平下均衡,不断上升的离婚率是由经济快速发展、婚姻态度转变及离婚程序简化等因素综合造成的。由于区域历史、经济发展、文化和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地理差异,总体上中国离婚率明显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

(2) 中国省(区、市)离婚率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一方面与地理位置有关,周围相邻地区离婚率的上升会提高本地离婚的风险;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社会交往的一种流动空间,促进省际间离婚现象的传播,有可能增强离婚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固定效应揭示了地区间离婚率的空间分异特征,东北三省、新疆、重庆、四川等省区是离婚的高发地,而西藏、海南、广东、甘肃、山西地区离婚率相对较低,但导致这种分异的原因随各地具体情况而异。

(3) 空间面板数据回归揭示,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及家庭规模的扩大对离婚率起到显著正向影响;而失业率的提高及城乡收入的扩大对离婚率起正向作用,但不显著;全球化、性别比的提高、家庭负担对离婚率为负向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艾尼瓦尔·聂吉木. 2005.

新疆维吾尔族人口离婚率变动趋势浅析

[J]. 新疆社会科学, (4): 54-5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5330.2005.04.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根据历届人口普查资料及各类有关调查和文献资料,对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维吾尔族人口离婚率的变动趋势同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新疆几个主要少数民族人口的离婚率变动及地区差异性进行综合比较分析,探索维吾尔族人口离婚率的变动规律,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Ainiwaier N J M.2005.

Analysis of the tendency of divorce rate in Uygur population of Xinjiang

[J]. Social Sciences in Xinjiang, (4): 54-5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5330.2005.04.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根据历届人口普查资料及各类有关调查和文献资料,对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维吾尔族人口离婚率的变动趋势同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新疆几个主要少数民族人口的离婚率变动及地区差异性进行综合比较分析,探索维吾尔族人口离婚率的变动规律,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2] 白彩全, 陈昶, 丁一帆, . 2015.

中国省域离婚率的时空格局及趋同演变研究

[J]. 测绘科学, 40(11): 48-53.

https://doi.org/10.16251/j.cnki.1009-2307.2015.11.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针对现有离婚率研究时间、空间割裂,整体性探讨不足及实证研究缺 乏的问题,该文运用空间自相关、空间马尔可夫链等空间统计方法对中国大陆各省域1979-2012年离婚率数据的时空分布及趋同演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 现:除东北、西北地区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之外,中国大陆高离婚率地区逐步向中部延伸并聚集,离婚率存在着较强的空间自相关且空间聚集现象明显;省域离婚率 的“两极分化”现象和“俱乐部趋同”现象均经历了由弱到强再减弱的波动变化趋势.

[Bai C Q, Chen C, Ding Y F, et al.2015.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and convergence evolution of divorce rates at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

[J]. Scienc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40(11): 48-53.]

https://doi.org/10.16251/j.cnki.1009-2307.2015.11.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针对现有离婚率研究时间、空间割裂,整体性探讨不足及实证研究缺 乏的问题,该文运用空间自相关、空间马尔可夫链等空间统计方法对中国大陆各省域1979-2012年离婚率数据的时空分布及趋同演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 现:除东北、西北地区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之外,中国大陆高离婚率地区逐步向中部延伸并聚集,离婚率存在着较强的空间自相关且空间聚集现象明显;省域离婚率 的“两极分化”现象和“俱乐部趋同”现象均经历了由弱到强再减弱的波动变化趋势.
[3] 柏中强, 王卷乐, 杨雅萍, . 2015.

基于乡镇尺度的中国25省区人口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J]. 地理学报, 70(8): 1229-1242.

[本文引用: 1]     

[Bai Z Q, Wang J L, Yang Y P, et al.2015.

Characterizing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t township level across the 25 provinces in China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0(8): 1229-1242.]

[本文引用: 1]     

[4] 程叶青, 王哲野, 马靖. 2014.

中国区域创新的时空动态分析

[J]. 地理学报, 69(12): 1779-1789.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12004      URL      摘要

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验证性空间面板模型,本文探讨了2000年以来中国区域创新的时空动态。结果表明:1自创新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各省区创新产出的年均增长率几乎都经历了一个剧烈的加速过程,说明区域创新能力的总体提升,但是,东部沿海地区仍然在创新产出中居于压倒性地位,导致"沿海—内陆"分化加剧和区域鸿沟的进一步突出,省区创新可能会陷入"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2中国区域创新产出与创新投入的空间集聚随时间推移不断强化,通过识别不同时期各变量"热点",表明创新产出"热点"地区与创新投入"热点"具有高度的时空耦合特征;3人均GDP、研发投入、研发人员及在校大学生数对省区创新产出有显著的直接影响。省区间创新活动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其知识溢出的地理区域跨越了省区边界。空间依赖性的存在导致省区间创新活动具有反馈效应,相邻省区的知识溢出对该省区的创新活动具有实质性影响。

[Cheng Y Q, Wang Z Y, Ma J.2014.

Analyzing the space-tim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in China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9(12): 1779-1789.]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12004      URL      摘要

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验证性空间面板模型,本文探讨了2000年以来中国区域创新的时空动态。结果表明:1自创新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各省区创新产出的年均增长率几乎都经历了一个剧烈的加速过程,说明区域创新能力的总体提升,但是,东部沿海地区仍然在创新产出中居于压倒性地位,导致"沿海—内陆"分化加剧和区域鸿沟的进一步突出,省区创新可能会陷入"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2中国区域创新产出与创新投入的空间集聚随时间推移不断强化,通过识别不同时期各变量"热点",表明创新产出"热点"地区与创新投入"热点"具有高度的时空耦合特征;3人均GDP、研发投入、研发人员及在校大学生数对省区创新产出有显著的直接影响。省区间创新活动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其知识溢出的地理区域跨越了省区边界。空间依赖性的存在导致省区间创新活动具有反馈效应,相邻省区的知识溢出对该省区的创新活动具有实质性影响。
[5] 封志明, 李鹏. 2011.

20世纪人口地理学研究进展

[J]. 地理科学进展, 30(2): 131-140.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1.02.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世纪之前的人口地理学只是从属于传统地理学的人口地理研究。进入20世纪,人口地理研究尚未从人文地理学中独立出来,内容上延续了拉采尔的人类地理学思想;二战以后,人口地理研究逐步向人口地理学纵深发展,50年代人口地理学逐步成形。20世纪后半叶,人口地理学得 到了持续快速发展:出生率与老龄化、迁移与流动、人口与脆弱性等世界性人口问题成为热点研究主题。未来人口地理学家仍将关注人口差异、脆弱性及空间分析,加强人口统计数据空间化方法研究,从不同地理尺度与地理维度应对人口地理学的新挑战。

[Feng Z M, Li P.2011.

Review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in the past century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0(2): 131-140.]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1.02.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世纪之前的人口地理学只是从属于传统地理学的人口地理研究。进入20世纪,人口地理研究尚未从人文地理学中独立出来,内容上延续了拉采尔的人类地理学思想;二战以后,人口地理研究逐步向人口地理学纵深发展,50年代人口地理学逐步成形。20世纪后半叶,人口地理学得 到了持续快速发展:出生率与老龄化、迁移与流动、人口与脆弱性等世界性人口问题成为热点研究主题。未来人口地理学家仍将关注人口差异、脆弱性及空间分析,加强人口统计数据空间化方法研究,从不同地理尺度与地理维度应对人口地理学的新挑战。
[6] 郭永昌, 丁金宏. 2014.

中国离婚人口性别比: 时期变化与空间差异

[J]. 南方人口, 29(4): 1-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1613.2014.04.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我国离婚率除存在时期差异还存在城乡差异。1990-2000年 间15岁以上人口离婚率增幅显著,男性离婚率先降后升,变化幅度不大,女性自1990年起呈剧烈增长,20年增长了3倍。全国15岁以上离婚人口的性别比 自1982年来出现陡降,由378降至127。2010年离婚人口性别比由城市到乡村依次升高,性别空间不均衡矛盾突出。离婚人口的年龄分布具有显著的错 峰效应。乡村离婚高峰到来最早,城镇次之,再次是城市,越往后峰形越陡峻。

[Guo Y C, Ding J H.2014.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of divorce sex ratio in China

[J]. South China Population, 29(4): 1-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1613.2014.04.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我国离婚率除存在时期差异还存在城乡差异。1990-2000年 间15岁以上人口离婚率增幅显著,男性离婚率先降后升,变化幅度不大,女性自1990年起呈剧烈增长,20年增长了3倍。全国15岁以上离婚人口的性别比 自1982年来出现陡降,由378降至127。2010年离婚人口性别比由城市到乡村依次升高,性别空间不均衡矛盾突出。离婚人口的年龄分布具有显著的错 峰效应。乡村离婚高峰到来最早,城镇次之,再次是城市,越往后峰形越陡峻。
[7] 李晓敏. 2014.

互联网普及对离婚率的影响

[J]. 中国人口科学, 34(3): 77-8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运用中国31个省份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的互联网普及对离婚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互联网普及率对离婚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当年离婚率的影响小于其对未来1~3年离婚率的影响,这种滞后效应在第二年达到最大。另外,人均收入水平和城镇化率对当年和未来1~3年的离婚率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人均收入水平和城镇化率越高,离婚率越高。文章分别从5种机制对中国互联网普及提高离婚率的可能原因进行了解释。

[Li X M.2014.

The effect of Internet penetration on China's divorce rate

[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34(3): 77-8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运用中国31个省份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的互联网普及对离婚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互联网普及率对离婚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当年离婚率的影响小于其对未来1~3年离婚率的影响,这种滞后效应在第二年达到最大。另外,人均收入水平和城镇化率对当年和未来1~3年的离婚率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人均收入水平和城镇化率越高,离婚率越高。文章分别从5种机制对中国互联网普及提高离婚率的可能原因进行了解释。
[8] 李雨潼, 杨竹. 2011.

东北地区离婚率特征分析及原因思考

[J]. 人口学刊, (3): 47-5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129X.2011.03.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我国的离婚率也不断上升.离婚率节节攀升,既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也映射出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化,不能简单地用好与坏来为这种社会现象定性.从1995-2008年全国各地区粗离婚率来看,东北地区的离婚率在全国各地区离婚率排名中始终名列前茅,并且呈逐年上升的变化趋势.东北地区离婚率偏高的原因,除了与全国其他地区相类似的社会、经济等原因外,还与东北地区特有的城市化水平、受教育程度、区域文化、民族构成、人口流动规模等密切相关,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Li Y T, Yang Z.2011.

A study of characteristics and reasons of crude divorce rate in Northeast China

[J]. Population Journal, (3): 47-5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129X.2011.03.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我国的离婚率也不断上升.离婚率节节攀升,既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也映射出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化,不能简单地用好与坏来为这种社会现象定性.从1995-2008年全国各地区粗离婚率来看,东北地区的离婚率在全国各地区离婚率排名中始终名列前茅,并且呈逐年上升的变化趋势.东北地区离婚率偏高的原因,除了与全国其他地区相类似的社会、经济等原因外,还与东北地区特有的城市化水平、受教育程度、区域文化、民族构成、人口流动规模等密切相关,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9] 刘涛, 齐元静, 曹广忠. 2015.

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演变机制及城镇化效应: 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的分析

[J]. 地理学报, 70(4): 567-581.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4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形成机制及其城镇化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沿海城市群仍然是其主要集中地,且沿海集中区有连绵化的趋势,但在城市群内部的空间分布模式差异显著。流动人口向内陆地区的省会等特大城市集中趋势明显,其分布重心出现了明显的北移。省内县际的流动人口规模已接近于省际流动,且有更高的意愿和更强的能力永久居留城镇,省内县际的永久性迁移将成为未来中国人口城镇化的主导模式。中国流动人口迁入地的选择受到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更强。远距离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在务工之外,对享受城市生活也开始有所考虑;而中西部地区政府力量在引导人口流动中仍起到重要作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均有显著贡献,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模式。

[Liu T, Qi Y J, Cao G Z.2015.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Uneven landscap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ffects on urbanization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0(4): 567-581.]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4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形成机制及其城镇化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沿海城市群仍然是其主要集中地,且沿海集中区有连绵化的趋势,但在城市群内部的空间分布模式差异显著。流动人口向内陆地区的省会等特大城市集中趋势明显,其分布重心出现了明显的北移。省内县际的流动人口规模已接近于省际流动,且有更高的意愿和更强的能力永久居留城镇,省内县际的永久性迁移将成为未来中国人口城镇化的主导模式。中国流动人口迁入地的选择受到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更强。远距离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在务工之外,对享受城市生活也开始有所考虑;而中西部地区政府力量在引导人口流动中仍起到重要作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均有显著贡献,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模式。
[10] 苏理云, 柳洋, 彭相武. 2015.

中国各省离婚率的空间聚集及时空格局演变分析

[J]. 人口研究, 39(6): 74-8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离婚率的上升既有深刻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也凸显了现阶段人们价值观的变化。文章在对离婚率的区域差异性、空间聚集性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离婚问题的区域特性和时空特征进行统计分析,揭示中国离婚问题的空间演变规律。研究发现: 中国各省级行政区离婚率的高、低在空间上呈现出非随机分布; 从全局来看,中国各省离婚率一直存在高&mdash;高型聚集或低&mdash;低型聚集; 从各省离婚率的局部聚集特征可以看出,高&mdash;高型主要集中在东北3 省,低&mdash;低型主要集中在我国南部及东南沿海等省份; 2004 ~ 2012 年间,离婚率属于高&mdash;高型且显著的热点地区逐渐集中在黑龙江、辽宁、吉林,离婚率属于低&mdash;低型且显著的冷点地区从6 个减少到只剩1 个。

[Su L Y, Liu Y, Peng X W.2015.

Spatial aggregation and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of provincial divorce rate in China

[J]. Population Research, 39(6): 74-8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离婚率的上升既有深刻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也凸显了现阶段人们价值观的变化。文章在对离婚率的区域差异性、空间聚集性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离婚问题的区域特性和时空特征进行统计分析,揭示中国离婚问题的空间演变规律。研究发现: 中国各省级行政区离婚率的高、低在空间上呈现出非随机分布; 从全局来看,中国各省离婚率一直存在高&mdash;高型聚集或低&mdash;低型聚集; 从各省离婚率的局部聚集特征可以看出,高&mdash;高型主要集中在东北3 省,低&mdash;低型主要集中在我国南部及东南沿海等省份; 2004 ~ 2012 年间,离婚率属于高&mdash;高型且显著的热点地区逐渐集中在黑龙江、辽宁、吉林,离婚率属于低&mdash;低型且显著的冷点地区从6 个减少到只剩1 个。
[11] 汪国华. 2007.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 城市离婚率趋高的社会学透视

[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3(1): 5-9, 2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5330.2006.05.0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离婚率的上升是时下不争的事实,加之农民工进城务工,这一比率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本文 在对随机抽取的个案进行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使得不同群体出现了不同程度和不同性质的流动;随着流动性的增强,流动者的人际 关系变得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并且他们与这些复杂化的人际关系变得日趋陌生化,所以,现代化即是熟人社会向陌生入社会转变的过程;陌生入社会中社会约束力 明显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曾经可以成为离婚诱发因素但能够忍受的因素在陌生人社会中都有可能引发离婚。

[Wang G H.2007.

From acquaintances society to strangers society: A social perception of the increase of urban divorve rate

[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3(1): 5-9, 2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5330.2006.05.0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离婚率的上升是时下不争的事实,加之农民工进城务工,这一比率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本文 在对随机抽取的个案进行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使得不同群体出现了不同程度和不同性质的流动;随着流动性的增强,流动者的人际 关系变得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并且他们与这些复杂化的人际关系变得日趋陌生化,所以,现代化即是熟人社会向陌生入社会转变的过程;陌生入社会中社会约束力 明显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曾经可以成为离婚诱发因素但能够忍受的因素在陌生人社会中都有可能引发离婚。
[12] 王开泳, 丁俊, 王甫园. 2016.

全面二孩政策对中国人口结构及区域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

[J]. 地理科学进展, 35(11): 1305-1316.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11.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近几年中国生育政策的连续调整,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而且也将对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和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利用人口学的队列元素法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后,中国未来总人口及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并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全面放开二孩对中国区域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全面放开二孩可以有效延缓中国总人口的递减趋势、老龄化的趋势以及未来劳动人口不断走低的趋势;②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前后,中国的区域人口空间分布均呈现东部人口密度最高、中部次之、东北再次、西部最低的总体格局,全面放开二孩将会增加胡焕庸线东南侧的人口密度,中国人口分布东南集聚、西北相对稀疏的格局将会长期存在并进一步加剧;③根据各省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未来15年人口变化强度,可划分为人口快速变化区、人口中速变化区、人口缓慢变化区和人口平稳区.

[Wang K Y, Ding J, Wang F Y.2016.

Influenc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on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China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5(11): 1305-1316.]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11.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近几年中国生育政策的连续调整,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而且也将对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和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利用人口学的队列元素法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后,中国未来总人口及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并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全面放开二孩对中国区域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全面放开二孩可以有效延缓中国总人口的递减趋势、老龄化的趋势以及未来劳动人口不断走低的趋势;②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前后,中国的区域人口空间分布均呈现东部人口密度最高、中部次之、东北再次、西部最低的总体格局,全面放开二孩将会增加胡焕庸线东南侧的人口密度,中国人口分布东南集聚、西北相对稀疏的格局将会长期存在并进一步加剧;③根据各省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未来15年人口变化强度,可划分为人口快速变化区、人口中速变化区、人口缓慢变化区和人口平稳区.
[13] 徐安琪, 叶文振. 2002.

中国离婚率的地区差异分析

[J]. 人口研究, 26(4): 28-3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087.2002.04.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nbsp;本文在综述西方学者关于离婚率地区差异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包括社会聚合力和家庭结构等五个变量在内的解释我国离婚率地区差异的理论模型。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家庭结构尤其是子女对父母婚姻关系的稳定作用最大 ,由城市化水平、人口流动系数等指标组成的反映社会聚合力的复合变量也与离婚率呈显著相关。

[Xu A Q, Ye W Z.2002.

Zhongguo lihunlv de diqu chayi fenxi

[J]. Population Research, 26(4): 28-3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087.2002.04.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nbsp;本文在综述西方学者关于离婚率地区差异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包括社会聚合力和家庭结构等五个变量在内的解释我国离婚率地区差异的理论模型。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家庭结构尤其是子女对父母婚姻关系的稳定作用最大 ,由城市化水平、人口流动系数等指标组成的反映社会聚合力的复合变量也与离婚率呈显著相关。
[14] 杨文, 孙蚌珠, 王学龙. 2012.

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的测量与分解

[J]. 经济研究, (4): 40-5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理论层面上,本文在效用理论基础上对脆弱性进行了定义并对其分解以反映消费的不平等性和波动性。在实证分析层面上,本文使用CFPS(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数据对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进行量化与分解。量化结果表明多数农村家庭是脆弱的;分解结果发现相对于村间不平等,村内不平等是脆弱性的主要组成部分。家庭脆弱性及五个分解部分对家庭特征集合变量的OLS回归结果表明:增加农村家庭收入是降低其脆弱性最有效的手段;提高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能够有效降低家庭脆弱性,但大学教育支出会显著提高家庭的脆弱性水平,这较好地解释了目前出现的农村籍高中生弃考大学这一现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社会保险能有效降低农村家庭脆弱性;社会资本、更大的家庭规模和更高的劳动力占比有利于降低家庭脆弱性,这能较好地解释中国农村家庭频繁的送礼活动以及倾向于组建大家庭的现象。

[Yang W, Sun B Z, Wang X L.2012.

Measurement and decomposition of household's vulnerability in rural China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 40-5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理论层面上,本文在效用理论基础上对脆弱性进行了定义并对其分解以反映消费的不平等性和波动性。在实证分析层面上,本文使用CFPS(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数据对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进行量化与分解。量化结果表明多数农村家庭是脆弱的;分解结果发现相对于村间不平等,村内不平等是脆弱性的主要组成部分。家庭脆弱性及五个分解部分对家庭特征集合变量的OLS回归结果表明:增加农村家庭收入是降低其脆弱性最有效的手段;提高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能够有效降低家庭脆弱性,但大学教育支出会显著提高家庭的脆弱性水平,这较好地解释了目前出现的农村籍高中生弃考大学这一现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社会保险能有效降低农村家庭脆弱性;社会资本、更大的家庭规模和更高的劳动力占比有利于降低家庭脆弱性,这能较好地解释中国农村家庭频繁的送礼活动以及倾向于组建大家庭的现象。
[15] 张会平, 曾洁雯. 2010.

城市女性的相对收入水平及受教育程度差异对婚姻质量的影响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8(5): 632-63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目的:探讨城市女性的相对收入水平及受教育程度差异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从北京一所小学抽取3至6年级学生,共有1124名妈妈填答问卷。结果:女性婚姻质量在不同的相对收入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而言,收入低于丈夫的女性比收入高于丈夫的女性的婚姻质量要高。在离婚意向上,相对收入与受教育程度差异存在交互作用。相对收入在61-100%且教育程度与丈夫相同的女性离婚意向最高。结论:城市女性的经济优势对婚姻质量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而教育优势对其有调节作用。

[Zhang H P, Zeng J W.2010.

The influence of urban wives' relative income and education on marital quality

[J].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8(5): 632-63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目的:探讨城市女性的相对收入水平及受教育程度差异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从北京一所小学抽取3至6年级学生,共有1124名妈妈填答问卷。结果:女性婚姻质量在不同的相对收入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而言,收入低于丈夫的女性比收入高于丈夫的女性的婚姻质量要高。在离婚意向上,相对收入与受教育程度差异存在交互作用。相对收入在61-100%且教育程度与丈夫相同的女性离婚意向最高。结论:城市女性的经济优势对婚姻质量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而教育优势对其有调节作用。
[16] Becker G S.1973.

A theory of marriage: Part I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4): 813-846.

https://doi.org/10.1086/26028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 present in this paper the skeleton of a theory of marriage. The two basic assumptions are that each person tries to do as well as possible and that the "marriage market" is in equilibrium. With the aid of several additional simplifying assumptions, I derive a number of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about behavior in this market. For example, the gain to a man and woman from marrying compared to remaining single is shown to depend positively on their incomes, human capital, and relative difference in wage rates. The theory also implies that men differing in physical capital, education or intelligence (aside from their effects on wage rates), height, race, or many other traits will tend to marry women with like values of these traits, wherea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ates for wage rates or for traits of men and women that are close substitutes in household production will tend to be negative. The theory does not take the division of output between mates as given, but rather derives it from the nature of the marriage market equilibrium. The division is determined here, as in other markets, by marginal productivities, and these are affected by the human and physical capital of different persons, sex ratios (that is, the relative numbers of men and women), and some other variables.
[17] Becker G S, Landers E M, Michael R T.1977.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marital instabilit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6): 1141-1187.

https://doi.org/10.1086/26063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auses of marital instability. Section I develop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marital dissolution, incorporating uncertainty about outcomes of marital decisions into a framework of utility maximization and the marriage market. Section II explores implications of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with cross-sectional data, primarily the 1967 Survey of Economic Opportunity and the Terman sample. The relevance of both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es in explaining the recent acceleration in divorce rates is also discussed.
[18] Breault K D, Kposowa A J.1987.

Explaining divor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y of 3, 111 counties, 1980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9(3): 549-558.

https://doi.org/10.2307/352200      URL      摘要

Three indicators of social integration—church membership, population change, and urbanity—are tested with a group of socioeconomic variables and median population age on rates of divorce for 3,111 U.S. counties, 1980. The study replicates findings of previous studies that have shown comparatively strong effects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weak socioeconomic effects on divorce. Urbanity was found to be most strongly related to divorce, with church membership and population change equally half as strong. Weaker correlates of divorce, in order of importance, are: median family income, median age, rate of unemployment, and percentage Hispanic. Percentage employed in professions, percentage high school graduates, and percentage black were found to be unrelated to divorce. New discussion is offered on the hypothesized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ty and low social integration.
[19] Bullough V L, Fang F R.1994.

Marriage, divorce, and sexual rel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25(3): 383-393.

https://doi.org/10.1111/j.1545-5300.1994.00357.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ustoms and attitude about marriage divorce and sexual practices are undergoing change in China. Some of the changes have been encouraged by the government while others have occurred almost in spite of government efforts to redirect policy. Getting information on changes is not an easy task even in this period of Chinese willingness to be more open. The resulting overview is based on available sources as well as the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the authors.... (SUMMARY IN FRE AND SPA) (EXCERPT)
[20] Charles K K, Stephens M Jr.2004.

Job displacement, disability, and divorce

[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2(2): 489-522.

https://doi.org/10.1086/38125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Earnings shocks should affect divorce probability by changing a couple’s expected gains from marriage. We find that the divorce hazard rises after a spouse’s job displacement but does not change after a spousal disability. This difference casts doubt on a purely pecuniary motivation for divorce following earnings shocks, since both types of shocks exhibit similar long‐run economic consequences. Furthermore, the increase in divorce is found only for layoffs and not for plant closings, suggesting that information conveyed about a partner’s noneconomic suitability as a mate due to a job loss may be more important than financial losses in precipitating divorce.
[21] Darmofal D.2015. Spatial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M]. London,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 DiFurio F, Lewis W, Goode T.2012.

A regional analysis of divorce rat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 3(13): 38-43.

URL      摘要

This paper focuses on determining the impact of regional economies on localized divorce rates in Tennessee. Panel data is used to estimate a spatial fixed effects model for 95 counties in Tennessee over the period 1998 to 2007. Since local economies do not fully account for all living conditions of its residents,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given to how aggregated, county-level factors in the regional economy, such as unemployment rates, per capita income, number of religious establishments, impact divorce rates in the local economy. After controlling for spatial depend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vorce does not rise with job loss, suggesting that economic downturns encourage divorce postponement. However, divorce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come, adding support to the belief that money, or the lack thereof, is responsible for marital woes. Our measure of religion shows higher divorce rates in counties with greater representation of religious establishments.
[23] Elhorst J P.2014.

Matlab software for spatial panels

[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37(3): 389-405.

https://doi.org/10.1177/0160017612452429      URL     

[24] Fenelon B.1971.

State variations in United States divorce rates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33(2): 321-327.

https://doi.org/10.2307/349418      URL      摘要

A partial explanation of high divorce rates in certain areas and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offered for many years by the claim of a "frontier atmosphere" in existence that is conducive towards divorce in these locations. This paper seeks to operationalize this concept and subject it to empirical testing by relating intra and in-migration rates of states to divorce rates. A resonably high positive correlation is found to exist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rates and it is suggested that an explanation of this relationship may be found in the comparatively lower social costs attached to divorce in states having high migration rates as compared to states having low migration rates.
[25] Glenn N D, Shelton B A.1985.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divorce in the United States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47(3): 641-652.

https://doi.org/10.2307/35226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hypothesis that level of social integration is inversely related to level of marital dissolution is tested for whi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use of census and survey data for the nine census "divisions," or regions. A negative indicator of social integration, called the Residential Mobility Index, is related to a measure of marital dissolution from which the effects of years of exposure to the risk of divorce, religious background,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several community and family background variables have been remov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nine regions is very strong (r = .978) and is also very strong when the measure of marital dissolution is computed only for persons living in the same state they lived in at age 16 (r = .942). The very high level of marital dissolution in the American "divorce belt" (the West South Central, Mountain, and Pacific census divisions) can be accounted for by a high level of residential movement there, and intervening variables are probably a syndrome of variables associated with level of social integration.
[26] Glenn N D, Supancic M.1984.

The social and demographic correlates of divorce and sepa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update and reconsideration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46(3): 563-575.

https://doi.org/10.2307/35259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Data from seven U.S. national surveys conducted in the 1970s and in 1980 were used for a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of 10 social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to marital dissolution, most of the variables being those emphasized in discussions of the correlates of marital disso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easure of marital dissolution used for the study is the percentage of ever-married persons who had ever been divorced or legally separated, adjusted for time since first marriage. Of the 10 correlates, the strongest are race, age at first marriage, and frequency of attendance of religious services. The five socioeconomic variables included in the study are,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relatively weak correlates. Several of the high-dissolution social and demographic categories seem likely to be characterized by relatively low social integration.
[27] Heaton T B, Cammack M, Young L.2001.

Why is the divorce rate declining in Indonesia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3(2): 480-490.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01.00480.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rends in marital dissolution in Indonesia. Analysis considers the impact of educational expansion, delayed marriage, urbanization, increasing employment before marriage, legislative change, and increased free choice in marriage on the decline in marital disruption. Trends such as delayed marriage and educational expansion account for about one third of the decline in marital dissolution. Moreover,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marital disruption are shifting in importance. In particular, age at marriage and marital duration are becoming less reliable predictors of marital stability, whereas education is becoming more important. We conclude that the shifting forces governing marital formation and dissolution in Indonesia have modified the linkages between the conjugal couple, broader kinship systems, and modes of economic support such that traditional patterns sustaining high levels of marital instability are no longer in effect.
[28] Kendall T D.20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access and divorce rate

[J].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32(3): 449-460.

https://doi.org/10.1007/s10834-010-9222-3      URL      摘要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has affected the market for romantic partners, arguably lowering search costs. It has been claimed anecdotally that this has led to an increase in divorce. However, a more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ory suggests that, even if search costs have declined with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this would not necessarily increase divorce propensity. To examine the issue empirically, this paper employs both state- and household-level data on family structure from 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A comparison of high and low internet penetration states, as well as a micro panel of initially married households with and without internet access, reveals no evidence that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has increased divorce.
[29] Musai M.20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orce and economic-social variables in Iran

[J]. British Journal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1(2): 89-9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orce and Iran68s economic-social variabl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ce relation betwee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ivorce such that the worse income distribution quality, the more divorces will occur. Among other results of these paper, the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orce rate and monthly expenditures of Iranian households and it68s reverse relationship with income per capita and illiteracy rate. Keywords: Divorce, Income Distribution, Monthly Expenditures , Literacy Rate, Urbanism Rate. JEL Classification: J11, J12, D31
[30] Nunley J M.2010.

Inflation and other aggregate determinants of the trend in US divorce rates since the 1960s

[J]. Applied Economics, 42(26): 3367-3381.

https://doi.org/10.1080/0003684080211248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extends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determinants of divorce in two ways. First, I examine the effect of inflation on divorce. Second, the use of a structural time-series modelling approach attributes unobservables and omitted variables to an unobserved component, which allows for the model's parameters to be estimated consistently. Inflation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ositive and persistent. I show that the effects of inflation are robust to the inclusion of additional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various trend specifications. The long-run implications of inflation are also substantial. I conclude that price stability has the potential to reduce divorce rates.
[31] Palmer M.2007.

Transforming family law in post-Deng China: Marriage, divorce and reproduction

[J]. The China Quarterly, 191: 675-695.

https://doi.org/10.1017/S030574100700165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principal changes in family law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post-Deng period. The developments that have occurred during the period of review have been notable for their pace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a growing legal sophistication in China's corpus of family law. They expand on a series of major reforms in family law documented in my earlier "China Quarterly" article. Overall, it is in the area of divorce that the most dramatic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family law over the past decade.
[32] Platte E.1988.

Divorce trends and patterns in China: Past and present

[J]. Pacific Affairs, 61(3): 428-445.

https://doi.org/10.2307/276045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hinas new marriage laws far-reaching economic reforms and political turmoil are the major variables responsible for the waves of divorce that swept the country in the early 1950s and thirty years later. With the legal divorce procedures geared towards reconciliation rather than dissolution of a marriage the leadership has been able to check upward trends....Current divorce patterns including causes of divorce age at divorce duration of marriage until divorce sex of petitioner of divorce and remarriage reflect a mix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Traditional ideas are slow to recede especially in the countryside where some 80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lives. Indications are that the incidence of divorce in China will remain at a relatively low level in the time to come. (EXCERPT)
[33] Reilly K.2009.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divorce: The role of child support,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means tested transfers over time

[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本文引用: 1]     

[34] Ruth R N.2008.

The determinants of divorce rates: An econometric stud

[D]. Marietta: Marietta College.

[本文引用: 1]     

[35] South S J.1985.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divorce rate: A time-series analysis of the postwar United States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47(1): 31-41.

https://doi.org/10.2307/352066      URL      摘要

This paper challenges the longstanding belief that the divorce rate rises in periods of prosperity and falls during economic recessions. Time-series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postwar United States reveals small, but positive, effects of unemployment on the divorce rate. Substantially stronger influences on the divorce rate are changes in age structure and the labor-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of women. In addition, when other factors are held constant, the divorce rate shows a rise during the Vietnam War but not during the Korean War.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and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for the postwar trend in divorce are discussed.
[36] Wang Q B.2001.

China's divorce trends in the transition toward a market economy

[J]. Journal of Divorce and Remarriage, 35(1-2): 173-189.

https://doi.org/10.1300/J087v35n01_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hanges in China' s divorce patterns since 1950, identifies major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he upsurge of divorces since the 1978 economic reform, and discusses the likely trend and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number of divorces per 1,000 population increased steadily from 0.327 in 1979 to 0.954 in 1998 and the number of divorces per 1,000 married population increased from 0.820 to 1.710 over the same period.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China' s divorce rate is likely to increase under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but the rate of increase will be determined by many factors, including the forthcoming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37] Wang Q B, Li M H.2012.

Home computer ownership and internet use in China: Trends, disparities, socioeconomic impa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 First Monday, 17(2): 2-6.

https://doi.org/10.5210/fm.v17i2.3767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rends of China’s home computer ownership and Internet use, analyzes the disparities in computer ownership, and examines the impacts of increasing computer and Internet use on e–commerce and trade, Internet addiction and public health, family and marriage relationships, and public policy and democracy. Analysis results suggest that average income and urbanization have been the key factors behind both the growth of and the disparities in home computer ownership and Internet use in China. Also, the increasing use of computers and Internet has resulted in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brought abou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human development.
[38] Wang Q B, Zhou Q.2010.

China's divorce and remarriage rates: Trends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

[J]. Journal of Divorce and Remarriage, 51(4): 257-267.

https://doi.org/10.1080/10502551003597949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divorce and remarriage rates since the early 1980s provide an excellent case for studying the divorce and remarriage patterns in economic transition. Following extremely low divorce and remarriage rates in the 1960s and 1970s, China's crude divorce rate increased from 0.33 in 1979 to 1.59 in 2007, and the percentage of remarriages among the people who married each year increased from 3.05% in 1985 to 10.24% in 2007. Our graphical and econometric analyses based on the most recently available data suggest that the variations in divorce rate and remarriage rate across regions and over time were associated with regional factors, per-capita income, and education level. Also, there was a positive trend in both divorce and remarriage rates across all regions in China over the study period.
[39] Zeng Y, Wu D Q.2000.

A regional analysis of divorce in China since 1980

[J]. Demography, 37(2): 215-219.

https://doi.org/10.2307/2648123      URL      PMID: 10836179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estimates and discusses divorce measures in China and its 30 provinces since 1980. The propensity for divorce in China increased 42% between 1982 and 1990. Substantial increases in divorce were observed in all provinces except Xinjiang and Shanxi. We found a fairly strong regional pattern of divorce in China: Divorce rates were lowest on the east coast and in eastern areas, highest in the northwest and the northeast, and moderate in the middle and southern parts of the country. Descriptive explanations of trends and regional variations are presented.
[40] Zhang H P, Tsang S K M.2012.

Wives' relative income and marital quality in urban China: The role of perceived equity

[J].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5(4): 406-420.

https://doi.org/10.1007/s11211-012-0166-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debate ove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wives’ relative income (WRI) and marital quality remain controversial in the west; however, this important research area has been surprisingly under-studie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fast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Using 763 urban Chinese wives, this study examined both the mediating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ceived equity between WRI and marital quality.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indicated that urban Chinese wives’ relative income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marital happiness and a positive impact on marital instability to a small extent.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equity was not supported in this study; however, perceived equity could buffer the positive effect of wives’ relative income on marital instability, especially for higher-earning wive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understanding wives’ socioeconomic resources and marital quality from an equity perspective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generates implications for cross-cultural research on perceived equity. It also serves for marital counseling on improving higher-earning wives’ perception of fairness as well as family–friendly policy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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