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东升
, 张文忠, 党云晓
ZHAN Dongsheng, ZHANG Wenzhong, DANG Yun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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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湛东升(1987-),男,安徽寿县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宜居城市和城市空间结构,E-mail: zhands@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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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流动人口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加强其定居意愿特征分析对制定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中国40个主要城市的宜居城市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描述统计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特征及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评价分异明显,呈现出“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自然环境舒适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环境健康性>交通便捷性>城市安全性”的递减特征;②中国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环境健康性和城市安全性等4个维度城市宜居性感知对其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强度依次递减,但二者关系并不完全呈简单的线性特征。③相对他人收入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住房价格感知和地理区位等参照变量,以及年龄、性别和职业等个体与家庭属性也是影响中国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Abstract
Migra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e determinants of their settlement intentio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making national new urbanization policies. Drawing on the livable cities survey conducted in 40 major cities in China,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geographical detector methods were employed to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s' urban livability perception and its effects on their settlement intention,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Migrants' urban livability perception differs greatly between livability indicators—the ranking of importance is convenience of access to public facilities > comfort of natural environment > comfort of social environment > environmental health > convenience of transportation > security in the city. (2) Four dimensions of migrants' urban livability perception, including convenience of access to public facilities, comfort of social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ecurity in the city,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settlement intention with decreasing weights, but the correlations are not always linear. (3) Selected control variables, including migrants' relative income satisfaction, life satisfaction, perceived housing price, and geographic locations, and individual and family attributes such as age, gender, and occupation, also exert significant effects on settlement intention.
Keywords：
建设和谐宜居城市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流动人口作为国家城镇化发展的生力军,为促进各地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共有2. 4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8%。但长期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影响,中国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所享有的社会经济福利差距依旧持续存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和就业等福利障碍对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质量和城市宜居性感知产生显著影响,并可能制约其未来城市定居意愿的决策行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等一系列国家高层决策均强调,从以人为本出发加强和谐宜居城市建设和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因此从居民主体视角探讨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特征,并揭示其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对促进中国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宜居性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居住环境概念,主要指城市居住环境的舒适程度(张文忠,2007)。作为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质量研究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议题。大量实证案例研究表明,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居住环境评价比户籍人口普遍低(谌丽等, 2008; 湛东升等, 2015; 党云晓等, 2016)。由于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需求更容易得到满足和居住自选择效应,因此也有研究发现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评价较户籍人口却相对较高(Li et al, 2013; Wu et al, 2016)。目前关于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居住环境评价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哪些维度存在差异仍没有确定的研究结论。另有部分研究关注到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文化适应(罗仁朝等, 2008; Zhong et al, 2016)、城市安全感(丁传标等, 2015)、交通满意度(Dong et al, 2016)和环境健康感知(Ma et al, 2017)等单一维度的居住环境评价,主要以单个或少数城市案例分析为主,针对全国尺度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综合评价分析还亟待充实。
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不仅是衡量国家新型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影响其定居意愿和国家城镇化进程的潜在因素。已有的中国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利用推拉理论、城乡二元结构理论和新劳动力经济迁移理论等,重点检验城市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制度因素以及个体与家庭属性因素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其中,经济因素被大量研究认为是影响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首要因素,流入地较高的经济收入和可接受的生活消费成本,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朱琳等, 2012; Tang et al, 2015; Yang et al, 2016; 王欣, 2016; 王有正等, 2016)。社会文化因素也是影响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关键因素,丰富的社会资本、良好的社会融入、文化适应和城市归属感等社会文化环境感知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积极影响(刘于琪等, 2014; 许抄军等, 2015; Chen et al, 2016; Liu et al, 2017)。制度因素则对中国流动人口迁移决策产生促进或抑制作用。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以及流入城市的户籍开放政策,能刺激流动人口产生定居意愿(Zhu, 2007; 王桂新等, 2015; 许抄军等, 2015)。另外,个体与家庭属性因素也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一般女性、高收入、高学历、未婚、新生代和携带家眷等属性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相对较强(王玉君, 2013; 刘于琪等, 2014)。但是,上述研究仅仅是从社会文化因素视角部分地阐释了城市宜居性要素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机制,仍缺乏对城市宜居性的正面关注和系统全面分析。
与传统人口迁移理论不同,Tiebout(1956)提出的“用脚投票”理论重点解释了流入地公共服务水平和成本支出(如税收)组合与人口迁移的关系,主要关注城市居住环境质量等非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很多西方学者在此基础上分别实证检验了城市生活质量(Michalos, 1996; Buch et al, 2014)和舒适性(Clark et al, 1992; Florida, 2002)等城市宜居性特征对人口迁移的积极影响。随着中国城市居民对居住环境要求的日益提高,城市居住环境质量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影响也逐渐引起关注。有研究分别探讨了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夏永久等, 2014; 夏怡然等, 2015)、居住条件(夏显力等, 2012)、环境健康(Gu et al, 2013)和生活满意度(刘于琪等, 2014)等城市宜居性相关要素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另有最新的实证研究发现,福州市流动人口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和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城市居住环境感知提升,能促使其定居意愿提高(林李月等, 2016)。虽然国内关于城市宜居性和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关系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但所涉及的城市宜居性要素仍不够全面,且没有阐明各个影响因素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的相对重要程度。
鉴于此,本文通过中国40个主要城市的宜居城市问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描述统计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综合分析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特征,并探讨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效应,同时考虑流动人口的个体与家庭属性因素以及相关社会经济因素作为参照变量,以期揭示影响中国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关键因素。
尽管不同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城市宜居性评价的理解略有不同,但大多数城市宜居性评价研究均考虑到城市安全,环境健康、公共服务设施、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维度(李丽萍等, 2006; 顾文选等, 2007; 张文忠等, 2016)。本文从城市安全性、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自然环境舒适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交通便捷性和环境健康性等6大维度构建了中国城市宜居性感知评价指标体系,作为本次宜居城市问卷调查的核心内容(表1)。另外,问卷调查还包括被访者的“个人与家庭情况、居民居住与通勤现状、居民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等内容。城市宜居性感知评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29个宜居要素单项指标评价,在对每个维度宜居要素单项评价的基础上,被访者再对6大维度城市宜居性感知作出汇总评价,选项根据李克特5点尺度量表进行设计,共包括“很满意、比较满意、一般、比较不满意、很不满意”等5个选项,按满意程度高低分别赋值为5~1分。同时,还针对流动人口群体专门增设了“未来是否愿意在该城市定居”问题选项,按照“是和否”回答,选项分别赋值为1和0。
表1 城市宜居性感知评价指标
Tab.1 Evaluation index of urban livability perception
| 评价维度 | 评价指标 |
|---|---|
| A城市安全性 | A1社会治安;A2交通安全;A3紧急避难场所;A4防灾应急能力 |
| B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 | B1购物设施;B2教育设施;B3医疗设施;B4餐饮设施;B5休闲娱乐设施;B6文化设施;B7养老设施 |
| C自然环境舒适性 | C1气候舒适性;C2水域空间美感;C3城市绿化覆盖率;C4城市公园数;C5市容清洁度 |
| D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 | D1市民文化素质;D2社会包容性;D3城市特色文化氛围;D4历史文脉保护;D5城市归属感 |
| E交通便捷性 | E1城市道路质量;E2公共交通便利性;E3停车便利性;E4交通运行通畅性 |
| F环境健康性 | F1水质污染;F2垃圾废弃物污染;F3雾霾等空气污染;F4噪声污染 |
中国40个主要城市的宜居城市问卷调查于2015年5月实施,案例城市选取以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和少数公认宜居城市为主,这也是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人口集聚区。宜居城市问卷调查过程由北京益派市场咨询公司负责执行,主要通过邮件随机抽样方式对居住在被调查城市半年以上被访者进行详细调查,同时结合网站前台和街头拦访进行补充调查。根据调查城市的人口规模大小,全国40个案例城市分别发放250份、300份和350份等不等数量的问卷,共发放12000份问卷,回收9325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达到77.7%。参照国内文献常用标准(田明等, 2014),本文将居住在被调查城市半年以上的非本地户籍被访者界定为流动人口。其中,回收的9325个有效样本中共包括3283个流动人口样本,每个城市的平均流动人口样本数约为82个(最小样本数、最大样本数分别为40和102个)。流动人口被访者的属性主要以男性、中青年群体和非技能职业群体为主,这与中国流动人口总体特征基本相符(陈丙欣等, 2013),因此调查样本整体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图1为40个案例调查城市及对应城市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比例空间分布图。
图1 中国40个主要城市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特征
Fig.1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s'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40 major cities in China
地理探测器方法为最早用于识别地理空间因子对疾病发病率影响的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可有效地独立检验2个变量的空间分布一致性和因果关系(Wang et al, 2010, 2012; 王劲峰等, 2017)。其方法的相对优势为：对原始数据没有过多的假设条件和使用限制,同时可克服传统回归分析方法处理类别变量和多重共线性等方面的不足。地理探测器模型共包括因子探测、风险探测、生态探测和交互探测4个分析模块。本文主要运用因子探测和风险探测2个模块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其中,因子探测主要用于检验各个影响因素对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强度大小,计算公式为：
式中：
风险探测主要用来识别哪类属性特征居民存在显著的定居意愿高值或低值,其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式中：
表2为不同户籍类型被访者的城市宜居性感知评价。结果显示,流动人口、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评价具有相似性,均呈现出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感知最高,自然环境舒适性和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感知次高,交通便捷性和环境健康性感知次低,城市安全性感知最低的分布特征,且不同户籍类型被访者的交通便捷性、环境健康性和城市安全性感知平均得分均低于3分。说明当前中国城市居民对城市安全性、环境健康性和交通便捷性等维度的宜居城市建设成效表现还不太满意,尚未达到居民的基本认可标准(即3分)。但稍有不同的是,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交通便捷性感知要低于环境健康性感知,户籍人口则与之相反。这可能由于,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机动化水平一般较低(湛东升等, 2013),交通便捷性维度通常是其维持生计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环境健康性维度主要属于居住改善性需求,故流动人口对交通便捷性的需求程度相对于环境健康性要明显更高,容易降低其对交通便捷性维度的感知。
表2 不同户籍类型被访者的城市宜居性感知评价比较
Tab.2 Comparison of urban livability perceptions by population registration (hukou) type
| 评价维度 | 常住人口/分 | 流动人口/分 | 户籍人口/分 | 户籍差异/分 | F值 | P值 |
|---|---|---|---|---|---|---|
| 城市安全性 | 2.790 | 2.70 | 2.84 | -0.14 | 42.72 | 0.000 |
| 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 | 3.120 | 3.07 | 3.15 | -0.08 | 28.64 | 0.000 |
| 自然环境舒适性 | 3.057 | 3.02 | 3.08 | -0.06 | 7.57 | 0.006 |
| 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 | 3.056 | 3.01 | 3.08 | -0.07 | 17.10 | 0.000 |
| 交通便捷性 | 2.930 | 2.95 | 2.92 | 0.03 | 3.25 | 0.071 |
| 环境健康性 | 2.910 | 2.97 | 2.88 | 0.09 | 23.00 | 0.000 |
表2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户籍类型被访者的城市宜居性感知存在显著差异,且均通过0.10置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户籍状态是影响中国城市居民城市宜居性感知分异的重要因素。从户籍差异来看,流动人口的城市安全性、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自然环境舒适性和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等维度城市宜居性感知均比户籍人口要低,且在城市安全性和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维度与对应的户籍人口感知差距相对较大,分别达0.14和0.08分。可能的原因为,流动人口受到户籍制度、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诸多因素约束明显,其居住和工作环境往往也相对较差(Shen, 2002),使其面临的安全风险要素威胁、公共服务设施和优美自然环境享有以及社会文化适应等方面的障碍比户籍人口要更为普遍,因此流动人口在这些维度的城市宜居性感知也相对较低。
同时还发现,尽管流动人口的交通便捷性和环境健康性等维度感知并不高,却表现出相对优势,分别比对应的户籍人口感知高出0.03和0.09分。可能的解释为,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交通出行更加依赖于公共交通,使其对城市道路质量、交通拥堵和停车便利性等方面负面认知体验不够深刻,以及流动人口群体自身对居住环境健康性的要求较低、对相关危害的认知能力有限,导致中国流动人口在交通便捷性和环境健康性维度表现出较强的容忍度,使其对应的城市宜居性感知也比户籍人口相对要高。
3.2.1 因子探测结果
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的因子探测工具,检测不同城市宜居性感知因素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程度。模型选取的因变量为流动人口是否拥有城市定居意愿,自变量包括城市宜居性感知因素、个体与家庭属性因素,以及收入满意度等参照变量因素。表3为因子探测模型分析结果,为与显著性P值进行有效区分,用q统计量代替因子解释力PD,H值。
表3 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因子探测结果
Tab.3 Factor detector results of migrants' settlement intention
| 变量类型 | 变量名称 | q统计量 | P值 | 变量类型 | 变量名称 | q统计量 | P值 |
|---|---|---|---|---|---|---|---|
| 城市宜居性感知 | 城市安全性 | 0.42%** | 0.014 | 个体与家庭属性 | 年龄 | 0.79%*** | 0.000 |
| 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 | 1.66%*** | 0.000 | 性别 | 0.13%** | 0.039 | ||
| 自然环境舒适性 | 0.28% | 0.111 | 学历 | 0.16% | 0.288 | ||
| 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 | 0.66%*** | 0.000 | 职业 | 0.11%* | 0.077 | ||
| 交通便捷性 | 0.07% | 0.815 | 家庭人口数 | 0.32% | 0.317 | ||
| 环境健康性 | 0.47%** | 0.022 | 家庭月收入 | 0.32% | 0.221 | ||
| 参照变量 | 相对他人收入满意度 | 0.98%*** | 0.000 | ||||
| 生活满意度 | 0.46%** | 0.039 | |||||
| 住房价格感知 | 0.52%*** | 0.000 | |||||
| 地理区位 | 0.32%*** | 0.006 |
在城市宜居性感知方面,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环境健康性和城市安全性等4个维度城市宜居性感知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且均通过0.05置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按照城市宜居性感知的因子解释力强度排序,q统计量由大到小依次为：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环境健康性>城市安全性,对应的q统计量分别为1.66%、0.66%、0.47%和0.42%,说明中国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感知对其定居意愿的影响强度最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的影响强度次之,而环境健康性和城市安全性感知的影响强度相对较小,且因子解释力比较接近。
从参照变量来看,所选取的相对他人收入满意度、住房价格感知、生活满意度和地理区位等参照变量,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且因子解释力q统计量依次递减,说明流动人口的相对收入满意度与其定居意愿决策具有更强的分布一致性。另外,年龄、性别和职业等个体与家庭属性变量也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其因子解释力q统计量分别为0.79%、0.13%和0.11%,说明相对于性别和职业等因素,年龄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强度明显更大,进一步验证了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对中国流动人口迁移决策的影响。
3.2.2 风险探测结果
因子探测模型主要分析了各个影响因素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程度,却未能阐明其影响方向,因此有必要采用风险探测模型进一步分析不同影响因素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比例特征,有助于揭示各影响因素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方向。对已有3283个流动人口样本的定居意愿特征分析发现,有1752个流动人口有城市定居意愿,平均定居意愿比例达53.4%。图2为具有统计学显著意义影响因素对应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特征和被访者构成比例。
图2 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风险探测结果
Fig.2 Risk detector results of migrants' settlement intention
城市宜居性感知因素的风险探测表明,不同城市宜居性感知类型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比例存在较大差别,且二者并不完全表现为简单的线性关系。其中,流动人口的城市安全性感知与其定居意愿呈现出倒“U”型特征。“非常不满意度、比较不满意”类型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比例较低,分别为50.9%和49.5%;“一般”类型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比例最高,达56.7%;而“比较满意度、非常满意”类型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比例又逐渐降低,分别为55.9%和51.2%。说明流动人口的城市安全性感知对其定居意愿的影响存在拐点效应,且城市安全性感知为“满意”类型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要明显高于“不满意”类型流动人口。可能由于,流动人口的城市安全性感知在达到居民基本认可标准阶段,其心理的城市宜居性获得感相对最强,容易产生较高的定居意愿;而随着流动人口城市安全性感知的继续提高,其定居意愿降低的可能原因为,受流动人口对城市安全性需求的重视程度下降以及自身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不同等干扰因素影响。另外,流动人口的环境健康性感知与其定居意愿也存在非线性特征,并呈现出反N型关系,即随着流动人口的环境健康性感知提升,其定居意愿出现先降后增再降的变化趋势,说明环境健康性感知较低或较高阶段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提升,对其定居意愿具有降低作用。这种反常现象可能与“非常不满意”和“非常满意度”类型流动人口的构成比例较低以及特定环境健康性感知阶段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需求变化等因素有关。
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和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感知与其定居意愿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即随着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和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感知提升,其定居意愿也呈现增长态势。可能因为,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与流动人口日常生活联系最为密切,同时医疗和教育等核心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质量也是反映流入地城市包容性和社会公平程度的重要标准,并可能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产生深刻影响,故容易理解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感知对其定居意愿的影响程度最大且具有正相关(夏怡然等, 2015; 马文嘉等, 2016);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感知则是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支持、城市文化适应和心理归属感等内容的综合表征,因此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感知也可能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产生较强的积极影响(刘于琪等, 2014; Chen et al, 2016)。
参照变量的风险探测发现,流动人口的相对他人收入满意度与其定居意愿存在负相关,即流动人口的相对他人收入满意度提升会降低其定居意愿。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与定居意愿呈现倒“U”型关系,且“比较不满意度”类型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比例最高,达到72.1%。流动人口的住房价格感知与定居意愿表现出正相关性,也就是说流动人口的住房价格感知越高,可能刺激其定居意愿的增加。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相对他人的收入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住房价格感知等参照变量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与其他学者的研究发现不太一致(刘于琪等, 2014; 席文凯等, 2017)。可能的解释为,流动人口不断涌入城市主要是为获取更高的生活质量,当对收入、生活满意度和住房价格等还不满意时,一方面有可能刺激其留城的继续奋斗欲望,另一方面留在城市所获得的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相对于其来源地来说仍然较高,这些因素均可能刺激其继续产生定居意愿;相反,流动人口在经济条件优越且城市宜居性感知较高时,可选择的定居城市机会也可能较多,容易降低其对所在城市的定居意愿。在地理区位方面,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由强到弱依次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这与其他学者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得到的研究结论相似(王毅杰等, 2016),主要与东部地区城市的居住环境相对优越和就业机会较多等诸多有利条件有关。
个体与家庭属性因素的风险探测显示,流动人口的年龄与其定居意愿呈现倒“U”型关系。其中,30~39岁群体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比例最高,达61.8%;而20岁以下和50岁以上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相对较低,均不足51.0%。这与其他学者研究结论相似(王二红等, 2013),主要因为年轻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学历相对较高,对城市生活的社会文化适应能力也更强,更容易产生城市定居意愿。在性别方面,男性比女性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相对更强,定居意愿比例达到55.1%,比女性高出3.6%。这与有的学者研究结论相悖(刘于琪等, 2014; 夏永久等, 2014),但也有不少研究发现性别因素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林李月等, 2016; 王桂新等, 2015)。可能原因为,通常男性在城市就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较高,且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性往往承担更多的家庭经济压力,导致其对流入地城市表现出较强的经济依赖性,促进其产生定居意愿。就职业类型而言,技能型职业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比例要明显较高,达55.8%,而非技能型职业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比例仅为52.3%。主要是由于从事技能型职业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通常相对丰富,留在城市的发展机会也相对较多,更能刺激其定居意愿(Liu et al, 2016)。
(1) 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评价分异明显。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从高到低依次为：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自然环境舒适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环境健康性>交通便捷性>城市安全性,这与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评价结果基本相似。说明中国和谐宜居城市建设的居民公认短板为环境健康性、交通便捷性和城市安全性等维度。通过对表1的城市宜居性感知要素调查结果分析发现,亟需从交通安全、紧急避难设施、雾霾空气污染和噪声污染治理、停车方便性和交通运行通畅性等方面重点加强中国和谐宜居城市短板建设,促进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提升。与户籍人口比较发现,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安全性、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自然环境舒适性和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等4个维度城市宜居性感知相对较低。因此政府还应重视和谐宜居城市建设的社会公平性,积极采取改善流动人口的城市居住和就业环境、社会文化适应以及增加城市包容性等措施,有助于缩小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差异。
(2) 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环境健康性和城市安全性等4个维度城市宜居性感知对其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程度依次递减,但不同维度城市宜居性感知对其定居意愿的作用方向却有所差异。具体特征为,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和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感知与定居意愿具有正相关;城市安全性感知与定居意愿呈倒“U”型;而环境健康性感知与定居意愿则表现为反N型。结果表明,影响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最重要因素分别为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和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因此优先为流动人口提供健全的公共服务设施、营造平等互助包容的社会人文环境,这能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促进国家新型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另外,尽管流动人口的城市安全性和环境健康性感知与其定居意愿存在非线性关系,但也均表现出不同阶段的正相关,故努力改善中国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安全性和健康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定居意愿产生。
(3) 相对他人收入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住房价格感知、地理区位等参照变量对中国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较低的相对收入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较高的住房价格感知以及东部地区等特征有可能刺激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年龄、性别和职业类型等个体与家庭属性也是影响中国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且年龄的影响程度最大。从定居意愿特征来看,30~39岁中青年、男性和技能型职业流动人口群体的定居意愿比例最高。因此制定合理的新型城镇化政策,还应充分考虑不同社会属性人群和不同地区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特征,如采取加强对新生代流动人口(1980年后出生)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对东部地区城市落户条件限制的改革力度等政策措施,可促进中国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提高。但是,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相对收入满意度和房价感知对其定居意愿负面影响的作用机理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本文主要从满意度视角,对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特征进行全面分析,揭示了流动人口城市宜居性感知的主要短板和相对差距,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探讨了不同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程度和定居意愿比例特征,研究结论可为中国和谐宜居城市建设和流动人口城镇化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参考。但是本文也存在以下一些局限性：首先,本文调查对象主要以中国40个主要城市为主,研究结论并不能直接推广到中国其他中小城市或县镇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及其与定居意愿关系;其次,本文重点关注中国流动人口是否拥有城市定居意愿行为意向,受个体经济条件和政策制度障碍等现实条件影响,其定居意愿行为意向并不能完全转化为现实定居结果,可能会对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产生影响;第三,不同社会经济属性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也可能存在差异,并对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产生中介效应,后续研究可通过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和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特征的交互作用加以完善;最后,不同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特征还可能受到流入地城市的地理背景因素(如地方政策制度)独特影响,未来研究可结合多层次模型分析进一步分析讨论中国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空间差异的背景效应。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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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及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 [J].
“六普”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规模大、增速快，以中青年为主体、男性比重较大，空间分布以东部为主、中西部地区增速较快，迁移距离由近邻流动为主转变为近邻流动、中程流动、远程流动并重，人口净流入、净流出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流动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地区差异较大，务工经商作为导致人口流动的首要因素作用更加突出，向城市集中趋势更加明显。定量分析表明，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地区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人口迁移流动已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最重要的推动因素。但大量流动人1：7也带来了治安、住房、教育和欠发达地区“未富先老”等问题，需要政府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突破口，采取积极措施，应对“移民时期”带来的种种挑战。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urbanization [J].
“六普”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规模大、增速快，以中青年为主体、男性比重较大，空间分布以东部为主、中西部地区增速较快，迁移距离由近邻流动为主转变为近邻流动、中程流动、远程流动并重，人口净流入、净流出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流动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地区差异较大，务工经商作为导致人口流动的首要因素作用更加突出，向城市集中趋势更加明显。定量分析表明，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地区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人口迁移流动已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最重要的推动因素。但大量流动人1：7也带来了治安、住房、教育和欠发达地区“未富先老”等问题，需要政府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突破口，采取积极措施，应对“移民时期”带来的种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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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居民的城市宜居性评价 [J].Urban residential suitability evaluation of Dalian's residents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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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多层级定序因变量模型分析 [J].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6.004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传统经济学视角出发的个体生活满意度研究往往忽略了数据的嵌套性,多层级模型更适用于地理学中分析不同层级地理单元特征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采用多层级定序因变量模型,以北京为例,研究居民生活满意度在城市内部街道和居住小区尺度内的异质性,并研究了高层级地理空间单元的属性特征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在居住小区层级的异质性远高于街道层级,个体自身的社会经济属性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总的来说,高收入、老年人、北京户口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更高。除个体属性特征以外,居住小区的类型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商品房小区居民的满意度显著高于保障房和单位房小区居民。</p>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life satisfaction: A study based on ordered category response multilevel modelling in Beijing [J].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6.004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传统经济学视角出发的个体生活满意度研究往往忽略了数据的嵌套性,多层级模型更适用于地理学中分析不同层级地理单元特征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采用多层级定序因变量模型,以北京为例,研究居民生活满意度在城市内部街道和居住小区尺度内的异质性,并研究了高层级地理空间单元的属性特征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在居住小区层级的异质性远高于街道层级,个体自身的社会经济属性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总的来说,高收入、老年人、北京户口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更高。除个体属性特征以外,居住小区的类型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商品房小区居民的满意度显著高于保障房和单位房小区居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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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空间形态对居民居住安全感的影响: 以广州珠村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15.04.01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城市边缘区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改变后的村落形态又影响着空间使用者的空间认知。以广州市珠村为例，运用空间句法，在定量分析村落空间形态的基础上，结合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探究了村落空间形态与居民居住安全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珠村居民整体居住安全感不高，与其狭长弯曲的巷道、无序的居住结构密切相关;（2）村落形态结构中,“临街式”与“巷道式”2种居住形态的居住安全感差异较大，空间组构与“自然监视”是其差异的主要原因;(3)村落空间形态对不同居住者的居住安全感影响不同，对外来年轻女性的居住安全感影响较大。“自然监视”所形成的“虚拟社区”不同于传统的“可防御空间”，共存与共存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是空间设计的重要部分。
Analysis of the sense of residents living saf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form in Zhucun Village Guangzhou City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15.04.01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城市边缘区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改变后的村落形态又影响着空间使用者的空间认知。以广州市珠村为例，运用空间句法，在定量分析村落空间形态的基础上，结合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探究了村落空间形态与居民居住安全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珠村居民整体居住安全感不高，与其狭长弯曲的巷道、无序的居住结构密切相关;（2）村落形态结构中,“临街式”与“巷道式”2种居住形态的居住安全感差异较大，空间组构与“自然监视”是其差异的主要原因;(3)村落空间形态对不同居住者的居住安全感影响不同，对外来年轻女性的居住安全感影响较大。“自然监视”所形成的“虚拟社区”不同于传统的“可防御空间”，共存与共存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是空间设计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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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627X.2007.01.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05年10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成立了"宜居城市课题组".课题组下设三个主干课题:宜居城市科学概念研究、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宜居城市规划建设实践研究.
Yiju chengshi kexue pingjia biaozhun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627X.2007.01.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05年10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成立了"宜居城市课题组".课题组下设三个主干课题:宜居城市科学概念研究、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宜居城市规划建设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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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宜居城市的理论探讨 [J].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the livable city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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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环境感知及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 基于福州市的调查 [J].The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nd its effect on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 case study of Fuzhou City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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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 [J].
<p>基于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市所获问卷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 回归模型，探讨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城市新移民总体上呈现较强的定居意愿，其中投资型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强，智力型新移民次之，劳力型新移民最弱。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户籍因素、社会网络、社会认同、生活满意度和地域差异。与本地人交往和社会认同是影响智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素；职业、产权、本地社会资本、社会认同和地域差异是影响劳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就投资型新移民而言，影响其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为人力资本、本地社会资本、户籍状况及其所在的城市。地方政府应根据新移民所属的类型，有针对性地制定社会与空间政策，为新移民提供更为多元化的城市融合路径。</p>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new migrants in China's large cities: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J].
<p>基于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市所获问卷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 回归模型，探讨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城市新移民总体上呈现较强的定居意愿，其中投资型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强，智力型新移民次之，劳力型新移民最弱。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户籍因素、社会网络、社会认同、生活满意度和地域差异。与本地人交往和社会认同是影响智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素；职业、产权、本地社会资本、社会认同和地域差异是影响劳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就投资型新移民而言，影响其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为人力资本、本地社会资本、户籍状况及其所在的城市。地方政府应根据新移民所属的类型，有针对性地制定社会与空间政策，为新移民提供更为多元化的城市融合路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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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流动人口不同聚居形态及其社会融合差异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08.06.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依据不同城市区位,将流动人口 聚居形态分为城郊边缘带与城市郊区两大类型;并从空间特征、服务管理、运作模式等特征将其进一步划分为7个亚类分别考察:即位于城郊边缘带的商贸集散地混 居区、再利用的临时住房、流动人口大院、城市老旧小区4类以及位于城市郊区的流动人口与村民的混居区、统一租赁的农村居民点以及新建流动人口公寓3类。在 此基础上,选取4个典型案例分别代表城郊边缘带与城市郊区两种类型的聚居区,从居住满意度与社会融合度两个方面,对聚居人群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比较 不同聚居类型社会融合特征。分析结果显示,不同聚居形态的居住人群与城市的融合度存在显著差异:即居住于城市郊区聚居区的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对 社区事务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与良好的期望,具有更好的社会融合度;而居住于城郊边缘带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则较低。
A study on the difference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different floating population aggregation types in Shanghai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08.06.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依据不同城市区位,将流动人口 聚居形态分为城郊边缘带与城市郊区两大类型;并从空间特征、服务管理、运作模式等特征将其进一步划分为7个亚类分别考察:即位于城郊边缘带的商贸集散地混 居区、再利用的临时住房、流动人口大院、城市老旧小区4类以及位于城市郊区的流动人口与村民的混居区、统一租赁的农村居民点以及新建流动人口公寓3类。在 此基础上,选取4个典型案例分别代表城郊边缘带与城市郊区两种类型的聚居区,从居住满意度与社会融合度两个方面,对聚居人群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比较 不同聚居类型社会融合特征。分析结果显示,不同聚居形态的居住人群与城市的融合度存在显著差异:即居住于城市郊区聚居区的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对 社区事务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与良好的期望,具有更好的社会融合度;而居住于城郊边缘带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则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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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小城镇外来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及其对策研究: 基于常州市礼嘉镇的调查分析 [J].Research on migrant workers' urbanization willingness in small towns of Southern Jiangsu: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Lijia Town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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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空间差异: 以东部沿海6个城市为例 [J].https://doi.org/10.11819/cpr20140603a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东部地区城市特色比较明显的6个城市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为基础,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制度融入和空间融入等5个方面构建了衡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指标体系,并比较了6个城市流动人口总体融入状况和各层面的融入差异。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北方的沈阳、青岛和北京等城市融入程度要高于南方城市东莞、温州和无锡。同一城市流动人口在各层面的融入不平衡,沈阳经济融入程度最高,制度融入程度却最低;北京经济层面融入居前列,但空间融入最低;与北京相反,青岛制度层面融入最高,经济层面融入最低;东莞空间层面融入程度最高,社会融入层面最低。作为社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最重要的主体——城市地方政府要结合各自城市的流动人口融入的特点,制定适合本城市特点的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政策。对于南方城市而言,推广普通话,加强对市民的包容性教育尤其重要;对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要完善城市空间结构,提高交通的便捷性更加重要,沈阳要加强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企业用工制度的完善。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rban inte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aking six cities in China's eastern coastal region as an example [J].https://doi.org/10.11819/cpr20140603a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东部地区城市特色比较明显的6个城市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为基础,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制度融入和空间融入等5个方面构建了衡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指标体系,并比较了6个城市流动人口总体融入状况和各层面的融入差异。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北方的沈阳、青岛和北京等城市融入程度要高于南方城市东莞、温州和无锡。同一城市流动人口在各层面的融入不平衡,沈阳经济融入程度最高,制度融入程度却最低;北京经济层面融入居前列,但空间融入最低;与北京相反,青岛制度层面融入最高,经济层面融入最低;东莞空间层面融入程度最高,社会融入层面最低。作为社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最重要的主体——城市地方政府要结合各自城市的流动人口融入的特点,制定适合本城市特点的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政策。对于南方城市而言,推广普通话,加强对市民的包容性教育尤其重要;对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要完善城市空间结构,提高交通的便捷性更加重要,沈阳要加强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企业用工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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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务工人员留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重庆市的实证分析 [J].A study on the affecting factors of migrant workers settling decision: A case study in Chongqing City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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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市民化意愿 [J].https://doi.org/10.16405/j.cnki.1004-129X.2015.06.005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在考察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的基础上,利用2011年全国流动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定量分析我国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就业保障、社会保险、住房保障及教育保障等社 会保障状况对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尤以养老保险和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状况的影响更显著.城市农民工的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等 个人属性特征与迁入地发展水平、城乡收入差距等其他社会经济要素对其市民化意愿也有明显影响,年龄越大、在婚、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强烈; 迁入越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大.要实施新型城镇化规划,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首先要努力提高其社会保 障水平,特别要改善和提高农民工养老保险和子女教育的状况和水平;同时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把新型城镇化规划中的实现"1亿农民工市民化"重点放在东部地 区.
Rural migrants’ social security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be urban citizens [J].https://doi.org/10.16405/j.cnki.1004-129X.2015.06.005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在考察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的基础上,利用2011年全国流动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定量分析我国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就业保障、社会保险、住房保障及教育保障等社 会保障状况对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尤以养老保险和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状况的影响更显著.城市农民工的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等 个人属性特征与迁入地发展水平、城乡收入差距等其他社会经济要素对其市民化意愿也有明显影响,年龄越大、在婚、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强烈; 迁入越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大.要实施新型城镇化规划,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首先要努力提高其社会保 障水平,特别要改善和提高农民工养老保险和子女教育的状况和水平;同时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把新型城镇化规划中的实现"1亿农民工市民化"重点放在东部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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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探测器: 原理与展望 [J].Geodetector: Principle and prospective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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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流动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以北京市为例 [J].
以跨省流动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跨省流动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差异。基于“推-拉”理论模型，将影响因素划分为“外推力”组变量和“内拉力”组变量，并利用ologit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外推力”组变量对跨省流动农民工群体留城意愿的影响程度高于“内拉力”组变量；在所有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贡献中，跨省流动农民工对“就业前景的看法”项的弹性系数最高；工作环境、劳动合同、延长工时、薪资福利、家庭压力等项的弹性系数也较高。
Kuasheng liudong nongmingong de liucheng yiyuan jiqi yingxiangyinsu: Yi Beijingshi weili [J].
以跨省流动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跨省流动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差异。基于“推-拉”理论模型，将影响因素划分为“外推力”组变量和“内拉力”组变量，并利用ologit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外推力”组变量对跨省流动农民工群体留城意愿的影响程度高于“内拉力”组变量；在所有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贡献中，跨省流动农民工对“就业前景的看法”项的弹性系数最高；工作环境、劳动合同、延长工时、薪资福利、家庭压力等项的弹性系数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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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地区差异 [J].
在国家大力推行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民未来城镇定居意愿成为国家政策能否顺利推行的关键。国内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农民工群体,而对农村居民整体的城镇定居意愿分析较少。基于2010年CGSS调查数据,比较东中西部农村居民城镇定居意愿的差异,并从教育水平、非农工作经历、出生队列、经济收入、农村政治参与等方面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总体上农民城镇定居意愿比较低且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的意愿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弱;进而,各因素影响存在差异,经济收入、教育水平和非农工作经历呈正向影响,而出生队列、政治参与呈负向影响。
Factors affecting the rural residents' intention to settle in the cities or towns [J].
在国家大力推行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民未来城镇定居意愿成为国家政策能否顺利推行的关键。国内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农民工群体,而对农村居民整体的城镇定居意愿分析较少。基于2010年CGSS调查数据,比较东中西部农村居民城镇定居意愿的差异,并从教育水平、非农工作经历、出生队列、经济收入、农村政治参与等方面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总体上农民城镇定居意愿比较低且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的意愿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弱;进而,各因素影响存在差异,经济收入、教育水平和非农工作经历呈正向影响,而出生队列、政治参与呈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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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城镇化人群落户中小城镇的意愿及影响机制分析: 以成都市近郊为实证 [J].
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部署，中小城镇将成为解决我国半城镇化问题的重要空间载体。基于辅以访谈获取的367份成都近郊半城镇化人群的问卷调查资料，探究半城镇化人群落户中小城镇意愿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受访者（半城镇化人群）落户成都近郊区中小城镇的意愿整体偏低，仅为34.9%。（2）其落户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资产状况和子女教育需求，其中半城镇化人对农村资产的牵挂及其在城镇拥有商品住房的能力不足是其落户意愿的主要制约因素，而子女教育需求则是其落户意愿的重要促进因素。基于这一发现，对于提升半城镇化人群的市民化意愿和能力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Willingness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semi-city people settling in medium and small cities: A case study of Chengdu suburb [J].
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部署，中小城镇将成为解决我国半城镇化问题的重要空间载体。基于辅以访谈获取的367份成都近郊半城镇化人群的问卷调查资料，探究半城镇化人群落户中小城镇意愿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受访者（半城镇化人群）落户成都近郊区中小城镇的意愿整体偏低，仅为34.9%。（2）其落户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资产状况和子女教育需求，其中半城镇化人对农村资产的牵挂及其在城镇拥有商品住房的能力不足是其落户意愿的主要制约因素，而子女教育需求则是其落户意愿的重要促进因素。基于这一发现，对于提升半城镇化人群的市民化意愿和能力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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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研究: 基于十二个城市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J].
文章利用2009年十二个城市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模型结果表明,城市归属感在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各因素直接或通过城市归属感间接影响其定居意愿。受教育时间越长、未婚、工作需要技能以及配偶或恋人在同城的农民工更愿意在城市定居。参与正式住房市场、与本地人的互动、掌握方言的熟练程度不仅直接对城市定居意愿产生正向影响,而且积极影响归属感从而间接提升其定居意愿。农民工社会网络对定居意愿的直接负面效应大于其通过归属感带来的间接正面效应。受歧视经历和性别也通过影响归属感间接影响城市定居意愿。模型结果表明进一步区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重要意义。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rural migrants in Chinese cities: Findings from a twelve-city migrant survey [J].
文章利用2009年十二个城市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模型结果表明,城市归属感在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各因素直接或通过城市归属感间接影响其定居意愿。受教育时间越长、未婚、工作需要技能以及配偶或恋人在同城的农民工更愿意在城市定居。参与正式住房市场、与本地人的互动、掌握方言的熟练程度不仅直接对城市定居意愿产生正向影响,而且积极影响归属感从而间接提升其定居意愿。农民工社会网络对定居意愿的直接负面效应大于其通过归属感带来的间接正面效应。受歧视经历和性别也通过影响归属感间接影响城市定居意愿。模型结果表明进一步区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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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蓝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因素: 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 [J].
以外来蓝领（即工厂、企业中的外来产业工人）高度集聚的广东省东莞市为例,基于814份有效调查问卷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合预假设及反馈验证,揭示了外来蓝领工人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显示：工资收入、产权住房、工作时间、是否已婚、生活满意度等经济、环境、家庭和心理因素均对外来民工的定居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年龄、性别、户口性质、受教育水平等因素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既反映现有文献中存在的争议,也反馈了当地的真实情况。相关统计分析发现,拥有资格证书、本地户口及其赋予的福利权利、良好的居住环境也有助于提高外来蓝领农民工的定居意愿。最后,讨论了提高外来蓝领工人城市定居意愿的政策启示。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igrant workers' intention to settle in the city: Evidence from Dongguan C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J].
以外来蓝领（即工厂、企业中的外来产业工人）高度集聚的广东省东莞市为例,基于814份有效调查问卷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合预假设及反馈验证,揭示了外来蓝领工人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显示：工资收入、产权住房、工作时间、是否已婚、生活满意度等经济、环境、家庭和心理因素均对外来民工的定居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年龄、性别、户口性质、受教育水平等因素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既反映现有文献中存在的争议,也反馈了当地的真实情况。相关统计分析发现,拥有资格证书、本地户口及其赋予的福利权利、良好的居住环境也有助于提高外来蓝领农民工的定居意愿。最后,讨论了提高外来蓝领工人城市定居意愿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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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J].Study on the fact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settled in the city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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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间的“孟母三迁”: 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 [J].
本文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劳动力流动的微观数据与220个地级市的城市特征数据,研究了公共服务与工资等城市特征对劳动力流向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劳动力选择流向某个城市,不仅为了获得该城市更高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而且还为了享受该城市的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公共服务。通过控制户籍制度的影响和剔除来自公共服务相关行业的劳动力需求方面的影响后,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作用仍然稳健。同时,我们还发现长期流动的劳动力更会选择流向公共服务好的城市。基于我们的实证发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向公共服务水平好且工资水平也高的大城市集聚的状况,促使劳动力的空间分布更加均匀化。然而,从变量标准化后的回归结果看,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作用系数都小于工资对劳动力流向的影响,因此,政策制定者不能高估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分散人口分布的作用,而应对人口继续流向大城市的趋势有科学的预判,并优先对长期居住的外来劳动力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
Chengshijian de "Mengmusanqian": Gonggongfuwu yingxiang laodongli liuxiang de jingyan yanjiu [J].
本文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劳动力流动的微观数据与220个地级市的城市特征数据,研究了公共服务与工资等城市特征对劳动力流向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劳动力选择流向某个城市,不仅为了获得该城市更高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而且还为了享受该城市的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公共服务。通过控制户籍制度的影响和剔除来自公共服务相关行业的劳动力需求方面的影响后,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作用仍然稳健。同时,我们还发现长期流动的劳动力更会选择流向公共服务好的城市。基于我们的实证发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向公共服务水平好且工资水平也高的大城市集聚的状况,促使劳动力的空间分布更加均匀化。然而,从变量标准化后的回归结果看,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作用系数都小于工资对劳动力流向的影响,因此,政策制定者不能高估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分散人口分布的作用,而应对人口继续流向大城市的趋势有科学的预判,并优先对长期居住的外来劳动力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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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代际比较视角的农民城镇化意愿及影响因素: 来自皖北的实证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4.09.003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在对皖北近1500名农民城镇化意愿开展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 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从代际比较视角初步分析了皖北农民城镇化意愿、决策机制及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①皖北农民城镇化意愿存在明显的 代际差异和分层特征,与第一代农民相比,第二代农民更愿意进城定居,相对中心城区和省会合肥而言,镇区和县城由于具有生活成本相对低、距离家乡近等优势, 对皖北农民更有吸引力;②在城镇化决策机制上,希望子女(孙)受到优质教育是皖北农民进城的首要动因,表明优质公共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配置对人口空间分布 具有导向作用;③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对皖北农民城镇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一般而言,年龄越小、文化水平越高以及在小城镇和县城务工者未来更愿意进城.
An inter-generation comparison of peasants' willingness towards urbaniz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Evidence from Northern Anhui Province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4.09.003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在对皖北近1500名农民城镇化意愿开展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 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从代际比较视角初步分析了皖北农民城镇化意愿、决策机制及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①皖北农民城镇化意愿存在明显的 代际差异和分层特征,与第一代农民相比,第二代农民更愿意进城定居,相对中心城区和省会合肥而言,镇区和县城由于具有生活成本相对低、距离家乡近等优势, 对皖北农民更有吸引力;②在城镇化决策机制上,希望子女(孙)受到优质教育是皖北农民进城的首要动因,表明优质公共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配置对人口空间分布 具有导向作用;③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对皖北农民城镇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一般而言,年龄越小、文化水平越高以及在小城镇和县城务工者未来更愿意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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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制度视角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障碍: 以湛江市为例 [J].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12.01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以湛江市农民工为调研对象,通过“湛江市农民工市民化现状、意愿及障碍情况”问卷数据,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及障碍。结果显示：湛江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比较高;农民工市民化非正式制度方面的障碍包括城市归属感、故土情怀和进城成本。进一步,基于湛江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及未来系列重大项目带来的经济发展潜力,探讨了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民工市民化的措施。
The willingness and obstacles for the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l institution: Take Zhanjiang City as an example [J].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12.01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以湛江市农民工为调研对象,通过“湛江市农民工市民化现状、意愿及障碍情况”问卷数据,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及障碍。结果显示：湛江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比较高;农民工市民化非正式制度方面的障碍包括城市归属感、故土情怀和进城成本。进一步,基于湛江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及未来系列重大项目带来的经济发展潜力,探讨了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民工市民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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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属性的北京市居民居住与就业空间集聚特征 [J].Spatial clustering analysis of residential and employment distribution in Beijing based on their social characteristics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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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影响机理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5.08.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宜居性是与居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科学议题,深入探讨宜居满意度影响机理对把握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促进宜居城市建设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北京市为案例,基于2013年宜居城市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了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主要感知因素,并分别从居民宜居感知因素、个体与家庭属性因素两个视角,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了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特征与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主要由污染噪声因子、生活设施因子、人文环境因子、出行便捷因子、自然环境因子、安全环境因子和休闲活动因子等7个维度构成。2宜居满意度受到宜居感知因素和个体与家庭属性共同影响,但宜居感知因素的解释力明显要强,其中污染噪声因子、自然环境因子和出行便捷因子等因素是关键因子。3宜居满意度与宜居感知因素具有相对一致性,且存在个体与家庭属性差异。通常宜居感知因素得分低居民,其宜居满意度也相对较低;另外,远郊区、租赁房、有迁居经历、男性、30~39岁、高中学历、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下和外地户口等社会群体的宜居满意度明显要低。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residents' livability satisfaction in Beijing using geographical detector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5.08.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宜居性是与居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科学议题,深入探讨宜居满意度影响机理对把握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促进宜居城市建设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北京市为案例,基于2013年宜居城市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了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主要感知因素,并分别从居民宜居感知因素、个体与家庭属性因素两个视角,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了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特征与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主要由污染噪声因子、生活设施因子、人文环境因子、出行便捷因子、自然环境因子、安全环境因子和休闲活动因子等7个维度构成。2宜居满意度受到宜居感知因素和个体与家庭属性共同影响,但宜居感知因素的解释力明显要强,其中污染噪声因子、自然环境因子和出行便捷因子等因素是关键因子。3宜居满意度与宜居感知因素具有相对一致性,且存在个体与家庭属性差异。通常宜居感知因素得分低居民,其宜居满意度也相对较低;另外,远郊区、租赁房、有迁居经历、男性、30~39岁、高中学历、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下和外地户口等社会群体的宜居满意度明显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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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城市的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探讨 [J].Study on intrinsic meanings of the livable city and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livable city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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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进城落户意愿影响因素: 以河南省郸城县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04.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推—拉”理论、新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剖析了农民进城落户意愿的城乡作用力、农民进城落户的内部影响因素,并结合郸城县169 份农户有效问卷和村干部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农民进城落户意愿可用“推力—拉力”范式解释,包括生活便捷程度、子女的受教育环境、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保障水平、家庭收入和非农就业、消费和生活成本,其中,便捷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子女受教育环境是最大的城镇拉力,没有稳定的非农工作是最大的城镇推力.②农民进城落户决策的影响因素涉及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村庄因素三个层面.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生活水平、亲朋好友是否进城落户、村庄医疗卫生条件是影响郸城县农民进城落户决策的主要因素,其中文化程度、亲朋好友是否迁户的影响效应为正,年龄、家庭生活水平及村医疗卫生条件的影响效应为负.
Influencing factors behind peasants' desire for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during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Dancheng County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04.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推—拉”理论、新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剖析了农民进城落户意愿的城乡作用力、农民进城落户的内部影响因素,并结合郸城县169 份农户有效问卷和村干部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农民进城落户意愿可用“推力—拉力”范式解释,包括生活便捷程度、子女的受教育环境、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保障水平、家庭收入和非农就业、消费和生活成本,其中,便捷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子女受教育环境是最大的城镇拉力,没有稳定的非农工作是最大的城镇推力.②农民进城落户决策的影响因素涉及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村庄因素三个层面.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生活水平、亲朋好友是否进城落户、村庄医疗卫生条件是影响郸城县农民进城落户决策的主要因素,其中文化程度、亲朋好友是否迁户的影响效应为正,年龄、家庭生活水平及村医疗卫生条件的影响效应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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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makes cities attractive? The determinants of urban labour migration in Germany [J].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13499796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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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etermines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rural migrants in China? Economic incentives versus sociocultural conditions [J].https://doi.org/10.1016/j.habitatint.2016.09.00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has continuously debated over what factors economic incentives or socio-cultural conditions are more important when migrant populations make settlement vs. return migration decisions. China's urbanization policy recently took a sharp turn toward encouraging full integration and permanent settlement of rural migrants in cities. Yet policymaking to date has relied on limited empirical evidence on determinants of migrant settlement intention. Using data derived from a twelve-city survey conducted in 2009,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xtent to which economic incentives and socio-cultural conditions may determine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s that, although migrants with better human capital are more inclined to settle down in cities, socio-cultural attachment plays an equally, if not more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migrant settlement intention. Meanwhile, while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the first-generational migrants is more driven by the socio-cultural conditions, economic incentives are more important for the new-generation rural migrants. We thus call for more targeted policy design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such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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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economic opportunity, amenities and fiscal factors on age-specific migration rates [J].https://doi.org/10.1111/j.1467-9787.1992.tb00191.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ABSTRACT. Migration models have considered several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determinants, including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menities, and state and local fiscal factors. Migration has also been shown to depend on the individual's position in the life cycle. This paper represents a first attempt to integrate all three categories of determinants of migration into a life-cycle framework. Empirical findings generated from a countrywide model of white male migration, over the period 1970 to 1980, reveal that all three types of determinants are important. Specifically,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re most influential for males during their working years. Amenities are also found to follow a life-cycle pattern with older migrants more attracted to amenable locations than their younger cohorts. Finally, state income and death taxes display life-cycle effects; working males in their peak earning years are detracted by high income taxes while all migrants aged 55 to 69 avoid counties in states with high inheritance and estate ta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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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random slope multilevel modeling using multivariate conditional autoregressive models: A case study of subjective travel satisfaction in Beijing [J].https://doi.org/10.1080/00045608.2015.109438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o incorporate a spatial dependence effect into the standard multilevel modeling (MLM). The proposed method is particularly well suited to the analysis of geographically clustered survey data where individuals are nested in geographical areas. Drawing on multivariate conditional autoregressive models, we develop a spatial random slope MLM approach to account for the within-group dependence among individuals in the same area and the spatial dependence between areas simultaneously. Our approach improves on recent methodological advances in the integrated spatial and MLM literature, offering greater flexibility in terms of model specification by allowing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to be spatially varied. Bayesian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MCMC) algorithms are derived to implement the proposed model. Using two-level travel satisfaction data in Beijing, we apply the proposed approach as well as the standard nonspatial random slope MLM to investigate subjective travel satisfaction of residents and its determinants. Model comparison results show strong evidence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produces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against a nonspatial random slope MLM. A fairly large spatial correlation parameter suggests strong spatial dependence in district-level random effects. Moreover, spatial patterns of district-level random effects of locational variables have been identified, with high and low values clustering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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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alent [J].https://doi.org/10.1111/1467-8306.00314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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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a floating population's settlement inten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 case study in the Shawan River Basin in Shenzhen, China [J].https://doi.org/10.1016/j.habitatint.2012.12.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s one of the largest migrations in the world. In recent years, great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identify their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the extent of their concern about the local environment has had less attention in the research. In the major migration cities of China, large numbers of migrants have a serious environmental impac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ir environmental concerns could influence local environment policy design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mplementation. The role that the temporary natur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plays in their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is now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of local administrations.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in the Shawan River Basin of Shenzhen City,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nd possible movement choices, as well as some socio-demographic featu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rcentage of migrants intending to settle in Shenzhen is much larger than previous studies indicated. As concerns local pollution problems, most respondents seem unconcerned and show indifferent attitudes. In particular, migrants ignore the heavy water pollution, which is the most serious pollution in the Basin. People who intend to settle down have more positive opinions on the local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the migrants do not have enough knowledge or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they lack a sense of belonging, which should concern local supervisors and administration. Better education and social activities should be conducted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C) 2013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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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in China's informal settlements: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J].https://doi.org/10.1080/02723638.2013.77869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hina's informal settlements—villages inside urbanized areas—are often characterized by local governments as dirty, chaotic, and dangerous places. This negative discourse inevitably leads to recommendations for demolition. A number of criteria have been invoked in state decisions regarding the demolition of informal settlements; however, rarely are these places evaluated from the residents’ perspective. This paper, following a long tradition of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research in Western nations, uses a household survey to examine this topic in the cities of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We find that local contexts not only matter, but may be the principal determinants of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The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of village dwellers is not necessarily low, and most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a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eterminants of resident satisfaction. Migrants and low-income groups are not less satisfied than nonmigrants or middle-range income earners; the most important determinant is social attachment within the community. The perception of being excluded, or lacking neighborhood social attachment, significantly reduces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No facilities can compensate for this negative exclusion factor. We conclude that demolishing informal settlements does not help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which is the purported goal of such programs. Removing the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barriers for migrant integration into the city is likely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enhance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and neighborhood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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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formal housing encourag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rural migrants in Chinese citie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alysis [J].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16634979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A growing body of literature has attempted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rural migrants in Chinese cities, and specifically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migrant settlement intention.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directly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housing access in migrant settlement in cities. Based on a 12-city migrant survey conducted in 2009, this paper adopts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approach to delineat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ing access and migrant settlement intention. We fou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ccess to formal housing and stronger settlement intention, but such relationship was more attributed to a sorting process in which rural migrants who are more willing to settle down strive to expand their access to formal housing. Meanwhile, controlling for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sociocultural attachment factors are mo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migrant settlement intention than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achievements. These findings imply the necessity of a combination of affordable housing policy and other social policy measures if the government hop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boosting permanent settlement of rural migrants in cities and t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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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quality in Beijing: A spatial multilevel analysis of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hazard and self-rated health [J].https://doi.org/10.1080/24694452.2016.122463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a major problem in China, subjecting people to significant health risk. However, surprisingly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these risks are distributed spatially or socially. Drawing upon a large-scale survey conducted in Beijing in 2013, we examine how environmental hazards and health, as perceived by residents, are distributed at fine (sub-district) scale in urban Beijing, and investigate association between hazards, health and geographical context. A Bayesian spatial multilevel logistic model is developed to account for spatial dependence in unobserved contextual influences (eighbourhood effects) on health. Results reveal robust associations between exposure to environmental hazards and health. A unit decrease on a 5-point Likert scale in exposure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s of 15.2% (air pollution), 17.5% (noise) and 9.3% (landfills) in the odds of reporting good health, with marginal groups including migrant workers reporting greater exposure. Health inequality is also evident, and associated with age, incom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housing characteristics. Geographical context (neighbourhood features like local amenity) also plays a role in shaping the social distribution of health inequality. Results are discussed in the context of develop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policy within a Chinese social market system that experiences tension between its egalitarian roots and its pragmatic approach to tackling grand public policy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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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A review essay [J].https://doi.org/10.1007/BF0028697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provides a review of the past 30 years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igration or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broadly construed mainly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nal section a check-list of critical issues in quality-of-life research is given. (EXCER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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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temporary population in Chinese cities [J].https://doi.org/10.1016/S0197-3975(02)00013-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Since the early 1980s,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migrants have moved into Chinese cities. Most rural migrants are not granted permanen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the city and are only registered temporarily. The temporary population refers to such rural migrants. They have a low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and do not enjoy many social welfare 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reserved for the permanent urban residents. Due to their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housing conditions for the temporary population is poor. The current housing reform in urban China has entirely focused on the local urban residents while the needs of the temporary population have been overlooked. How do the rural migrants make a living in Chinese cities? How are cities accommodating this large temporary population? What kind of policies might be adopted to manage migrants in Chinese cities?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current employment and housing situations, and the causes of temporary population in China. Possible policy response to the problem is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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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ort differences in the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s of rural migrants: A case study in Jiangsu Province, China [J].https://doi.org/10.1016/j.habitatint.2015.06.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massive rural-urban migration process since the mid-1980s. During the period, a new generation of rural migrants has increasingly accounted for a large segment of the total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differs from its predecessors with respect to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exhibiting improved human capital, less farming experience and a stronger desire for urban settlement. This generation prefers to settle in urban areas rather than return to rural hometowns to farm. Although the topic of permanent migration and urban settlement is an issue confronting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research focussing on cohort differences in urban settlement decisions is limited. The paper, which reports the results of a 2010 survey of rural migrants in Jiangsu Province, China, provides an in-depth comparison of the determinants of urban settlement for younger and older generation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urban destinations. Survey respond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cohorts based on birth year, and both ge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were examined. Binary logit regression models found that disparities between the two generations were related to differences in the life-cycle stages of the two cohorts, attitudes and behaviours, and recent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itions in Jiang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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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https://doi.org/10.1086/257839 UR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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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 detection with GeogDetector [J].https://doi.org/10.1016/j.envsoft.2012.01.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Human health is affected by many environmental factors. Geographical detector is software based on spatial variation analysis of the geographical strata of variables to assess the environmental risks to human health: the risk detector indicates where the risk areas are; the factor detector identifies which factor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risk; the ecological detector discloses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factors; and the interaction detector reveals whether the risk factors interact or lead independently to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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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detectors-base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neural tube defects study of the Heshun region, China [J].https://doi.org/10.1080/1365881080244345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Physical environment, man‐made pollution, nutrition and their mutual interactions can be major causes of human diseases. These disease determinants have distinct spatial distributions across geographical units, so that their adequate study involves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ssociated geographical strata. We propose four geographical detectors based on spatial variation analysis of the geographical strata to assess the environmental risks of health: the risk detector indicates where the risk areas are; the factor detector identifies factor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risk; the ecological detector discloses relative importance between the factors; and the interaction detector reveals whether the risk factors interact or lead to disease independently. In a real‐world study, the primary physical environment (watershed, lithozone and soil) was found to strongly control the neural tube defects (NTD) occurrences in the Heshun region (China). Basic nutrition (food) was found to be more important than man‐made pollution (chemical fertilizer) in the control of the spatial NTD pattern. Ancient materials released from geological faults and subsequently spread along slopes dramatically increase the NTD risk. These findings constitute valuable input to diseas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in the region of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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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rural migrants 'float' in urban China? Neighbouring and neighbourhood sentiment in Beijing [J].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1559874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Urban China reached 50% of the nation0964s population by 2010, mainly as a result of massive rural09“urban migration. There is substantial evidence of their social marginality in terms of occupational and housing opportunities. Here we ask about their incorporation into the neighbourhoods where they live. Rural migrants are called the 0900floating population0964 in China, suggesting that their residence in the city is only temporary and that they are unlikely to develop strong local ties. This study contrasts the neighbourhood socialising of migrant tenants with that of urban homeowners who were born in the city. It draws on original survey research in Beijing that included questions on relations with neighbours and neighbourhood sentiment. It is found that migrants are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socialising and exchange of help with neighbours, and consequently their neighbouring helps strengthen their sentiment towards the neighbourhoods where they live. It is argued that contemporary social changes 09“ including rising education and homeownership 09“ may actually reduce neighbouring, while rural migrants0964 marginality makes them more dependent on their local soci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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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ing in the countryside or moving to the city: The determinants of villagers'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s in China [J].
China has experienced an unprecedented surge of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since the mid-1980s, which has led to rapid growth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especially in major citi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s of 4,116 rural residents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in 2010. Based on a multilevel logistic model,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role of individual, household, and contextual factors in determining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s of rural residents. It was found that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villagers in the survey do not intend to move to and settle in a city within the next five years. Among those who have some intention to settle in a city, nearly two-thirds plan to settle in small towns or small cities rather than larger c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villagers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s are shaped, both independently and interactively, by individual, household, and contextu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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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lturative stress of Chinese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A qualitative study [J].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57530 URL PMID: 27300005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BACKGROUND: Global literature has suggested a negative impact of acculturative stress on both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international migrants. In China, approximately 20 percent of its population is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societies, but no data are available regarding the acculturative stress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forms and contexts of acculturative stress among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METHODS: Qualitativ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four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with 17 Chinese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and three individual interviews with three medical professionals who provide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for factory-workers in Shenzhen, China. RESULTS: The data in the current study showed that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had experienced various forms of acculturative stress including difficulties in adapting to the environment, work-related stress, family-related stress, financial hardship, and lack of sense of belonging to cities. CONCLUSION: Rural-to-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is a challenging transition with significant acculturative stress and demands for major adjustments among migrant workers. The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acculturative stress is a necessary first step in providing mental health services to migr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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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the cities: Beyond the Hukou reform [J].https://doi.org/10.1016/j.habitatint.2006.04.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mobile populations in the world. Most of its members take the temporary form of migration, and maintain their double (rural and urban) residential status. In recent years, great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reform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 Hukou ) system, which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central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unsettled natur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hope that they will settle down in the cities and be fully integrated into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However, the effect of such reform has been limited. Based o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 surve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emporary natur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a result of not only the Hukou system, but also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the intrinsic demand of the industrial society for temporary migrants, the household strategy of migrants to diversify and maximize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spread economic risk, and certain conditions of the current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paper draws policy implications from the analysis, calling for policies not only to facilitate permanent settlement of migrants in the cities but also catering for their needs arising from the temporary form of migration, and their potential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homet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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