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进展  2016 , 35 (8): 1027-1038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8.012

Orginal Article

“全球—国家—地方”尺度下的国际贸易环境效应研究进展

毛熙彦12, 贺灿飞12**

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1
2. 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Progress of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 global-local perspective

MAO Xiyan12, HE Canfei12*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Peking University-Lincoln Institute Center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Policy, Beijing 100871, China

通讯作者:  贺灿飞(1972-),男,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产业与区域经济,E-mail:hecanfei@urban.pku.edu.cn

版权声明:  2016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414250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1130)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毛熙彦(1987-),男,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资源环境经济与政策,E-mail:mxiy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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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贸易与环境关系是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方面,是“人—地”相互作用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集中体现。国际贸易环境效应研究旨在探究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之间的互补或互斥关系,由此催生了一系列具有关联性和竞争性的理论假说。本文结合全球化过程中全球联系强化、地方力量崛起和国家力量变革等特征,分别从全球联系、国家力量和地方发展3个层面梳理了现有贸易环境效应理论假说和实证研究,指出贸易环境效应是贸易过程(流量变化)与贸易影响(存量累积)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存量因素包括经济增长、环境规制与地理区位,而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的特征则揭示了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由此,本文发现既有研究更多地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探讨全球与国家层面的贸易环境效应,表现出“自上而下”的特征,强调环境规制的作用。同时,也存在局限于南北国家关系、对地方化特征关注较少、对贸易政策与环境规制协调机制的理解有待深化等不足。据此,本文提出全球地方化进程中的区域发展分析将为贸易环境效应研究提供有益补充,其作用为:①实现对贸易引致的区域不均衡性的考量;②满足产业内与产业间贸易并存的分析需要;③为协调环境规制与贸易政策提供合宜的尺度。

关键词: 全球地方化 ; 环境规制 ; 区域发展 ; 产业内贸易 ; 贸易地理 ; 研究进展

Abstract

Trade-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is one of the major manifestations of the coupled human-environment system, exhibiting significant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Studies on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trade (EET) seek to explore the complementary or compe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e trade and environment conservation, and give birth to a series of theories and hypotheses. Since globalization has witnessed increasing global-local interactions, this article outlines a framework of global connection, national power,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o review existing studies on EET. It highlights how the process (flows) and the outcome (stocks) of trade work together to generate EET. Based on neo-classical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ree types of stocks, namely location, growth, and regulation. In contrast,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indicates the importance of intra-industry trade. This study shows that existing literature on EET is primarily based on the global and national scale, showing a "top-down" trend, where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ands at the center. However, these studies failed to incorporate the localized factors and neglect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de polic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y are also confined to the "north-south" trade and cease to follow 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trade. Accordingl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EET studies should pay closer attention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from a "glocalization" perspective to: (1) consider the expanding trade-induced regional inequality; (2) adapt to the coexistence of intra-and inter-industry trade; and (3) produce a proper scale for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rade polic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Keywords: glocalization ;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 regional development ; intra-industry trade ; geography of trade ;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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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熙彦, 贺灿飞. “全球—国家—地方”尺度下的国际贸易环境效应研究进展[J]. , 2016, 35(8): 1027-1038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8.012

MAO Xiyan, HE Canfei. Progress of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 global-local perspective[J].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8): 1027-1038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8.012

1 引言

人地关系和人地相互作用是地理科学理解当代人类社会与环境变革、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建立在人地复合系统观的基础上,人地相互作用系统地勾勒出区域在不同尺度下的运作机制(安·布蒂默等, 2013),而这种机制往往表现出显著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史培军等, 2006)。就经济地理学而言,人地系统的机理分析与建模实现了对城市化、流域开发、产业转型等一系列区域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综合分析(刘卫东等, 2011)。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地理过程的演变不再囿于其内部,如何在更大尺度下理解人地相互作用成为重要的研究趋向(史培军等, 2006)。其中,国际贸易作为直观的全球经济联系之一,与全球环境变化过程相交织,更是全球环境协作的重要决策基础。据此,贸易与环境关系的讨论势必是理解多尺度下人地系统特征的重要内容。

贸易是地理区位、经济增长和环境变化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环节。国际贸易通过促进区域专业化分工、拓展市场范围,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World Bank, 2009)。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统计显示,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2014年各国进出口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ion, GDP)的比重均值仍达到30%,显著高于1995年的20%(WTO, 2015)。与此同时,国际劳动分工与经济格局变化显著改变了贸易地理格局,区域一体化兴起,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2012年,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总量占全球的45%,比1995年提高了50%,其中“南—南”国家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量的25%,比1995年增加了一倍(UNCTAD, 2013)。

在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环境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国际贸易在成为全球经济引擎的同时也显著改变了环境格局。一方面,全球环境质量在空间上表现为经济体发展程度差异化的结果,相较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环境质量整体得到改善(Stern, 2004)。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保持工业总产出稳健增长的同时,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了近60%(Kahn, 1997; Shapiro et al, 2015);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间,外向型经济发展下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迅速攀升(李小平等, 2010)。另一方面,各国发展阶段差异与贸易条件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劳动分工,进而推动了不同尺度下污染型产业的梯度转移,即从发达的、环境规制严格的区域向发展中的、环境规制宽松的区域转移(Copeland et al, 1994; Michida et al, 2007)。如在全球层面,存在“日本—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NIEs)—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的梯度转移(Xu et al, 2000)。在国家层面,中国存在污染型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的倾向(沈静, 向澄等, 2012; 贺灿飞等, 2014),美国的部分污染型产业亦从环境规制较高的州向环境规制较弱的州转移(Kahn, 2003);而在区域层面,也存在诸如从苏南地区向苏北地区转移的格局变化(仇方道等, 2013)。

在经济与环境的复杂联系中,贸易环境效应关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与结果对全球环境产生的持续影响,核心诉求在于兼顾贸易对经济与环境的影响,以避免贸易推动下的经济发展造成全球环境退化,也防止环境问题被操纵成为地方保护的政策工具。据此,贸易环境效应旨在明确2个方面的问题:①贸易是否能够同时满足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的环境需求,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环境改善是否建立在牺牲发展中国家环境的基础之上。②贸易是否能够推动环境需求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尤其是包括环境规制在内的一系列环境治理举措是否会影响贸易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现有研究关注发达国家的环境质量改善得益于技术进步,还是污染型生产的减少?若归功于技术进步,是否源于严格的环境规制所产生的倒逼作用?若来源于污染型生产的减少,那生产的减少主要源于生产转移还是本国对污染型产品消费需求的降低?若得益于生产迁移,迁移的动力是否主要是环境因素,在空间上又是否只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针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在反驳既有理论假说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新的假说。不同假说相互关联,在解释贸易与环境关系时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或替代性,但涉及或适用的时空尺度和作用主体存在差异。

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全球—国家—地方”3个尺度,重新梳理了现有研究在全球联系、国家力量和区域发展3个维度下对贸易环境效应的分析,讨论了主要理论假说的时空特征与作用主体,指出了贸易环境效应源于贸易对经济存量和经济联系的改变。在此基础上,识别了贸易环境效应中3个关键存量:经济增长、地理区位和环境规制。全球化、地方化和国家力量对上述3个存量存在共同影响。在“全球—地方”联系视角下,贸易与环境关系可统一于全球地方化进程中的区域发展,国家力量则作用于全球地方化进程。最后,在简要总结的基础上,讨论了基于“全球—国家—地方”联系研究贸易环境效应的视角与潜力。

2 全球联系:比较优势作用下的要素再分配

现有国际贸易环境效应研究普遍建立在基于贸易国之间经济联系的全球尺度上,尤为关注南北国家之间的贸易所产生的环境分异,如经合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以及自由贸易协定中南北国家之间的差异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Grossman等(1991)针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的研究和1992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World Bank, 1992),提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揭示了特定经济体发展早期对环境所产生的压力,以及经济发展后期日益增强的改善环境能力,也从空间层面分析了发达国家相较于发展中国家所表现出的环境质量改善。在此基础上,全球尺度下的贸易环境效应普遍关注国际贸易是否会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环境质量分异,甚至为发达国家转嫁环境矛盾提供条件。

在全球尺度下,贸易自由化直接表现为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和贸易壁垒的减少。生产要素在贸易国之间的自由流动所引发的一系列资源分配和劳动分工变化将直接决定国际贸易环境效应。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源、劳动力和相对宽松的环境规制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构成其从国际贸易中获益的基础,但这也直接引发了研究者关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污染输出与资源掠夺的担忧(任建兰等, 2003; Tong et al, 2004)。此外,在发展中国家环境基础设施配套滞后、环境投入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贸易引致的经济增长将对其资源环境承载力形成较大压力(Kelly et al, 1991)。而相对宽松的环境规制将使发展中国家难以将贸易的社会与环境成本内部化,导致其发展极可能建立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基础上(Arrow et al, 1995; Stern, 2004)。

相较之下,发达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更多集中在资本与技术等方面,其环境效应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复杂性。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决定其将更多地发展资本密集型行业,而资本密集型行业多为污染密集型行业。就贸易分工而言,发达国家有从事污染型生产的倾向(即要素禀赋假说) (Copeland et al, 2003; Temurshoev, 2006)。此外,相对严格的环境规制可能使发达国家在贸易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导致其有通过放松环境规制保护本国产业的意愿,进而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技术方面的优势使其具有更高的资源利用效率和更为先进的污染处理技术,使其能够有效降低本国所面临的环境压力。2方面相综合造成了贸易对发达国家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贸易过程中南北国家之间的不对等,决定了发达国家还将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既有研究指出南北贸易有助于通过鼓励竞争与技术传播,提升贸易国的生产效率(Dasgupta et al, 2002; 高凌云等, 2010; 戴觅等, 2014)。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可能为了维持贸易收益而接受合作国家提出的更为严格的环境标准(白泉旺等, 2007)。

Grossman等(1991)为理解这一复杂过程提供了一个经典的分析框架,即:将贸易环境效应进一步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包括了贸易规模的扩大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其积极一面在于规模扩大实现污染治理的规模效应,而不利的一面则在于生产规模扩大所导致的污染总量增加。结构效应指贸易引致的产业结构变化将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结构变化则源于贸易进程中,贸易国将依据自身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技术效应则对应于生产技术随贸易过程流动所产生的影响。环境技术随贸易过程的传播与利用对于环境改善具有积极意义;反之,高污染、低效能技术的传播则对环境具有不利影响。综合各类实证研究结果,现今国际贸易的负外部性在全球范围内集中表现为规模效应的扩大(张连众等, 2003)。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正向的技术效应和优化的结构效应是其通过国际贸易提升环境表现的潜力所在;而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负结构效应往往被视为贸易环境冲击的重要原因(陈红蕾等, 2009)。贸易理论上亦有可能通过技术传播或贸易竞争促进发展中经济体获得正技术效应(Shi et al, 2013)。由此看来,贸易联系对各国环境的综合影响,主要取决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综合配比(Copeland et al, 1994; Antweiler et al, 2001; 李锴等, 2011),同时还受到污染物类型的影响(Cole et al, 2003a)。

自NAFTA开始,全球尺度下的贸易环境效应研究逐渐关注利用全球区域一体化进程实现环境协作的可能性。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自由贸易谈判与协定引入环境协作的相关机制,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等(Mathiason et al, 2015)。整体而言,自由贸易谈判与协定主要通过限制贸易条件实现对环境的干预。例如,通过总量控制与取消补贴等方式调整自然资源的需求与供给,避免造成资源输出国家与地区在贸易条件下的“过载”(Meltzer, 2013)。由于涉及国家之间的协调,其有效性仍存在较大争议。部分研究指出TTIP中,由于美国与欧洲之间在化学制品和摩托车等产品的标准存在显著差异,因此TTIP试图通过整合环境标准来减少差异的作法在执行过程中反而可能陷入“规制寒滞(Regulatory Chill)”,即美欧之间囿于自由贸易协定标准而难以根据本国情况调整规制标准,最终对本国环境产生不利影响(Karlsson, 2015)。

总体而言,全球联系是贸易环境效应的直接来源。现有研究主要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探讨贸易自由化进程如何通过要素再分配对贸易国环境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研究普遍建立在南北国家环境质量分异的基础上,分析要素流动如何通过改变“规模—结构—技术”作用于贸易国环境变化。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贸易环境效应中,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投入不足的现状下主要面临着经济活动强度增加造成的环境超载风险,而发达国家的环境改善则面临着技术进步与污染转移之间的争议。在贸易联系的视角下,发达国家是否能够有效实现技术扩散、发展中国家又能否有效地利用新技术,是全球层面贸易环境正效应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贸易过程是否导致及如何避免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掠夺与污染转移,则是规避全球层面贸易环境负相应的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比较优势理论更适用于产业间贸易过程。国际分工变化与贸易自由化推进了产业内贸易的迅速兴起,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并存成为常态,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特征日趋明显。既有的少量实证研究指出,产业内贸易的环境效应可能与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环境效应存在显著差异(Fung et al, 2005)。此外,随着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快速增加(Cattaneo et al, 2010),部分研究亦指出服务贸易导向对于改善发展中国家环境具有积极意义(Meltzer, 2013)。产业内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兴起势必对环境产生差异化影响,还有待于更为深入的理论与实证支持。

3 国家力量:环境规制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国家力量在贸易环境效应中主要表现在贸易政策与环境规制2个方面。二者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贸易政策主要通过影响贸易开放程度,改变规模、结构与技术效应,实现对环境的干预(Dean, 2002; Cole et al, 2003a; 毛显强等, 2013)。环境规制则是立足于环境资源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以及环境治理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对称性(Harris et al, 2013),将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内部化的政策工具。为此,在贸易环境效应中,环境规制的作用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在以贸易自由化为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下,贸易政策对于贸易的干预尽可能被控制在最低水平。但在环境治理中,国家依旧是环境规制的主体。为此,环境规制成为众多贸易环境效应相关理论假说的关键变量,包括体现环境规制对贸易地理与格局潜在影响的污染避难所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PHH)、环境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假说等,以及体现环境规制左右贸易过程而影响环境的生态倾销(Eco-dumping)与绿色贸易壁垒等。

环境规制改变贸易比较优势隐含着一个关键假设:环境规制增加了污染生产的成本,即合规成本。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环境规制的合规成本大小决定了企业的应对策略,进而决定了污染空间转移的可能性。传统的观点强调环境规制将通过成本增加导致企业生产的竞争力下降,其实质是通过减少污染型生产行为实现环境改善,而企业选择把生产转移到面临环境规制相对宽松的工厂进行(Gray et al, 1998)。在区域层面,足够大的环境成本将迫使污染型生产在空间发生转移(沈静等, 2015),为避免比较优势的丧失,相关区域可能通过降低环境规制强度以保持其优势(即“逐底竞争”),造成环境状况的整体恶化。逐底竞争既可能发生在发达经济体之间,也可能发生在承接污染转移的欠发达经济体之间。部分实证研究发现,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存在更为显著的逐底竞争(杨骞等, 2013; 盛巧燕等, 2015)。

然而,传统观点成立的前提是合规成本达到足以影响收益的规模。但更多研究对这一前提持保留态度,主要源于以下4个方面:①环境规制的合规成本低于其他成本。Grossman等(1991)在研究中指出,污染处理费用在增加值中的比重并不高;Jaffe等(1995)也发现环境规制的合规成本并不比劳动力成本高;类似地,Yang等(2015)的研究亦发现,现阶段污染型产业更倾向于通过集聚获得增长收益,而不倾向于将污染产业向边缘布局来转嫁污染处理成本。②环境规制的影响与预期紧密相关,不仅取决于当前合规成本。若发展中国家环境政策存在日益严格的预期、或是本国/本地区的环境规制存在放松的可能,当前环境规制并不一定对污染格局产生影响(Ederington et al, 2003)。③环境规制的合规成本可能与其他成本存在替代效应。部分劳动经济学研究发现,发达经济体在招聘污染型岗位的劳动力时往往需要付出更高的工资(Hamermesh, 1999)。环境规制虽然带来合规成本的提升,然而也可能带来工资水平的降低。换言之,即便不存在环境规制,相对较高的劳动成本同样可能抑制企业竞争力,或是导致生产转移。④环境规制的作用在不同国家和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部分研究指出,环境规制对非资源密集型污染行业影响更大,对资源密集型污染行业的影响并不显著(Cole et al, 2003b),源于资源密集型行业的空间依赖性更强。而陆旸(2009)则进一步发现,环境规制对于不可再生资源行业的影响较可再生资源行业更弱。

此外,环境规制的合规成本还可能为负。这一具有颠覆性的可能性来源于Porter等(1995)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波特假说认为,设计良好的环境规制能够鼓励环境创新,进而在改善污染的同时提升企业自身的竞争力(Porter et al, 1995)。Jaffe等(1997)进一步将波特假说划分为弱(Weak)、狭义(Narrow)和强(Strong)版本。弱版本强调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发创新;强版本则强调创新能够抵偿合规成本,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狭义版本则表述为:灵活的环境政策比特定类型的环境政策更能够激发创新。相比而言,弱版本不带价值判断,环境规制对于创新的积极作用也得到更为广泛的证实,差异集中在其作用强度(Ambec et al, 2013);强版本更强调环境规制在提升企业竞争力方面的能力,认为环境规制激发的创新收益大于合规成本。强版本是波特假说争议的主要来源(Lanoie et al, 2011);狭义版本则聚焦于波特假说所强调的“设计合理(Properly Designed)”,指出了环境规制模式差异在影响创新方面的重要性。Porter等(1995)认同的更多为基于市场(Market-Based)的环境规制,然而环境规制的举措更多依赖于指令式(Common-and-Control)的规制模式,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规制模式的差异也是导致波特假说实证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Lee et al, 2011; Testa et al, 2011; Schreifels et al, 2012)。总体上,波特假说因其极具理想色彩而招致了不少批评(Palmer et al, 1995)。其中一个突出的悖论在于:如果企业有能力通过环境创新获取更大收益,那么为何还需要规制来迫使企业采取这一行为(Ambec et al, 2002)?尽管仍有部分研究能够证实,企业改善环境表现的努力所付出的成本可通过在其他方面所获取的更大经济收益得到补偿(Ambec et al, 2008),但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相信,日益增长的环境规制实质上会促使受影响企业向着管制相对较弱的地区迁移,这种迁移可能是国内的迁移,也可能是海外迁移(Kahn, 2003)。

归结起来,以国家为治理主体的环境规制是贸易环境效应中国家力量的主要体现。环境规制主要作用机制在于以合规成本的形式改变本国贸易比较优势,进而改变污染性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并可能成为国家获取贸易竞争优势的政策工具。部分学者指出环境规制可能成为国家保护本国产业的潜在贸易壁垒(Ederington et al, 2003)。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环境问题的加剧可能成为鼓励自由贸易或推行贸易管制的重要依据。而在争论发展中国家使用贸易管制措施是否能够切实保护本国环境的同时,发达国家以“生态倾销”为依据而逐步采取的“绿色贸易壁垒”亦成为新的争议点(高秋杰等, 2011)。值得注意的是,实证证据的不一致表现出环境规制作用机制存在较大争议,源于以下3个方面:一是环境规制的合规成本是否足以改变本国的比较优势;二是贸易自由化在拓展生产网络和市场范围的同时,也导致环境规制的影响不再囿于行政边界之内;三是环境规制的模式及其对利益的再分配机制亦将对环境效应产生影响(沈静, 魏成, 2012)。

4 地方发展:区域联系与区域不均衡的影响

区域不均衡性首先决定了区域之间贸易条件与贸易格局的差异,进而决定了区域层面贸易环境效应的形成及其响应存在差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发现国际贸易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重塑一国内部的经济地理格局(鲁奇等, 2007; Coşar et al, 2016),并加剧了贸易国内部的区域不均衡性(Farole, 2013; Rodríguez-Pose, 2013)。这一特征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显著(Zhang et al, 2003; Rivas, 2007)。可见,贸易自由化不仅强化着国家之间的联系,也改变着区域之间的关系(高鑫等, 2013)。这意味着贸易环境效应将是国家联系与区域联系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出跨尺度理解贸易环境效应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首先,区域尺度下的贸易环境效应可能与全球尺度下的效应存在替代性。由于区域间联系的成本往往小于国家间联系,全球视角下所争议的污染转移等可能更易于通过区域联系实现,而产生等效的效果。污染转移是一系列成本(要素成本、交通成本、合规成本等)的权衡(刘颖等, 2014)。发达经济体在输出方面并非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中经济体也绝非处于弱势。Kahn(2003)针对美国制造业污染格局变化的研究发现,轻工业贸易的污染容量普遍高于重工业,在海运成本的制约下污染程度更高的重工业并不一定能够顺利向海外转移。此外,由于产业的国内转移较国际转移更为容易,因而当污染产业能够通过国内转移规避环境成本时,将不会倾向于跨国转移(Kahn, 1997; Becker et al, 2000; 傅京燕, 2009)。部分研究指出,环境合规成本和污染处理成本与跨国迁移成本相比往往较小(Clark et al, 2000),发达国家实质上不大可能完全出于环境状况主动输出污染型产业(Cole et al, 2008)。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并非一味接受污染型产业的转入(李小平等, 2010)。Mani等(1998)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同样会主动采取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投资清洁生产等举措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Kahn(2003)的研究也发现,东欧国家在加入欧盟之后,相应地提高自身环境规制标准以达到与欧盟相协调的水平,从而避免成为区域内主要污染避难所。相比之下,一国内部的实证研究则更多地发现了“污染避难所”与“环境逐底”现象的出现(Zhang et al, 2008; Zhu et al, 2014)。

其次,区域尺度下的贸易环境效应可能与全球尺度下的效应存在互补性。互补性主要来源于贸易对于区域经济地理格局的直接作用。例如,美国与墨西哥自由贸易推动了两国边境地区城市的发展,造成了两国边境地区空气污染的加剧(Kelly et al, 1991)。Coşar等(2016)针对中国的研究指出,一方面,贸易驱动下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过去30年间要素逐步向靠近国际市场的东部地区流动,但随着东部地区要素成本的增加迫使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内陆地区或其他国家迁移(Gereffi, 2009);另一方面,受国际贸易因素的影响,重化工业却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沿海集聚趋势(夏丽丽等, 2009; 刘刚等, 2012)。由此可见,国际贸易对于经济空间的重塑可能进一步放大或抵消其通过全球联系形成的环境效应,其产生的不确定性成为各类假说争议的根源之一。

第三,区域尺度下的贸易环境效应可能构成对全球尺度效应的抗性(Resilience)。经济活动对于各地区的环境影响具有不同的边际效率。地区在发展水平、能源结构、产业类型、贸易条件、投资区位和政策制度等方面的差异都将导致污染强度的差异(Poon et al, 2006; 刘友金等, 2015)。以技术为例,现有研究普遍强调技术创新与扩散是积极的贸易环境效应的主要来源(Levinson, 2009; Shi et al, 2013)。然而,技术创新能力在国家内部高度集聚,表现出十分显著的区域不均衡特征(Oinas et al, 2002)。在此基础上,地区创新与学习能力将构成贸易环境效应的抗性。即便国家能够从贸易过程中获得积极的技术溢出,但是这些积极的作用对于创新能力较强地区的影响将远大于其他地区。

与全球联系相比,建立在地方发展视角下的贸易环境效应不仅仅包含水平关系,还包含2个层面的垂直关系:一是“全球—地方”联系,直接表现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对于区域发展的直接影响;二是“国家—地方”联系,更多表现在国家政策在区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总体而言,现有贸易环境效应研究中,建立在地方发展视角下的研究更多关注区域之间的水平联系,考察环境污染的空间差异特征,并验证EKC、PHH等理论假说在区域层面上是否成立,对于垂直关系的考察则相对欠缺。

5 贸易与环境关系中的“全球—国家—地方”联系

全球化是一个全球联系强化、地方力量崛起和国家力量变革的过程。就贸易而言,贸易自由化将生产网络与市场范围拓展至全球范围,强化了区域之间的联系,并促进了区域的专业化分工。而贸易自由化在减少贸易壁垒的同时,弱化了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的管制能力,但国家仍是环境治理的主体。以此为切入点,上文的分析揭示出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全球联系、国家力量和地方发展对贸易环境效应的影响是多元的。

从尺度特征上看,现有贸易环境效应主要理论假说是建立在“垂直式”的尺度理解之上,对全球化尺度特征的理解暗含着“尺度扩大化”的倾向(贺灿飞等, 2015)。不同尺度下的EKC实证、建立在南北国家经济联系之上的PHH实证、以及国家层面的要素禀赋假说(Factor Endowment Hypothesis, FEH)实证都将“全球”视为国家拼贴(Mosaic)而形成的尺度垂直叠加。相应地,也决定了其未能顾及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并存的国际分工变化、“南—北”“北—北”“南—南”贸易并存的贸易地理格局变化等区域联系所产生的影响。实际上,现有贸易研究已经意识到“关系网络化”式的全球尺度理解对解释贸易格局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Baskaran et al, 2011; Chaney, 2011),然而这些进展却尚未体现在贸易环境效应研究中。同时,从地理学对全球化特征的理解看,现有假说建立在垂直拼贴基础上的全球尺度认知,亦难以充分体现流量与存量共同作用下的贸易环境效应。

在空间视角下,贸易的环境效应是存量积累与流量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综合现有的研究来看,存量积累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包含3个关键变量:经济增长、地理区位和环境规制(图1)。国际贸易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对环境产生复合影响: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带动环境质量需求和环境干预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本身也意味着环境压力的提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和“规模—结构—技术”效应的分解正是在全球和地方尺度上对此关系的综合表达。地理区位包含地方化特征的作用,一方面决定了贸易比较优势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决定了贸易活动对区域环境的影响具有不同的边际效率。要素禀赋假说在一定程度上更适应于该尺度的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和执行程度的差异以合规成本的形式改变比较优势,淘汰污染型生产并迫使其转移至环境规制较低的区域,形成贸易环境效应。污染避难所假说正是在全球和国家尺度上对此现象的表达。

图1   贸易与环境关系中的“全球—国家—地方”联系

Fig.1   Framework of global-national-local linkages for the trade-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从流量变化的视角看,贸易环境效应则是全球联系与区域联系共同作用的结果。全球联系与区域联系作用下的贸易环境效应之间存在替代性或互补性,是诸多假说在实证研究中难以取得一致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同于存量视角对比较优势的强调,流量视角体现出伴随产业内贸易兴起而出现的投资与贸易一体化的重要性。从存量视角到流量视角,可以看出现有理论假说与实证研究在引入新贸易理论等进展方面仍有所滞后。

综合流量与存量特征,全球化过程中贸易、资本和技术流的变化形成了规模、结构和技术等效应的变化,体现“流量作用于存量”的特征。地方化过程则相反,基于比较优势变化构成“存量作用于流量”的影响。由此可见,“全球—地方”联系视角下,贸易与环境关系可统一于全球地方化视角下的区域发展,主要源于:①贸易影响下区域不均衡发展特征日趋显著。区域发展的“核心—边缘”格局与贸易参与程度密切相关。这也意味着贸易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在一国内的异质性趋于显著。②全球地方化下的区域发展,能够较好地体现贸易与环境联系的跨尺度特征。以污染型生产的转移为例,表现出跨国转移与国内转移并存的现象。区域尺度能够较好地体现该特征的影响。③随着产业内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以区域为基本单元的垂直生产分工和贸易联系愈发重要。④即便在环境规制方面,受制于国家制度和规制模式差异,环境规制同样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例如,美国的制度结构直接决定了各州的环境规制存在显著差异。

总体而言,现有主要理论假说普遍立足于国际比较探讨环境规制的作用,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考虑尚不充分。换言之,现有贸易环境效应研究主要考虑了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化的全球联系,而对地方力量的崛起和国家力量的变革考虑不足,对全球化的尺度特征表现出尺度扩大化式的理解。由此看来,以全球地方化进程中的区域发展为切入点重新理解贸易的环境效应将有助于实现跨尺度综合,以更好地契合全球化的尺度特征。

6 结论与启示

贸易环境效应研究的核心目标在于回答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否以牺牲贸易国环境质量为代价,探究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之间是互补还是互斥关系,催生了一系列具有关联性和竞争性的理论假说。而实证研究结论的不一致,甚至是自相矛盾也从侧面体现贸易环境效应内在机制的复杂性。本文选择以尺度特征为切入点建立在2个基本认识之上:一是全球化是全球联系强化、地方力量崛起和国家力量变革的过程,并据此分别从全球联系、国家力量和地方发展3个层面重新梳理了现有贸易环境效应理论假说和实证研究。二是贸易作为地理区位、经济增长和环境变化相互作用的重要环节。为此,本文提出贸易环境效应是贸易结果(存量积累)与贸易过程(流量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现有研究所揭示的关键存量因素包括经济增长、环境规制与地理区位;流量则具有复合特征,除贸易流之外,还包括贸易自由化引致的资本和技术流动。

在此认识基础上,现有贸易环境效应研究表现出如下特征:①研究在尺度特征上表现为“自上而下”“自流量向存量”的方向性,普遍关注全球联系、国家力量的作用,对于日益强化的地方联系和地方不均衡发展所造成的异质性考虑相对欠缺。②对国家力量的关注以环境规制为基础,普遍关注贸易过程对环境规制目标与成效的影响,对贸易政策与环境规制的协调机制讨论还比较少。③全球联系中以刻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为主,而且倾向于在不同的二元认识之间建立直接的映射关系,如“高收入国家—环境规制严格—污染条件改善”和“低收入国家—环境规制宽松—污染条件恶化”等关系是大量研究的重要前提。然而,在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共存的现状下,仅关注“南—北”贸易联系直接忽略了贸易地理格局的复杂特征。

建立在人地系统观的认识基础上,不难看出现有贸易环境效应的研究整体强调从贸易过程中剥离出“环境”的影响,包括隐含在贸易中的污染、环境污染的转移、环境规制的作用等,但却较少将“环境”置于贸易过程中进行综合分析,这也是各类理论假说中对环境作用存疑的原因之一。例如,关于环境规制的合规成本大小的争议、污染型生产转移的动力机制争议等。为此,贸易环境效应的研究有必要还原一个贸易与环境的综合框架,而“全球—国家—地方”联系下的区域发展提供了一个契合点。

全球地方化的尺度建构为理解全球人地系统作用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强调了区域人地系统和全球人地系统的有机联系。就贸易与环境关系而言,全球地方化进程中的区域发展,既包含了区域接入贸易网络的特征与策略(流量变化),也考虑了区域地方化特征变化的循环累积过程(存量积累)。区域发展过程中包含的存量与流量之间的双向关系,体现了贸易环境效应2个来源的相互作用,实现全球和地方尺度的联系。区域作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空间单元,既能满足分析产业内贸易环境影响的需求,也兼顾了对贸易过程中日益加剧的区域不均衡性的考量。此外,区域在贸易参与、贸易开放度和贸易格局等方面的显著差异,使其对贸易政策的响应不同。环境规制模式与制度结构的差异也决定区域间的环境规制差异。因此,区域为探索环境规制与贸易政策的协调作用机制提供了合适的尺度。

总体而言,贸易与环境关系充分体现出人地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是人地系统从区域向全球尺度拓展的关键内容之一。与此同时,建立在人地系统观之上的“全球—国家—地方”尺度综合、区域发展与环境变化的系统综合,将是对贸易环境效应研究的重要补充,为地理学参与该跨学科议题的争论提供具有鲜明学科特征的视角。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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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3.03.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安·布蒂默教授是国际上人文地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2004年任国际地理联合会(IGU)主席,现任欧洲科学院副主席,并为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其研究领域涵盖科学哲学史、城市与社会地理学、移民与认同、环境经验、自然与文化、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全球变化中的人类因素等,著作涉及社会空间、城市规划、历史观和环境政策等方面。其中一些具有高度理论性的著作被翻译为荷兰文、法文、德文、日文、拉脱维亚文、波兰文、葡萄牙文、俄文、西班牙文、瑞典文等多种文字。布蒂默教授在国际上有着广泛的学术影响,曾在10余个国家获得多项奖励和荣誉称号。在2012年8月27日召开的第32届IGU大会上,布蒂默教授应邀作了题为"Diverse Perspectives on Societyand Environment"的主题演讲,本文是在演讲稿的基础上由布蒂默教授本人作了大幅增改而成的。作者站在哲学的高度,回顾了地理学中人地关系研究的发展,着重梳理了从中国古代、古希腊直至目前的历史长河中的多元化观点,分析了人地关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非常具有启发性,有助于国内人文地理学者提升人地关系认识的高度和视野。本文的基调延续了布蒂默教授在人地关系研究中的基本思想,该思想来源于法国白吕纳的人地关系理论。文中评述了人地关系理论中的4种主要世界观,并将其对应为4种根隐喻,最后将3种地理学思维模式符号化,进而呼唤人地关系研究的创新。文章得以在本刊以中、英文形式发表,得益于周尚意教授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周教授不仅与布蒂默教授进行沟通协调,帮助《地理科学进展》取得了独家刊登修改后演讲报告的授权,还组织完成了中文稿的翻译,并补充了大量注释以帮助读者对内容的理解。英文中含有大量西方文化知识,非对西方文化发展历史有深刻了解不能胜任翻译工作。白凯博士、王亦文博士、张萌女士在翻译过程中亦提供了热心帮助,一并致谢。本刊首次尝试以中、英文两种版本发表文章,以便既能帮助读者理解作者深奥的思想,也为读者提供直接从英文中汲取营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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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e perspectives on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Plenary lecture at the 32th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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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与环境政策的协调: 基于世贸组织规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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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影响及协调问题,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并已成为世贸组织多边谈判的主要议题。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我国在对外贸易和环境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二者在政策之间还缺乏进一步的协调与联系。因此,设立专门协调机构,以世贸组织有关贸易与环境规则为依据,进一步完善对外贸易政策,加强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强化环境国际标准的管理并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是协调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与环境政策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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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Huang and Labys的模型思路,通过建立一个同时包括污染方程与产出方程的联立方程组研究经济、贸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走势比 较符合环境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说,且目前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半段,即经济贸易的增长可能导致环境质量的进一步下降;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是影响环境 质量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制造业结构趋重的格局不利于环境的改善;贸易自由化并未加剧环境的恶化,可以说"污染避难所"假说现阶段在我国不成立.最后在上述 结论的基础上,得出一些有益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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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在特定行业与所有制中低于非出口企业,存在“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本文通过对2000-2006年企业—海关数据的分析表明,这一现象完全是由中国大量的加工贸易企业导致的.在中国,近20%的出口企业完全从事加工贸易,这些企业的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低10%~22%.剔除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就能使我们回到出口企业生产率更高的传统结论中.本文说明区分加工与非加工贸易企业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出口企业的表现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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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环境规 制较严格的国家对贸易竞争力负面效应的担忧也随着增加。当今的全球化趋势在导致贸易壁垒不断削减的同时,各国的环境规制却随之不断提升。近年来环境规制与 污染产业迁移的关系倍受关注,成为贸易与环境研究的前沿问题。国际贸易模式的变动意味着生产和消费模式的改变,从而对污染水平产生影响。本文的目的是对环 境规制差异导致的生产、净出口和污染排放效应进行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实证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数据、模型和结果进行评述。本文首先介绍了国际贸易中污染 避难所实证研究所使用的典型方法,然后就污染避难所的涵义进行了界定并对主要的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最后对文章所使用文献的方法、数据来源、关键指标 的衡量、产业的选择及控制变量进行分析与评价。尽管还存在着一些模糊不清的认识,但现有研究还是取得了相当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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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贸易与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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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我国三位码工业行业的月度面板数据,依据扩展的R&D与 生产率方程同时控制物化型、非物化型溢出与竞争效应,发现进口竞争与物化型溢出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还发现进口贸易对三位码工业行业的全要素 生产率和技术效率具有直接的"负溢出效应";而且,大部分三位码工业行业面临着日益激烈的进口竞争,引致了行业内和行业间正向的要素再配置过程,并通过提 高技术效率的方式最终促进了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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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7184.2011.01.009      URL      摘要

自1972年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被正式提出以来,已经成为21世 纪世界各国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传统的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与环境的关系研究,即研究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和环境对贸易的影响,理论框架已经建 立并且认识已经比较成熟.近年来,以硫排放贸易、碳排放贸易、虚拟水、虚拟能源研究为代表,更多的是研究将环境直接或间接作为贸易品,通过贸易方式改善环 境,形成了贸易与环境问题研究的新领域:环境贸易.环境贸易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环境保护产品和服务贸易,而是指环境要素的直接或间接的贸易.该文认为环境 贸易包括直接的环境贸易和嵌入(外生)的环境贸易,它们均直接对环境产生良好影响并成为贸易的一部分,应引起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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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的背景下,重庆迅速调整产业结构并取得突破,对外贸易的地理格局发生较大变化。本文搜集整理2008~2012年海关统计数据,采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GIS9.3)对重庆市对外贸易伙伴的空间分布格局、商品构成状况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2008年以来重庆进出口商品总量增长迅速,出口集中度逐年提高,而进口集中度逐年降低;②进口贸易伙伴集中分布于亚洲、欧洲和北美洲。贸易伙伴的分布重心向东南亚倾斜。进口商品集中于电子信息产品及机械设备;③出口贸易伙伴分布更加集中于北美洲与欧洲。出口商品以计算机与通信产品、机械设备为主。其中,计算机类电子信息产品已经超过传统汽车、摩托车等产品而位居首位。最后对重庆市对外贸易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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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5.09.001      URL      摘要

全球化的"时空压缩"特征降低了要素流动的空间成本,而为组织和协调跨国经济活动而出现的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导致象征权利范畴的领土边界对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影响力不断削弱,进而引发了极端全球主义式的"地理终结"论调。人文地理学者结合全球化的特征,通过改变尺度结构,明确了全球尺度涉及的主体与内容,凸显出地域单元的意义,避免了全球尺度的抽象理解,从而反驳了地理终结论,形成了两个关键认识:1尺度建构不一定建立在相对性的基础上并构成垂直体系,基于关系建构的全球尺度更契合不同主体和空间联系日趋紧密的特征;2全球化与地方化过程是并存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尺度的垂直叠加,而是全球与地方之间的复杂联系。这两个关键认识为人文地理学参与全球化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视角:一方面,学者们运用立体网络思维,以关键主体与空间为节点、以关系为纽带,实现"超越边界"式的分析;另一方面,全球化与地方化并存的理念也促使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从单纯强调区域差异转向探讨区域内外相互作用,为城市与区域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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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城市与环境研究, 1(1): 34-4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产业转移正在重塑中国的产业地理格局,同时也推动了环境污染的扩散和转移。作者基于污染转移量的估计方法探讨产业转移的环境效应,利用2003年~2009年全国两位数工业的二氧化硫(SO2)排放数据和各省份两位数工业数据,估算伴随产业转移的污染产生量及其空间差异和产业差异。研究发现:2003年~2009年,中国产业转移的空间梯度特征明显,产业主要从最发达地区向周边以及中西部地区转移,产业在不同地区的转移导致污染排放在不同地区之间重新分配。同时,污染产生量的空间转移具有明显的梯度特征。在2003年~2009年间,转出污染产生量最多的是上海、浙江、山东和山西等省市,而污染产生量转入最多的省份是山东、江苏、江西和河南。此外,污染产生量的转移具有明显的产业差异,造纸及纸制品业等轻工业的污染产生量主要向内陆地区转移,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则主要在沿海地区重新分布。今后中国内陆地区在吸纳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同时,需要最大程度地减少产业转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He C F, Zhou Y, Zhang T.2014.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its environmental effect in China

[J].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1(1): 34-4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产业转移正在重塑中国的产业地理格局,同时也推动了环境污染的扩散和转移。作者基于污染转移量的估计方法探讨产业转移的环境效应,利用2003年~2009年全国两位数工业的二氧化硫(SO2)排放数据和各省份两位数工业数据,估算伴随产业转移的污染产生量及其空间差异和产业差异。研究发现:2003年~2009年,中国产业转移的空间梯度特征明显,产业主要从最发达地区向周边以及中西部地区转移,产业在不同地区的转移导致污染排放在不同地区之间重新分配。同时,污染产生量的空间转移具有明显的梯度特征。在2003年~2009年间,转出污染产生量最多的是上海、浙江、山东和山西等省市,而污染产生量转入最多的省份是山东、江苏、江西和河南。此外,污染产生量的转移具有明显的产业差异,造纸及纸制品业等轻工业的污染产生量主要向内陆地区转移,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则主要在沿海地区重新分布。今后中国内陆地区在吸纳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同时,需要最大程度地减少产业转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11] 李锴, 齐绍洲. 2011.

贸易开放、经济增长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

[J]. 经济研究,(11): 60-72, 102.

URL      摘要

本文首先估算了1997--2008年中国30个省区的CO2排放量,并利用面板数据全面客观地考察贸易开放与CO2排放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不同的模型设定——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以及不同的工具变量策略——外部工具变量、滞后期工具变量以及动态模型设定时的内部工具变量组合,来控制有关变量的内生性。研究结果发现:在加入了人均收入和其它控制变量之后,贸易开放增加了中国省区的CO2排放量和碳强度,国际贸易对中国环境影响是负面的,向底线赛跑效应大于贸易的环境收益效应,但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环境贸易形势具有一定的客观原因,长远来看,政府应该加强环境规制。

[Li K, Qi S Z.2011.

Trade openness,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in China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11): 60-72, 102.]

URL      摘要

本文首先估算了1997--2008年中国30个省区的CO2排放量,并利用面板数据全面客观地考察贸易开放与CO2排放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不同的模型设定——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以及不同的工具变量策略——外部工具变量、滞后期工具变量以及动态模型设定时的内部工具变量组合,来控制有关变量的内生性。研究结果发现:在加入了人均收入和其它控制变量之后,贸易开放增加了中国省区的CO2排放量和碳强度,国际贸易对中国环境影响是负面的,向底线赛跑效应大于贸易的环境收益效应,但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环境贸易形势具有一定的客观原因,长远来看,政府应该加强环境规制。
[12] 李小平, 卢现祥. 2010.

国际贸易、污染产业转移和中国工业CO2排放

[J]. 经济研究, (1): 15-2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国际贸易,发达国家是否会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干净型”产品,并从中国进口污染密集型产品,从而使中国成为“污染产业天堂”呢?国际贸易等因素如何影响中国工业行业的二氧化碳(CO2)的排放呢?本文采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和净出口消费指数等方法,运用中国20个工业行业与G7和OECD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些问题。本文得到几个结论:(1)在中国出口产品隐含的CO2中,国内生产的CO2所占比例逐步减少;(2)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的产业并不仅仅是污染产业,同时也向中国转移了“干净”产业;(3)国际贸易能够减少工业行业的CO2排放总量和单位产出的CO2排放量。因此,中国并没有通过国际贸易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产业天堂”。

[Li X P, Lu X X.2010.

International trade, pollution industry transfer and Chinese industries CO2 emissions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1): 15-2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国际贸易,发达国家是否会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干净型”产品,并从中国进口污染密集型产品,从而使中国成为“污染产业天堂”呢?国际贸易等因素如何影响中国工业行业的二氧化碳(CO2)的排放呢?本文采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和净出口消费指数等方法,运用中国20个工业行业与G7和OECD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些问题。本文得到几个结论:(1)在中国出口产品隐含的CO2中,国内生产的CO2所占比例逐步减少;(2)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的产业并不仅仅是污染产业,同时也向中国转移了“干净”产业;(3)国际贸易能够减少工业行业的CO2排放总量和单位产出的CO2排放量。因此,中国并没有通过国际贸易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产业天堂”。
[13] 刘刚, 张长令. 2012.

中国重化工业发展的空间组织形态演化

[J]. 经济问题,(4): 40-44, 84.

URL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工业化进入到重化工业发展阶段。随着重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中国重化工业的空间组织形态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沿海集聚趋势,即中国重化工业的空间分布由20世纪90年代前的矿产地和传统工业城市布局转变为向沿海新兴城市的聚集。研究表明,降低进口原材料的交通运输成本和突破大规模工业用地的行政审批限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重化工业空间组织形态向沿海集聚的主要驱动因素。

[Liu G, Zhang C L.2012.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form evolution of heavy chemical industry in China

[J]. On Economic Problems,(4): 40-44, 84.]

URL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工业化进入到重化工业发展阶段。随着重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中国重化工业的空间组织形态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沿海集聚趋势,即中国重化工业的空间分布由20世纪90年代前的矿产地和传统工业城市布局转变为向沿海新兴城市的聚集。研究表明,降低进口原材料的交通运输成本和突破大规模工业用地的行政审批限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重化工业空间组织形态向沿海集聚的主要驱动因素。
[14] 刘卫东, 金凤君, 张文忠, . 2011.

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J]. 地理科学进展, 30(12): 1479-1487.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1.12.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中国经济 地理学的发展可以用“以任务带学科”来概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派”经济地理学。近年来,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的突出特点表现为:规划导向、综合导 向、“区域主义”、基于GIS的空间分析和可视化表达愈来愈普遍、国际化趋势明显。在研究方向上,除了传统优势领域得到强化外,出现了若干新的研究方向, 包括功能区划分、能源与碳排放、全球化与外资外贸、生产性服务业、信息技术与互联网,以及农区地理与农户区位研究等。在人地系统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区域发 展新因素与新格局,产业集群与产业集聚,全球化、跨国公司及外资,交通运输地理与空间组织,资源型城市及老工业城市转型,应对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海洋经 济地理,地域空间规划方法等领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在国家重大地域空间规划中发挥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包括主体功能区划、东北振兴规划、西部大开发 战略实施、中部崛起规划、资源枯竭型城市规划、生态区域建设规划,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等重点区域规划。未来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既拥有 机遇、也面临着挑战。在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同时,需要更加重视理论总结和人才培养。

[Liu W D, Jin F J, Zhang W Z, et al.2011.

Progress in economic geography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0(12): 1479-1487.]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1.12.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中国经济 地理学的发展可以用“以任务带学科”来概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派”经济地理学。近年来,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的突出特点表现为:规划导向、综合导 向、“区域主义”、基于GIS的空间分析和可视化表达愈来愈普遍、国际化趋势明显。在研究方向上,除了传统优势领域得到强化外,出现了若干新的研究方向, 包括功能区划分、能源与碳排放、全球化与外资外贸、生产性服务业、信息技术与互联网,以及农区地理与农户区位研究等。在人地系统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区域发 展新因素与新格局,产业集群与产业集聚,全球化、跨国公司及外资,交通运输地理与空间组织,资源型城市及老工业城市转型,应对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海洋经 济地理,地域空间规划方法等领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在国家重大地域空间规划中发挥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包括主体功能区划、东北振兴规划、西部大开发 战略实施、中部崛起规划、资源枯竭型城市规划、生态区域建设规划,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等重点区域规划。未来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既拥有 机遇、也面临着挑战。在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同时,需要更加重视理论总结和人才培养。
[15] 刘颖, 周沂, 贺灿飞. 2014.

污染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浙江省上虞市为例

[J]. 经济地理, 34(10): 150-156.

URL      摘要

基于文献研究和32家浙江省上虞市污染企业及相关部门的访谈研究,通过构建污染企业迁移意愿模型,探讨环境规制下污染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污染企业迁移并不只受单一因素影响,而是外部因素以及企业自身属性的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实证表明,环境规制、政府博弈、产业联系是影响影响污染企业迁移意愿的三大外部因素,企业规模则是一个重要的内部因素。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环境规制造成的成本减少,企业与政府的博弈能力增强,企业的本地联系减弱。在环境规制、政府博弈、产业联系的综合影响下,污染企业迁移意愿与企业规模呈"倒U型"关系。

[Liu Y, Zhou Y, He C F.2014.

Influence factors of polluting firms' propensity to relocate: A case study of Shangyu City in Zhejiang

[J]. Economic Geography, 34(10): 150-156.]

URL      摘要

基于文献研究和32家浙江省上虞市污染企业及相关部门的访谈研究,通过构建污染企业迁移意愿模型,探讨环境规制下污染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污染企业迁移并不只受单一因素影响,而是外部因素以及企业自身属性的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实证表明,环境规制、政府博弈、产业联系是影响影响污染企业迁移意愿的三大外部因素,企业规模则是一个重要的内部因素。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环境规制造成的成本减少,企业与政府的博弈能力增强,企业的本地联系减弱。在环境规制、政府博弈、产业联系的综合影响下,污染企业迁移意愿与企业规模呈"倒U型"关系。
[16] 刘友金, 曾小明, 刘京星. 2015.

污染产业转移、区域环境损害与管控政策设计

[J]. 经济地理, 35(6): 87-95.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06.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运用数学建模和计量分析方法,利用2003--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污染产业区际转移与环境损害地区差异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污染产业呈现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分散转移的时空演变特征,污染产业转移对环境损害具有正向影响,但不同地区环境相对损害状况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因素对环境损害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不同,这为探讨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但不承担沉重环境损害代价”的可行路径及管控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Liu Y J, Zeng X M, Liu J X.

Polluted industries transfer, regional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management policy design

[J]. Economic Geography, 35(6): 87-95.]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06.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运用数学建模和计量分析方法,利用2003--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污染产业区际转移与环境损害地区差异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污染产业呈现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分散转移的时空演变特征,污染产业转移对环境损害具有正向影响,但不同地区环境相对损害状况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因素对环境损害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不同,这为探讨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但不承担沉重环境损害代价”的可行路径及管控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17] 鲁奇, 张超阳, 杨春悦, . 2007.

1965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地域差异及其格局演变

[J]. 地理学报, 62(8): 799-808.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08.002      URL      Magsci      摘要

<p>在研究近40 年(1965-2004) 全国及三大地带对外贸易总量、对外贸易密度、对外依存度变化及对外贸易区域格局演变的基础上, 进一步总结、分析我国七大经济区近40 年对外贸易总量、对外贸易密度、对外依存度变化的基本特点及其区域格局演变的基本趋势, 并总结对外贸易区域格局形成的基本成因。研究发现, 与全国和三大地带的演变趋势相似, ① 从时 间尺度看, 近40 年, 七大经济区的对外贸易发展亦呈长期增长态势, 外贸年均增长速度长期高于GDP 年均增长速度; ② 1978 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展战略、制度、政策的变革加剧推动了时间尺度上七大经济区的对外贸易发展; ③ 但从空间尺度看, 东南沿海经济区与其他经济区对外贸易的区域差异格局却没有根本改变; ④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其他六大经济区的相对地位反呈较大下降趋势。</p>

[Lu Q, Zhang C Y, Yang C Y.2007.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in China's seven economic regions and its regional pattern changes, 1965-2004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2(8): 799-808.]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08.002      URL      Magsci      摘要

<p>在研究近40 年(1965-2004) 全国及三大地带对外贸易总量、对外贸易密度、对外依存度变化及对外贸易区域格局演变的基础上, 进一步总结、分析我国七大经济区近40 年对外贸易总量、对外贸易密度、对外依存度变化的基本特点及其区域格局演变的基本趋势, 并总结对外贸易区域格局形成的基本成因。研究发现, 与全国和三大地带的演变趋势相似, ① 从时 间尺度看, 近40 年, 七大经济区的对外贸易发展亦呈长期增长态势, 外贸年均增长速度长期高于GDP 年均增长速度; ② 1978 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展战略、制度、政策的变革加剧推动了时间尺度上七大经济区的对外贸易发展; ③ 但从空间尺度看, 东南沿海经济区与其他经济区对外贸易的区域差异格局却没有根本改变; ④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其他六大经济区的相对地位反呈较大下降趋势。</p>
[18] 陆旸. 2009.

环境规制影响了污染密集型商品的贸易比较优势吗

[J]. 经济研究, (4): 28-4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根据"污染避难所效应",为了躲避本国严格的环境标准,发达国家的污染工业将到发展中国家选址;或发达国家扩大污染产品进口以替代本国的污染产品生产,这两种情况都是由发达国家污染密集型商品比较优势的变化引起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都对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全球贸易模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但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本文采用了2005年95个国家的总样本和42个国家的子样本,在HOV模型基础上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1)以CIESIN计算的"环境监管"指标进行估计时,环境规制并没有影响五类污染密集型商品的比较优势;(2)将人均收入作为内生环境规制指标时,虽然内生环境规制并没有影响"非金属矿产品"和"非铁金属产品"的比较优势,但是,内生环境规制却显著地提升了"化工产品"、"钢铁产品"以及"纸和纸浆产品"的比较优势。因此,政府通过降低环境规制水平以获得污染密集型商品比较优势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相反,适度地提高环境规制水平却可以获得污染密集型商品的出口竞争优势。

[Lu Y.2009.

D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flue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pollution-intensive products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 28-4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根据"污染避难所效应",为了躲避本国严格的环境标准,发达国家的污染工业将到发展中国家选址;或发达国家扩大污染产品进口以替代本国的污染产品生产,这两种情况都是由发达国家污染密集型商品比较优势的变化引起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都对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全球贸易模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但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本文采用了2005年95个国家的总样本和42个国家的子样本,在HOV模型基础上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1)以CIESIN计算的"环境监管"指标进行估计时,环境规制并没有影响五类污染密集型商品的比较优势;(2)将人均收入作为内生环境规制指标时,虽然内生环境规制并没有影响"非金属矿产品"和"非铁金属产品"的比较优势,但是,内生环境规制却显著地提升了"化工产品"、"钢铁产品"以及"纸和纸浆产品"的比较优势。因此,政府通过降低环境规制水平以获得污染密集型商品比较优势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相反,适度地提高环境规制水平却可以获得污染密集型商品的出口竞争优势。
[19] 毛显强, 宋鹏. 2013.

中国出口退税结构调整及其对“两高一资”行业经济: 环境影响的案例研究

[J]. 中国工业经济, (6): 148-160.

URL      摘要

本文在分析中国出口退税水平、结构变化情况基础上,遵循“贸易政策→经济活动→环境影响”链式反应逻辑.构建了适用于行业产品分析的可计算局部均衡模型.量化评估中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重点“两高一资”行业的经济-环境影响。研究发现.近年来“两高一资”行业产品出口退税水平已被调减至平均水平之下:这一调整通过控制“两高一资”行业产品出口量,抑制其生产规模。减少了污染排放;虽然该措施使得中国生产者剩余有所下降,但政府税收收入上升.国家净福利增加;各行业多种污染物排放量的削减表现出行业间差异与行业内部差异.不同的部门“以降减出口退税手段减排污染物的出口额损失代价”差异较大。研究表明,中国出口退税税率和税目结构仍存在继续优化的空间:短期内,应尽快取消钢铁制品、其他合金钢等行业产品的出口退税;中长期,应逐步取消皮革制品、纸制品、化工橡胶塑料制品、纺织、服装、其他矿产品、铁及非合金钢、不锈钢、其他贱金属(有色金属)及其制品等部门产品的出口退税。

[Mao X Q, Song P.2013.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China's export tax rebat and its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on the highly polluting, highly energy and resource consuming industries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6): 148-160.]

URL      摘要

本文在分析中国出口退税水平、结构变化情况基础上,遵循“贸易政策→经济活动→环境影响”链式反应逻辑.构建了适用于行业产品分析的可计算局部均衡模型.量化评估中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重点“两高一资”行业的经济-环境影响。研究发现.近年来“两高一资”行业产品出口退税水平已被调减至平均水平之下:这一调整通过控制“两高一资”行业产品出口量,抑制其生产规模。减少了污染排放;虽然该措施使得中国生产者剩余有所下降,但政府税收收入上升.国家净福利增加;各行业多种污染物排放量的削减表现出行业间差异与行业内部差异.不同的部门“以降减出口退税手段减排污染物的出口额损失代价”差异较大。研究表明,中国出口退税税率和税目结构仍存在继续优化的空间:短期内,应尽快取消钢铁制品、其他合金钢等行业产品的出口退税;中长期,应逐步取消皮革制品、纸制品、化工橡胶塑料制品、纺织、服装、其他矿产品、铁及非合金钢、不锈钢、其他贱金属(有色金属)及其制品等部门产品的出口退税。
[20] 仇方道, 蒋涛, 张纯敏, . 2013.

江苏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转移及影响因素

[J]. 地理科学, 33(7): 789-79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转移规律及其动力机制研究正在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利用2000~2010 年江苏省13 个省辖市的统计数据, 运用空间分析及面板数据分析模型, 探讨该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转移特征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江苏省依然是国际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承接地, 其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呈现以苏锡常地区为核心向外围逐渐下降的&ldquo;核心-边缘&rdquo;型空间格局, 并显示出&ldquo;扩散-集聚-扩散&rdquo;的空间演化趋势, 苏北地区正在成为苏南地区的&ldquo;污染避难所&rdquo;;发展阶段和实际利用外资是江苏省承接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因素, 实际利用外资是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向江苏转移的主要形式;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是驱动污染密集型产业由苏南、苏中向苏北转移的主要因素;政府调控是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手段。因此, 应通过加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力度、改善政府调控、加强环境监管等措施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优化。</p>

[Qiu F D, Jiang T, Zhang C M, et al.2013.

Spatial relocation and mechanism of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 in Jiangsu Province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3(7): 789-79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转移规律及其动力机制研究正在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利用2000~2010 年江苏省13 个省辖市的统计数据, 运用空间分析及面板数据分析模型, 探讨该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转移特征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江苏省依然是国际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承接地, 其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呈现以苏锡常地区为核心向外围逐渐下降的&ldquo;核心-边缘&rdquo;型空间格局, 并显示出&ldquo;扩散-集聚-扩散&rdquo;的空间演化趋势, 苏北地区正在成为苏南地区的&ldquo;污染避难所&rdquo;;发展阶段和实际利用外资是江苏省承接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因素, 实际利用外资是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向江苏转移的主要形式;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是驱动污染密集型产业由苏南、苏中向苏北转移的主要因素;政府调控是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手段。因此, 应通过加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力度、改善政府调控、加强环境监管等措施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优化。</p>
[21] 任建兰, 张伟. 2003.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贸易地位引发的贸易与环境问题分析

[J]. 人文地理, 18(2): 79-8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3.02.017      URL      摘要

本文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贸易环境观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 ,指出绿色贸易壁垒是发达国家在贸易活动中进行环境保护的主要手段。发达国家的贸易环境保护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而发展中国家却遭受了许多不平等待遇。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 ,协调贸易与环境保护问题。

[Ren J L, Zhang W.2003.

Analysis of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brought out by different commercial status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J]. Human Geography, 18(2): 79-8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3.02.017      URL      摘要

本文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贸易环境观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 ,指出绿色贸易壁垒是发达国家在贸易活动中进行环境保护的主要手段。发达国家的贸易环境保护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而发展中国家却遭受了许多不平等待遇。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 ,协调贸易与环境保护问题。
[22] 沈静, 黄双双. 2015.

环境管制对广东省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

[J]. 热带地理, 35(5): 745-752.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276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其2000―2010年污染产业转移的变化特征,发现从2006年开始出现由珠三角向非珠三角地区转移的趋势,其中粤北山区接受转移最多,转移趋势明显的行业包括采掘业、非金属制品业,而水电煤气供应业、有色金属行业有轻微的转移趋势。然后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以单位工业总产值的SO2排放量为环境管制因子,结果发现总污染产业、采掘业、非金属制品业、水电煤气供应业等产业转移与宽松的环境管制相关。环境管制对广东省污染产业转移起重要作用,中国地方政府强制性的"命令―控制式"的环境管制手段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大。

[Shen J, Huang S S.2015.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migration of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J]. Tropical Geography, 35(5): 745-752.]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276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其2000―2010年污染产业转移的变化特征,发现从2006年开始出现由珠三角向非珠三角地区转移的趋势,其中粤北山区接受转移最多,转移趋势明显的行业包括采掘业、非金属制品业,而水电煤气供应业、有色金属行业有轻微的转移趋势。然后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以单位工业总产值的SO2排放量为环境管制因子,结果发现总污染产业、采掘业、非金属制品业、水电煤气供应业等产业转移与宽松的环境管制相关。环境管制对广东省污染产业转移起重要作用,中国地方政府强制性的"命令―控制式"的环境管制手段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大。
[23] 沈静, 魏成. 2012.

环境管制影响下的佛山陶瓷产业区位变动机制

[J]. 地理学报, 67(4): 467-478.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4004      URL      Magsci      摘要

环境管制已成为影响污染产业区位变动的一项因素.目前国内外相关 研究多采用统计数据的模型分析方法,但对环境管制发挥作用的方式和程度却存在很多争论.本研究以广东佛山市陶瓷产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半结构式访谈分析方 法,采用区位变动中的推拉模型,探讨环境管制在(产业)迁出地对佛山陶瓷产业区位变动的推动机理,以及在(产业)迁入地对佛山陶瓷产业区位选择的拉动作用 机制.结果发现,①环境管制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变化的重要因素,并且在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迁出地环境管制将通过企业行为影响迁入 地环境管制.②探讨环境管制对企业区位变化的影响机制从政府和企业行为互动的角度具有很好的解释,而非仅考虑治污成本的影响.③在中国式地方分权的背景下 环境管制成为地方政府调控本地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但“污染避难所”假说是否成立仍然是一个难题.

[Shen J, Wei C.2012.

Relocation mechanisms of the ceramics industry impacted by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 Foshan City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7(4): 467-478.]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4004      URL      Magsci      摘要

环境管制已成为影响污染产业区位变动的一项因素.目前国内外相关 研究多采用统计数据的模型分析方法,但对环境管制发挥作用的方式和程度却存在很多争论.本研究以广东佛山市陶瓷产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半结构式访谈分析方 法,采用区位变动中的推拉模型,探讨环境管制在(产业)迁出地对佛山陶瓷产业区位变动的推动机理,以及在(产业)迁入地对佛山陶瓷产业区位选择的拉动作用 机制.结果发现,①环境管制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变化的重要因素,并且在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迁出地环境管制将通过企业行为影响迁入 地环境管制.②探讨环境管制对企业区位变化的影响机制从政府和企业行为互动的角度具有很好的解释,而非仅考虑治污成本的影响.③在中国式地方分权的背景下 环境管制成为地方政府调控本地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但“污染避难所”假说是否成立仍然是一个难题.
[24] 沈静, 向澄, 柳意云. 2012.

广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机制: 基于2000-2009年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

[J]. 地理研究, 31(2): 357-36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贸易自由化的环境三效应为基础,以污染密集产业的出口污染水平 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采用1995-2009年中国污染密集产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在国际产品内分工背景下污染密集产业的出口污染效应,以反映产品 内分工对于中国对外贸易与环境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产品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污染密集产业的出口污染水平,这说明产品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出口贸 易的环境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在一定条件下产品内分工能降低出口贸易中的环境成本.

[Shen J, Xiang C, Liu Y Y.2012.

The mechanism of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y reloc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2000-2009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1(2): 357-36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贸易自由化的环境三效应为基础,以污染密集产业的出口污染水平 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采用1995-2009年中国污染密集产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在国际产品内分工背景下污染密集产业的出口污染效应,以反映产品 内分工对于中国对外贸易与环境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产品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污染密集产业的出口污染水平,这说明产品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出口贸 易的环境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在一定条件下产品内分工能降低出口贸易中的环境成本.
[25] 盛巧燕, 周勤. 2015.

地方政府存在环境“逐底”行为吗: 来自环保部环评数据的实证检验

[J]. 产业经济研究, (4): 60-69.

URL      摘要

中国地方政府是否存在"环境逐底"行为?采用国家环保部2003—2012年间的全国"环评"以及"三同时"项目投资数据分析表明:全国污染性投资总量的增长取决于双重因素,即政府财政约束下的赤字驱动以及企业内生排污需求的海港地理驱动;经济发达地区仍是污染总量的主要来源地,污染性投资金额仍维持高位但增速放缓;财政赤字快速增长的欠发达地区政府环境"逐底"动机更加强烈,但在"三同时"大型项目投资上争夺乏力;控制海港变量后显示沿海地区财政赤字与大型项目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三大热点经济区域中,环境自净能力最弱的环渤海地区政府"逐底"行为最为明显;动态面板实证的研究结果还表明,政府传统的环境管制工具效力存在显著差异。

[Sheng Q Y, Zhou Q.2015.

Does local government compete for "race to the bottom": Using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investment data

[J]. Industrial Economics Research, (4): 60-69.]

URL      摘要

中国地方政府是否存在"环境逐底"行为?采用国家环保部2003—2012年间的全国"环评"以及"三同时"项目投资数据分析表明:全国污染性投资总量的增长取决于双重因素,即政府财政约束下的赤字驱动以及企业内生排污需求的海港地理驱动;经济发达地区仍是污染总量的主要来源地,污染性投资金额仍维持高位但增速放缓;财政赤字快速增长的欠发达地区政府环境"逐底"动机更加强烈,但在"三同时"大型项目投资上争夺乏力;控制海港变量后显示沿海地区财政赤字与大型项目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三大热点经济区域中,环境自净能力最弱的环渤海地区政府"逐底"行为最为明显;动态面板实证的研究结果还表明,政府传统的环境管制工具效力存在显著差异。
[26] 史培军, 王静爱, 陈婧, . 2006.

当代地理学之人地相互作用研究的趋向: 全球变化人类行为计划(IHDP)第六届开放会议透视

[J]. 地理学报, 61(2): 115-126.

https://doi.org/10.11821/xb200602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在扼要介绍了全球变化人类行为计划 (IHDP) 第六届开放会议主要内容的基础上,综合当前ESSP开展的主要研究项目、IHDP已实施的主要科学研究计划等,阐述了当代地理学之人地相互作用研究的主要领域和发展趋势。作者认为:人地系统除具有区域性和综合性特征外,还具有脆弱性、风险性、恢复性与适应性特征。当代地理学从地理要素与格局的综合研究转向现代地理过程的综合研究;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集成研究转向现代资源与环境的系统研究;从地理环境重建研究转向现代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研究;从地理格局与过程的动力学研究转向资源保障与区域安全系统仿真研究;从区域人地系统相互作用机制研究转向全球人地系统相互作用机制研究。</p>

[Shi P J, Wang J A, Chen J, et al.

The future of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 research in geography: Lessons from the 6th open meeting of IHDP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1(2): 115-126.]

https://doi.org/10.11821/xb200602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在扼要介绍了全球变化人类行为计划 (IHDP) 第六届开放会议主要内容的基础上,综合当前ESSP开展的主要研究项目、IHDP已实施的主要科学研究计划等,阐述了当代地理学之人地相互作用研究的主要领域和发展趋势。作者认为:人地系统除具有区域性和综合性特征外,还具有脆弱性、风险性、恢复性与适应性特征。当代地理学从地理要素与格局的综合研究转向现代地理过程的综合研究;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集成研究转向现代资源与环境的系统研究;从地理环境重建研究转向现代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研究;从地理格局与过程的动力学研究转向资源保障与区域安全系统仿真研究;从区域人地系统相互作用机制研究转向全球人地系统相互作用机制研究。</p>
[27] 夏丽丽, 闫小培. 2009.

基于重化工业发展的珠江三角洲工业空间结构演变研究

[J]. 人文地理, 24(6): 68-72.

URL      摘要

本文在对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 洲工业空间现状特征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重化工业空间的一般特征及基于重化工业发展的珠三角工业空间结构演变。结果表明,珠三角重化工业发展的空间结 构效应主要表现为形成工业空间集聚的新要素;大城市工业核心功能更加突出,工业发展空间分异日益显著;形成新的地方性工业节点以及临海工业空间逐步形成, 并从促进珠三角区域经济、空间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几点建议。

[Xia L L, Yan X P.2009.

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patial structure of Pearl River Delta based on the heavy industry development

[J]. Human Geography, 24(6): 68-72.]

URL      摘要

本文在对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 洲工业空间现状特征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重化工业空间的一般特征及基于重化工业发展的珠三角工业空间结构演变。结果表明,珠三角重化工业发展的空间结 构效应主要表现为形成工业空间集聚的新要素;大城市工业核心功能更加突出,工业发展空间分异日益显著;形成新的地方性工业节点以及临海工业空间逐步形成, 并从促进珠三角区域经济、空间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几点建议。
[28] 杨骞, 刘华军. 2013.

环境技术效率、规制成本与环境规制模式

[J]. 当代财经, (10): 16-2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保增长减排放的现实约束下,以提升环境技术效率为导向的环境规制能够避免传统规制的弊端。环境规制成本反映了环境治理过程中的“经济代价”,最优的环境规制模式设计需要在环境技术效率与规制成本间进行权衡。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下的技术效率高于无环境规制下的技术效率,随着规制强度增强环境技术效率有所提高。无论在何种规制情形下,环境技术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其规制成本较低;环境技术效率低的中西部地区,其规制成本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能源结构、要素禀赋、污染治理能力等因素对不同地区环境技术效率存在不同的显著性影响。东部地区宜采取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模式,中西部地区宜采取由松到紧、逐步过渡的环境规制模式。

[Yang Q, Liu H J.2013.

Environmental technical efficiency, regulation cost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ode

[J]. Contemporary Finance & Economics, (10): 16-2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保增长减排放的现实约束下,以提升环境技术效率为导向的环境规制能够避免传统规制的弊端。环境规制成本反映了环境治理过程中的“经济代价”,最优的环境规制模式设计需要在环境技术效率与规制成本间进行权衡。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下的技术效率高于无环境规制下的技术效率,随着规制强度增强环境技术效率有所提高。无论在何种规制情形下,环境技术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其规制成本较低;环境技术效率低的中西部地区,其规制成本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能源结构、要素禀赋、污染治理能力等因素对不同地区环境技术效率存在不同的显著性影响。东部地区宜采取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模式,中西部地区宜采取由松到紧、逐步过渡的环境规制模式。
[29] 张连众, 朱坦, 李慕菡, . 2003.

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

[J]. 南开经济研究,(3): 3-5, 3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4691.2003.03.001      URL      摘要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通过建立贸易与环境污染关系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合理选择数据,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环境污染的规模效应、组成效应和技术效应进行了定量分析。回归结果显示,规模效应将加剧我国的环境污染水平,而组成效应和技术效应将降低我国的环境污染程度,贸易自由化将有利于我国的环境保护。

[Zhang L Z, Zhu T, Li M H, et al.2003.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free trade on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J]. Nankai Economic Studies,(3): 3-5, 3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4691.2003.03.001      URL      摘要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通过建立贸易与环境污染关系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合理选择数据,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环境污染的规模效应、组成效应和技术效应进行了定量分析。回归结果显示,规模效应将加剧我国的环境污染水平,而组成效应和技术效应将降低我国的环境污染程度,贸易自由化将有利于我国的环境保护。
[30] Ambec S, Barla P.2002.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Porter Hypothesis

[J]. Economics Letters, 75(3): 355-360.

https://doi.org/10.1016/S0165-1765(02)00005-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letter shows that, by reducing agency costs, a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ay enhance pollution-reducing innova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ing firms’ private benefit.
[31] Ambec S, Cohen M A, Elgie S, et al.2013.

The Porter Hypothesis at 20: Ca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hance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J].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 7(1): 2-22.

https://doi.org/10.1136/bjo.35.11.725      URL      Magsci      摘要

Using a panel of 62 countries for 1973–2005, we assess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reforms on income inequality. We find that removal of policies towards directed credit and excessively high reserve requirements, and improvements in the securities market reduce inequality.
[32] Ambec S, Lanoie P.2008.

Does it pay to be green? A systematic overview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2(4): 45-62.

URL      [本文引用: 1]     

[33] Antweiler W, Copeland B R, Taylor M S.2001.

Is free trade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4): 877-908.

https://doi.org/10.1257/aer.91.4.877      URL      摘要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openness to international goods markets affects pollution concentrations. We develop a theoretical model to divide trade impact on pollution into scale, technique, and composition effects and then examine this theory using data on sulfur dioxide concentrations. We find international trade creates relatively small changes in pollution concentrations when it alters the composition of national output. Estimates of the trade-induced technique and scale effects imply a net reduction in pollution from these sources. Combining our estimates of all three effects yields a somewhat surprising conclusion: freer trade appears to be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34] Arrow K, Bolin B, Costanza R, et al.1995.

Economic growth,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environment

[J]. Ecological Economics, 15(2): 91-95.

https://doi.org/10.1016/0921-8009(95)00074-7      URL      PMID: 17756719      摘要

income goes upthere isincreasing environ- mental degradation uptoa point, after whichenvironmental quality improves. (Therelation hasan"inverted-U" shape.) Oneexplanation ofthis finding isthat people inpoorcountries cannot afford to emphasize amenities overmaterial well-be- ing. Consequently, intheearlier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creased pollution isregarded asanacceptable side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whenacountry hasattained asufficiently highstandard of living, people give greater attention toenvi- ronmental amenities. Thisleads toenviron- mental legislation, newinstitutions forthe protection oftheenvironment, andsoforth. Theabove argument does not, however, pertain totheenvironmental resource basis ofmaterial well-being, amatter weshall
[35] Baskaran T, Blöchl F, Brück T, et al.2011.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and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2): 135-145.

https://doi.org/10.1016/j.iref.2010.11.003      URL      摘要

This paper estimates for 28 product groups a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 that reflects the topological structure of its trading network. Using these estimates, it then describes how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has evolved during the 1980-2000 period. Thereafter, it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by explicitly accounting for their scaling properties when testing the prediction of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that factor endowment differentials determine bilateral trade flow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differences in factor endowments increase bilateral trade in goods that are traded in "dispersed" networks. For goods that are traded in "concentrated" networks, factor endowment differentials are less important.
[36] Becker R, Henderson V.2000.

Effects of air quality regulations on polluting industri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8(2): 379-421.

https://doi.org/10.1086/26212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By Randy Becker and J. Vernon Henderson; Effects of Air Quality Regulations on Polluting Industries
[37] Cattaneo O, Engman M, Sáez S, et al.2010.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New trends and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M].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38] Chaney T.2011.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R]//NBER Working Paper No.16753. Cambridge, MA:

NBER.

[本文引用: 1]     

[39] Clark D P, Serafino M, Simonetta Z.2000.

Do dirty industries conduct offshore assemb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 14(3): 75-86.

https://doi.org/10.1080/10168730000080021      URL      摘要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whether the cos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fluences the international location of polluting industries. Industries that operate production facil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identified through their use of the offshore assembly provisions in the U.S. tariff Code. Pollutions Intensity of industry output is found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conducting offshore assemb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finding contradicts the arguments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becoming pollution havens as a result of offshore assembly independent of their general disregard for the environment. Integrating production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might actually enhance worldwide environmental quality. Relatively clean stages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re being transferred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lax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while polluting segments remain in the U.S. where strict environmental controls are enforced. [F1, Q2]
[40] Cole M A, Elliott R J R.2003

a. Determining the trade-environment composition effect: The role of capital,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46(3): 363-383.

https://doi.org/10.1016/S0095-0696(03)00021-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3]      摘要

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item.
[41] Cole M A, Elliott R J R.2003

b. D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fluence trade patterns? Testing old and new trade theories

[J]. The World Economy, 26(8): 1163-1186.

https://doi.org/10.1111/1467-9701.0056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a growing body of literature in recent years. One particular focus of attention has been wheth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re influencing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is issue in the context of the Heckscher-Ohlin-Vanek (HOV) model of trade, but also in a ‘new’ trade model characterised by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Our use of the HOV model improves upon a well cited study by Tobey (1990) in many ways, not least by allowing for the possible endogene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We find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such regulations and ‘dirty’ net exports. The ‘new’ trade model explains the presence of both intra- and inter-industry trade and we again allow for the possible endogeneity of regulations. We believe this to be the first study to assess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within a ‘new’ trade model, but also the first to allow for the endogeneity of regulations in a cross-country model of trade. We fi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o be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eterminant of the share of inter-industry trade (net trade) and we find this significance to increase when endogeneity is controlled for.
[42] Cole M A, Elliott R J R, Strobl E.2008.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firms: The role of foreign ownership, training, and experience

[J]. Ecological Economics, 65(3): 538-546.

https://doi.org/10.1016/j.ecolecon.2007.07.02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this paper we extend the debate on the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examining a new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foreign influence can affect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firms. We focus on the extent to which key workers who have had previous training or experience in a foreign owned firm transfer and utilise their knowledge gained to the benefit of the local environment. To this end we use detailed firm-level data on manufacturing firms in Ghana. Our econometric results sugggest that the foreign training of a firm's decision maker does reduce fuel use, particularly so in foreign owned firms. Foreign ownership per se does not influence fuel use or total energy use but is found to increase electricity use, perhaps the cleanest form of energy used by Ghanaian firms.
[43] Copeland B R, Taylor M S.1994.

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3): 755-787.

https://doi.org/10.2307/2118421      URL      摘要

A simple static model of North-South trade is developed to examine linkages between national income, pollu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wo countries produce a continuum of goods, each differing in pollution intensity. The authors show that the higher income country chooses strong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pecializes in relatively clean goods. By isolating the scale, composition, and techniqu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n pollution, they show that free trade increases world pollution; an increase in the rich North's 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increases pollution, while similar growth in the poor South lowers pollution; and unilateral transfers from North to South reduce worldwide pollution. Copyright 1994,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and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This abstract was borrowed from another version of this item.)
[44] Copeland B R, Taylor M S.2003.

Trade,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R]//NBER Working Paper No.9823. Cambridge, MA:

NBER.

[本文引用: 1]     

[45] Coşar A K, Fajgelbaum P D.2016.

Internal geography,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8(1): 24-56.

https://doi.org/10.1016/j.apm.2012.07.024      URL      摘要

We introduce an internal geography to the canonical mod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driven by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o study the regional effects of external econ
[46] Dasgupta S, Laplante B, Wang H, et al.2002.

Confront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6(1): 147-168.

https://doi.org/10.1257/089533002715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posits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lu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essimistic critics of empirically estimated curves have argued that their declining portions are illusory, either because they are cross-sectional snapshots that mask a long-run "race to the bottom" in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or because industrial societies will continually produce new pollutants as the old ones are controlled. However, recent evidence has fostered an optimistic view by suggesting that the curve is actually flattening and shifting to the left. The driving forces appear to be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clean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new approaches to pollution regul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47] Dean J M.2002.

Does trade liberalization harm the environment? A new test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D'économique, 35(4): 819-842.

https://doi.org/10.2139/ssrn.231206      URL      摘要

Recent events such as the NAFTA and the completion of the Uruguay Round have raised concern over the impa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the environment. In parti
[48] Ederington J, Minier J.2003.

Is environmental policy a secondary trade barrier?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D'économique, 36(1): 137-154.

https://doi.org/10.1111/1540-5982.00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Should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s be extended to include negotiations over environmental policy? The answer depends on whether countries distort level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s a secondary means of providing protection to domestic industrie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y do. Previous studies of this relationship have treated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s exogenous, and found a negligible corre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rade flows. In contrast, we find that, when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modeled as an endogenous variable, its estimated effect on trade flow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previously reported.
[49] Farole T.2013.

Trade, location, and growth

[M]//Farole T. The internal geography of trade: Lagging regions and global market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15-31.

[50] Fung K C, Maechler A M.2005.

The impact of intra-industry trade on the environment

[M]//Heiduk G S, Wong K Y. WTO and world trade: Challenges in a new era. Heidelberg, Germany: Physica-Verlag: 87-123.

[本文引用: 2]     

[51] Gereffi G.2009.

Development model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 and Mexico

[J].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1): 37-51.

https://doi.org/10.1093/esr/jcn034      URL      摘要

China and Mexico have both pursued ex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but with different implications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in
[52] Gray W B, Shadbegian R J.1998.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vestment timing, and technology choice

[J]. 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46(2): 235-256.

https://doi.org/10.1111/1467-6451.0007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We test wheth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ffects investment decisions, using Census data for individual paper mills. New mills in states with stric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choose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with differences in air and water pollution regulation also influencing technology choice. Examining investment allocation across existing plants, we find that abatement and productive investment tend to be scheduled together. However, plants with high abatement investment over the entire period spend significantly less on productive capital. This seems to reflect both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crowding out’ productive investment within a plant, and firms shifting investment towards plants facing less stringent abatement requirements.
[53] Grossman G M, Krueger A B.1991.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R]//NBER Working Paper No.3914. Cambridge, MA:

NBER.

[54] Hamermesh D S.1999.

Changing inequality in markets for workplace amenitie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4): 1085-1123.

https://doi.org/10.1162/0033553995562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We know that earnings inequality has increased sharpl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late 1970s, but there has been no evidence on the changing inequality of nonmonetary aspects of work nor on how any such changes are related to changes in earnings. I begin by studying patterns of interindustry differences in occupational injuries during 1979-95, breaking the total burden of injuries into its components, risk of injury and injury duration. In those industries where earnings rose relatively, we observed a relative drop in injury rates and in the total burden of injuries. Obversely, during the 1960s interindustry wage differentials narrowed, a decline that wa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in the relative risk of injury in high-wage industries. Evidence for large sectors of Dutch industry from 1974-92 suggests that injury rates there fell most in sectors where wages grew most rapidly. Examination of another workplace disamenity, working evenings or nights, shows analogous results for the period 1973-91: This disamenity was increasingly borne by low-wage male workers. Changes in earnings inequality thus have understated absolute changes in inequality in the returns to work. All the outcomes are readily explicable as income effects of exogenous shocks to the distribution of full earnings in the presence of skill-neutral changes in the cost of reducing workplace disamenities. Under reasonable assumptions we can infer from the estimates that the demand for the amenities, workplace safety and desirable work times, is highly income-elastic.
[55] Harris J M, Roach B.2013.

Environmental and 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s: A contemporary approach

[M]. New York: M.E. Sharpe.

[56] Jaffe A B, Palmer K.1997.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A panel data study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9(4): 610-619.

https://doi.org/10.1162/00346539755719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a 1991 essay in Scientific American, Michael Porter suggested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ay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domestic firms relative to their foreign competitors, by stimulating domestic innovation. We examine the stylized facts regarding environmental expenditures and innovation in a panel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e find that lagged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expenditure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R&D expenditures when we control for unobserved industry-specific effects. We find little evidence, however, that industries' inventive output (as measured by patent applications) is related to compliance costs).
[57] Jaffe A B, Peterson S R, Portney P R, et al.1995.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U.S. manufacturing: What does the evidence tell us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3(1): 132-16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survey assesses evidence on the linkage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and finds little support for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have large adverse effects on competitiveness. Studies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net exports, overall trade flows, and plant-location decisions have produced estimates that are small,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or not robust. We also find no systematic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revisionist hypothesis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stimulate innovation and improved competitiveness. Overall,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 truth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lies in between the extremes of the current debate.
[58] Kahn M E.1997.

Particulate pollution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7(1): 87-107.

https://doi.org/10.1016/S0166-0462(96)02144-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item.
[59] Kahn M E.2003.

The geography of US pollution intensive trade: Evidence from 1958 to 1994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33(4): 383-400.

https://doi.org/10.1016/S0166-0462(02)00042-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By Matthew Kahn; The geography of US pollution intensive trade: evidence from 1958 to 1994
[60] Karlsson M.2015.

TTIP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case of chemicals policy

[J]. Global Affairs, 1(1): 21-31.

https://doi.org/10.1080/23340460.2015.97763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Disputes over trade and environment are not seldom superficial and the ongoing debate on 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 is not an exception. This article, however, seeks to provide an in-depth analysis in one of the areas being negotiated, namely chemicals management. It is shown that both policy and legislation in the area differ fundamentally between the EU and the USA, so neither harmonization of laws, nor harmoniz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ws is concluded to be plausible. Similarly, the prospects to harmonize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chemicals legislation are concluded to be less than modest, and any institution for transatlantic regulatory collaboration in the area risks causing a regulatory chill effect at the expense of public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exception would be if US legislators would strengthen policy to the EU's higher level of precautionary protection, but such a policy change has for a long time proved impossible in the chemicals area.
[61] Kelly M E, Kamp D, Gregory M, et al.1991.

U.S.-Mexico free trade negotiations and the environment: Exploring the issues

[J].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6(2): 42-5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official position of the U.S.- Mexico FTA negotiators, remains that 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not on the table. The authors, who monitor the environment of the U.S.-Mexico border region, argue that this: position must be changed. Both countries need to address such problems as air and water pollution, sewage and toxic wastes; failure to do so until only lead to there worsening of already deteriorated public health standard.
[62] Lanoie P, Laurent-Lucchetti J, Johnstone N, et al.2011.

Environmental policy,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New insights on the Porter Hypothesis

[J].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20(3): 803-842.

https://doi.org/10.1111/j.1530-9134.2011.00301.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iteSeerX - Scientific documents that cite the following paper: Environmental policy,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new insights on the Porter hypothesis. CIRANO Working Papers
[63] Lee J, Veloso F M, Hounshell D A.2011.

Linking induce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vidence from patenting in the U.S. auto industry

[J]. Research Policy, 40(9): 1240-1252.

https://doi.org/10.1016/j.respol.2011.06.00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examines firms’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response to U.S. technology-forcing auto emissions standards enacted between 1970 and 1998. Patent applications in automobile emission control technologies were used as a measure of firms’ innovative responses to regulatory pressures. In addition, we extensively studied secondary literature and industry specific records and conducted targeted interviews with experts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ovide new evidence that supports the Porter hypothesis: the performance based technology-forcing auto emissions regulations induc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led domestic U.S. firms to become relatively more innovative when compared to their foreign rivals. Overall,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proper technology-forcing regulations have the potential to indu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particular radical innovation. Findings also imply that domestic firms may establish competitive advantage over rival firms by reacting proactively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regulatory era.
[64] Levinson A.2009.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lution from US manufacturing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5): 2177-2192.

https://doi.org/10.2139/ssrn.10073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otal pollution emitted by U.S. manufacturers declined over the past 30 years by about 60 percent, even though real manufacturing output increased 70 percent. This improvement must result from a combination of two trends: (1) changes in production or abatement processes ("technology"); or (2) changes in the mix of goods manufactu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tself may result from increased net imports of pollution-intensive goods ("international trade"). I first show that most of the decline in pollution from U.S. manufacturing has been the result of changing technology, rather than changes in the mix of goods produced, although the pace of that technology change has slowed over time. Second, I present evidence that increases in net imports of pollution-intensive goods are too small to explain more than about half of the pollution reductions from the changing mix of goods produc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ogether, these two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shifting polluting industries overseas has played at most a minor role in the cleanup of U.S. manufacturing.
[65] Mani M, Wheeler D.1998.

In search of pollution havens? Dirty industry in the world economy, 1960 to 1995

[J].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7(3): 215-247.

https://doi.org/10.1177/1070496598007003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past three decades have witnessed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in countries that have pursued relatively open economic policies. Rising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n the 1960s also led to a rapid tightening of pollution regulation in the industrial economies. According to the "pollution havens" hypothesis, the result should have been more rapid growth of dirty industries in unregulated economies that were open to international trade. Using data for the period 1960 to 1995, the authors find that the displacement of pollution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has not been a major phenomenon for several reasons. Tendencies toward formation of pollution havens have been self-limiting because economic growth has generated countervailing effects through increases in regulation,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investment in cleaner production. In practice, the authors argue that pollution havens have apparently been as transient as low-wage havens.
[66] Mathiason T, Cabral A.2015.

Symposium: Managing the global environment through trade: WTO, TPP, and TTIP negotiations, and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versus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troduction

[J].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30(3): 377-38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TRODUCTIONFrom rare earth metals to labels on cans of tuna, international trade regulations and...
[67] Meltzer J.2013.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he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M]//Voon T.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 legal analysis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Northampton, UK: Edward Elgar: 207-230.

[本文引用: 1]     

[68] Michida E, Nishikimi K.2007.

North-south trade and industry-specific pollutant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54(2): 229-243.

https://doi.org/10.1016/j.jeem.2007.02.002      URL      Magsci      摘要

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item.
[69] Oinas P, Malecki E J.2002.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ies in time and space: From national and regional to spatial innovation systems

[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5(1): 102-131.

https://doi.org/10.1177/016001702762039402      URL      摘要

Complementing existing approaches o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NISs)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RISs), the proposed spatial innovation systems (SISs) approach incorporates a focus on the path-dependent evolution of specific technologies as components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and the intermingling of their technological paths among various locations through time. SISs utilize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r among several specialized RISs, possibly in more than one NIS. The SIS concept emphasizes the external relations of actors as key elements that transcend all existing systems of innovation. The integrating role of these relations remains inadequately understood to date. This poses a challenge for future research.
[70] Palmer K, Oates W E, Portney P R.1995.

Tightening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The benefit-cost or the no-cost paradigm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4): 119-132.

https://doi.org/10.1257/jep.9.4.11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takes issue with the Porter-van der Linde claim that traditional benefit-cost analysis is a fundamental 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 They contend that stringent environmental measures induce innovative efforts leading to improvements in abatement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that offset the costs of the regulations. Drawing both on basic economic theory and existing data on control costs, the authors argue that such offsets are special cases. The data indicate offsets are minuscule relative to control costs. There is no free lunch here: environmental programs must justify their costs by the benefits that improved environmental quality provides to society.
[71] Poon J P H, Casas I, He C F.2006.

The impact of energy, transport, and trade on air pollution in China

[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47(5): 568-584.

https://doi.org/10.2747/1538-7216.47.5.56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ABSTRACT
[72] Popp D.2006.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technologies: The effects of NOX and SO2 regulation in the US, Japan, and Germany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51(1): 46-71.

https://doi.org/10.1016/j.jeem.2005.04.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Using patent data from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Germany, this paper examines both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equipment. Whereas the United States was an early adopter of stringent sulfur dioxide (SO 2 ) standards, both Japan and Germany introduced stringent nitrogen dioxide (NO X ) standards much earlier than the US. Nonetheless, in both cases, tightened standards in the US led to more domestic patenting, but not more foreign patenting. Overall, the data suggest that inventors respond to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pressure in their own country, but not to foreig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Moreover, any technology transfer that occurs appears to be indirect. Domestic innovation occurs even for technologies that have already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innovative activity abroad and utilities purchase pollution abatement equipment from domestic firms. However, patent citation data from the US do show that earlier foreign patents are an important building block for NO X pollution control innovations in the US.
[73] Porter M E, van der Linde C.1995.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4): 97-118.

URL      [本文引用: 1]     

[74] Rivas M G.2007.

The effects of trade openness on regional inequality in Mexico

[J].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41(3): 545-561.

https://doi.org/10.1007/s00168-006-0099-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item.
[75] Rodríguez-Pose A.2013.

Trade openness and regional inequality

[M]//Farole T. The internal geography of trade: Lagging regions and global market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33-63.

[本文引用: 1]     

[76] Schreifels J J, Fu Y L, Wilson E J.2012.

Sulfur dioxide control in China: Policy evolution during the 10th and 11th Five-year Plans and lessons for the future

[J]. Energy Policy, 48: 779-789.

https://doi.org/10.1016/j.enpol.2012.06.015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established national goals to reduce sulfur dioxide (SO2) emissions by 10% in both the 10th and 11th Five-year Plan periods, 2001–2005 and 2006–2010, respectively. But the early policies were unsuccessful at reducing emissions—emissions increased 28% during the 10th Five-year Plan. After adapting a number of policies and introducing new instruments during the 11th Five-year Plan, SO2 emissions declined by 14%. We examine the evolution of these policies, their interplay with technic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capture lessons from the 11th Five-year Plan to guide future pollution control programs. We find that several factors contributed to achievement of the 11th Five-year Plan SO2 reduction goal: (1) instrument choice, (2)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3) emission verification, (4) political support, (5) streamlined targets, and (6)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incentives. The approach integrated multiple policy instruments—market-based, command-and-control, and administrative instruments specific to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evolution of SO2 reduction policies and programs has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SO2 reductions from power plants and other sources, as well as control of other atmospheric pollutants such as nitrogen oxides (NOX) and carbon dioxide (CO2) in China.
[77] Shapiro J S, Walker R.2015.

Why is pollution from U.S. manufacturing declining? The roles of trade, regulation, productivity, and preferences[R]//NBER Working Paper No.20879. Cambridge, MA:

NBER.

[本文引用: 1]     

[78] Shi Y T, Sharma K, Murphy T, et al.2013.

Trade and environment in China: An input-output perspective on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 5(4): 420-432.

https://doi.org/10.1504/IJEBR.2013.05425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hinese input-output tables and data on Chinese energy consumption for 1995 and 2005 have been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link between China's spectacular trade performance and its environmental impact.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although China's ever increasing trade surplus is contributing to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through the increased scale of energy demands, this deterioration has, to some extent, been offset by both trade induced changes in technology and by chang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trade. The results provide little support for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and indicate that this is an inappropriate argument to be used against the introduction of pollution abatement measures in developed economies.
[79] Stern D I.2004.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J]. World Development, 32(8): 1419-1439.

https://doi.org/10.1016/j.worlddev.2004.03.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chronicles the story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The EKC proposes that indicator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first rise, and then fall with increasing income per capita. However, recent evidence shows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address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sometimes adopting developed country standards with a short time lag and sometimes performing better than some wealthy countries, and that the EKC results have a very flimsy statistical foundation. A new generation of decomposition models can help disentangle the true relations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This abstract was borrowed from another version of this item.)
[80] Temurshoev U.2006.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or factor endowment hypothesis: Theory and empirical examination for the US and China[R]//CERGE-EI Working Paper No.292. Prague, Czech:

CERGE-EI.

[本文引用: 1]     

[81] Testa F, Iraldo F, Frey M.2011.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firms'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The case of the building & construction sector in some EU region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92(9): 2136-2144.

https://doi.org/10.1016/j.jenvman.2011.03.039      Magsci      摘要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debate on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Based on survey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the two main research questions, derived from literature, on the links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by focusing on firms operating in th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sector, i.e.: 1) whether environmental policy stringency affects the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of firms in th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sector 2) and how a specific form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irect regulation, economic instruments and soft instruments) affects this performance? By applying a regression analysis, we find that a more string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easured by inspection frequency, provides a positive impulse for increasing investments in advanced technological equipment and innovative products and on business performance. Moreover, a well-designed "direct regulation" appears to be the most effective policy instrument for prompting the positiv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on innovation and intangible performance while economic instruments do negatively affect business performance. (C) 2011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82] Tong X, Wang J C.2004.

Transnational flows of e-waste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recycling in China

[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45(8): 608-621.

https://doi.org/10.2747/1538-7216.45.8.6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wo geographers residing in Beijing discuss the inflows, processing, and consumption of electronic waste鈥攁 topic largely neglected in the current literature on globalization. Based on extensive interviews with electronics producers and recyclers in China, the paper explores the global flows of e-waste and concentration of related recycling in coastal China.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recycling activities (authorized as well as illegal) grew in tandem with the dramatic increase in electronics production during the last decade. They note that the country's recycling sector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lbeit in conflict with the objective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Classification Numbers: F20, L63, O17, O19. 6 figures, 23 references.
[83] UNCTAD.2013.

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13

[M].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本文引用: 2]     

[84] World Bank.1992.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2: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5] World Bank.2009.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R].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86] WTO.2015.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15[M/OL].

2015-11-15[2016-06-24].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2015_e/its15_toc_e.htm.

[本文引用: 3]     

[87] Xu X P, Song L G.2000.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Do "dirty" industries migrate

[J].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36(1): 137-157.

https://doi.org/10.1007/BF02707399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item.
[88] Yang X, He C F.2015.

Do polluting plants locate in the borders of jurisdictions? Evidence from China

[J]. Habitat International, 50: 140-148.

https://doi.org/10.1016/j.habitatint.2015.08.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Under decentralized fis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local governments have to balance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rough regulatory power. While “free rider effect” directs polluting firms towards jurisdictional borders to export pollution, concerns for economic growth leads polluting firms to stay in regional centers to enjoy agglomeration externality. These two forces work together to shap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polluting firms. This paper builds a stringency decision model for local governments and proposes a hypothesis relating border effects and the location and production of polluting firms. Based on cross-sectional county level data from the Key National Monitoring Sources of Pollution Firm in China, we conducted Poisson and Tobit regression analyses to test border and agglomeration effects. Empirical results reflect that border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both in the location of polluting firm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irty output.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local governments lack strong incentives to take advantage of free rider effects when dealing with pollution but value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s to boost economic growth.
[89] Zhang J, Fu X L.2008.

FDI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 China

[J].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13(3): 332-353.

https://doi.org/10.1080/13547860802131326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s well as some industrial managers, have recognized China’s increasingly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have made an effort to reduce pollution and encourage cleaner produc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w aims to transform its growth pattern and create a new scenario for scientif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en one of China’s national fundamental policies . In some regions environmental quality is improving but economic growth is still the priority others. As their income rises and their education grows the general public appear to be increasingly aware of the threat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particularly in the eastern regions. However, their impact on authority is still limited. In many places the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s weak and uneven, which discourages industries from reducing pollution and increasing efficiency. This disparity in economic growth and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has resulted in accumulate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certain areas particularly.
[90] Zhang X B, Zhang K H.2003.

How does globalisation affect regional inequality within a developing country?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9(4): 47-67.

https://doi.org/10.1080/71386942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bout effects of globalisation on regional inequality. This paper develops an empirical method for decompos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two major driving forces of globalisation, foreign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on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applies it to China.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many other factors, globalisation is still found to be an important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e widening regional inequality. The paper ends by investigating the role of factor market segmentations in aggravating the distributional effect of changing reg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sation.
[91] Zhu S J, He C F, Liu Y.2014.

Going green or going awa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firms' strategies in China's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

[J]. Geoforum, 55: 53-65.

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14.05.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high-growth, resource- and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alization model that China has pursued has caused sever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deterioration, particularly in a number of clusters in the coastal regions of East and Southeast China, whe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ies first started. The lack of uptake of environmental norms/values, deficit of regulatory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insufficient institutional capacity have been compounding factors. As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were raised by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the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been compromised more in inland China than in coastal regions, due to China’s “decentralized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regional disparity in terms of bo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is paper therefore argues that ris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s well as firm characteristics, regional hub effect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have all been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forcing China’s pollution-intensive enterprises to restructure their production, through innovation, upgrading, geographical relocation, outsourcing and plant closure, especially in China’s coastal regions. It contributes to recent studies by developing a heuristic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aims to be sensitive to the impa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regional hub effect over firm restructuring, but which does so by stressing these impacts are simultaneously inflected by the nature and attributes of firm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uggests a roughly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firm relocation tendency and firm size (or firm capability), resulting from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political environment, regional hub effect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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