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进展  2016 , 35 (5): 610-621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5.008

研究论文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格局、形态特征及影响因素

丁俊123, 王开泳12**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3.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Spatial pattern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DING Jun123, WANG Kaiyong1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王开泳(1980-),男,山东滕州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城市地理与行政区划研究,E-mail: wangky@igsnrr.ac.cn

接受日期:  2015-11-27

网络出版日期:  2016-05-27

版权声明:  2016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71178)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丁俊(1990-),男,云南曲靖人,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城市与区域规划,E-mail: dingj.14s@igsnrr.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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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GIS空间分析技术为空间形态的精准判别提供了新的路径和研究视角。本文通过高分辨率Google Earth影像提取2013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分布信息,运用分形模型、形态紧凑度、空间离散度、密度指数定量分析珠三角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态特征,采用GIS空间分析并结合社会经济统计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其分布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①2013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共有2604.71 km²,其空间分布呈现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并且形成了交错式、零散式和集中式3种分布模式。②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具有很强的分形特征,核心区的分形维数整体小于外围地区,而空间结构的稳定性高于外围地区;珠三角各市中,工业生产空间形态紧凑度最高的为珠海、最低的为广州,而空间离散度最高的为惠州、最低的为中山;珠三角各市工业生产空间的规模差异显著,与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工业企业数等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东莞、深圳、中山、佛山的密度指数过高,需加强工业生产空间的集约高效利用。③自然因素与交通条件、城镇化与开发区的发展、政策的引导和调控以及经济全球化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 工业生产空间 ; 空间形态 ; 空间格局 ; 形态特征 ;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

Abstract

GIS spatial analysis technology provides new path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s for accurately classifying spatial morphology. Extracting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information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2013 through high resolution Google Earth image and summarizing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this study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by introducing the fractal model, compact ratio, discrete degree, and density index, then analyzed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distribution by GIS spatial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too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total area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2013 was 2604.71 km².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presents a typical core-peripheral structure.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flat plain area and formed three spatial distribution models, that is, interlaced, scattered, and concentrated. (2)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showed clear fract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ractal dimensions in the core area were smaller than that in the periphery area, but the stability of spatial structure in the core area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periphery area. Among the citie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Zhuhai had the highest compact ratio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but Guangzhou had the lowest value; Huizhou had the highest discrete degree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whereas Zhongshan had the lowest value. The scale of each city’s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significant differed, and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conomic scale, population, and the number of enterprises. The density index values of Dongguang, Shenzhen, Zhongshan, and Foshan were too high and these cities should promote efficient and intensive use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s. (3) On the basis of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raffic conditions,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policy guidance and regulation,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e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Keywords: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 spatial morphology ; spatial pattern ;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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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俊, 王开泳.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格局、形态特征及影响因素[J]. , 2016, 35(5): 610-621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5.008

DING Jun, WANG Kaiyong. Spatial pattern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J].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5): 610-621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5.008

1 引言

从功能空间的角度,可把城市空间划分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3部分。生产空间是国家或区域进行产品生产和生产服务的空间载体,以工业生产空间为主要表现形式。工业生产是工业化阶段区域发展的主导力量,其空间结构与演变反映了地区工业经济活动及其实体要素的空间格局和发展演化(夏丽丽等, 2009)。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群地区的空间不断扩张,尤其以工业生产空间的变化最为剧烈,出现了无序扩张、用地混杂粗放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因此,促进生产空间尤其是工业生产空间的集约高效地利用是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一个重要课题。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工业生产空间的有关内容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从研究内容看,主要包括工业集聚的区位因素及影响(Zhu, 2002; Fan et al, 2003; 叶玉瑶等, 2007; Lindsey et al, 2014a, 2014b)、空间重组(Liao et al, 2011; Tang et al, 2015)、空间分布与分异(李立勋等, 1997; 叶昌东等, 2010; 曹玉红等, 2015)、驱动机制(Scott, 1982; 申庆喜等, 2015),以及空间内部的产业转移(沈静等, 2012)、产业及土地利用政策 (方忠权等, 2009; Howland, 2010)等。从研究方法看,主要以计量分析为主,大多通过构建一定的指标体系或模型来评价区内的工业发展水平及空间差异(伍世代等, 2011; 曾春水等, 2012; 洪俊杰等, 2014)。近年来,随着RS和GIS技术的迅速发展,快速获得大范围的空间信息成为可能,为土地利用变化和空间演化有关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因此成为地理科学研究的热门领域(黎夏等, 2009; Kuang, 2012),少数学者也利用RS和GIS技术对工业生产空间的开发特征(王智勇等, 2012)、时空演变(德力格尔等, 2014; 郭付友等, 2014)等进行了相关探索。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只是从计量和统计分析层面对工业生产空间进行过较多的分析,所刻画的工业生产空间格局较为模糊,很难直观地表达工业生产空间的实际分布状况,而对实体地域及其空间形态研究较少。

珠江三角洲(以下简称珠三角)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及国家的优化开发地区,经济发达,工业实力雄厚,其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在中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许学强等, 2009)。近年来,伴随土地资源紧张、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承载力告急等问题凸显,珠三角产业结构转型与空间结构调整迫在眉睫(樊杰等, 2009),工业生产空间的优化调控也成为其面临的迫切而重大的问题。而判别掌握工业生产空间的真实分布状况,是对其进行优化调控并推进集约高效利用的前提和基础。虽然珠三角的城镇化和工业化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研究的重点为珠三角整体的空间结构及土地利用(张文忠等, 2003; 王开泳等, 2008; Dai et al, 2010),很少从区域尺度专门对其工业实体空间的分布规律进行研究,相关的基础研究,如工业生产空间的空间边界与数量、空间形态及特征等也较为缺乏。为此,本文利用RS和GIS技术,通过高分辨率的Google Earth影像对珠三角工业生产空间的实体信息进行准确判别与提取,从空间形态学的角度并结合GIS空间分析对珠三角工业生产空间的分布格局与形态特征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影响其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以便为珠三角地区生产空间的优化与调控提供决策参考。

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本文所指的珠三角城市群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7市和惠州的市辖区、惠东县、博罗县以及肇庆的市辖区、高要市、四会市,总面积约4.17万km²。2013年,常住人口为5715.19万人,城镇化率为84.03%;地区生产总值5.3万亿元,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9%;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4万亿元,工业总产值达9.07万亿元。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2014》,空间信息数据主要通过对2013年底珠三角Google Earth卫星影像矢量化而来。首先,利用Google卫星地图下载器获取珠三角高分辨率的Google Earth卫星影像(可看清建筑物);其次,通过ENVY软件对卫星影像和珠三角行政区划矢量图进行空间配准,使图像校正的误差控制在半个像元内;最后,将配准后的图像导入ArcGIS中,通过人工判读和目视解译对工业生产空间进行矢量化。为获取珠三角较为精准的工业生产空间布局,本文矢量化的范围不仅包括集聚的各类工业园区,也包括大量零散的独立工厂及乡镇工厂。在矢量化过程中,大部分工业生产空间能够清晰地识别出来,个别难以识别或不好确认的区域通过最新的地图或实地勘察进行校正和补充。通过以上步骤得到的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分布的矢量图,经GIS空间统计,工业生产空间总面积为2604.71 km²,占整个城市群地区总面积的6.25%。

运用人工判读和目视解译方法进行工业生产空间的矢量化处理,虽工作量较大,但优点也非常明显,不仅能把集中连片的工业生产空间提取出来,而且能将那些分散、零碎、边缘的工业生产空间进行精准提取。珠三角城市群地区乡镇工业尤为发达,分布较为零散,利用该方法提取出的工业生产空间基本接近其实际的分布状况,精确性和实效性也比一般的遥感图像解译方法高很多。

2.3 研究方法

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通过引入分形模型、形态紧凑度、空间离散度和密度指数等参数来定性与定量综合分析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格局与形态特征。其中,前3个指数分别反映工业生产空间实体的复杂稳定程度、紧凑程度和离散程度,三者相互补充,充分表达了空间形态的不同侧面;密度指数则可进一步反映工业生产空间的开发强度。各参数的含义及计算方式如下所述。

2.3.1 分形特征模型

分形理论广泛应用于城市空间形态(赵萍等, 2003)、城市土地利用分形(贾文臣等, 2009)等方面的研究。因此,本文引入分形维数来定量分析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态特征。分形维数不仅能反映用地边界形状的复杂程度,还能反映用地的破碎程度和图形的空间填充能力(王青, 2002)。一般根据斑块周长和面积之间的关系来计算分形维数,其关系式为(杨涵等, 2009):

lnA=2DlnP+C(1)

式中:A为工业生产空间的斑块面积;P为斑块总周长;C为常数(截距);D为分形维数。D值的理论值为1.0~2.0,D值越大,表示图形形状越复杂,边界越不规则,反之亦然。当D=1.5时,表示斑块图形处于布朗随机运动状态,越接近该值,则稳定性越差。据此可以定义工业生产空间的稳定性指数(SK)如下(徐建华, 2002):

SK=1.5-D(2)

式中:SK的理论值为0~0.5,SK值越大,表明工业生产空间越稳定,反之亦然。

2.3.2 形态紧凑度

形态紧凑度被认为是反映城市空间形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王新生等, 2005),其计算公式为:

C=2πAP(3)

式中:C为形态紧凑度;AP同式(1)。C值越大,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态紧凑性越高;反之,形态紧凑性越低。

2.3.3 空间离散度

空间离散度指数是区域差异程度的定量表达,反映了面状区域上离散点的分布情况。由于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单体斑块相对于城市乃至整个区域的尺度来说非常小,因此可将其抽象为区域上的点来研究其空间离散度。衡量空间离散度的指标有很多(郭仁忠, 2001; 李新运, 2004),本文引入加权平均重心距离和加权平均间距2个指标来综合评价。

(1) 加权平均重心距离

加权平均重心距离反映的是空间点集相对于分布重心的径向离散程度,具有长度量纲。设空间点pi(xi, yi)的属性值为ai,则点集的分布重心坐标(xg, yg)为:

xg=(ai×xi)ai(4)

yg=(ai×yi)ai(5)

点集到分布重心的加权平均距离为:

d1¯=(ai×di)ai(6)

式(4)-(6)中:属性值ai为相应工业生产空间的面积;di为点pi到分布重心的距离; d1¯为加权平均重心距离;i (i=1, 2, ..., n)为区域内点的数量。

(2) 加权平均间距

由于空间点集既有位置坐标又有属性特征,因此点与点之间的相对距离具有不对称性(李新运, 2004)。定义从点pipj的距离为dij,从点pjpi的距离为dji,即

dij=aj×(xi-xj)2+(yi-yj)2(7)

dji=ai×(xi-xj)2+(yi-yj)2(8)

则点集之间的加权平均间距为:

d2¯=dijn×ai(9)

式中: d2¯为加权平均间距;ij (i=1, 2,..., n; j=1, 2, ..., n; ij)为区域内点的数量。

(3) 空间离散度

由于 d1¯d2¯对空间离散度的贡献程度差不多,故采用等权重的方法对其赋权(李贺颖等, 2014)。利用Z-score标准化方法分别对 d1¯d2¯进行标准化处理为d1d2,最终利用式(10)计算得到空间离散度DCIDCI数值越大,工业生产空间分布越离散;反之亦然。

DCI=d1+d22(10)

2.3.4 密度指数

密度指数即工业生产空间面积与城市总面积的比值,反映了工业生产空间的开发强度,计算公式如下:

ρ=AA0×100%(11)

式中: ρ为密度指数;A为工业生产空间面积; A0为城市总面积。

3 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总体分布格局与形态特征

3.1 总体分布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市群通过“三来一补”和发达的乡镇企业率先实现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形成了许多高度专业化的工业城镇,工业遍地开花,呈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全域式工业化景象。经过30多年的发展,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分布格局。从区域的总体布局可以直观看出(图1),珠三角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在珠江入海口两岸分布最为密集,并形成了集中连片的发展态势,体现了珠三角城市群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而在珠三角城市群的外围地区,工业生产空间分布较为零散,只在一些区位条件较好或重要的交通沿线呈小规模集聚。另外,珠三角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大多围绕城市核心节点进行空间布局,距离城市核心节点越近,工业生产空间分布越集中,规模越大;距离城市核心节点越远,工业生产空间分布则相对松散。总体上看,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分布格局呈现出比较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内圈层为工业生产空间密集区,外圈层为工业生产空间松散带。

图1   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总体分布图

Fig.1   Overall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珠三角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与城市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根据三者之间的空间关系,可将其归纳为以下3种空间分布模式(图2):

图2   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分布模式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模式Ⅰ:交错分布模式。这类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工业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交错分布,3种空间的面积比例相差不大,均呈集中连片的发展态势,主要位于城市核心区的周边。在这类分布模式中,工业生产空间往往与城市郊区的居住区、生态绿地等相邻,并且距离城市中心区较近,一些“三高”工业企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会给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影响城市的人居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在城市群空间的优化调控中,对于这类空间分布模式应重点协调好生产、生活、生态三者之间的比例与空间分布关系,促进其协调发展。

模式Ⅱ:零散分布模式。这类模式主要位于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区的外围,以森林、农田等大面积的生态空间为主体,工业生产空间的规模较小,沿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主要交通干道两侧零散分布,多为镇办或村办的小型工厂。这类工业生产空间没有经过统一的规划和规范的管控,占用农用地、林地等现象非常普遍,不仅用地粗放、效率低下、呈破碎化分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给当地造成了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和土壤污染。

模式Ⅲ:集中分布模式。这类模式多为大中型开发区,城市核心区周边或外围均有分布,以工业生产空间为主体,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多为绿地)、空地零散分布。此类型也反映出了开发区的内部结构特征和土地的利用程度。珠三角城市群有众多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大部分开发区呈现规模化布局,空间形态较为紧凑集中。但也有一些开发区存在盲目圈地的现象,产业用地较为粗放,大片土地空置,利用效率较低。

3.2 形态特征

3.2.1 分形特征

利用ArcGIS 10.0提取2013年珠三角城市群各市工业生产空间各斑块的面积(A)与周长(P)的属性值,利用SPSS对各市工业生产空间的斑块周长—面积双对数绘制散点图,并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进而根据式(1)和式(2)计算得到各市工业生产空间的分形维数和稳定性指数(表1)。分析可知,各市工业生产空间的周长(P)—面积(A)关系模型的相关系数均较高,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具有很强的分形特征。

表1   2013年珠三角城市群各市工业生产空间分形维数与稳定性指数

Tab.1   Fractal dimensions and stability indice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of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2013

城市斑块数/个周长(P)—面积(A)关系模型相关系数r分形维数D稳定性指数SK
广州1859lnA=1.8727lnP-2.34130.90981.06800.4320
佛山1569lnA=1.9339lnP-2.75360.93771.03420.4658
肇庆250lnA=1.7527lnP-1.26250.98311.14110.3589
深圳970lnA=1.8932lnP-2.43600.88361.05640.4436
东莞1635lnA=1.9822lnP-3.19680.89911.00900.4910
惠州1043lnA=1.8038lnP-1.70020.91481.10880.3912
珠海214lnA=1.9010lnP-2.51330.91781.05210.4479
中山761lnA=1.8571lnP-2.25280.90171.07690.4231
江门1025lnA=1.7646lnP-1.45560.96241.13340.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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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珠三角城市群各市工业生产空间分形维数最大的城市为肇庆,其次为江门和惠州,表明其空间结构较为复杂,工业生产空间分布较为破碎;分形维数最小的城市为东莞,其次为佛山和珠海,表明其空间结构相对简单,工业生产空间分布相对规整。由此可见,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区工业生产空间的分形维数整体小于外围地区。这是由于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高,城市建设用地较为紧张,许多工业生产空间得到了统一规划而使其边界相对整齐、规则;而外围地区工业化和城镇水平相对较低,并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工业生产空间规模小且分布杂,呈现快速扩张趋势,使其边界形状较为复杂且不规则。

从稳定性指数来看,2013年工业生产空间结构最稳定的是东莞,其次为佛山和珠海;而工业生产空间结构最不稳定的是肇庆,其次为江门和惠州。这与分形维数的排序正好相反,一方面表明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地区工业生产空间受规划控制和建设用地紧张的影响,其空间结构较为稳定;另一方面也表明核心区工业生产空间用地扩张态势减缓,空间范围相对稳定,而外围地区的工业生产空间处于快速扩张阶段而使其空间结构不稳定。

3.2.2 形态紧凑性与空间离散程度

根据式(3)计算得到珠三角城市群各市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态紧凑度(表2),结果表明: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整体的形态紧凑性不高,范围在0.0200~0.0697之间。其中,形态紧凑度最高的为珠海,最低的为广州,说明珠海工业生产空间外围轮廓的形态较为紧凑,而广州工业生产空间外围轮廓的形态较为分散。

表2   2013年珠三角城市群各市工业生产空间形态紧凑度与空间离散度

Tab.2   Compact ratios and discrete degree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of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2013

城市紧凑度
C
加权重心距离/km加权平均距离/km空间离散度DCI
广州0.020024.4135.641.1483
佛山0.021920.0827.89-0.2143
肇庆0.062120.6229.30-0.0011
深圳0.027218.5426.14-0.5998
东莞0.020420.6427.90-0.1336
惠州0.027727.4738.211.8292
珠海0.069717.1023.88-1.0222
中山0.031215.0221.16-1.5800
江门0.027822.4132.610.5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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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4)-(10)计算得到珠三角城市群各市工业生产空间的空间离散度(表2),结果表明:惠州工业生产空间的空间离散度最高,其次为广州和江门,表明其工业生产空间分布较为离散;而中山工业生产空间的空间离散度最低,其次为珠海和深圳,表明其工业生产空间分布相对集中。由于惠州、江门的地域空间较大,除靠近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区有少量集中分布外,其余工业生产空间主要沿外围地区的交通干道零散分布,使得其空间离散程度较高;广州南部的工业生产空间分布相对集中,但其北部由于地形等影响,工业生产空间分布较为零散且稀少,使得其整体的空间离散程度较高。而中山、珠海和深圳均位于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地区,地域空间相对较小且城市建设用地较为紧张,工业生产空间的分布相对集中。可以看出,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地区工业生产空间的空间离散度较低,而外围地区工业生产空间的离散度较高。

3.2.3 密度与规模特征

利用ArcGIS 10.0对珠三角城市群各市工业生产空间的规模进行空间统计,并根据式(11)计算得到工业生产空间的密度指数(图3)。从工业生产空间的规模来看,珠三角的工业生产空间共有2604.71 km²。其中,佛山的规模最大,为525.24 km²;肇庆的规模最小,为74.66 km²。广州、佛山、深圳、东莞4市的工业生产空间规模占整个珠三角的70.65%。可以看出,珠三角各市工业生产空间的规模差异显著。进一步利用SPSS对珠三角各市2013年的工业生产空间规模与工业总产值、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工业增加值和工业企业数进行相关分析(表3),结果表明:工业生产空间规模与各指标均呈正相关关系,并且与工业企业数、工业总产值、人口规模和工业增加值显著相关。这说明工业生产空间与各指标间存在相关促进的关系,工业生产空间规模的扩大可以促进工业产值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工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和人口的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促进工业生产空间规模的扩大。

表3   工业生产空间规模与不同指标的相关分析

Tab.3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scale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and other indices

指标工业总产值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数
相关系数0.722*0.6340.763*0.681*0.863**
Sig.0.0280.0670.0170.0440.003

注:*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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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珠三角城市群各市工业生产空间规模和密度指数

Fig.3   Scale and density index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of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从工业生产空间的密度指数来看,东莞最高,达21.85%,深圳次之(16.56%),中山(13.41%)和佛山(13.29%)也相对较高;而肇庆最小,为1.83%。由此也可以反映出东莞、深圳、中山、佛山的开发强度过高。尤其是东莞,仅是工业生产空间就占总面积的21.85%,再加上生活空间,其开发强度早已超过30%。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地区国土开发强度的警戒线为30%,超过该强度,人的生存环境就会受到影响。而事实上,东莞、深圳、中山、佛山的国土开发强度已超过了国际警戒线,珠海、广州也已逼近该强度。珠三角城市群土地开发与需求的矛盾已十分尖锐,在以后的国土空间开发中应以盘活存量为主,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效率。

4 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大规模集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当前的分布格局与形态特征是自然/空间因子及政治、经济、社会等人文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闫小培等, 2006; 叶玉瑶等, 2010)(图4)。总体而言,自然基础和交通条件为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成和布局奠定了基础框架,提供了空间载体;城镇化和开发区的设置则为工业生产空间的布局提供了根本动力,并连锁性带动周边地区用地向工业生产空间转变;政策引导与调控规定了工业生产空间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其开发进程;经济全球化和要素流动是工业生产空间大规模集聚的外部动力,也为工业生产空间的扩展提供了外部环境。

图4   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

Fig.4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form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4.1 自然因素与交通条件

自然条件是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产生和形成的空间载体,地形和地貌条件不仅影响工业生产空间分布的基本框架,也影响其区位选择和开发次序,具有明显的空间指向性(叶玉瑶等, 2010)。珠江三角洲是一个发育在海湾内的丘陵性三角洲,地形以平原为主,其间山丘散布,河道纵横。珠三角的地势北高南低,核心区主要是地势低平的平原和河谷地带,外围则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形成了一个相对闭合的空间格局。受地形条件的影响,珠三角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基本上分布于地形平坦、海拔较低的平原和浅山地带(图5),以方便工业生产活动的合理布局和人们的生活与交通。此外,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的用水,珠江作为珠三角地区的主要河流,也对工业生产空间的分布产生重要影响。利用ArcGIS 10.0对珠江干流进行缓冲分析和叠置分析(图6),结果表明:在珠江干流两侧5 km范围内分布的工业生产空间达951.31 km²,占总面积的36.52%。

图5   珠三角地形与工业生产空间分布图

Fig.5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and topograph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图6   珠江干流5 km缓冲区内的工业生产空间

Fig.6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within the 5 km buffer on both sides of the Pearl River

珠三角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与主要交通干道有着紧密的共生关系。良好的交通条件很容易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区位优势,吸引产业和人口集聚,尤其是在一些主要交通干道的两侧,工业生产空间分布最为密集。以高速公路为例,利用软件ArcGIS 10.0对其进行缓冲分析和叠置分析(图7),研究发现,在高速公路两侧2 km范围内分布的工业生产空间1041.79 km²,占工业生产空间总面积的40%;而在高速公路两侧5 km范围内分布的工业生产空间1870.66 km²,占工业生产空间总面积的比例高达71.82%。可以看出,交通条件对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分布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

图7   珠三角城市群高速公路2 km和5 km缓冲区内的工业生产空间

Fig.7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within the 2 km and 5 km buffers of highway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4.2 城镇化及开发区的带动效应

城镇化过程与工业生产空间组织既同步变化又相互影响(许学强等, 2009)。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通过自下而上的工业化有力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而城镇化的发展也为工业生产空间的布局提供了根本动力,并影响其空间形态。对珠三角各地区的城镇化率与分形维数进行曲线拟合(图8),结果表明:城镇化率与分形维数呈现指数变化关系,工业生产空间的分形维数随城镇化率的提高呈指数缓慢下降。一方面,这说明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工业生产空间的空间形态趋于规则和稳定;另一方面,这也印证了前文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分形特征的结果,即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区的城镇化率高于外围地区,而分形维数小于外围地区。

图8   珠三角地区工业生产空间与城镇化率的曲线拟合

Fig.8   Fitting curve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and urbanization rat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各类开发区作为工业企业的空间载体快速兴起,并得到大规模开发建设,不仅加速了城市空间的扩张,而且也带动了工业生产空间的集聚与扩散。截至2013年底,珠三角城市群共有27个各类国家级开发区,20个各类省级开发区,以及上百个市级工业园区(图9)。可以看出,许多工业企业均在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集聚发展,工业生产空间的集聚状态也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区位保持一致。

图9   珠三角城市群各类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分布图

Fig.9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level and provincial-level development zon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4.3 政策的引导和调控作用

政策的引导和调控对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成影响巨大。率先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为珠三角地区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以土地为载体吸引了大量的“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并通过“前店后厂”的发展模式(Sit, 1998),极大促进了乡镇企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形成了范围广阔的工业生产空间。深圳与珠海的特区制度及其招商引资政策,以及各市优惠的人口和土地政策,也吸引了大量产业集聚,逐渐形成了珠三角地区工业生产空间的区域布局。地方政府为了各自的发展目标与竞合关系,通过城市规划手段及产业发展政策对工业布局进行干预,从而影响工业生产空间的发展方向与空间形态。另外,从城市内部来看,一些重大工业项目的布局和行政区划调整也影响了工业生产空间的分布(叶昌东等, 2010)。例如2000年,广州提出“南拓”发展战略后,包括广州钢铁厂在内的许多项目纷纷南迁,推动了广州南部工业的发展;2005年广州新设南沙区、萝岗区作为工业集聚区,加快发展步伐,促进了两地工业生产空间的集聚。

4.4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潮流深刻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联系与空间格局。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凭借良好的区位优势和政策环境吸引了大量外资(Yang, 2006),并通过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极大地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和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李燕等, 2013)。外商投资将全球的资金、人才、管理技术等输送到珠三角产业的各个生产和服务环节,推动并促进了工业企业的发展和集聚,间接影响了工业生产空间的布局与调整,尤其是香港与珠三角地区跨行政区紧密的经济联系对珠三角地区的工业格局影响深远(Lin, 1997; Smart et al, 2004)。从实际利用外资的空间分布来看(图10),珠三角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靠近珠江入海口岸的核心地区。若将图10图1进行对比,可直观地看出,珠三角地区外资利用与工业生产空间的分布具有十分相似的空间特征。由此可见,外资的流向对于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集聚具有重要的影响。

图10   2013年珠三角地区各区县外商直接投资空间分异图

Fig.10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y count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2013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利用RS和GIS技术准确判别与提取了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实体信息,从空间形态学的角度对其分布格局与形态特征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并进一步揭示了影响其分布的主要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 2013年珠三角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总规模为2604.71 km²。工业生产空间总体上呈现“核心—边缘”的结构特征,在珠三角城市群内圈层分布较为密集,外圈层则相对松散。工业生产空间与城市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相互交织,形成了3种不同的空间分布模式,分别是交错分布模式、零散分布模式和集中分布模式。

(2) 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具有很强的分形特征,核心区的分形维数整体小于外围地区,而空间结构的稳定性高于外围地区。珠三角城市群各市中,工业生产空间形态紧凑度最高的为珠海、最低的为广州,而空间离散度最高的为惠州、最低的为中山。珠三角各市工业生产空间的规模差异显著,与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工业企业数等呈较强的正相关,而东莞、深圳、中山、佛山的密度指数过高,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注意控制增量。

(3) 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成与分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受自然因素与交通条件、城镇化和开发区的发展、政策的引导和调控以及经济全球化等因素影响。

5.2 讨论

工业生产空间的分布是由特定发展阶段决定的,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化的确带动了整个区域的发展,但也存在工业生产空间用地粗放、密度过高等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全球出口压力增大、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质量要求越来越严格等问题使得珠三角地区原来粗放式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未来应严格控制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量的增长,并更加关注质的提升,加快推进传统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优化调控工业生产空间的布局,塑造更加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分布格局。而要对工业生产空间进行优化调控,判别掌握其真实分布状况既是前提也是基础。本文通过RS和GIS 技术弄清了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规模、空间分布及空间形态特征等问题,这对于下一步进行工业生产空间的优化调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然,不足的是,由于图像处理的工作量较大,本文主要是静态的研究,未来将进一步增加时间维度探讨其空间演化过程及机理。生产空间的优化调控已经纳入国家战略,但在研究层面的相关成果相对较少,对于生产空间的优化调控和空间政策研究也亟需加强。另外,生产空间是一个内涵较为广泛的概念,其类型不仅包括工业生产空间,还有仓储物流空间、农业生产空间等,各类生产空间之间的关系如何,工业生产空间与城市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之间如何协调?这些均是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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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点状数据的上海都市型工业空间格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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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9000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镶嵌于城市地域的都市型工业,有着其独特的区位特征和空间格局。基于2008年上海都市型工业微观企业数据,探讨工业郊区化背景下都市型工业空间分布、集聚特征以及行业间的空间邻近关系。研究表明:上海都市型工业企业区位选择具有中心城区与近郊区双重指向性,在距离城市中心10~20 km区间都市工业分布最密集,空间分布的非均质特征明显。空间集聚以城市内各类园区(商业楼宇、都市工业园、工业园区)为主要载体,集聚格局在行业间存在一定差异。在空间邻近关系方面,各行业间呈现出基于相同要素投入、生产关联、共同市场、政策导向的邻近布局以及基于异质排他性、环境要求的弱邻近布局特征。</p>

[Cao Y H, Song Y Q, Zhu S Q, et al.2015.

The spatial pattern of Shanghai urban industry based on poin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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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镶嵌于城市地域的都市型工业,有着其独特的区位特征和空间格局。基于2008年上海都市型工业微观企业数据,探讨工业郊区化背景下都市型工业空间分布、集聚特征以及行业间的空间邻近关系。研究表明:上海都市型工业企业区位选择具有中心城区与近郊区双重指向性,在距离城市中心10~20 km区间都市工业分布最密集,空间分布的非均质特征明显。空间集聚以城市内各类园区(商业楼宇、都市工业园、工业园区)为主要载体,集聚格局在行业间存在一定差异。在空间邻近关系方面,各行业间呈现出基于相同要素投入、生产关联、共同市场、政策导向的邻近布局以及基于异质排他性、环境要求的弱邻近布局特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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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工业空间格局时空演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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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1995、2003、2008年长春市土地利用现状图和2013年卫星影像图,借助ArcGIS技术,综合运用分布重心方法和空间关联分析法,对长春 市工业空间格局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长春市工业空间整体经历了“东南方向—西南方向—东北方向”大规模开发过程;②工业用地整体分布具有空 间正相关特征,在部分近邻区域具有集聚性,但集聚程度呈现出先降低后逐渐增加的趋势;③工业用地空间集聚情况呈现相对稳定的状态;工业空间变化呈现出“主 导地域集中—交通轴向扩展—轴间指状填充”的特点;④工业空间扩展模式遵循“扇形结构模式—圈层结构模式—扇形+圈层结构模式”的规律.研究认为自然条 件、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政府调控作用以及交通机制是长春市工业空间时空演化特征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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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ustrial spatial in Chang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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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1995、2003、2008年长春市土地利用现状图和2013年卫星影像图,借助ArcGIS技术,综合运用分布重心方法和空间关联分析法,对长春 市工业空间格局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长春市工业空间整体经历了“东南方向—西南方向—东北方向”大规模开发过程;②工业用地整体分布具有空 间正相关特征,在部分近邻区域具有集聚性,但集聚程度呈现出先降低后逐渐增加的趋势;③工业用地空间集聚情况呈现相对稳定的状态;工业空间变化呈现出“主 导地域集中—交通轴向扩展—轴间指状填充”的特点;④工业空间扩展模式遵循“扇形结构模式—圈层结构模式—扇形+圈层结构模式”的规律.研究认为自然条 件、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政府调控作用以及交通机制是长春市工业空间时空演化特征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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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产业结构转型与空间结构调整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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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区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一定时期后,只有及时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空间结构调整,才能提升竞争力,实现发展的跨越,这已被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所验证。结合中科院牵头完成的《广东省国土规划》工作,针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珠江三角洲产生的影响,本文分析了该地区发展现状及其传统发展方式的负面效应,阐述了产业结构、空间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然性以及企业生命周期的客观性,并进一步探讨了珠江三角洲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城市区域的战略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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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区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一定时期后,只有及时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空间结构调整,才能提升竞争力,实现发展的跨越,这已被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所验证。结合中科院牵头完成的《广东省国土规划》工作,针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珠江三角洲产生的影响,本文分析了该地区发展现状及其传统发展方式的负面效应,阐述了产业结构、空间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然性以及企业生命周期的客观性,并进一步探讨了珠江三角洲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城市区域的战略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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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产业空间协调的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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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在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空间发展的矛盾和冲突也在加剧,而产业空间的协调问题首当其冲,直接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通过人均GDP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的判断,认为珠三角核心区优势产业虽然出现"走出去"和产业转移的迹象,但扩散的时机尚未完伞成熟.因此,在产业空间协调的重点和方向上,应该是强化产业的空间集聚.在产业空间协调的基本策略方面,需要在大的空间尺度中进行产业协调;通过政府的推动与适度干预,引导企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向;加强空间集聚,提高空间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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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1995年、2003年、 2008年长春市土地利用现状图和2011年长春市卫星影像图,借助于Arc GIS技术平台,综合运用Global Moran's I指数、分形理论模型法以及缓冲区分析法,对长春市工业空间扩展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工业空间整体具有空间正相关特征,但工业空间集聚程度呈现先降 低后逐渐增高的趋势,显示出工业空间具有整体分散、局部集聚的演变特征;2工业空间总体扩展方式为向外扩展,但具体呈现出"交通轴向扩展—轴间指状填充— 交通轴向扩展"的特点;3工业空间演化呈现郊区化显著、多中心分布以及工业多次搬迁且不连续性的特征。在上述综合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认为自然因素、开发区 的成立和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与企业改制重组、城市规划以及交通是长春市工业空间扩展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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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09.02.005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基于威海市三期土地利用遥感解译数据,应用土地利用空间形态分形模型,获得了1985 年、1995 年和2000 年三个时期威海市各主要地类的分形维数和稳定性指数; 通过叠加分析等方法, 计算出了1985-1995 年、1995- 2000 年和1985-2000 年三个时间段各主要地类动态度。在此基础上,对威海市土地利用分形特征时空格局变化特 点、动态度变化特点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1985 年、1995 年和2000 年分维数较大的主要地类均是未利用土地、城 镇用地和水域等,分维数较小的地类均是农村居民点和其他建设用地。从1985 年到2000 年,各主要地类的分维数 平均值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总的来看,土地利用类型的形态向着简单、规则的方向发展。在不同时段,各主要地 类的分维数和稳定性指数变化特点存在较大差异。农村居民点、其他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在三个时期的空间结 构较稳定,水域、城镇用地、草地和耕地在三个时期的空间结构较不稳定。1985-1995 年,威海市城镇用地年增长率 最大,林地年减少率最大;1995-2000 年,城镇用地年增长率最大,水域年减少率最大;1985-2000 年,城镇用地年增 长率最大,未利用土地年减少率最大;威海市城镇扩展迅速,城镇化趋势显著。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政府规划、城镇 化等因素是威海市主要地类分形维数、稳定性指数和动态度变化的主要原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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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834/jrs.19990310      Magsci      摘要

提出利用遥感和GIS来获得合理的城市发展布局和减少浪费土地资源的新方法。该模型是根据环境经济学资源分配原理和可持续发展理论,通过遥感和GIS的结合来实现。模型的核心就是保证在时间和空间上合理地安排土地资源。由此评价了珠江三角洲东莞市近年来的土地开发,获得了有意义的结果。并通过模型的运算,给出了规划期内的土地利用的优化方案,以减少浪费土地资源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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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利用遥感和GIS来获得合理的城市发展布局和减少浪费土地资源的新方法。该模型是根据环境经济学资源分配原理和可持续发展理论,通过遥感和GIS的结合来实现。模型的核心就是保证在时间和空间上合理地安排土地资源。由此评价了珠江三角洲东莞市近年来的土地开发,获得了有意义的结果。并通过模型的运算,给出了规划期内的土地利用的优化方案,以减少浪费土地资源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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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县村级居民点空间分布离散度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关联格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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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群离散度度量方法的基础上,构建村级居民点空间分布离散度评价模型,采用GIS网络分析、叠加分析和统计分析,对研究区288个行政村进行居民点空间分布离散度评价,并与反映村级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农村居民纯收入进行关联分析,在全县、不同地貌与不同经济圈层条件下,分别分析离散度综合指数(<em>DCI</em>)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格局关系。结果表明:研究区居民点的离散度从城关镇到外围呈聚集—离散分布,具体表现为城关镇及其他乡镇政府所在地(即经济中心)的<em>DCI</em>较小,外围等非经济中心部分及山区<em>DCI</em>较大;<em>DCI</em>不仅随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大而减小,还受其周围值的影响;山地条件下<em>DCI</em>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负相关关系较丘陵及平原地区明显;经济圈的辐射作用对<em>DCI</em>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影响很大。因此需要系统整治规划农村居民点,并可通过增设经济中心等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降低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离散度,进而改善居民点的空间分布格局,巩固扶贫开发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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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群离散度度量方法的基础上,构建村级居民点空间分布离散度评价模型,采用GIS网络分析、叠加分析和统计分析,对研究区288个行政村进行居民点空间分布离散度评价,并与反映村级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农村居民纯收入进行关联分析,在全县、不同地貌与不同经济圈层条件下,分别分析离散度综合指数(<em>DCI</em>)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格局关系。结果表明:研究区居民点的离散度从城关镇到外围呈聚集—离散分布,具体表现为城关镇及其他乡镇政府所在地(即经济中心)的<em>DCI</em>较小,外围等非经济中心部分及山区<em>DCI</em>较大;<em>DCI</em>不仅随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大而减小,还受其周围值的影响;山地条件下<em>DCI</em>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负相关关系较丘陵及平原地区明显;经济圈的辐射作用对<em>DCI</em>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影响很大。因此需要系统整治规划农村居民点,并可通过增设经济中心等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降低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离散度,进而改善居民点的空间分布格局,巩固扶贫开发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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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本文揭示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在增长、结构、组织、动力机制、市场表现、空间差异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及其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社会与空间效应,指出珠三角乡镇企业Jf广东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启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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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地理科学进展, 32(5): 777-787.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3.05.009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1998 年以来,随着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空间不足、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升等问题逐渐凸显,对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制造业空间转移成为珠三角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采用企业数据和定量研究方法系统研究珠三角内部制造业空间转移的产业及空间特征,研究发现:1998-2009 年珠三角制造业整体呈现先分散后集聚的“U”型发展趋势,但集聚水平普遍偏低,且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特征差异显著.珠三角制造业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的变化趋势十分吻合;地区间结构差异缓慢提升.基于产业—区域交互模型对产业转移机制的实证结果表明: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向交通成本低、工资水平低、环境管制宽松、土地成本较低地区转移的趋势;地区制造业同构推动珠三角制造业空间转移;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显著的集聚规模经济,产业向运输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前后向联系紧密的产业向市场潜力大的城市转移的趋势;当考虑产业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时,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业转移方向不明确.

[Li Y, He C F.2013.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hif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during 1998-2009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2(5): 777-787.]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3.05.009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1998 年以来,随着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空间不足、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升等问题逐渐凸显,对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制造业空间转移成为珠三角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采用企业数据和定量研究方法系统研究珠三角内部制造业空间转移的产业及空间特征,研究发现:1998-2009 年珠三角制造业整体呈现先分散后集聚的“U”型发展趋势,但集聚水平普遍偏低,且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特征差异显著.珠三角制造业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的变化趋势十分吻合;地区间结构差异缓慢提升.基于产业—区域交互模型对产业转移机制的实证结果表明: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向交通成本低、工资水平低、环境管制宽松、土地成本较低地区转移的趋势;地区制造业同构推动珠三角制造业空间转移;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显著的集聚规模经济,产业向运输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前后向联系紧密的产业向市场潜力大的城市转移的趋势;当考虑产业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时,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业转移方向不明确.
[14] 申庆喜, 李诚固, 周国磊. 2015.

基于工业空间视角的长春市1995-2011年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特征与机制研究

[J]. 地理科学, 35(7): 882-889.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以长春市1995年、2003年、2011年土地利用现状图和2011年遥感影像为数据源,以ArcGIS为分析工具,在城市功能空间动态变化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长春市工业空间与居住空间、服务空间、交通空间的耦合程度与耦合特征,探讨了工业空间与居住、服务、交通空间的耦合机制。研究发现,长春市功能空间分异日趋明显,工业空间向外快速转移,城市服务空间与居住空间转移严重滞后,形成了大尺度的城市功能分区格局,带来更加严重的城市交通拥挤问题;工业空间与交通空间整体表现为临近布局和协调共进的耦合特征,但&quot;临近性&quot;开始降低,城市用地开发的交通导向并不十分明显。</p>

[Shen Q X, Li C G, Zhou G L.2015.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urban functional space of Changchu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space in 1995-2011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5(7): 882-889.]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以长春市1995年、2003年、2011年土地利用现状图和2011年遥感影像为数据源,以ArcGIS为分析工具,在城市功能空间动态变化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长春市工业空间与居住空间、服务空间、交通空间的耦合程度与耦合特征,探讨了工业空间与居住、服务、交通空间的耦合机制。研究发现,长春市功能空间分异日趋明显,工业空间向外快速转移,城市服务空间与居住空间转移严重滞后,形成了大尺度的城市功能分区格局,带来更加严重的城市交通拥挤问题;工业空间与交通空间整体表现为临近布局和协调共进的耦合特征,但&quot;临近性&quot;开始降低,城市用地开发的交通导向并不十分明显。</p>
[15] 沈静, 向澄, 柳意云. 2012.

广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机制: 基于2000-2009年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

[J]. 地理研究, 31(2): 357-368.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全球化背景下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跨国和跨地区转移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2000~2009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发现其污染密集型产业其呈现&quot;S&quot;型的时间发展特征和&quot;分散-集中-分散&quot;的空间发展特征,说明广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存在空间转移的现象。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产业空间转移的影响机制,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国际产业转移主要采取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形式,而非FDI;二是环境管制是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由珠三角地区向非珠三角地区转移的重要驱动因素;三是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机制是地方政府的管制,如迁入地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条件、服务水平和优惠政策等;四是低人力资本不是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影响因子。最后,本研究也说明广东省仍然是国际污染密集型产业的&quot;污染避难所&quot;,而非珠三角地区正在成为珠三角地区的&quot;污染避难所&quot;,因此要加大产业转移中的环境监管。

[Shen J, Xiang C, Liu Y Y.2012.

The mechanism of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y reloc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2000-2009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1(2): 357-368.]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全球化背景下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跨国和跨地区转移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2000~2009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发现其污染密集型产业其呈现&quot;S&quot;型的时间发展特征和&quot;分散-集中-分散&quot;的空间发展特征,说明广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存在空间转移的现象。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产业空间转移的影响机制,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国际产业转移主要采取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形式,而非FDI;二是环境管制是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由珠三角地区向非珠三角地区转移的重要驱动因素;三是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机制是地方政府的管制,如迁入地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条件、服务水平和优惠政策等;四是低人力资本不是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影响因子。最后,本研究也说明广东省仍然是国际污染密集型产业的&quot;污染避难所&quot;,而非珠三角地区正在成为珠三角地区的&quot;污染避难所&quot;,因此要加大产业转移中的环境监管。
[16] 王开泳, 陈田. 2008.

珠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区地域构成的判别与分析

[J]. 地理学报, 63(8): 820-828.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单个城市的竞争逐渐转变为城市区域的竞争。 都市经济区是在国家战略需求的推动下应势而生的新概念, 已经广泛应用于全国国土规划和 主体功能区划。准确把握都市经济区内部的地域构成有助于进行有效地加强区域管理和空间调控。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分析或以区县为单元的空间分析, 从功能空间的角度对都市经济区内部地域构成的研究较少, 更缺少准确科学的划分和判读方法。为了准确把握 区域空间利用中的主要问题和潜在威胁, 规划者和政府官员需要探索判定都市经济区地域构成的新方法。文章在总结当前几种主要的地域类型判读方法优缺点的基础上, 深入探讨了运 用遥感和GIS 手段进行区域地域构成判别的思路, 并成功应用于珠江三角洲内部地域构成的 空间分析。研究发现, 当前珠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区正经历着大规模的城镇化, 大都市的发展 无序蔓延, 存在的用地粗放、结构混杂、功能有待优化等问题, 工业区、居住区等用地的空 间分布呈现较明显的向心型分布和交通导向型分布特征, 同种地域类型的集聚性分布明显增强。通过从单要素和整体特征上认识和把握珠江三角洲地域构成与空间组织特征, 可以有的放矢地进行空间管理和调控。还有助于深化区域地域构成的认识和空间结构的监测和分析, 也可作为制定土地利用政策的依据, 为从区域尺度上制定空间政策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p>

[Wang K Y, Chen T.2008.

The class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areal topology in extended metropolitan area of Pearl River Delta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3(8): 820-828.]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单个城市的竞争逐渐转变为城市区域的竞争。 都市经济区是在国家战略需求的推动下应势而生的新概念, 已经广泛应用于全国国土规划和 主体功能区划。准确把握都市经济区内部的地域构成有助于进行有效地加强区域管理和空间调控。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分析或以区县为单元的空间分析, 从功能空间的角度对都市经济区内部地域构成的研究较少, 更缺少准确科学的划分和判读方法。为了准确把握 区域空间利用中的主要问题和潜在威胁, 规划者和政府官员需要探索判定都市经济区地域构成的新方法。文章在总结当前几种主要的地域类型判读方法优缺点的基础上, 深入探讨了运 用遥感和GIS 手段进行区域地域构成判别的思路, 并成功应用于珠江三角洲内部地域构成的 空间分析。研究发现, 当前珠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区正经历着大规模的城镇化, 大都市的发展 无序蔓延, 存在的用地粗放、结构混杂、功能有待优化等问题, 工业区、居住区等用地的空 间分布呈现较明显的向心型分布和交通导向型分布特征, 同种地域类型的集聚性分布明显增强。通过从单要素和整体特征上认识和把握珠江三角洲地域构成与空间组织特征, 可以有的放矢地进行空间管理和调控。还有助于深化区域地域构成的认识和空间结构的监测和分析, 也可作为制定土地利用政策的依据, 为从区域尺度上制定空间政策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p>
[17] 王青. 2002.

城市形态空间演变定量研究初探: 以太原市为例

[J]. 经济地理, 22(3): 339-341.

URL      [本文引用: 1]     

[Wang Q.2002.

A quantitative study on the change of urban structure based on Taiyuan City

[J]. Economic Geography, 22(3): 339-341.]

URL      [本文引用: 1]     

[18] 王新生, 刘纪远, 庄大方, . 2005.

中国特大城市空间形态变化的时空特征

[J]. 地理学报, 60(3): 392-400.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基于国家资源环境数据库动态土地利用数据, 借助GIS软件支持, 分别计算了1990年和2000年中国31个特大城市平面轮廓形状的分维、紧凑度和形状指数以及城市的用地扩展类型。结果表明, 从1990年到2000年, 中国31个特大城市空间形态的总体变化趋势是, 城市用地空间扩展类型以填充类型为主, 外延类型相对较少且主要发生在发展限制较小的平原地区。总体上, 分维呈减少趋势且南方城市大于北方城市, 形状指数有减少, 城市空间形状有紧凑化趋势。综观1990年和2000年中国31个城市的分维、紧凑度和形状指数的数据, 可以看出广州、南昌、济南、成都、北京和上海等城市形状变化比较大, 而兰州、太原和唐山等城市形状变化很小。若用地扩展为填充类型, 则分维减少, 紧凑性增加, 形状指数减少;相反, 若用地扩展为外延类型, 分维增加, 紧凑性降低, 形状指数增加。</p>

[Wang X S, Liu J Y, Zhuang D F, et al.2005.

Spatial-temporal changes of urban spatial morphology in China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0(3): 392-400.]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基于国家资源环境数据库动态土地利用数据, 借助GIS软件支持, 分别计算了1990年和2000年中国31个特大城市平面轮廓形状的分维、紧凑度和形状指数以及城市的用地扩展类型。结果表明, 从1990年到2000年, 中国31个特大城市空间形态的总体变化趋势是, 城市用地空间扩展类型以填充类型为主, 外延类型相对较少且主要发生在发展限制较小的平原地区。总体上, 分维呈减少趋势且南方城市大于北方城市, 形状指数有减少, 城市空间形状有紧凑化趋势。综观1990年和2000年中国31个城市的分维、紧凑度和形状指数的数据, 可以看出广州、南昌、济南、成都、北京和上海等城市形状变化比较大, 而兰州、太原和唐山等城市形状变化很小。若用地扩展为填充类型, 则分维减少, 紧凑性增加, 形状指数减少;相反, 若用地扩展为外延类型, 分维增加, 紧凑性降低, 形状指数增加。</p>
[19] 王智勇, 黄亚平, 张毅. 2012.

基于GIS的武汉城市工业空间发展的实证研究

[J]. 华中建筑, (3): 132-13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739X.2012.03.03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该文通过近20年武汉城市工业用地开发的实证研究,利用GIS对1992~2008年的武汉城市工业用地批租资料的数据进行研究,揭示武汉城市工业用地开发特征、空间发展规律以及武汉城市工业用地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为武汉城市工业空间布局的引导提供依据.同时,通过研究武汉城市工业空间成长过程、特征,揭示中部地区内聚型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工业布局一般规律.

[Wang Z Y, Huang Y P, Zhang Y.2012.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industrial space development in Wuhan City based on GIS

[J]. Huazhong Architecture, (3): 132-13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739X.2012.03.03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该文通过近20年武汉城市工业用地开发的实证研究,利用GIS对1992~2008年的武汉城市工业用地批租资料的数据进行研究,揭示武汉城市工业用地开发特征、空间发展规律以及武汉城市工业用地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为武汉城市工业空间布局的引导提供依据.同时,通过研究武汉城市工业空间成长过程、特征,揭示中部地区内聚型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工业布局一般规律.
[20] 伍世代, 李婷婷. 2011.

海西城市群工业空间格局与演化分析

[J]. 地理科学, 31(3): 309-3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构建工业水平指标体系,采 用客观性较强的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城市工业化综合水平,并以此作为空间分析的基础变量,探讨了1990年代以来以福建省为主体的海西城市群工业化现象的时空 分异规律,从工业整体空间格局、热点区域演进及基于制造业层面的空间结构分析,得到结论:①工业空间的点—轴格局明显,核心区对外围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断 加强;②空间格局保持相对稳定性,闽西、闽北地区的边缘化地位基本没有改变;③制造业层面首先表现为沿海与内陆的差别,其次是二者内部的差异,再者体现为 行业内部集聚水平的差距。从总体上看,已初步形成核心—转承—边缘—辐射的圈层递进式空间体系结构。最后,提出了该区域未来工业空间格局的发展方向。

[Wu S D, Li T T.2011.

Evolution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industry on urban agglomeration in western coastal China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1(3): 309-3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构建工业水平指标体系,采 用客观性较强的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城市工业化综合水平,并以此作为空间分析的基础变量,探讨了1990年代以来以福建省为主体的海西城市群工业化现象的时空 分异规律,从工业整体空间格局、热点区域演进及基于制造业层面的空间结构分析,得到结论:①工业空间的点—轴格局明显,核心区对外围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断 加强;②空间格局保持相对稳定性,闽西、闽北地区的边缘化地位基本没有改变;③制造业层面首先表现为沿海与内陆的差别,其次是二者内部的差异,再者体现为 行业内部集聚水平的差距。从总体上看,已初步形成核心—转承—边缘—辐射的圈层递进式空间体系结构。最后,提出了该区域未来工业空间格局的发展方向。
[21] 夏丽丽, 闫小培. 2009.

基于重化工业发展的珠江三角洲工业空间结构演变研究

[J]. 人文地理, 24(6): 68-7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在对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 洲工业空间现状特征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重化工业空间的一般特征及基于重化工业发展的珠三角工业空间结构演变。结果表明,珠三角重化工业发展的空间结 构效应主要表现为形成工业空间集聚的新要素;大城市工业核心功能更加突出,工业发展空间分异日益显著;形成新的地方性工业节点以及临海工业空间逐步形成, 并从促进珠三角区域经济、空间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几点建议。

[Xia L L, Yan X P.2009.

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patial structure of Pearl River Delta based on the heavy industry development

[J]. Human Geography, 24(6): 68-7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在对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 洲工业空间现状特征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重化工业空间的一般特征及基于重化工业发展的珠三角工业空间结构演变。结果表明,珠三角重化工业发展的空间结 构效应主要表现为形成工业空间集聚的新要素;大城市工业核心功能更加突出,工业发展空间分异日益显著;形成新的地方性工业节点以及临海工业空间逐步形成, 并从促进珠三角区域经济、空间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几点建议。
[22] 徐建华. 2002. 现代地理学中的数学方法[M]. 2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本文引用: 1]     

[Xu J H.2002. Mathematical methods in contemporary geography[M]. 2nd ed. Beijing, China: Higher Education Press.]

[本文引用: 1]     

[23] 许学强, 李郇. 2009.

改革开放30年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的回顾与展望

[J]. 经济地理, 29(1): 13-1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改革开放30年见证了珠江三角 洲瞩目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成就。农村城镇化是珠三角在当时全国展现的一种全新城镇化现象,其中,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是农村城镇化的初始动力,对外开放是农村 城镇化的加速器,而国家执行的有关政策,是实现农村城镇化关键的激励因素。在这30年之间,珠三角城镇化的空间模式从"小集聚,大分散"向"大集聚,小分 散"的格局演变,城镇空间演变的动力也由原有的外商直接投资向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转变。展望珠三角的未来,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是珠江三角洲的必然趋 势,同时珠港合作格局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以广州和香港两大城市为核心的环珠江口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必将以全新姿态崛起于世界地理版图之上。

[Xu X Q, Li X.2009.

Review and preview of the urbanization in Pearl River Delta in the past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J]. Economic Geography, 29(1): 13-1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改革开放30年见证了珠江三角 洲瞩目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成就。农村城镇化是珠三角在当时全国展现的一种全新城镇化现象,其中,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是农村城镇化的初始动力,对外开放是农村 城镇化的加速器,而国家执行的有关政策,是实现农村城镇化关键的激励因素。在这30年之间,珠三角城镇化的空间模式从"小集聚,大分散"向"大集聚,小分 散"的格局演变,城镇空间演变的动力也由原有的外商直接投资向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转变。展望珠三角的未来,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是珠江三角洲的必然趋 势,同时珠港合作格局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以广州和香港两大城市为核心的环珠江口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必将以全新姿态崛起于世界地理版图之上。
[24] 闫小培, 毛蒋兴, 普军. 2006.

巨型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因素分析: 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J]. 地理学报, 61(6): 613-623.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在评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遥感土地利用数据和统计资料,应用定量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技术从定性与定量的角度系统全面地开展了珠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因素研究。定性分析结果表明: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变化与人口、经济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及政策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深刻影响着该区域的土地利用变化。定量分析是对定性分析的验证,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影响珠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因子可归纳为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外资等6个因子,并且各因子的影响作用大小不同。</p>

[Yan X P, Mao J X, Pu J.2006.

Research on the human dimensions of land use changes in the mega-urban region: A case stud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1(6): 613-623.]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在评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遥感土地利用数据和统计资料,应用定量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技术从定性与定量的角度系统全面地开展了珠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因素研究。定性分析结果表明: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变化与人口、经济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及政策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深刻影响着该区域的土地利用变化。定量分析是对定性分析的验证,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影响珠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因子可归纳为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外资等6个因子,并且各因子的影响作用大小不同。</p>
[25] 杨涵, 王芳芳, 吴世新, . 2009.

基于分形理论的新疆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分析

[J]. 干旱区研究, 26(2): 194-199.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应用地理信息技术,提取基于遥感影像的新疆土地利用空间数据,通过分形模型,计算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末和2005年3个时期各土地类型的分形维数和稳定性指数,定量分析其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并以此为依据,探讨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复杂性和稳定性,同时结合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指数,探讨新疆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的原因.结果表明:80年代末至2005年水域分形维数逐年增大,土地利用斑块形态不规则程度递增,并在空间上呈扩张趋势;但其稳定性呈逐年下降趋势.除水域外的其他各大土地利用类型,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其分形维数呈递增趋势,复杂性递增且达到最高点,土地利用斑块形态趋于不规则,空间上呈扩张趋势;而稳定性递减且达到最低点.90年代末至2005年分形维数呈递减趋势,土地利用斑块形态趋于规则,空间上呈缩小趋势,其稳定性呈逐渐增强趋势.

[Yang H, Wang F F, Wu S X, et al.2009.

Evaluation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land use in Xinjiang in the last 15 years based on fractal theory

[J]. Arid Zone Research, 26(2): 194-199.]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应用地理信息技术,提取基于遥感影像的新疆土地利用空间数据,通过分形模型,计算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末和2005年3个时期各土地类型的分形维数和稳定性指数,定量分析其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并以此为依据,探讨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复杂性和稳定性,同时结合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指数,探讨新疆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的原因.结果表明:80年代末至2005年水域分形维数逐年增大,土地利用斑块形态不规则程度递增,并在空间上呈扩张趋势;但其稳定性呈逐年下降趋势.除水域外的其他各大土地利用类型,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其分形维数呈递增趋势,复杂性递增且达到最高点,土地利用斑块形态趋于不规则,空间上呈扩张趋势;而稳定性递减且达到最低点.90年代末至2005年分形维数呈递减趋势,土地利用斑块形态趋于规则,空间上呈缩小趋势,其稳定性呈逐渐增强趋势.
[26] 叶昌东, 周春山, 刘艳艳. 2010.

近10年来广州工业空间分异及其演进机制研究

[J]. 经济地理, 30(10): 1664-1669.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采用1996、2001年两次 基本单位普查和2004年第一次经济普查的数据,对工业的企业规模、产出强度、专业化指数、工业区位商、工业地位凸显程度、投资强度、外向性和要素结构等 原始数据变量的选取和处理基础之上采用主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研究了广州工业空间分异。研究表明,近十年来广州工业空间分异有四种类型区:旧城工业区、 综合工业区、专业工业区和乡村工业区。这四种类型区在原有工业基础、政府政策导向、市场经济机制、科技创新、区位条件、环境要求等因素的推动下分别表现出 衰退、分化、强化和提升过程。文章最后总结了我国城市工业空间布局模式。

[Ye C D, Zhou C S, Liu Y Y.2010.

The industri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its evolution mechanism of Guangzhou in recent ten years

[J]. Economic Geography, 30(10): 1664-1669.]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采用1996、2001年两次 基本单位普查和2004年第一次经济普查的数据,对工业的企业规模、产出强度、专业化指数、工业区位商、工业地位凸显程度、投资强度、外向性和要素结构等 原始数据变量的选取和处理基础之上采用主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研究了广州工业空间分异。研究表明,近十年来广州工业空间分异有四种类型区:旧城工业区、 综合工业区、专业工业区和乡村工业区。这四种类型区在原有工业基础、政府政策导向、市场经济机制、科技创新、区位条件、环境要求等因素的推动下分别表现出 衰退、分化、强化和提升过程。文章最后总结了我国城市工业空间布局模式。
[27] 叶玉瑶, 张虹鸥. 2007.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集聚与扩散

[J]. 经济地理, 27(5): 773-77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7.05.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①为研究对象,在改进"大都市均匀度指数"的基础上建立了空间集聚与扩散的量化指标,定量化测度了近10多年来该地区空间集聚的程度与动态趋向,进而分析了该地区空间集聚与扩散的表象与特征。其结果表明: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目前正处于以集聚为主导的阶段,空间集聚表现出明显的轴线性、空间指向性(中心指向、道路指向、海洋指向)以及非完全集聚的特征。且珠三角城市群在以集聚为主导的空间发展过程中,区域发展趋向于均质化。具体表象为以中小城市增长为主的城市规模分布动态趋向以及大中城市的郊区化倾向。

[Ye Y Y, Zhang H O.2007.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J]. Economic Geography, 27(5): 773-77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7.05.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①为研究对象,在改进"大都市均匀度指数"的基础上建立了空间集聚与扩散的量化指标,定量化测度了近10多年来该地区空间集聚的程度与动态趋向,进而分析了该地区空间集聚与扩散的表象与特征。其结果表明: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目前正处于以集聚为主导的阶段,空间集聚表现出明显的轴线性、空间指向性(中心指向、道路指向、海洋指向)以及非完全集聚的特征。且珠三角城市群在以集聚为主导的空间发展过程中,区域发展趋向于均质化。具体表象为以中小城市增长为主的城市规模分布动态趋向以及大中城市的郊区化倾向。
[28] 叶玉瑶, 张虹鸥, 刘凯, . 2010.

地理区位因子对建设用地扩展的影响分析: 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9(11): 1433-1441.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0.11.042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p>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1988、1998、2006 年3 个时相的建设用地解译数据,运用GIS 空间分析手段,定量分析了地理区位因子对建设用地扩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地理区位因子,包括离城市中心距离、离干线公路距离、离海岸线距离以及地形等因素会对建设用地扩展的方向、规模、强度等产生重要影响。地理区位因子对建设用地扩展具有明显的空间指向作用,受中心城市集聚与扩散作用以及交通可达性的影响,建设用地扩展围绕城市中心呈现距离递变规律,并向郊区、临路、临海以及平原区等优势区位集聚,从而使建设用地扩展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指向性,即郊区指向、道路指向、海洋指向和平原区指向。</p>

[Ye Y Y, Zhang H O, Liu K, et al.2010.

Impact of site factors on expans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A case stud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9(11): 1433-1441.]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0.11.042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p>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1988、1998、2006 年3 个时相的建设用地解译数据,运用GIS 空间分析手段,定量分析了地理区位因子对建设用地扩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地理区位因子,包括离城市中心距离、离干线公路距离、离海岸线距离以及地形等因素会对建设用地扩展的方向、规模、强度等产生重要影响。地理区位因子对建设用地扩展具有明显的空间指向作用,受中心城市集聚与扩散作用以及交通可达性的影响,建设用地扩展围绕城市中心呈现距离递变规律,并向郊区、临路、临海以及平原区等优势区位集聚,从而使建设用地扩展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指向性,即郊区指向、道路指向、海洋指向和平原区指向。</p>
[29] 曾春水, 蔺雪芹, 王开泳, . 2012.

中国八大经济区工业竞争力空间格局及投入产出分析

[J]. 地理科学进展, 31(8): 1005-1012.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08.003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构建了中国地级市工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综合评价了中国286 个地级市工业竞争力水平, 研究了中国经济区的工业竞争力水平和空间格局特征。并尝试将集聚和外部联系作为空间要素引入生产函数模型, 探讨不同的工业发展水平下, 综合技术、资本、劳动力和空间各投入要素的贡献程度。研究表明:①经济区工业竞争力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沿海经济区、南部沿海经济区、北部沿海经济区、东北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区、黄河中游经济区、西北经济区、西南经济区, 各经济区各具独特的空间格局特征。②把空间要素引入生产函数模型是可行的, 并验证了空间要素对产出具有重要影响, 但对于不同的工业发展水平的贡献强度存在差异。③随着工业水平的提高, 要素贡献程度的趋势分别是:综合技术先增大后减小, 劳动力持续减弱, 资本稳步增大, 空间要素则先减小后增大。④在现有工业投入结构下, 强和弱等级城市具有明显的投入规模报酬递增, 而较强和较弱等级没有明显的投入规模报酬递增。

[Zeng C S, Lin X Q, Wang K Y, et al.2012.

Research on spatial patterns and input-output analysis of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of economic regions in China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1(8): 1005-1012.]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08.003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构建了中国地级市工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综合评价了中国286 个地级市工业竞争力水平, 研究了中国经济区的工业竞争力水平和空间格局特征。并尝试将集聚和外部联系作为空间要素引入生产函数模型, 探讨不同的工业发展水平下, 综合技术、资本、劳动力和空间各投入要素的贡献程度。研究表明:①经济区工业竞争力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沿海经济区、南部沿海经济区、北部沿海经济区、东北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区、黄河中游经济区、西北经济区、西南经济区, 各经济区各具独特的空间格局特征。②把空间要素引入生产函数模型是可行的, 并验证了空间要素对产出具有重要影响, 但对于不同的工业发展水平的贡献强度存在差异。③随着工业水平的提高, 要素贡献程度的趋势分别是:综合技术先增大后减小, 劳动力持续减弱, 资本稳步增大, 空间要素则先减小后增大。④在现有工业投入结构下, 强和弱等级城市具有明显的投入规模报酬递增, 而较强和较弱等级没有明显的投入规模报酬递增。
[30] 张文忠, 王传胜, 吕昕, . 2003.

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变化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耦合关系

[J]. 地理学报, 58(5): 677-685.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在分析珠江三角洲1990~2000年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和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土地利用的综合变动系数将珠江三角洲划分为4种土地变化类型,即剧变型、缓变型、相对稳定型和稳定型,并总结了不同变化类型的特征。进一步研究了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与土地利用变化类型的关系,结果显示,处于不同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县市,其土地利用变化也明显不同,且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状态具有一定的内在关系;最后对产业非农化、城市化与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系数进行了研究,发现各市县的产业非农化、城市化和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系数,与土地利用的综合变动系数具有很高的一致性,按照产业非农化、城市化和土地利用变化耦合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土地变化的类型。</p>

[Zhang W Z, Wang C S, Lv X, et al.2003.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use change and industrialization & urbanization in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58(5): 677-685.]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在分析珠江三角洲1990~2000年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和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土地利用的综合变动系数将珠江三角洲划分为4种土地变化类型,即剧变型、缓变型、相对稳定型和稳定型,并总结了不同变化类型的特征。进一步研究了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与土地利用变化类型的关系,结果显示,处于不同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县市,其土地利用变化也明显不同,且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状态具有一定的内在关系;最后对产业非农化、城市化与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系数进行了研究,发现各市县的产业非农化、城市化和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系数,与土地利用的综合变动系数具有很高的一致性,按照产业非农化、城市化和土地利用变化耦合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土地变化的类型。</p>
[31] 赵萍, 冯学智. 2003.

基于遥感与GIS技术的城镇体系空间特征的分形分析: 以绍兴市为例

[J]. 地理科学, 23(6): 721-727.

URL      [本文引用: 1]     

[Zhao P, Feng X Z.2003.

Fractal analysis of urban system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and GIS: A case study of Shaoxing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3(6): 721-727.]

URL      [本文引用: 1]     

[32] Dai J L, Wang K Y, Gao X L.2010.

Spatial structure and land use control in 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 of Zhujiang River Delta, China

[J].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20(4): 298-308.

https://doi.org/10.1007/s11769-010-0402-8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The Zhujiang (Pearl) River Delta is one of the most developed 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s (EMR) in China.With the rapid urbanization,the agglomeration of population and industries has emerged,which has led to dramatic changes of spatial structure and land use in this region.With data of high resolution TM remote sensing images and Google Earth maps,this paper identified and analyze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 EMR using Envy and ArcGIS tools.It was found that 1) the industrial land uses were expanding substantially,particularly on the bank sides of the Zhujiang River estuary;2) large-scale housing developments were concentrated in the fringe of metropolitan areas such as those of Guangzhou and Shenzhen;3) a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network with the spatial pattern of &quot;1 circle +2 pieces + 3 axes&quot; had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location choice of manufacture enterprises.At the same time,both highly specialized land use and severely mixed land use patterns were identified.As a consequence of the latter,land use efficiency of the whole EMR areas was reduced.Moreover,ecologic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were severe.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suggestions were given from the viewpoint of spatial safety,land use efficiency,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spatial structure in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 EMR.</p>
[33] Fan C C, Scott A J.2003.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 survey of spatial economic issues in East Asia and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regions

[J]. Economic Geography, 79(3): 295-319.

https://doi.org/10.1111/j.1944-8287.2003.tb00213.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we explore the issu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in the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of East Asia. We present theoretical arguments and secondary empirical evidence as to why we should have strong expectations about finding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We also review evidence from the literature on the roles of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in East Asian regional economic systems. We then focus specifically on the case of China. We argue that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much in common with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other East Asian economies, although there are also important contrasts because of China's history of socialism and its recent trend towar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Through a variety of statistical investigations, we substantiate (in part) the expected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China. We show that many kind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are characterized by a strong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productivity. This phenomenon is especially marked in sectors and regions where liberalization has proceeded rapidly. We consider the relevance of our comments about industrial clustering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for policy formulation in China and the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of East Asia.
[34] Howland M.2010.

Planning for industry in a post-industrial world: Assessing industrial land in a suburban economy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77(1): 39-53.

[本文引用: 1]     

[35] Kuang W H.2012.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intra-urban land use change in Beijing, China between 1984 and 2008

[J].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22(2): 210-220.

https://doi.org/10.1007/s11769-012-0529-x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br/><p class="a-plus-plus">Urban internal structure is essential information for urban geography researchers and urban planners or managers.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amine the spatial structure changes of internal urban land use based on the interpreted datasets of 1984 and 2008.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internal land use conversion and urban expansion are analyzed, and then dominant driving factors (e.g., social economy, population growth and urban planning) were identifi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Beijing’s intra-urban layout has experienced tremendous adjustment from compact to disperse configure, otherwise its function objects have shifted from the major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efore the 1990s to the combination with cultural, high-technological and inhabitable city at present. The dominant urban land use transformations include the relocation of industrial lands from core districts to suburban or other provinces, and the accelerating expansion of residential areas and green spaces for supplying the demand of housing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Although Beijing’s urban planning has experienced three major adjustments and improvement since the 1980s, its optimization of urban internal patterns still remains a challenge.</p><br/>
[36] Liao H F, Chan R C K.2011.

Industrial relocation of Hong Kong manufacturing firms: Towards an expanding industrial space beyo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J]. GeoJournal, 76(6): 623-639.

https://doi.org/10.1007/s10708-009-9316-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cent industrial relocation of Hong Kong manufacturing firm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Based on a combination of recent surveys, four in-depth case studies and nearly 20 firm
[37] Lin G C S. 1997. Red capitalism in South China: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M]. Vancouver, Canad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本文引用: 1]     

[38] Lindsey C, Mahmassani H S, Mullarkey M, et al.2014

a. Industrial space demand and freight transportation activity: Exploring the connection

[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37: 93-101.

URL     

[39] Lindsey C, Mahmassani H S, Mullarkey M, et al.2014

b. Regional logistics hubs, freight activity and industrial space demand: Econometric analysis

[J]. Research in Transportation Business & Management, 11: 98-104.

URL     

[40] Scott A J.1982.

Locational patterns and dynamics of industrial activity in the modern metropolis

[J]. Urban Study, 19(2): 111-141.

https://doi.org/10.1080/0042098822008026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iew and re-structure a mass of published ideas on the geography of industrial activity in the modern metropolis. The argument proceeds in a series of stages. First, some basic locational factors in the city are examined. Second, a critical discussion of the literature on 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 and scale in cities is undertaken. Third, a brief description of manufacturing activ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cities is provided by way of motivating and orientating the succeeding discussion. Fourth, the phenomenon of industrial decentralis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ities is described. Fifth, an attempt is made to construct a composite theory of intra-metropolitan industrial lo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substitution of capital for labour in capitalist commodity production. Sixth, a schematic re-statement of the theory is presented,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spatial-cum-organisational evolution of modern industry are elucidated. Seventh, some of the main policy issues raised by the continued loss of industry from the cores of large metropolitan areas are briefly treated.
[41] Sit V F S.1998.

Hong Kong’s “transferred”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geography

[J]. Asian Survey, 38(9): 880-904.

https://doi.org/10.1525/as.1998.38.9.01p0387e      URL      [本文引用: 1]     

[42] Smart A, Hsu J-Y.2004.

The Chinese diaspora,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J].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3(4): 544-566.

https://doi.org/10.1080/14753550420002415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opening of China to the capitalist world after 1979 was done in a spatial sequence designed to mobilize the resource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with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located in the key areas of migrant origins. Including the 'compatriots' of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the great majorit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has come from the Chinese diaspora. Local development patterns have been strongly affected by the extent, or lack, of emigrant connection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act on local development of the mobilization of resources from the diaspora. Second, it is suggested that a new stage in the relationship is developing, where the capital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s becoming less significant, at least in richer areas such as the Pearl River Delta, as the differentials between Chinese inside and outside are changing. Some new patterns of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seem to be emerging, however, as China strategically endeavors to develop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The effect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overseas Taiwanese in Silicon Valley and the high-tech sector in Taiwan may be seen as a model for similar processes that are emerging between Taiwanese and certain regions of China, particularly in the Shanghai region.
[43] Tang B-S, Ho W K O.2015.

Land-use planning and market adjustment under de-industrialization: Restructuring of industrial space in Hong Kong

[J]. Land Use Policy, 43: 28-36.

https://doi.org/10.1016/j.landusepol.2014.10.02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use planning regulation, changing use of industrial space and market adjustment in a compact city of Hong Kong under deindustrialization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Planning regulation defines and attenuates the rights of property owners in the use of industrial premises. Property users need to secure additional rights, through planning applications, from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 before converting the premises for higher-value non-industrial uses.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under a flexible planning regulatory regime of facilitating incremental land-use conversion by the users in industrial property, the development market actually produced more rather than less industrial accommodation. A Supply Adjustment Model is proposed to explain this unexpected market phenomenon. Empirical estimations by Johansen co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VECM) confirm opposite movements in the supply and property prices of new industrial and office accommodation, indicating market competition and segmentation between these two sectors.
[44] Yang C.2006.

Overseas Chinese investments in transition: The case of Dongguan

[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47(5): 604-621.

https://doi.org/10.2747/1538-7216.47.5.6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n economic geographer based in Hong Kong presents a study of overseas Chinese investment coming from Hong Kong and Taiwan to Dongguan, a rapidly developing manufacturing metropolis in China's Pearl River Delta, attempting to compa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se two major sources of investment during the past quarter century. Based on systematic field work and interviews at ca. 60 firms through mid-2006, the paper argues that Hong Kong and Taiwan investments have followed different transformation paths with regard to sectoral composition, investment motivations, market orientation, entry modes, and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institutional changes. Most of the substantive differences are related to the distinct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the two source regions and the specific character of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 host region. , Classification Numbers: F21, O16, R11. 4 figures, 4 tables, 60 references.
[45] Zhu J M.2002.

Industrial globalisation and its impact on Singapore’s industrial landscape

[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6(2): 177-190.

https://doi.org/10.1016/S0197-3975(01)00042-X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Globalisation has been changing the world to a significant extent. Having been the recipie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sian NIEs have acted as exporters of capital to other Asian emerging economies since the 1980s. A new form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affects both recipient and investor cities. Industrial change and restructuring have cast a profound impact on Singapore's economy as well as its industrial built form, in the context of land scarcity and relative high density. While new generations of industrial estates are replacing the old ones, and restructuring of industrial space use may be caused by industrial change, cost of industrial space and thus demand&ndash;supply equilibriums in the industrial property market are also responsible for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The option of industrial space as investment is obtaining its popularity over the notion of industrial space used mainly for its utility. Therefore, the formulation of new industrial landscape in Singapore is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industrial property market and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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