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宏博
, 冯健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CHAI Hongbo, FENG Jian
通讯作者:
版权声明: 2016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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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柴宏博(1991-),女,甘肃会宁人,硕士生,主要从事城市地理研究,E-mail:chaihb010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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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研究是解读郊区空间的重要方面之一,当前的研究多基于汇总的个体数据,从家庭层面出发的微观研究较少。本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选取居住在北京五环至六环之间的3个不同类型的家庭开展实证研究,旨在通过以家庭为单元的行为空间研究,丰富对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的理解。研究发现：家庭的生命历程与家庭成员的日常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辩证关系。生命历程中的重要生命事件,包括迁居、就业选择、家庭结构变化、家内成员的社会角色变化等,会通过改变地理背景、移动性和家庭内部的责任分工,影响每一个成员的惯常活动模式。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和时间安排形成了家庭成员一段时间内相对固定的行为模式,但当部分因素改变时,家庭也会通过一定的协调机制来响应家庭成员所遇到的制约,以便家庭成员能够更好的完成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类活动。
关键词：
Abstract
The suburb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spa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and change of behavior space of suburban residents, we can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havior space and urban space. Existing studies about behavior space of suburban residents pay much attention to aggregated data based on individuals but little attention is paid to family units. This study used family as a basic unit to explain the micro-level behavior space of suburban residents. It chose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families as cases, which all lived between the fifth and the sixth ring roads of Beijing. By us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we analyzed the important life events in their life courses and the influence on their behavi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s a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fe course and the daily behavior of each individual in these families. Migration and changes of individuals' employment, social role in a family, and family structure are all important life events of a family. The influences of these events are in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the interaction of home-work space constrains the daily activities of family memb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anges of job-housing relationship and family structure influence family division of labor. Different family division of labor also affects the daily activities of male and female parents. Although gender differences are still existing and different among different families, a family can influence and coordinate the daily activities of the family members through different strategies. Suburban space expands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activity and mobility of individuals, but family, as a coordination mechanism, can help individuals to cope better.
Keywords：
在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居民日常生活也愈发多元化。家庭是城市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居民的居住和生活都是以家庭为单元进行的。家庭对个体行为空间存在重要影响,家庭情况(如家庭规模、结构及收入等)构成个体行为空间的重要背景,并影响每个成员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家庭成员之间的行为同样具有相互影响、关联及互动的关系,比如在某些决策上的矛盾和协商(negotiation)。随着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现代社会的家庭类型更加多元化,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变化、生育意愿的降低、家内角色的调整等均影响到家内成员的生活方式。在多元化家庭背景影响下,个体与其他家庭成员、个体与家以外其他人的关系、个体对城市空间的利用都发生了变化,个体生命历程和行为空间更加复杂化,个体间行为空间的差异更加明显。从家庭的视角出发,分析居民行为空间,有助于更好地解释个体间行为差异,并分析其行为机制。而郊区空间作为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社会空间高度异质化、复杂化的特点,往往意味着对个体行为更强的制约,而在这种制约下家庭成员之间的行为、互动过程也更为紧密。因此,以家庭为单位分析郊区居民的行为空间更为必要。
目前,从家庭视角出发的时空行为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分析家庭内部责任分工对个体决策和时间利用的影响。有学者提出了家庭责任假说,认为由于家庭分工和照料责任的不同,女性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固定性制约,家庭照料责任直接影响到就业决策(Johnston-Anumonwo, 1992),其中对全职就业的女性影响最大,直接制约了其潜在活动机会和可达性范围,甚至需要牺牲工作活动时间来进行家务劳动(Kwan, 1999a, 1999b)。二是基于活动移动行为,分析家庭角色对个体移动性影响的性别差异。认为女性在家庭中所承担的社会角色直接制约其移动性(Kwan, 2000; Schwanen, 2007),女性会有更多的非工作出行(多为家务出行)和多目的出行,交通方式也更愿意选择公共交通,开车出行的频率较低(Hanson et al, 1980, 1981; Kwan, 2000; Crane, 2007; Hanson, 2010)。相较于男性,女性通常在家庭汽车支配权分配中处于劣势,移动性更低(Scheiner, 2012)。三是家庭结构和家庭规模对家庭内分工的影响。如对于当前占主流的核心家庭,往往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格局,女性承担了更多购物、家务劳动、抚育子女等家庭责任,直接制约其日常活动(Zuo et al, 2001; 张文佳等, 2008)。特别是有未成年孩子(尤其是哺育期的儿童)的家庭和未成年孩子较多的家庭中,孩子增加会使得女性在职业和家庭之间更多地选择向家庭倾斜(Schwanen et al, 2014)。相对于核心家庭,扩展家庭中老年人的加入有助于减少女性在家庭中受到的制约,而钟点工、保姆等社会照料服务的加入也有助于平衡家庭分工(Logan et al, 1998; Logan et al, 1999; Chen, 2005; Feng et al, 2013)。此外,还有关于家庭内部成员相互作用机制(比如可能产生的冲突或者活动上的联合)、家庭内不同成员的行为差异等主题(Dijst et al, 2000; Lee et al, 2007; Ren et al, 2009; Lee et al, 2011)的研究。本文重点关注家庭内决策、家庭结构及其变化对个体行为空间的影响。
个体的长期行为与短期行为在时间上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Hägerstrand, 1970, 1982; 塔娜等, 2016),家庭是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柴彦威等(2013)将生命历程方法理论融入长期空间行为分析中,有助于理解日常行为模式的变化过程。生命历程理论用轨迹、转折点、持续期等概念来描述社会变迁过程中个体的发展,强调生命事件对于个人的影响程度(王宇凡等, 2013)。其中转折点是个体生命事件发生变化的时间和方向(刘望保, 2015),针对家庭中作为转折点的重要生命事件的分析不仅可描述该事件前后2种状态的变化方向,还可以将事件状态的变化与社会环境、个体基本特征及其他重要事件的变化动态地关联起来。本文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选取典型案例,通过分析3对家庭重要生命事件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展现郊区居民行为空间与城市空间的互动关系,丰富对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的理解。
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通过深度访谈、话语分析及叙事分析等方法,试图从长时间尺度关注郊区居民日常活动状态的转折过程、特定事件发生与家庭结构变化对个体日常活动的塑造,通过这种基于时序的、动态的组织方式,形成对个体移动性和时间利用的深入理解。
本文的受访对象包括8例居住在北京市五环至六环之间地区、且夫妻双方至少有一人拥有北京户口的家庭(表1),主要采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方法,访谈对象包括所有已成年的家庭成员,数据采集于2015年12月-2016年3月。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基础信息、生命史与职业史,家庭的迁居信息,居住社区及周边社会空间信息,并且请家内成员回溯了自己每一个重大生命事件发生前后惯常的活动数据,或者利用个体日记来获取其某一阶段典型一天的活动日志,刻画并分析其日常生活的变化。
表1 调查样本基础情况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amples
| 序号 | 家庭人数 | 家庭结构 | 年龄 | 住房情况 | 家庭基本情况 |
|---|---|---|---|---|---|
| 1 | 5 | 扩展家庭 | 男家长37岁 女家长35岁 | 自购房 | 双方均有就业,与男方父母同住,育有一子(2岁) |
| 2 | 3 | 核心家庭 | 男家长46岁 女家长46岁 | 自购房 | 男方有就业,育有一女(16岁,高中在读) |
| 3 | 3 | 核心家庭 | 男家长43岁 女家长43岁 | 自购房 2套住房 | 双方均有就业,育有一子(18岁,大学在读) |
| 4 | 3 | 核心家庭 | 男家长40岁 女家长34岁 | 自购房 | 双方均有就业,育有一子(7岁,小学在读) |
| 5 | 4 | 扩展家庭 | 男家长35岁 女家长35岁 | 自购房 | 双方均有就业,与女方母亲同住,育有一字(11岁,小学在读) |
| 6 | 2 | 核心家庭 | 男家长34岁 女家长34岁 | 自购房 | 双方均有就业 |
| 7 | 2 | 核心家庭 | 男家长31岁 女家长31岁 | 租房 | 双方均有就业 |
| 8 | 3 | 核心家庭 | 男家长30岁 女家长31岁 | 自购房 | 双方均有就业,育有一女(7岁,小学在读),多与父母合住 |
不同的家庭结构、家庭规模及其他家庭类型特征共同影响到家庭决策、资源分配和劳动分工,直接影响家庭内成员的决策偏好和行为模式,特别是迁居等重要决策,直接关系到家庭内每一个成员在城市空间中的活动和移动。因此有必要对不同类型家庭在不同生命阶段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及其差异进行分析。目前,中国城市家庭结构正逐步由传统式大家庭转向核心家庭,但老年人加入并照料第三代的扩展家庭仍是当下众多家庭寻求工作与家庭平衡的方法之一。因此,本文分别选取了扩展家庭、已婚有子女家庭以及已婚无子女三类家庭的典型样本进行分析。在扩展家庭中,考虑到5号家庭中女方母亲迁入原因是配偶去世无人照料,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选择1号作为扩展家庭的典型样本。在核心家庭中,8号家庭由于女儿读书问题,多与父母合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相较于3、4、5、7号家庭,2号和6号家庭回溯的惯常活动数据更为详细,因此选择二者分别作为已婚有子女家庭及已婚无子女家庭的典型样本。并将1号家庭、2号家庭、6号家庭重新编号为1、2、3号样本。一个家庭中重要的生命事件可分为迁居就业等带来的职住变化、经济条件改变、家庭成员社会角色的转变及家庭结构的变化等几个方面,下文也将从这几方面进行分析,以探究家庭重要生命事件对个体行为空间的影响。
家庭和单位是居民时空间路径中的2个重要停留点,除工作和家务外,居民其余大部分活动也都是围绕着这2个停留点展开。因此,居住空间和工作空间作为日常活动最重要的空间构成,其在家庭生命历程中的变化过程及互动,也反映了居民行为空间的变化过程。通过基于家庭生命历程的分析,可把握人的一生中不同生命事件的关联关系,分析迁居机制、行为的时空间制约等居民行为空间的变迁机制与过程。其中在时空间制约方面,不同长期行为的制约因素有较大的差异,且与短期行为明显不同。就迁居行为而言,能力制约、组合制约、权威制约都有较大影响。
3个样本家庭的行为空间变化分别经历了3种不同的历程(图1)：工作地不变,居住地变化(1、2号家庭);居住地不变,工作地变化(3号家庭男家长);居住地随工作地变化(3号家庭女家长)。
图1 3个样本家庭中男女家长居住空间与就业空间变化
Fig.1 Changes in living space and working space of the couples in three sample families
当工作空间固定,居住空间不稳定时,出于通勤成本的考量,个体会自发地寻求最适合自己经济条件和通勤时间的居住空间,迁居行为受到收入等能力制约和单位制度、住房歧视、户口等组成的权威制约。以1号家庭为例,男女家长均属于工作地不变,居住空间围绕工作地变化。早年,男家长的居住空间并不稳定,随着城市空间的变化而改变,其迁居行为决策受到个人收入的制约。但当居住空间较为固定(特别是购房后)时,工作地点改变带来的通勤成本远小于改变住房的成本。因此这种市场机制导向下的工作空间变动,一般并不会影响其居住空间的变化,只会带来其日常行为模式的调整。比如3号家庭中男家长,在购买第一套住房后经历了2次工作变动,但由于通勤成本较小,以选择改变通勤方式适应变化,日常活动依旧围绕居住空间展开。
当居住空间和工作空间都不固定时,未婚个体会自发寻求最适合自己经济条件和通勤时间的居住空间,居住空间跟随工作空间变化。这种职住相依型是制度和市场作用下最普遍、最经济的空间组合模式。3号家庭的女家长未婚时出于通勤成本的考量,其迁居决策既受到收入和日常行为连续性需求的能力制约,也受到工作单位时间制度等组成的权威制约。但婚后再选择住房时,整个家庭的迁居决策更多地受家庭关系、代际照顾、生活必须的住房设施等构成的因素组合制约。如1号家庭生育后的迁居决策,是考量了夫妻二人的通勤距离和时间安排、迁入小区能否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求、未来教育子女的需求以及房屋面积能否满足整个家庭等问题后作出的选择。
总之,不同的制约影响了家庭的迁居行为和行为空间变化。在迁居行为中,权威制约的影响最为显著,而由于空间演变、社会变迁、技术进步、个体成长,制约本身也会发生改变,需要加入历史年代、年龄等因素。
3.2.1 家庭迁居决策对个体日常行为空间的影响
城市住房和居住空间是日常生活的基础条件,同样也是一个家庭根据家庭结构变化和收入作出的重要生命决策的结果。家庭迁居决策往往是家庭内成员之间协商妥协的结果,而整个家庭选择了居住地点后,相当于选择了居民在城市中生活必须要面临的地理背景因素,直接影响到每一个成员潜在的活动参与和出行。个体选择交通方式、出行路线以及是否进行其他非工作活动都直接受到这个地理背景的制约。
以1号家庭为例,该家庭的迁居决策受到家庭结构变化的影响,而家庭迁居决策导致居住空间的改变,使得该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空间与模式发生更大的改变。1号家庭男家长的第2次迁居(图2a)发生在1号家庭男女家长相识一年后,两人开始同居,合租地点选择为接近女家长工作单位的社区。此时该样本的通勤距离较之前有所增加,通勤方式仍然保持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相结合。但下班后家内活动时间明显增加,日常活动也多为以家庭为中心的就近活动,比如饭后外出散步或运动。非工作日活动内容以休闲和购物为主,从时间上看,早晨基本以家内事务为主,中午会有少量外出就餐,下午主要是家附近的休闲和购物,晚上几乎没有家外非工作活动。如果有远距离非工作活动,时间安排上会相应调整。
1号家庭男家长的第5次迁居发生在该家庭女家长怀孕后。由于女家长需要照料,男家长的母亲也来到北京,家庭结构改变、家庭人口增加和旧居空间较小的矛盾促使1号家庭的夫妇二人决定购买新居。而新居的位置则综合考虑了房屋面积与价格、女家长工作地点的变动、家庭经济承受能力及周边教育、医疗设施情况,最终选择为距离女家长工作地较近的社区。正式迁入新居后,1号家庭的家庭结构也由原来的核心家庭变为扩展型家庭。家庭结构和居住空间的改变同时影响了该样本日常活动空间的变化(图2b-2c)。由于通勤距离明显增加,男家长由职住接近型变为长距离通勤型,每日通勤的总时间接近3小时,通勤方式以地铁为主。早晨较早出门,工作时间比较长,整个白天几乎都在市中心工作,晚上回家较晚,回家后的外出活动较少。上午的非工作活动主要多发生在上班路上,以单位附近短时间的就餐活动为主;中午的非工作活动最多,以工作地附近的外出就餐为主,也有少量休闲活动;晚上的非工作活动主要集中在晚饭或晚饭后,以远距离休闲和家附近的就餐活动为主,工作日的购物活动很少。而休息日,基本以在家附近活动为主,偶尔会有半天左右的外出活动到城市中心或者远郊区,以休闲和购物活动为主。
图2 迁居对家庭日常活动路径的影响
Fig.2 Influence of relocation on the daily activity path of a male household head
3.2.2 职住关系变化对个体惯常活动模式的影响
迁居行为作为重要的居住行为之一,通过改变家庭的居住空间影响家内个体的职住关系。城市职住空间直接关系到家庭获得设施与服务的可达性,职住关系的变化带来地理背景的改变,制约家内成员从事不同日常活动或组合的机会。1号和3号家庭中男家长几次惯常活动模式的调整,均与个体职住空间的变化有关。
1号家庭中的男家长(图3a-3b)在第1次迁居前,与他人共同居住在公司提供的职工宿舍,条件简陋且对个体活动限制较多。此时该样本的日常活动基本围绕工作地展开,与工作空间完全重叠,居住地仅有少量休闲活动,且多位于室内。工作日其活动空间和工作空间重合,对时间的利用较为规律,通勤方式以公共交通为主;而非工作日以休闲活动为主,活动范围较大,基本以城市中心和远郊区风景区为主,其生活方式属于“活动分布集中、出行活跃”型(塔娜等, 2015)。迁居后,样本虽然仍与朋友合住,但迁居后职住接近带来通勤距离降低、居住条件提升、周边设施利用更为便捷,使得样本日常活动空间向居住空间倾斜,家内活动时间增加、非工作日也会有家附近区域的外出活动,且日常活动空间范围略有扩大,通勤方式改为自行车与公共交通相结合。
而3号家庭的男家长(图3c-3d)在迁居前同样与他人合租,距离公司地点较近,日常生活空间与工作空间基本重叠,通勤方式以自行车和公共交通为主。非工作日则以家内活动为主,活动范围较小,外出活动多为指向城市中心的远距离休闲、购物、就餐等。而在购房后,由于通勤距离的增加,其通勤方式也改为地铁和公交等公共交通出行。每日通勤时间增加,出行类型也更倾向于多目的单次出行,在通勤途中完成就餐、购物等活动,非工作日户外活动减少,非工作日活动仍以家内活动为主。该样本第2次惯常活动模式的变动发生在工作地变动后,由于公司搬迁使得该样本又一次回到职住接近状态,得益于公司灵活的时间制度,其在时间利用上的弹性也更高,日常下班回家后再外出进行家外非工作活动的情况增多。由于社区餐饮设施、服务设施、休闲设施和零售商业设施密度不足等原因,家外休闲活动距离明显增加,非工作日仍以家内活动为主。
社会性既赋予了个体不同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也限制了个体必须要在一定的家庭或者其他组织中承担责任。其中经济条件改变主要影响到家庭的移动性和休闲活动,而家庭中长期性的社会角色变化直接影响到个体的日常活动安排。
3.3.1 社会地位与经济条件变化对个体行为空间的影响
升职带来社会地位的变化,对个体日常行为空间的直接影响不明显。1号和2号家庭中男家长升职前后的日常活动路径基本没有变化。但长期来看,社会地位的提升改变了家庭的经济条件,进而影响到家庭的移动性和休闲活动等。
随着私人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小汽车已日渐成为居民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家庭经济条件的提升使得居民有能力购买小汽车,从而改变自己或配偶的移动性。拥有汽车增加了居民的就业可达性和通勤相关的移动性,不同汽车所有权、汽车驾驶权的家庭时空路径具有差异性,家内对汽车的使用也存在性别差异。2号家庭购买小汽车后由男家长驾驶,工作日他的活动空间较没有车时略有收缩,因为在获得汽车驾驶权的同时他也需要承担起家庭中接送孩子的职责,表现出明显的近家趋势。而休息日小汽车的使用扩大了家庭的休闲活动范围,有能力进行远距离活动,活动空间显著增加。在时间安排上,该样本在一周的时间范围内会根据汽车限号政策组织日常活动。除移动性增加扩大了家庭的休闲空间外,经济条件的改变也会影响其休闲方式。以1号家庭的男家长为例,在家中安装网络后,其工作日每晚的休闲活动直接由家外转为家内,以浏览网络、观看视频和游戏为主,基本没有户外活动,活动空间由物质的实体空间向网络虚拟空间转变。
3.3.2 家内个体社会角色变化对个体惯常活动模式的影响
当家庭中个体的社会角色由儿女转变为丈夫、妻子直至父母时,其所需承担的责任也随之增加。这类长期性角色的变化同样影响到个体惯常活动模式。
(1) 从单身到婚姻。在3号家庭中,未婚时,女家长的居住空间随工作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图4a),尽管每次都是被动地跟随就业地的变化而迁居,但一直定位在职住较为接近的状态。通勤方式以公共交通为主且时间较短,具有明显的近距离通勤特征,日常生活空间与就业空间重合,具有本地指向的特征(塔娜等, 2015)。工作日的非工作活动多以围绕工作地周边的购物、用餐为主;非工作日的休闲活动范围较广,多为上午10点以后出发,指向城市中心的购物中心。婚后,由于家庭住房是男家长在婚前购买的,距离女家长工作地较远,但再次迁居的成本过高且家庭无力负担,该样本只能妥协并改变自己的惯常活动模式(图4b)。此时该样本通勤距离明显增加,每日通勤时长在2~3小时,通勤特征表现为早出、晚归、向城市中心长距离公共交通通勤。其工作日活动安排受到工作活动的显著制约,整日工作时间较长,几乎整个白天都在工作地,非工作活动以早通勤路上的就餐和工作地附近的外出就餐为主,偶尔有少量休闲活动,晚上回家较晚,到家后以家内休闲活动为主,极少进行家外活动。非工作日活动内容和男家长一致,以休闲和购物为主,多指向家周边的购物中心和远郊区。
(2) 从妻子到母亲。在1号家庭中,女家长的社会角色就经过了从妻子到母亲的变化,社会角色变化带来了转折点前后日常生活行为的改变。结婚前,与3号家庭女家长相似,由于职住距离接近,工作日有较为明显的近距离通勤的特征,非工作时间的休闲活动多指向邻近的城市商业区域(图4c),休息日活动以家内活动为主,偶尔有指向城市中心的购物娱乐活动。结婚后女家长的生活模式改为家庭责任优先型(图4d),工作日的时空路径收缩,几乎围绕在家周边,相较于男家长晚上回家更早且回家后的外出活动较少。其工作日的日常活动则受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双重制约,非工作活动少且集中在家附近,以其他非工作活动(家务、个人事务、联络等)为主;休息日也几乎以在家内活动为主,家外活动以家为圆心向四周距离衰减分布,非工作活动相对较少,外出活动主要以家附近和远距离商业中心为主。生子后,由于单位安排,1号家庭中女家长的工作地点更换至丰台科技园,工作空间和居住空间同时发生改变,但对该样本的影响不大。家庭成员的增加给她带来更多的哺育小孩的压力,依旧保持为家庭责任优先型。为方便照料,该家庭购置了小汽车并由女家长使用,其移动性有所增加,在通勤过程中进行家外非工作活动的比例较小,偶尔也会进行回家后的家外非工作活动以弥补通勤过程中的可达性制约。
图3 职住关系对日常活动路径的影响
Fig.3 Influence of jobs-housing relationship on the daily activity path of two male household heads
图4 经济和社会角色变化对家庭日常活动路径的影响
Fig.4 Influence of change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roles on the daily activity path of two female household heads
是否结婚、是否有小孩、是否与老年人合居这些家庭生命周期因素,以及家庭中的个体角色与地位等主观因素共同决定了个体所处的家庭类型特征,是单身家庭、已婚无子女家庭、已婚有子女核心家庭还是已婚有子女扩展家庭等类型,既决定了家庭中个体能获得的资源和帮助,也决定了个体是否受到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制约。一个家庭中的责任分工和时间分配同样影响个体的日常生活和就业选择,有必要关注于核心家庭、扩展家庭男女家长在时空制约和行为模式上的差异。
3.4.1 双职工家庭：以可支配时间为核心的责任分工
在双职工家庭中,其责任分工以夫妻双方的可支配时间为核心,夫妻二人均受到就业和家庭责任的双重影响,其中受时空制约较小的成员更倾向于承担更多的家务。因此,男女家长之间的工作与通勤活动安排直接影响家务劳动分工模式。在3号家庭中,由于女家长自身通勤和工作时间较长,该家庭责任分工更倾向于非传统的劳动分工,即工作日由男家长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反之,非工作日,女家长会承担更多的家内家务活动且家内休闲活动时间明显小于男家长。
由于男家长承担了更多的家务活动,其工作日回家后再外出进行家外非工作活动比例下降,晚通勤中会有一定的购物活动(图5a),家内活动时间明显增加,日常活动也多为就近活动。非工作日活动内容以休闲和购物为主,多指向家周边的购物中心或远郊区。在这期间,男家长就业地再一次发生变动(图5b),通勤距离随之拉长。但由于男家长工作时间弹性强,且相较于女家长职住距离较近,该样本的家内分工基本没有变化,男家长依然是家中家务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但回家后再外出的活动极少,晚上几乎没有家外非工作活动。说明在通勤距离增加后,个体需要压缩其可支配时间以完成家庭责任。
图5 家庭结构变化对家庭日常活动路径的影响
Fig.5 Influence of change in family structure on the daily activity path of two families
3.4.2 成长型家庭：随家庭生命周期变化受到更多的时空间制约
家庭生命周期通常由家庭规模(家庭成员总数)、年龄、婚姻状况以及家庭中孩子出现及其年龄等维度决定。尤其是孩子的出现会对家长的活动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于有小孩的双职工家庭来说,就业压力与家庭责任之间的矛盾正成为影响大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子女诞生后,核心家庭成员受到更多时空间上的制约。
以2号家庭为例,女家长结婚前,职住空间接近(图5c),非工作时间的休闲活动多在居住地周边。婚后由于男家长尚有学业在读,女家长承担了更多家务分工,工作日的时空路径收缩,非工作日也以家内活动为主,家外活动多集中在家附近,偶有少量远距离出行。生育后,出于哺育小孩的压力,女家长行为决策更多地考虑家庭责任,工作日的时空路径更为收缩,在通勤过程中基本没有家外非工作活动,下班回家后也以家内活动为主。以照顾女儿为核心的家务活动成为女家长在家内的主要活动,个人休闲时间受到极大的挤压。这段时间里,女家长承担了更多的家庭照料责任,其家庭分工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模式,也展现出明显的日常活动模式的性别差异。
迁入新居后到辞职前这段时间,由于通勤距离增加,女家长的通勤方式改变,通勤时间增长,工作时间较长,整个白天几乎都在市中心工作。此时与3号家庭类似,2号家庭会综合考虑夫妻二人工作单位的时间制度和弹性进行家庭责任分工,比如由男家长负责接送女儿,女家长负责做饭等家务劳动。回家后几乎不会再外出进行家外非工作活动,日常活动也多以家周边、社区内为主。
2号家庭女儿升入重点高中后,出于个人职业发展和照顾女儿学业的考虑,女家长选择辞职成为自由职业者,此时该样本白天时间安排弹性更大,也相应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和送女儿上学的工作,接女儿放学的任务仍由男家长下班后负责(图5d)。个人时间安排一定程度上受中学时间制度的制约。
3.4.3 扩展型家庭：老年人加入带来的时空间弹性
当家庭成员过多时,家庭也可以从扩展家庭成员(如父母、岳父母、兄弟姐妹)那里寻求帮助,扩展家庭成员的参与会影响家庭责任分工的性别差异,改变男女家长的行为模式。而在中国城市老年人生命历程中,由于子女工作忙碌,老年人往往代替了“保姆”角色,在第三代具有较强独立能力前承担起其照料责任,形成特定阶段典型的家外移动性与日常生活模式。在扩展型家庭中,工作日老年人的加入减轻了家务和照料小孩的负担,让他们有更大的时间和空间弹性来进行自由活动。这使得夫妻双方都感受到更少的时空制约,并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时间。
1号家庭中的老年人生活空间完全围绕第三代展开,老年人的参与对于女性的帮助明显,但这种帮助似乎对减少男家长的时间制约作用更大,提高了参与时间更加灵活的活动的可能性。如1号家庭中男家长,虽然迁居后其通勤时间增加,但由于父母承担了工作日大部分家务劳动和抚育责任,男家长活动安排基本不受影响,可有更多的时间安排工作。而在非工作日,老年人的帮助对于男女家长的时空制约的作用都很小,考虑到老年人本身也有照料的需求,周末在家的固定活动会有所增加。
作为日常活动最重要的空间形式,职住空间的互动展现了家庭中个体行为空间的变化过程。个体的就业与迁居行为互动密切,并共同受到环境、个人及家庭因素影响,二者之间的互动带来地理背景的改变与制约,从而影响个体从事不同日常任务最小化组合制约的机会。特别对郊区居民来说,当存在职住分离时,个体生活空间多围绕着居住空间和就业空间展开,休闲、购物等家外非工作活动空间向外扩展,构成郊区居民复合的生活空间特征。当新的工作安排或居住空间区位变化后,个体往往会根据实际需求改变日常活动的安排来适应外界环境变化,使个人的日常活动与所处的微环境节奏相协调,并通过完成新环境所允许的惯常活动维持本体安全感。当个体调整日常行为后的生活节奏与周边环境契合且被个体认可或被迫接受后,在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内这一新的日常行为方式会被延续下来固化为日常行为模式,直到为新的影响因素所改变。
在影响因素上,家庭生命事件的变化影响家庭中每个个体日常活动和整个家庭的活动秩序,但影响机制各有不同。社会地位的提升对个体日常活动路径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但由此带来经济条件的改变会影响家庭的移动性和休闲方式。家庭中个体社会角色变化、家庭结构变化、职住空间变化一起对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分工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在通勤时间上,当男家长通勤距离长于女家长,家庭更倾向于选择传统的家庭分工;如果女家长工作时间较长,那么该家庭更倾向于非传统的劳动分工。在家庭结构上,没有小孩的已婚年轻家庭更可能选择非传统的分工模式,有子女的家庭中,女家长明显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扩展家庭中,中国城市家庭中的代际援助有助于城市已婚女性平衡就业与家庭生活。不同的家庭内部劳动分工进而影响男女家长日常行为并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总体上,工作日双职工家庭中男女家长外出活动模式及行为空间呈现出相似性。子女的诞生会增加女性家长的家庭照顾负担,扩展家庭中老年人的加入对此有所改善。尽管性别差异在不同家庭之间仍有差别,但家庭可以通过各种协调机制来改变和调整家庭成员的时空制约和行为模式,使其能够更好地完成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类活动。郊区空间扩大了郊区居民在活动和出行方面的性别差异,但是家庭可以通过不同的家庭战略选择影响并协调家内成员的日常活动模式,帮助个体更好地进行应对。
在空间行为研究开展之初就默认了一个命题,那就是“人”是作为“社会人”而存在的,因而人的行为空间或空间行为是洞察“社会”与“空间”关系的最为重要切入点之一。郊区空间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的形成及变化的作用机制分析,可以把握行为空间与城市空间的互动关系。“家”是西方地理学者近年来较为关注的一个话题(封丹等, 2015)。作为人们生活中的核心空间和重要节点,家一方面是基于血缘的社会交往的主要空间,为家内成员提供基本的保护和安全感,以及情感依托(赵莹等, 2013);另一方面,家庭中固定的资源利用、空间配置和时间配置,以及成员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家庭成员相对固定的行为秩序(Ellegård K et al, 2004)。对家庭的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更加细致的理解个体行为空间与物质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并对相关规划提供参考意见。本文尝试结合生命历程理论,通过叙事分析方法将家庭对个体空间行为的影响放大并加以分析,下一步工作会进一步研究家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互动过程,讨论社会空间中家的意义。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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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生命历程理论、面向长期空间行为的时间地理学再思考 [J].URL 摘要
时间地理学是一种表现并解释时空间过程中人类空间行为与客观制约之间关系的方法论。但是大多数的实证研究仅限于日常行为,长期空间行为研究存在不足。本文通过制约与能动性、行为的长期性、时空间意义等关键命题的再思考,提出可以统合时间地理学和生命历程理论对个体行为进行理解。生命历程理论作为关注个人生命历程和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社会学理论,能够有效地补充时间地理学在社会过程分析中的不足。通过比较二者的异同,本文提出以生命历程理论的生命轨迹和时间地理学的生命路径为基础,重新构建长期空间行为生命路径,整合社会心理因素、多重社会角色、多维社会时间,以实现对于个体生命历程的全面理解。
Rethinking time-geography in long-term space-time behavior study: Integrating with life course theory [J].URL 摘要
时间地理学是一种表现并解释时空间过程中人类空间行为与客观制约之间关系的方法论。但是大多数的实证研究仅限于日常行为,长期空间行为研究存在不足。本文通过制约与能动性、行为的长期性、时空间意义等关键命题的再思考,提出可以统合时间地理学和生命历程理论对个体行为进行理解。生命历程理论作为关注个人生命历程和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社会学理论,能够有效地补充时间地理学在社会过程分析中的不足。通过比较二者的异同,本文提出以生命历程理论的生命轨迹和时间地理学的生命路径为基础,重新构建长期空间行为生命路径,整合社会心理因素、多重社会角色、多维社会时间,以实现对于个体生命历程的全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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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家”的地理学研究进展及启示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5.07.003 URL 摘要
"家"是西方地理学近年研究一个丰富且重要的新话题。国外对"家"的地理学研究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现已成为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首先厘清了"家"的概念和内涵,发现人文地理学者对"家"的理解经历了由积极意义到批判的过程,本文据此阐述了国外"家"的地理学研究进展,主要从身份与"家"的内在关系展开,并梳理了当前研究的两大热点话题——跨国移民和无家可归者。"家"是理解社会和空间的关键场所,而当前国内仍缺乏相应的研究成果,本文以期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Progress in geographic studies on "hom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5.07.003 URL 摘要
"家"是西方地理学近年研究一个丰富且重要的新话题。国外对"家"的地理学研究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现已成为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首先厘清了"家"的概念和内涵,发现人文地理学者对"家"的理解经历了由积极意义到批判的过程,本文据此阐述了国外"家"的地理学研究进展,主要从身份与"家"的内在关系展开,并梳理了当前研究的两大热点话题——跨国移民和无家可归者。"家"是理解社会和空间的关键场所,而当前国内仍缺乏相应的研究成果,本文以期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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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历程理论及其在长期空间行为研究中的应用 [J].
生命历程理论试图通过时间维度来建构生命事件与社会环境和个体等制约间的互动关系。空间行为研究逐步由形态描述向过程和机制研究转变。生命历程理论为长期空间行为研究提供了较新的研究视角。本文试图将社会空间元素融入生命历程理论中,将长期空间行为自身及其社会空间影响作为事件状态的重要内容,从轨迹、转折点、持续期等角度来分析长期空间行为的发展演化及其社会空间后果,利用事件状态变化的恰当时间（timing）和转折点,把事件状态变化动态地置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分析长期空间行为与社会路线、个体路线之间的内在联系。建议尽快合作开展长期空间行为纵贯调查,加强数据共享和团队合作,这是加强国内人文地理学的微观、动态和过程研究的现实需要。
Life course paradigm and its applications for long-term spatial behavior [J].
生命历程理论试图通过时间维度来建构生命事件与社会环境和个体等制约间的互动关系。空间行为研究逐步由形态描述向过程和机制研究转变。生命历程理论为长期空间行为研究提供了较新的研究视角。本文试图将社会空间元素融入生命历程理论中,将长期空间行为自身及其社会空间影响作为事件状态的重要内容,从轨迹、转折点、持续期等角度来分析长期空间行为的发展演化及其社会空间后果,利用事件状态变化的恰当时间（timing）和转折点,把事件状态变化动态地置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分析长期空间行为与社会路线、个体路线之间的内在联系。建议尽快合作开展长期空间行为纵贯调查,加强数据共享和团队合作,这是加强国内人文地理学的微观、动态和过程研究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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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郊区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与空间—行为互动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8007 URL Magsci 摘要
郊区化及其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成为近年来城市研究的重要议题.时空行为研究认为推动日常生活方式的郊区化是解决郊区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与空间问题的根本措施.从日常生活方式的角度出发,需要利用多维度时空行为指标刻画群体的生活方式类型以分析郊区居民的空间—行为互动机制.本文采用活动空间和出行频率指标构建个体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方法,并基于2012年在北京上地—清河地区进行的GPS调查数据将郊区居民划分为“空间排斥”、“本地化”、“郊区性”、“两极化”、“城市依赖”五种日常生活方式类型.研究发现不同日常生活方式群体在活动分布、活动频率和交通方式上存在差异;并通过多项logistic模型分析郊区化对于个体日常生活方式的影响,发现工作日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受到性别、收入、年龄和工作时长等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同时郊区设施配置直接影响着居民对郊区空间的利用程度,土地混合利用、商业设施密度提高更有可能实现日常生活的郊区化.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方法有助于分析郊区居民日常行为的复杂性,为理解郊区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为构建城市研究的空间—行为互动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Suburbanization, daily lifestyle and space-behavior interaction in Beijing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8007 URL Magsci 摘要
郊区化及其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成为近年来城市研究的重要议题.时空行为研究认为推动日常生活方式的郊区化是解决郊区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与空间问题的根本措施.从日常生活方式的角度出发,需要利用多维度时空行为指标刻画群体的生活方式类型以分析郊区居民的空间—行为互动机制.本文采用活动空间和出行频率指标构建个体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方法,并基于2012年在北京上地—清河地区进行的GPS调查数据将郊区居民划分为“空间排斥”、“本地化”、“郊区性”、“两极化”、“城市依赖”五种日常生活方式类型.研究发现不同日常生活方式群体在活动分布、活动频率和交通方式上存在差异;并通过多项logistic模型分析郊区化对于个体日常生活方式的影响,发现工作日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受到性别、收入、年龄和工作时长等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同时郊区设施配置直接影响着居民对郊区空间的利用程度,土地混合利用、商业设施密度提高更有可能实现日常生活的郊区化.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方法有助于分析郊区居民日常行为的复杂性,为理解郊区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为构建城市研究的空间—行为互动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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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视角下的时空行为研究进展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10.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城市转型带来了社会群体的异质化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满足不同群体的社会需求成为人本规划的重要目标,需要城市研究更多地关注微观个体的行为差异.随着城市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个体生活选择的增加,生活方式、城市空间与时空行为三者的互动愈加增强,生活方式对个体时空行为决策具有限制作用,导致个体行为差异的扩大并影响个体对空间政策的应对方式,因而需要在行为研究中增加生活方式的视角.本文从生活方式的相关理论、时间地理学和活动分析法的理论基础出发,综述了生活方式视角下的时空行为研究在国内外的进展,系统介绍这一研究的2个重要方向,包括生活方式的定量测量和基于生活方式群体的行为模式解读,旨在为中国城市时空行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Progress in research from a lifestyle perspective of space- time behavior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10.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城市转型带来了社会群体的异质化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满足不同群体的社会需求成为人本规划的重要目标,需要城市研究更多地关注微观个体的行为差异.随着城市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个体生活选择的增加,生活方式、城市空间与时空行为三者的互动愈加增强,生活方式对个体时空行为决策具有限制作用,导致个体行为差异的扩大并影响个体对空间政策的应对方式,因而需要在行为研究中增加生活方式的视角.本文从生活方式的相关理论、时间地理学和活动分析法的理论基础出发,综述了生活方式视角下的时空行为研究在国内外的进展,系统介绍这一研究的2个重要方向,包括生活方式的定量测量和基于生活方式群体的行为模式解读,旨在为中国城市时空行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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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命历程视角的郊区居民迁居行为重构: 以北京回龙观居住区为例 [J].URL 摘要
城市居民迁居行为是城市地理学的重要课题,但以微观手法研究郊区居民迁居行为重构尚不多见。本文基于质性研究方法,以位于北京郊区的回龙观居住区为例,以微观的手法对城区拆迁居民、经历体制转型的中老年人、北京本地年轻人以及外地来京年轻人的迁居历程进行解读,寻找经济、社会和制度变革与个体生命历程的交集,进而洞察郊区居民迁居的一般性特征。在此基础上,从迁居机会供给、住房需求、住房获取能力、迁居决策4个方面归纳郊区居民迁居行为重构特征,并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面阐释重构机制。对郊区居民迁居行为重构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北京城市空间重构及郊区化进程。
Restructuring of suburban residents' intra-urban migration behavior based on life course: A case study of Huilongguan Community in Beijing [J].URL 摘要
城市居民迁居行为是城市地理学的重要课题,但以微观手法研究郊区居民迁居行为重构尚不多见。本文基于质性研究方法,以位于北京郊区的回龙观居住区为例,以微观的手法对城区拆迁居民、经历体制转型的中老年人、北京本地年轻人以及外地来京年轻人的迁居历程进行解读,寻找经济、社会和制度变革与个体生命历程的交集,进而洞察郊区居民迁居的一般性特征。在此基础上,从迁居机会供给、住房需求、住房获取能力、迁居决策4个方面归纳郊区居民迁居行为重构特征,并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面阐释重构机制。对郊区居民迁居行为重构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北京城市空间重构及郊区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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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家庭的城市居民出行需求理论与验证模型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8.12.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西方的城市居民出行需求研究已经由基于出行的分析转向基于活动的分析,而国内的相关研究几乎空白,特别是基于家庭的分析.基于出行的交通需求理论在交通规划中的不足,强调活动分析法的理论基础和应用优势,提出了基于家庭的活动一移动行为的理论并进行模型验证.采用天津市居民时间利用日志调查的第一手数据,以家庭为研究单元,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在解读天津市民丁作日的活动-移动模式的基础上.验证了基于家庭的活动分析法的理论.结果表明,出行来源于相应的活动参与,且活动分析法很好地解决了四阶段法等基于出行的模型的一些不足.男女家长之间存在明显的活动-移动联系.并且在非工作活动上存在联合参与行为.在考虑活动和家庭成员的间接效应时,社会经济属性对居民出行时间的的总体效应和直接效应显著程度不一,验证了基于家庭的活动分析法在出行行为研究上比传统基于出行的分析更加全面和深入.
Theories and confirmed model of urban resident's travel demand: Considering intra-household interaction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8.12.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西方的城市居民出行需求研究已经由基于出行的分析转向基于活动的分析,而国内的相关研究几乎空白,特别是基于家庭的分析.基于出行的交通需求理论在交通规划中的不足,强调活动分析法的理论基础和应用优势,提出了基于家庭的活动一移动行为的理论并进行模型验证.采用天津市居民时间利用日志调查的第一手数据,以家庭为研究单元,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在解读天津市民丁作日的活动-移动模式的基础上.验证了基于家庭的活动分析法的理论.结果表明,出行来源于相应的活动参与,且活动分析法很好地解决了四阶段法等基于出行的模型的一些不足.男女家长之间存在明显的活动-移动联系.并且在非工作活动上存在联合参与行为.在考虑活动和家庭成员的间接效应时,社会经济属性对居民出行时间的的总体效应和直接效应显著程度不一,验证了基于家庭的活动分析法在出行行为研究上比传统基于出行的分析更加全面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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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空间与家庭关系的活动—移动行为透视: 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3060010 URL Magsci 摘要
家被认为是具有保护性和排他性的私人空间,是个人寻求归属感和安 全感的场所.但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家的意义以及家庭关系的重要性存在着明显差异.基于活动—移动行为分析,以家空间利用和家庭关系为突破点,讨论由传统 文化价值观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社会人际交往模式的不同.实证研究部分基于中国北京和荷兰乌特勒支在2007年进行的活动日志调查,围绕“谁会被允许 进入家空间”的问题,将活动空间划分为“自己家—他人家—公共空间”三个层次,分析活动同伴对见面地点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北京居民通常在家会见亲属, 而在公共场所会见朋友；乌特勒支居民对亲属和朋友共同活动地点选择并没有明显差异.这与中国较强的家庭观念以及家庭保护意识相一致.活动地点的选择也受到 性别、家庭结构等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进而讨论了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对中西方和谐社会建设及老龄社会保障等的现实意义.
Home,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activity-travel behavior based o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3060010 URL Magsci 摘要
家被认为是具有保护性和排他性的私人空间,是个人寻求归属感和安 全感的场所.但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家的意义以及家庭关系的重要性存在着明显差异.基于活动—移动行为分析,以家空间利用和家庭关系为突破点,讨论由传统 文化价值观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社会人际交往模式的不同.实证研究部分基于中国北京和荷兰乌特勒支在2007年进行的活动日志调查,围绕“谁会被允许 进入家空间”的问题,将活动空间划分为“自己家—他人家—公共空间”三个层次,分析活动同伴对见面地点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北京居民通常在家会见亲属, 而在公共场所会见朋友；乌特勒支居民对亲属和朋友共同活动地点选择并没有明显差异.这与中国较强的家庭观念以及家庭保护意识相一致.活动地点的选择也受到 性别、家庭结构等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进而讨论了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对中西方和谐社会建设及老龄社会保障等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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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ial patterns of parents and their married childr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life course approach [J].https://doi.org/10.1007/s11113-004-6371-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sidential pattern of parents and their married childr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Using the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1991, 1993, 1997),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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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re a quiet revolution in women's travel: Revisiting the gender gap in commuting [J].https://doi.org/10.1080/01944360708977979 URL 摘要
Gender is both an archetypal and adaptive dimension of the urban condition and thus remains a key moving target for planning practitioners and scholars alike.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of women0964s growing, if not revolutionary, involvement in the economy. A familiar exception is the trip linking work and home 09“ the commute 09“ which has been consistently and persistently shorter for women than men. That said, new reports suggest that the gender gap in commuting time and distance may have quietly vanished in some areas. To explore this possibility, I use panel data from the American Housing Survey to better measure and explain commute trends for the entire U.S. from 1985 through 2005. They overwhelmingly indicate that differences stubbornly endure, with men0964s and women0964s commuting distances converging only slowly and commuting times diverging. My results also show that commuting times are converging for all races, especially for women; women0964s job access remains poorer than men0964s, and women0964s trips to work by transit are dwindling rapidly. Thus sex continues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explaining travel, housing, and labor market dynamics, with major implications for plann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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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time ratio: The key factor of spatial reach [J].https://doi.org/10.1023/A:100529333086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An important aspect of reach and accessibility is the time people are willing to spend on reaching activity places. In this paper we see the issue of travel time in an alternative way. Instead of looking at travel time separated from time spent on activities, we exam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travel time and stay time. We operationalize this relation with the concept “travel time ratio”. A hypothetical framework underlying these travel time ratios is displayed. We show that for similar types of activity places the value of travel time ratio are in accordance with each other. We find large differences between trips for mandatory activities and trips for discretionary activit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e stability of the travel time ratios. Finally, some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olicy will be mentioned. Copyrig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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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as a pocket of local order: Everyday activities and the friction of distance [J].https://doi.org/10.1111/j.0435-3684.2004.00168.x URL 摘要
Abstract Discourse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urrently highlights issues of networks, flows and mobilities as prime organizers and re-organisers of time—space relationships. Such discourse promotes notions of the flexible use of time and space, of people's decoupling from place and even of the end of geography — the belief that distance does not matter. Yet, in this article we argue that the roles of geographical stationarity and proximity in everyday life — understood as the creation and maintaining of pockets of local order — indicate the continuing and often neglected importance of the friction of distance. We demonstrate this empirically by focusing on the home as a pocket of local order, investigating the intensity and spatial extension of people's everyday activities, projects and contacts — their corporeal, virtual and medial (media-related) mobilities — with the world outside. We support our thesis with data from the population, household and individual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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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s of household structure on the travel behaviour of seniors and young parents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016/j.jtrangeo.2013.03.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Various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aging and the related travel patterns are socially and culturally constructed. China’s specific household structures – with co-residence of seniors, their adult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are therefore expected to have huge implications on the travel outcomes of the household members. Based on the dataset of Nanjing Residents Travel Survey (2008), the paper attempts to reveal the impacts of the special household structures on travel behaviour of both seniors and young paren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lderly co-resided with their adult children tend to make much fewer trips and travel shorter distances while spending less time on travel than seniors who live alone or as couples, especially for leisure trips. However, young parents in the ‘extended family’ are inclined to travel longer for commuting in terms of both distance and time, while they make fewer shopping trips, compared to young parents in ‘core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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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bout people in regional science [J].https://doi.org/10.1007/BF01936872 URL 摘要
No Abstract available for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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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orama, path and project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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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and mobility: New approaches for informing sustainability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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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and urban activity patterns in Uppsala, Sweden [J].https://doi.org/10.2307/21425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ways that gender-related roles affect the daily travel-activity patterns of a sample of Swedish urbanites. We use data of twelve measures to compare the travel-activity patterns of men and women employed full-time.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es indicate that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 remain in force even when the women of the household are employed full-time outside the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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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vel-activity patterns of urban residents: Imensions and relationships to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J].https://doi.org/10.2307/1442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a new approach in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bserved travel behavior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ividual traveler. Most previous studies have addressed the question by first dividing the population on the basis of one or more variables assumed salient and by then comparing the observed behavior patterns of the resultant groups. This study pursue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y using disaggregate travel-diary data to generate first a variety of measures of the individual's complex travel-activity pattern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dimensions of the observed complex travel patterns and then determining which individual or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are related to each of these dimensions of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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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household type 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work trip distance [J].https://doi.org/10.1111/j.0033-0124.1992.00161.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onflicting evidence exists in the literature on commuting about whether or not the greater household responsibilities of women lead to their widely observed shorter work trips compared to men. In light of changes in American houehold structures, this study reexamines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hypothesis by focusing on household type (defined in terms of number of workers present in the home). Male and female work-trip distances are compared for Baltimore workers in single-worker households and for those in two-worker households. The findings support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hypothesis by showing a larger and more significant sex disparity among respondents in two-worker households than among those in single-worker households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other factors, including presence of children. These results, and the finding that married women have shorter work trips than married men, are in line with the general conclusions of some previous studies that the unequal 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the household is partly responsible for the gender differ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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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nder and individual access to urban opportunities: A study using space-time measures [J].https://doi.org/10.1111/0033-0124.0015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Conventional accessibility measures based on the notion of locational proximity ignore the role of complex travel behavior and space-time constraints in determining individual accessibility. As these factors are especially significant in women's everyday lives, all conventional accessibility measures suffer from an inherent “gender bias.” This study conceptualizes individual accessibility as space-time feasibility and provides formulations of accessibility measures based on the space-time prism construct. Using a subsample of European Americans from a travel diary data set collected in Franklin County, Ohio, space-time accessibility measures are implemented with a network-based GIS method.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 that women have lower levels of individual access to urban opportunities when compared to men, although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the types of opportunities and areas they can reach given their space-time constraints. Further, individual accessibility has no relationship with the length of the commute trip, suggesting that the journey to work may not be an appropriate measure of job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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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Gender, the home-work link, and space-time patterns of nonemployment activities [J].https://doi.org/10.1111/j.1944-8287.1999.tb00126.x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Abstract Building upon recent theoretical work on the reconceptualized homework link, this study identifies out-of-home, nonemployment activities as another crucial component of the dynamic dependencies between home and work. Using travel diary data from Columbus, Ohio, and GIS-based three-dimensional visualization techniques, I compare the space-time patterns of these activities for three population subgroups. I examine the complex interrelations among women's daytime fixity constraint, nonemployment activities, household responsibilities, and employment status using a nonrecursiv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women encounter higher levels of daytime fixity constraint than men regardless of their employment status. Such constraint is reduced when there are other adults in the household to share some of the domestic responsibilities. Women who face higher levels of fixity constraint are more likely to work part time. An important implication is that redressing the domestic division of labor and gender relations within the household will not only reduce women's fixity constraint, but will also improve their labor market position (especially for women currently working part time). One unexpected result is that full-time employed women travel longer distances to work than do men even though they encounter higher levels of fixity constraint. This suggests that, contrary to what past studies often assumed, the journey to work may not reflect the magnitude of the fixity constraint women face in their everyday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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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human spatial behavior in a GIS environment: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J].https://doi.org/10.1007/s10109005003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recent years, comprehensive geographic data sets of metropolitan areas and individual-level, georeferenced data are becoming more available to social scientists. At the same time, tools for performing spatial analysis in a GIS environment have also become more available. These developments provide many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disaggregate human spatial behavior.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se developments may enable the researcher to represent complex urban and cognitive environments more realistically, and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aggregate spatial data framework. It explores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 in geography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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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lifestyle on housing preferences of multifamily housing residents [J].https://doi.org/10.1080/08882746.2007.11430542 URL 摘要
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the housing preferences of multifamily housing residents as determined by their lifestyles. As a lifestyle measurement for this research, 59 housing activity, interest, and opinion statements were developed. A total of 206 usable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a mail survey of residents of nine apartment communities in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Four lifestyle factors (Well-being, Social, Spaces, and Envirotech) were derived, and the respondents were grouped into four lifestyle clusters (Community Cluster, Basics Cluster, Home Cluster, and Environment Cluste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lifestyle clusters and their housing preferences were tested and the major findings were: (a) households in the Community Cluster had a strong downtown orientation and the weakest perception of homeownership, and preferred to have security features; (b) households in the Basics Cluster had the weakest preferences for apartment home and community features and t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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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isation of socio-spatial isolation based on human activity patterns and social networks in space-time [J].https://doi.org/10.1111/j.1467-9663.2010.00649.x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Few previous studies of socio-spatial isolation have explored both its spatial and temporal dimensions. This study proposes and implemented four visual methods for analysing socio-spatial isolation using graphic representation of people's social networks and activity patterns in space and time: 3D space-time paths, time windows, 3D activity density surfaces, and ring-based visualisation of social networks. These visualisations utilise both activity-travel data and social network information. The data used were collected through a specially designed activity-travel diary survey with a sample of Koreans in the Columbus metropolitan area in Ohio (US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se visualisations can considerably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ople's activities in space-time and their social interactions. Combin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with activity pattern analysis can lea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ocio-spatial iso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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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values and coresidence with married children in urban China [J].https://doi.org/10.2307/300587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high level of coresidence of parents with married children in China, as in much of East Asia, is generally understood a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family values in this region. In urban China the opposite is true: coresidence is maintained in spite of a diversity of both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norms. Survey data gathered among parents aged 60 and older in nine Chinese cities are used to analyze people's preferences and actual living situation: Do they live (or prefer to live) with a married child? If so, do they live (or prefer to live) with a married son? A large share of parents do not have the living arrangement that they consider best, as they adapt their behavior to other circumstances. Even their preferences depend on their situation, including their housing space, needs for assistance, family size, and perceived family relations. We conclude that the Chinese family is modern, in the sense that parents' family decisions represent strategic choices about how to live, not predetermined by a fixed cultur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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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 and change in the urban Chinese family: The case of living arrangements [J].https://doi.org/10.1093/sf/76.3.85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Levels of coresidence of parents with adult children, particularly with married children, remain high and surprisingly stable over time in urban China. Analysis of new survey data reveals that in some ways coresidence is consistent with traditional patterns: it is patrilocal, and it responds more clearly to parents' needs than to children's needs. Nevertheless, researchers have shown that most parents and children do not prefer coresidence. State policies that reinforce gender bias, limit state support for social services, and reduce housing opportunities may be as important as traditional values in preserving older family patterns. Comparison of recent trends in Tianjin and Shanghai suggests that coresidence may decline sharply if external constraints on people's choices are relaxed. The impact of the one-child family policy will be felt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greatly reducing the proportion of parents who may live with their adult child, but the way that families deal with this change cannot be fores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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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human activity-travel patterns: Analysis of gender differences using multi-group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J].https://doi.org/10.1016/j.jtrangeo.2008.11.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widespread use of the Internet for conducting various types of activities may be leading to considerable change in people's activity-travel patterns. Past studies, however, have left many issues unaddressed. Using an Internet-activity diary dataset and multi-group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net and physical activities,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gender differences and Internet maintenance and leisure activit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mpacts of Internet activities on people's activity-travel pattern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cross gender. In general, Internet use for maintenance purposes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women's activity-travel in the physical world, while Internet use for leisure purposes affects men's physical activities and travel to a greater extent. Further, breaking Internet activities down into different categories reveals some hidden patterns that would not have been detected if these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net activities were lumped together as a single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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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ed travel mode choice: A focus on car deficient households [J].https://doi.org/10.1016/j.jtrangeo.2012.02.011 URL 摘要
This paper studies travel mode choice with a focus on car use in car deficient households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Car deficient households are defined as households with more drivers than cars. We derive some key hypotheses from the literature and use the German Mobility Panel 1994–2008 to simultaneously test some of these hypotheses in a pooled data approach with cluster robust regression techniques. We find support for the social roles hypothesis which claims that mode choice may be impacted by the gendered roles a person takes in a household. Participation in paid work does not systematically affect car use more strongly than participation in unpaid work. Thus, there is no support for the economic power hypothesis which claims that car access is a function of intrahousehold economic power. The strong effect of ’sex’ leads us to conclude that there must be more behi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mode choice than just social roles. Gender differences in travel mode choice even in households with as many cars as drivers suggest that preferences may be at play.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n outlook on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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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differences in chauffeuring children among dual-earner families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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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et and the gender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ur [J].https://doi.org/10.1111/geoj.1201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Geographers and others have long since examined the distribution of paid work, childcare and housework within households and have more recently begun to explore the various effects of Internet use on everyday life and digital inequalities along lines of gender and other social markers. These lines of inquiry have so far remained largely separate and this paper brings them together by analysing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the Internet and the gender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ur. Multi-group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is applied to dedicated survey data collected among heterosexual couples in Columbus (Ohio, USA).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Internet use is gendered in many ways. Variations in Internet use are explained by a broader range of factors for women than for men, and an unequal division of domestic responsibilities within the household constrains women's Internet use but not men's. Overall, however,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the gender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ur are modest. The latter is related in different ways for women and men to the residential location, the household situation,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and gender-specific interactions among paid work, childcare and hous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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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ed resources, division of housework, and perceived fairness: A case in urban China [J].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01.01122.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Drawing upon equity and gender theories the authors investigate Chinese couples perceived fairness of the wifes disproportionately heavy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Data come from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39 married couples in Beijing during the summer of 1998. Although housework division remained unequal among dual-earner couples the majority of wives and husbands saw it as fair. The authors explore the notion of gendered resources by examining husbands and wives opinions about both paid and domestic work. The authors find that husbands breadwinner role and wifes housekeeper role retain their primary place in the family and that gender-role expectations produce gendered resources to both wives and husbands. These expectations release both the husbands who have fulfilled the provider role from the obligation to share housework equally and the wives who combine paid and domestic work from an equal responsibility of breadwinning. Therefore the failure to bring adequate gendered resources to a marriage rather than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housework causes a sense of unfairness. (aut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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