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建
, 陈云谦, 胡智超, 魏海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地表过程分析与模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1
PENG Jian, CHEN Yunqian, HU Zhichao, WEI Hai
版权声明: 2016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彭建(1976-),男,四川彭州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景观生态与土地利用研究,E-mail: jianpeng@urban.pku.edu.cn。
展开
摘要
城市与其腹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对城市腹地的准确识别有助于科学评估城市发展实力与潜力,已成为当前城市(群)空间发展战略制定的重要决策支撑。本文系统梳理了城市腹地概念内涵,从流度辐射区、城市吸引区,到中心地与腹地互动,再到中心地与腹地一体化的历史变化。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城市腹地定量识别的研究进展：识别对象从单一城市腹地转为城市群腹地,识别内容则从宽泛的综合腹地转向具体产业、金融、信息腹地等,识别方法为对传统场强模型的多要素修正。最后,将城市腹地定量识别研究展望概括为网络城市腹地与虚拟腹地识别、经济—生态—人文腹地的综合识别、遥感数据与非参数化模型的应用等3个方面。
关键词：
Abstract
Cities and their hinterlands are linked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Urban hinterland area provides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entral city, and therefor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urban hinterland area is beneficial for the assessment of urban development strength and potential. Since the emergence of hinterland theory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urban hinterland study has been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s of regional economics and urban geography. Meanwhil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rket liberalization and increasing regional interdependencies, the spatial identification of urban hinterland area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topics of urban geography study in China.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research on urban hinterland area both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in retrospect. The concept of hinterland mainly includes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1) it represents fluidity radiation area with fluidity as the core concept;(2) it indicates city’s gravitation regions with gravity as the core concept; (3) it is a part of a center-hinterland system with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place and hinterlands as the core concept; and (4) one cannot separate a core city and its hinterland in a clear-cut manner. By comparing the concepts of urban hinterland area,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following: (1) urban hinterland research is changing from examining urban hinterland comprehensively to targeting more specific objects such as industrial, financial, and information hinterlands, which covers various aspects of urban hinterland; (2) object of identification has changed from the traditional city to urban agglomer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contemporary demand of urbanization; and (3) traditional quantitative identification method such as field spread model is revised according to various factors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GIS technology, which enables visualization of the results. Finally,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quantitative identification of urban hinterland area, and points out the deficiencie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and projects the research trends: (1) the object of quantitative identification will change from real cities to network cities. At the same time, hinterland will change from real hinterland to virtual hinterland; (2) the content of identification will focus more on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hinterlands since geographic research has increasingly taking on ec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3) with regard to identification methods, non-parametric models will be widely used in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城市自出现以来,一直都是人类活动的中心,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主要载体。作为一种重要的空间集聚现象,城市同广大周边区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具有控制、调节和服务等多重功能(周一星, 1995)。城市发展离不开周边区域的支撑,准确界定城市及其腹地,有助于明确城市发展的生态环境及资源基底,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决策意义重大。因此,城市腹地的识别一直以来都是城市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重点。
20世纪初,伴随着欧美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合作重要性日益凸显,同时在欧美开展了城市腹地研究。关于城市腹地的定量识别研究可以追溯到1933年,克里斯塔勒(W. Christaller)在阐述中心地理论时指出：城市服务范围上限是消费者愿意去一个中心地得到货物或服务的最远距离,服务范围的下限则是保持一项中心地职能经营所必需的腹地的最短距离。该理论虽并未明确提及城市腹地的概念,但对腹地边界首次进行了界定。格林(H.L. Green)1955年基于交通、通讯、金融联系特征划分了纽约与波士顿两大城市间的腹地边界(Green, 1955)。赫夫(D.L. Huff)等则于1963年提出商店吸引概率公式,划分商店辐射圈层(Huff et al, 1979)。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外城市地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引入,国内开始关注城市腹地研究;大多运用国外理论与方法,并注重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陈田(1987)首先应用“断裂点”公式对城市经济影响域作了研究,划定中国宏观城市经济势力圈;顾朝林等(1992)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由人流、物流、技术流、信息流、资本流5项指标构成的城市腹地划分模型,并对济南市进行了实证研究;周一星(1995)提出了城市吸引范围的概念,表征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对城市周围地区的社会经济联系起着主导作用的一个区域,并将赫夫模型用于山东省济宁市城市势力圈划分。此后,国内城市腹地研究全面展开。近1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区域尺度中心城市与其腹地的协同发展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陈联等, 2005)。依循客观事物非均衡分布规律,生产力各要素在地域空间上的分布也呈现显著的集聚/分散特征,以城市为核心相互吸引而集聚,并以城市为中心向外(腹地)产生辐射作用力(钟业喜等, 2012)。随着中心城市的不断发展,其辐射范围逐渐扩大,不同中心城市的影响范围会发生重叠,有限的城市腹地作为中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将成为发达或相对发达城市争夺的焦点。因此,城市腹地范围的精确测度作为城市与其腹地空间关联研究的基础,成为当前城市发展研究的重点领域。
精确划分城市影响腹地有助于准确把握各个城市的影响范围,恰当评估城市实力(邓羽等, 2013),进而指导各级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一个明确而又合理的城市腹地范围,是保证一定区域内各级各类城市实现合理功能整合的关键(潘竟虎等, 2008),对于行政区划调整、经济协作区范围确定、中心城镇吸引范围空间识别、城镇体系结构识别等均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此外,在当前区域融合、一体化倾向日趋明显的背景下,对城市影响腹地的识别还可促进和加强区域协作,推动区域内重大基础设施的合理配套建设,为提高城际联系效率、促进优势互补、推进产业升级与空间集聚提供决策支持。并且,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在于中心城市对区域的带动作用及其与腹地的互动关联,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通过大城市、小城镇与农村的有机互动,疏解大城市压力,加快小城镇发展。在此背景下,科学识别中心城市的腹地范围就显得更为重要。
尽管国内外学者针对城市腹地识别开展了大量的理论方法及个案研究,但迄今对该领域的整体研究进展仍缺乏系统梳理,尤其是对相关概念内涵辨析不清。因此,本文将重点探讨城市腹地概念内涵的变化,从识别对象、内容与方法三个方面系统梳理国内外城市腹地定量识别的近今进展,并基于城市腹地识别概念框架展望未来重点研究方向。
腹地概念由来已久,国际上一般以腹地识别方法为核心,围绕识别对象、识别内容等方面特点阐述腹地的概念内涵。此外,尽管断裂点理论在最初提出时并未涉及“腹地”概念内涵,但对于腹地的概念界定和识别方法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统一将其纳入腹地概念的内涵辨析研究。综合来看,目前国际上对腹地概念的界定主要包括以下四种类型(表1)：①以引力作为核心概念的城市吸引区,主要应用于满足广大农村物资集散等综合服务需要而形成的中心地城市,如县城等(许学强等, 1997)。赖利(W.J.Reilly)于1931年提出零售引力模型,以零售业辐射范围、商业中心吸引范围作为腹地的概念内核,同时强调“商业影响”;康维斯(P.D. Converse)于1949年提出断裂点理论,以城市规模作为衡量城市吸引力的标准,认为腹地即为城市的吸引范围;②以“流”作为核心概念的流度辐射区,应用于大量人流、物流、信息流广泛对外辐射的城市,主要包括为满足区际贸易和交通转运的需要而形成的以交通运输为核心功能的城市,如港口城市,铁路、公路枢纽中心;或为满足某种专门需要,在集聚经济、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形成的以某种专门职能为主的城市,如工业城市、旅游城市(许学强等, 1997)。基于哈格特(P. Haggett)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城市与周围腹地之间存在对流、传导、辐射等关系,即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相互传递关系,城市对其周围地区的影响程度与其规模成正比,与到城市中心的距离成反比(Wheeler et al, 1989);③以中心地与腹地互动关系为核心的中心—腹地体系(Wang, 1999)。克里斯塔勒(W. 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界定了腹地与中心地的关系,指出城市作为中心为其周围区域提供商品与服务,以商品和服务的依赖为核心。而在弗里德曼(J. Friedman)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中,与中心区产生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外围地区,即为中心区的腹地(周一星, 1995);④以中心地与腹地一体化为核心的区域共同体。城市与腹地的关系,由倾销服务、商品的单向辐射,转变为互补、互动、互进的区域共同体,并从早期的主要强调经济发展一体化,转向后期的社会服务一体化、生态环境一体化。1975年,洛斯乌姆(L.H. Russwurm)提出区域城市结构理论,将核心区与其腹地视为区域整体,表现为离城市越近影响力越大,反之影响力越小,并逐渐过渡到另一个城市影响区的空间结构(荣玥芳等, 2011)。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不同类型概念的表述存在较大差异,但其内涵基本一致,均强调城市核心与外围腹地的密切关联;而城市腹地概念内涵的动态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中心城市与其腹地间互动关系的转变,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学术界对于城市发展、城市与腹地关系演变机制,以及城乡区域共同体的认知演进;并且,尽管上述四种概念反映了城市腹地概念认知的时间演进,但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均衡,在某一时期可能同时存在这四种城市—腹地关联。因此,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需要根据识别对象、识别内容、识别方法、发展阶段的综合判断,恰当使用城市腹地概念。
表1 城市腹地概念内涵对比
Tab.1 Concepts of urban hinterland
| 概念类型 | 概念内涵 | 城市与腹地关系 | 腹地识别方式 | 国内代表文献 |
|---|---|---|---|---|
| 以引力作为核心概念的城市吸引区 | 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对城市周围地区的社会经济联系起主导作用的区域 | 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开始抢夺腹地,腹地概念关注经济联系,强调城市的主导作用 | “断裂点”理论、场强模型、物资流辐射范围识别 | 周一星(1995);孔凡娥等(2006);吴扬等(2008);钟业喜等(2010);王丽等(2011);邓羽等(2013);潘竟虎等(2014b) |
| 以流度作为核心概念的流度辐射区 | 城市各种“流度”的密集辐射区 | 城市作为核心区对腹地辐射其多维度影响 | 人流、物流、技术流、信息流、资本流等“流”的识别 | 顾朝林等(1992);张虹鸥等(2004);曹子威等(2013) |
| 以中心地与腹地互动关系为核心的中心—腹地体系 | 随着生产力要素以城市为核心相互吸引而集聚,以城市为中心向外辐射影响力的地区 | 城市与腹地互动关系不断加深,腹地为城市提供生产力、生态空间等要素,腹地基底重要性与区域一体化概念逐渐显现 | 基于交通网络的最短时间距离测度、场强模型 | 蒋海兵等(2010) |
| 以中心地与腹地一体化为核心的区域共同体 | 城市经济活动与周边区域互相联系作用,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区域共同体,即为中心地与其腹地 | 城市与腹地形成紧密联系的区域共同体 | 基于GIS的空间分析方法、可达性评价、场强模型 | 潘竟虎等(2014a) |
综合上述城市腹地的相关概念内涵,可以发现,城市腹地具有以下基本特征：①关联性。城市腹地并非单独存在,而是一个与“中心区”对应存在的概念,二者频繁互动、紧密联系,腹地受到中心区的影响而发生变动,并反作用于中心区;②渐变性。如同其他能量核对外辐射的作用模式一样,城市腹地是中心区物质、能量、文化的辐射区,具有典型的随距离增大辐射强度衰减的渐变性;③传递性。基于中心地理论,中心地之间具有层级关系,中心地作为区域核心的同时,作为腹地从属于更高等级的中心城市。因此,低级别的城市腹地,从属于低级别中心城市的同时,亦从属于更高级别的城市(David, 1919; 王桂圆等, 2004)。但是,若某一城市不作为任何其他城市的腹地存在,则其成为该区域的核心城市。
1949年,康维斯(P.D. Converse)在赖利的零售引力模型基础上提出了经典的断裂点理论,影响至今。该理论认为,城市对其周围地区的影响程度与城市规模成正比,但与到城市中心的距离成反比;两个城市影响区域的“断裂点”即为相邻两城市吸引力的平衡点,城市腹地的边界即由一系列断裂点的连线构成。1956年,厄尔曼((E.L. Ullman)提出,相互作用的产生应具备互补性、中介机会和可运输性三个条件,为城市腹地识别的指标体系提供了参考标准(周一星, 1995)。1995年,富田和晓从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视角,分析了人口、产业、居住、消费、通勤、中心地等级和职能等对城市空间演变的影响,丰富了指标体系的划分方式(王德, 2002; 潘竟虎等, 2011)。同时,物流、信息流、交通流也广泛应用于城市间的相互竞争和城市空间结构体系分析(曹红阳等, 2007)。
2000年以来,国内城市腹地定量识别理论与方法研究多为延续经典理论的模型修正,但研究案例日渐增多,空间层次广泛,城市群、大城市、小城镇等均有研究,东中西部均有涉及,并以长三角、珠三角城市为主要研究地域。纵观城市腹地定量识别研究发展历程,其演进的重点涵盖识别方法、识别对象、识别内容等三个方面,整体呈现研究理论逐步完善、案例日渐丰富、方法越趋多样化的特征。
腹地概念的提出最初源于“港口”理论的发展,港口腹地为港口运营提供相应的资本、劳动力、空间等,随着中心城市不断发展,城市作为无法自给自足的“受供体”,对外输出产品及服务,对周围资源、劳动力的吸引力、辐射力日渐增强,“城市腹地”的概念应运而生。因此,早期的城市腹地识别主要致力于确定单一中心城市的影响边界(杨家文等, 2001)。随着中心城市范围的不断扩张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同等级中心城市的腹地出现重叠与争夺,腹地识别对象转而集中于同等级中心城市间空间范围的划分,以及优势影响力的判定。例如,孔凡娥等(2006)采用聚类分析法对与广州同等级城市进行判定,继而划分同等级城市之间腹地的断裂点。
在当前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背景下,随着中心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之间逐渐产生频繁互动与融合,进而形成城市群(Dickinson, 1934; 王成新等, 2012)。由于城市群内部的紧密联系、高度一体化,同等级城市之间相互协同,因此,对于高度发育的成熟城市群地区,单一城市腹地识别的意义逐渐减弱,腹地识别的对象开始从单一城市转向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城市群,关注城市群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边界范围。例如,潘竟虎, 刘伟圣(2014)运用修正场强模型,对全国23个城市群在国土空间上的影响范围进行了识别。黄金川等(2014)识别出国内成熟城市群地区、潜在城市群地区,其主要方法即为中心城市及外围达标县的中心—外围腹地模式。王丽等(2011)对全国654个城市进行场强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及城市群界定标准,确定城市群的首位城市及主要中心城市,进而确定城市群腹地范围。王成新等(2012)突破传统关于腹地的认识——同等级城市间的腹地争夺,将济南市作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从城市群的视角划分了济南与其他城市群中心城市间的断裂点。但上述研究工作由于对城市群的界定标准不同,缺乏相互之间的可比性,难以形成城市群间的横向对比、相互印证;同时,中国城市群目前处于快速发育时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地域空间,具有边界的模糊性和辐射范围的阶段性(黄金川等, 2014),但对腹地研究缺乏动态跟进识别,仍未形成时间序列上的纵向分析。
总体来看,城市群腹地的识别尚处于起步阶段,其界定标准、识别方法都在探索之中,当前识别研究的大量案例仍为单一城市腹地,但已出现转向城市群腹地识别的个案。同时,由于城市群内部一体化程度无法与传统的中心城市相比,传统针对单一城市的腹地识别模型与方法难以完全适用,有待针对城市群的空间形态及演替规律充实完善,尤其需要重点关注城市群内部中心城市之间、叠合腹地之间、城市与腹地之间的多重交互作用对于城市群腹地识别的影响。
城市腹地作为一个地域概念,长期以来强调其与城市中心的综合经济联系。在对城市腹地的定量识别过程中,最受关注的是中心地与腹地的人口、经济和信息联系。近年来,随着城乡经济联系的不断深化及其研究的专门化程度日益增强,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开始从宽泛的综合经济腹地识别转向具体的产业腹地、金融腹地、信息腹地识别。
当前国内很多城市产业结构单一、同构化明显、城市综合实力差距较小,因此有必要对产业腹地进行划分,避免滋生恶性竞争,以推动产业升级、城市转型。陈联等(2005)提出了优势产业腹地的划分方法,首先利用集中系数、生产率系数、输出率系数、利税率系数等确定优势产业,采用流量分析法及断裂点分析法,识别城市优势产业的腹地范围。
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具有核心地位,金融产业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城市的金融实力对城市经济发展、产业升级都至关重要。城市金融体系及其腹地的识别不仅是对城市金融实力的深入认识,而且也是城市金融产业在竞争中突围策略研究的基础。程婧瑶等(2013)通过城市借贷数据表征城市金融规模,利用引力模型计算中国331个地级市之间的金融引力强度,识别出以4个金融中心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对比体系内部辐射带动作用、体系发育程度的异同,明晰各级金融中心的辐射腹地。
信息是“网络城市”背景下城市联系的重要度量指标,“信息流”不仅在表征“可达性”、对场强模型进行距离修正上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信息腹地”也日益成为腹地识别的重要方面。“电话流”、“邮件通讯”等传统信息联络数据,以及“百度搜索数据”、“网站登入登出量”等新兴互联网信息数据,均受到学者较多应用和关注。“大数据”背景下各种互联网数据的可获得性、精确性、有效性都在逐步完善,为信息流及信息腹地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Ahlswede et al, 2000; Huh, 2001; Mello et al, 2009; 钟业喜等, 2010; 熊丽芳等, 2014)。曹子威等(2013)利用电信话务量和网络发帖量表征信息流强度,进而对不同中心城市的城市—区域关系特征进行了比较,发现芜湖和马鞍山虽然是两个发展特征相近的区域中心城市,但其对于周边的区域信息联系特征具有鲜明的差异性。该项研究成果表明城市对其腹地的信息辐射力与发展特征所能表征的综合辐射力,具有显著差异并影响腹地的精确划分。总体来看,互联网时代对于信息腹地的细致考量是对传统城市腹地定量识别的有效修正与补充。
场强模型源于物理学中的“重力模型”,根据万有引力定律,两地引力与其规模成正比,与二者之间的距离成反比(Wang et al, 2014)。场强模型是研究中心对外围辐射力逐渐衰减的典型范式,在城市腹地的定量识别研究中一直得到广泛应用(Visser et al, 2007; Ferrari et al, 2011)。不同的腹地概念对应相异的识别方法,随着交通、通讯等海量数据可得性的提高,以及GIS等空间分析技术的普及应用,城市腹地定量识别方法日渐多样。然而其方法的改进,均基于场强模型范畴下参数、指标测定的改进,目前尚未出现突破“距离衰减率”、彻底弃用场强模型的研究个案。
传统场强模型的应用中,场强阈值的设定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断裂点的确定,往往需要根据研究灵活设定。例如,潘竟虎等(2008)将中国划分为5 km×5 km的828个正方形格网,采用传统场强模型测算中心城市与2000 km距离内全部格点间的引力,进而按照最大值原则确定每一格点的场强值及其归属,实现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腹地的划分;南平等(2006)则不对搜索半径加以限制,而是关注引力的门槛阈值,认为场强值极低区域受到的辐射力过小,不应纳入城市腹地,应在腹地识别时予以剔除。
场强模型集中体现了中心地的影响力,近年来对模型的改进重点关注中心地综合规模的确定与中心地—腹地距离的精确表达(Geurs et al, 2004)。孔凡娥等(2006)修正了传统场强模型中只采用人口和经济指标表征城市规模的不足(Dennis et al, 2002),而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综合测评城市规模。同时,基于航班联系、人口迁移表征城市之间的人流、物流联系,虽未纳入场强模型中作为“距离”的定量表征,但亦有研究结合经验判断定性地对结果进行修正,已成为场强模型修正的重要趋向。
传统场强模型使用直线距离表征中心地与腹地之间的“便捷程度”,而地理环境特点、社会经济因素、行政壁垒(Geurs et al, 2001),以及交通工具的进步等(张萌萌等, 2014),都会大大影响中心地与其腹地之间的“距离”。可达性是指利用特定的交通系统从某一区位到达指定活动区位的便捷程度(李平华等, 2005),这一概念已广泛应用于交通地理学的相关研究,为场强模型中“距离”因子的精确表征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可达性的计算方法有多种,常用的有累积耗费距离法(Geurs et al, 2004)、最小距离法(Handy et al, 1997)、流分析法(陈洁等, 2007)等。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尝试基于道路网络最短路径分析的Voronoi图来划分空间势力范围(Okabe et al, 2008; 谢顺平等, 2009);姜海宁等(2008)采用最短空间距离代替空间直线距离修正传统场强模型;钟业喜等(2012)、邓羽等(2013)则采用最短时间距离测度可达性并划分城市腹地。此外,在城市经济区“空间场能”日益紧密且不断增强的背景下,由于中心城市与其腹地间的空间关系主要以各种方式和强度的“流”来维系,通过综合反映各种“流”在城镇空间网络中流动的难易程度来表征“距离”(陈联等, 2005);甚至可突破场强模型,应用海量、精确“流”数据测度城市与腹地间的“流入—流出”关系,以此确定城市腹地范围,这无疑会使得城市腹地的识别结果更加精确,尽管目前还没有相应的实践案例。
从全球发展角度看,在21世纪互联网时代的大数据背景下,时空间关系被重新定义,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结构、运行方式发生深刻的变革(李海舰等, 2014)。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决定了城市建设处于由提高城镇建设速度到提高城镇建设水平的关键阶段,迫切需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综合城市腹地定量识别研究进展,可以发现,在识别对象方面,依然以中心地理论为基础,关注传统单核城市与地理上相邻近的辐射区域,尽管当前城市副中心日益强大,出现了大量双核与多核城市,但少有见到对此类复合型城市的腹地识别研究。同时,在“信息化”和“网络化”的背景下,缺乏对于信息城市、网络城市腹地识别的创新案例;在识别视角方面,多集中于经济、信息影响力的测度,在城市“软实力”日益得到关注的语境下,腹地识别的综合指标构建仍过分强调经济与联络度,而对文化、生态的关注度不足;在识别方法方面,由于数据统计口径的不同,基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的研究结果主观性较大,随着遥感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大数据的迅猛发展,海量空间数据的便捷获取为城市腹地的定量识别提供了更为实用、广阔和细致的研究前景。因此,城市腹地定量识别在识别对象、方法及视角等方面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都亟待进一步拓展(图1),尤其是针对某一研究区城市腹地的多维度持续、动态监测与评估。
图1 城市腹地定量识别研究概念框架
Fig.1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urban hinterland identification
进入21世纪,基于移动终端、遍布式的传感器、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的普及化,实现了每个个体时刻联网、各取所需、实时互动的状态,大数据就是这个时代的衍生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层级关系、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互动关系、城市与人之间的融合关系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转变——“世界正在被抹平”。因此,必然对城市—腹地所建构起来的已有理论方法带来冲击、挑战。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交流近乎是免费的和瞬时抵达的,因而空间相互作用的规模和强度与空间距离的关系日益弱化(托马斯·弗里德曼, 2006)。以“中心地理论”为核心的中心城市概念,将被“网络城市”所替代,以“距离衰减率”为依托的实体腹地,将被“虚拟腹地”所取代。
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加速了城市体系从传统的地区内“城市—区域”关系演化为“城市—区域—全球”的新型关系模式,尤以D.F. Batten的“网络城市”、A. Scott的“都市区—腹地”系统等为代表(易千枫等, 2007; 王珺等, 2008; 卢明华等, 2010)。城市网络化意味着城市将在多方面建立起全新的、更为紧密的联系,打破了以往的等级规模体系结构,城市间联系的紧密度取决于互补性,而非辐射力(Meijers, 2007);城市经济不再停留于国家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等级,而是跨越国家范畴、打破垂直界限、链接全球运行的若干自然、经济和社会机构的网络。快速、高效的通信延伸了巨型城市的影响(Howard et al, 1955)即成级数地扩大着巨型城市的影响范围。因此,在网络城市的背景下,城市腹地研究出现了新变化——网络城市腹地的识别成为研究的热点。由于网络城市腹地几乎完全建立在信息网络的联通上,“信息流”无疑是中心与腹地间最重要、最有效的表征方式(Taylor et al, 2010)。传统“电话通信”、“邮政通信”数据,以及大数据背景下互联网、物联网的联系数据,如百度精确搜索、电商平台上的买卖沟通等,都成为信息联系非常有效的表征,已在城市之间、城市群内部进出联系测度中得到应用(熊丽芳等, 2014),为城市、城市群、网络城市腹地定量识别给予了良好的示范。
虚拟腹地指在腹地高度交叉重合时,对具有难度的边界划分不再具有显著价值,因此使用“虚拟腹地”的概念来表征腹地的大小,计算虚拟腹地的面积但不作具体的范围界定。目前,对于虚拟腹地的研究仍停留在“口岸腹地”的层次(潘竟虎, 刘莹, 2014),未能深入到城市腹地,因此导致了对“虚拟腹地”概念认识的单一化。事实上,虚拟腹地不仅仅是口岸辐射区,而是指全球范围更大尺度上的城市影响、城市互动,乃至城市耦合。
随着跨国界区域经济合作日益增强,城市腹地的开放型边界逐渐增多(汤建中等, 2002)。同时,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城市腹地研究深入,进一步向网络化、区域化方向发展(甄峰等, 2007)。城市腹地研究需要将城市产业、社会、空间、市场以及各种流与基础设施置于信息化平台之上,研究知识、技术、信息、资金等多要素的流动与作用过程、机制,从而揭示信息化影响下的区域集聚、扩散过程和区域—腹地之间各种资源的空间再分配。
从国际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工业化初期在大大促进城市数量增多、体量增大、城市人口激增的同时,会对自然生态环境、人类生存条件产生不可遏制的破坏(张赞, 2006);同时也会产生剧烈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文化冲突(约翰·汤姆林森, 2002)。1955年日本城市化率达到56%,但同时集中爆发了水俣病、骨痛病、米糠油等重大环境公害事件。2011年中国大陆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2014年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4.8%。基于中国的城市发展现状,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指出,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使用,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成为当务之急。而城市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文脉的可溯洄延展,需对城市所处生态环境、文化空间有清晰、精确的认识,这就带来了城市腹地从经济腹地向生态、文化腹地等不同视角的转向。
城市腹地的识别内容长期集中于对城市经济腹地的识别,其中场强模型主要用于衡量城市的经济腹地、产业腹地、劳动力腹地,“流度”识别主要用于识别城市的经济腹地、交通腹地、信息联系腹地。而对于城市赖以生存的生态腹地,以及文化传承的人文腹地研究,缺乏相应的思考;在腹地识别过程中,有关生态、文化、历史因素的简单定性分析也较为少见。这一现象一方面说明对于资本消费及全球化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于人文、生态可持续性的长期忽视。
事实上,城市生态系统长期处于非可持续发展状态,以消耗自身生态资源和转移生态压力作为城市发展代价(Haughton, 1997)。城市生态腹地可以转移城市生态压力,提供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各类生态要素,填补城市生态赤字(蒋依依等, 2005)。生态文明理念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实现城乡生态的一体化、和谐互动、有序发展;而城乡生态一体化的前提则是对生态腹地的识别。生态腹地指与城市具有密切生态联系、能维持城市赖以生存之生态基础作用、位于城市外围的特定区域(王宝钧等, 2009)。生态腹地的具体范围应综合考虑自然流域界线、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流动规律、区域自然地理特征并兼顾一定层次行政区域完整性而确定(Haughton, 1997)。中心城市与其腹地之间的交流互动均通过相应的“流”而实现,传统腹地识别方法中“流度识别”对应于“物质流”、“交通流”的识别方法,同样可以用于“生态流”的识别,测度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代谢、能量转换、信息交流、价值增减、生物迁徙,以此定量地划定城市生态腹地。
当代空间理论认为,空间并不是纯粹物理学或地理学意义上的客体,它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又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文军等, 2012)。作为全球化、消费主义等外在力量的对立面,地域主义表现出富有生命力的坚持。社会地理学者试图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建立一个“家园”的锚固点,这个锚固点是现代技术和全球化的本土性表达(亚历山大·楚尼斯等, 2008),城市人文腹地即为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共同作用下的人文力量辐射区,同时也是使得人文力量长期保持其特性、活性的共同体。城市人文腹地为建立“家园锚固点”提供支持空间,使得其“家园”涵义保持稳定和差异化,为现代文明的回归提供长久的源泉。
总体而言,未来城市腹地的识别工作重点将会逐渐由经济腹地的识别与分析向多视角腹地识别转化;这样的转变有利于城市腹地研究切实服务于城市与区域的一体化及其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随着GIS技术与遥感技术的成熟,城市腹地识别要素更加多样化,主要包括基于夜间灯光遥感数据的夜间灯光亮度识别(Liang, 2009; Hsu et al, 2013)、基于土地遥感数据的城市建设程度识别(李珽等, 2013)等。灯光亮度与土地建设程度可以综合表征城市发展状况,为统计数据的验证与细化提供了新的数据基础。多种方法的综合应用可相互印证,使得腹地的定量识别更为综合、科学。夜间灯光与土地遥感数据的应用,可以直接划定腹地亮度与建设程度阈值,从而确定腹地范围;也可将灯光亮度、建设程度作为“城市规模”的综合表征,运用场强模型对腹地进行定量识别。其中,基于灯光数据的亮度识别方法一般通过灯光强度直观识别城市与乡村的分界,其识别结果受到移动搜索框的大小、数据精度和门槛亮度值设定的影响。例如,舒松等(2011)基于夜间灯光划分城市核心区,不同判定方法下灯光阈值差异明显;基于土地利用数据的腹地识别核心内容为建设密度、土地利用率、土地用途等方面,同样受到上述三方面因素影响。因此,随着夜间灯光、土地遥感与场强模型的综合应用,城市腹地识别的场强边界阈值成为关键环节,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多方法对比。
城市腹地定量识别是典型的研究尺度分异规律的地学问题,参数化模型在腹地识别定量化研究中扮演过重要的作用,从大、中尺度上实现了对腹地范围的界定。腹地识别研究方法中基于最小二乘法的参数化模型发展已非常成熟,如中心城市聚类分析、影响因子主成分分析、系统动力学模型等。但参数化模型一方面对分析数据的完备性要求较为苛刻,另一方面因为不同尺度上的地学关系可能不同,传统模型方法对异质性的地学关系解释能力较为欠缺(李双成等, 2003)。由于地学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与多变性,小尺度、多角度、精细化的腹地范围划分,显然是参数化模型所无法完成的工作。而引入长于解决非线性问题、对数据要求不严格的非参数化的现代地学模型,如人工神经网络、遗传算法、元胞自动机等机器学习方法以及傅里叶变换、小波分析等多尺度时空数据序列分析等,有望进一步提高定量研究的精度和科学性(彭建等, 2014)。例如,同等级城市的确定方法常采用SPSS中欧氏距离聚类方法对城市进行划分,引入现代地学模型,如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空间聚类与多层级聚类划分,有助于对城市等级更为深刻的认识。而基于小波变换的多尺度数据分析和突变检测,以及地理加权回归等具有地理学特色的数学方法的灵活使用(彭建等, 2014),都会为城市腹地识别研究带来极大的推动力和创新。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 [1] |
黑龙江省东部城市密集区城市流强度分析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7.02.01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在对现有城市流理论进行疏 理的基础上提出强化城市流模型,依据城市流强度值的计算,将黑龙江省东部城市密集区的城市分为三级:城市流强度值较高的佳木斯,是该区域的集聚辐射中心, 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城市流强度值中等的牡丹江,是区域次级集聚辐射中心,为次级区域性中心城市;鹤岗、双鸭山、鸡西、伊春、七台河等市有较低的城市流强度 值,城市的集聚与辐射功能微弱,初步形成地方集聚辐射中心,仅为行政区中心。通过各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分析,指出黑龙江省东部城市密集区目前存在城市流强度 低、城市流强度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并运用本文提出的强化城市流模型给出区域强化城市流的对策。
Analysis on the intensity of urban flow in the urban compact area of east Heilongjiang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7.02.01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在对现有城市流理论进行疏 理的基础上提出强化城市流模型,依据城市流强度值的计算,将黑龙江省东部城市密集区的城市分为三级:城市流强度值较高的佳木斯,是该区域的集聚辐射中心, 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城市流强度值中等的牡丹江,是区域次级集聚辐射中心,为次级区域性中心城市;鹤岗、双鸭山、鸡西、伊春、七台河等市有较低的城市流强度 值,城市的集聚与辐射功能微弱,初步形成地方集聚辐射中心,仅为行政区中心。通过各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分析,指出黑龙江省东部城市密集区目前存在城市流强度 低、城市流强度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并运用本文提出的强化城市流模型给出区域强化城市流的对策。
|
| [2] |
基于信息流的城市—区域关系比较研究: 以马鞍山和芜湖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767X.2014.06.177 URL 摘要
从信息流的角度,选取电信话务 量和网络发帖量两组信息流数据,以马鞍山和芜湖为例,进行同一区域中不同中心城市所具有的差异化城市—区域关系特征的比较研究,探索了城市区域关系研究的 新方法。数据分析认为:尽管芜湖和马鞍山是两个发展特征相近的区域中心城市,但其区域联系特征具有鲜明的差异性;马鞍山构建的区域联系分布集中,对个别城 市依赖度高,而芜湖构建的区域联系分布分散,区域联系结构层次丰富;马鞍山表现出和邻近城市建立强联系,联系跨度较小,区域辐射影响力小,而芜湖在建立邻 近联系的同时,能与较远区域的城市形成较强联系,联系跨度大,区域辐射影响范围大。
Information-flow based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urban-region relations: A case study of Ma’anshan and Wuhu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767X.2014.06.177 URL 摘要
从信息流的角度,选取电信话务 量和网络发帖量两组信息流数据,以马鞍山和芜湖为例,进行同一区域中不同中心城市所具有的差异化城市—区域关系特征的比较研究,探索了城市区域关系研究的 新方法。数据分析认为:尽管芜湖和马鞍山是两个发展特征相近的区域中心城市,但其区域联系特征具有鲜明的差异性;马鞍山构建的区域联系分布集中,对个别城 市依赖度高,而芜湖构建的区域联系分布分散,区域联系结构层次丰富;马鞍山表现出和邻近城市建立强联系,联系跨度较小,区域辐射影响力小,而芜湖在建立邻 近联系的同时,能与较远区域的城市形成较强联系,联系跨度大,区域辐射影响范围大。
|
| [3] |
可达性度量方法及应用研究进展评述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7-6301.2007.05.01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可达性一直是地理学、土木建筑工程设计、交通运输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已有的各 种可达性度量方法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交通网络与城镇发展研究、交通基础设施的区域经济效应 评价、选址分析、园林景观规划、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领域。随着应用需求的持续加大和技术研究 的不断深入, 可达性度量方法也在快速发展, 其度量体系正在形成。本文首先从两个层面对可达 性的涵义进行全面阐述; 在此基础上, 从网络特性的角度对拓扑法、距离法、累积机会法、等值线 法、重力模型法、平衡系数法、时空法、效用法等目前常用的可达性度量方法进行系统分类, 并且 从可达性影响因素入手对各种度量方法进行综合比较与评述; 然后, 针对不同的应用领域, 对各 种度量方法的应用研究现状进行详细论述与剖析; 最后, 对可达性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深入讨论 与展望。</p>
Advance in accessibility evaluation approaches and applications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7-6301.2007.05.01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可达性一直是地理学、土木建筑工程设计、交通运输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已有的各 种可达性度量方法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交通网络与城镇发展研究、交通基础设施的区域经济效应 评价、选址分析、园林景观规划、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领域。随着应用需求的持续加大和技术研究 的不断深入, 可达性度量方法也在快速发展, 其度量体系正在形成。本文首先从两个层面对可达 性的涵义进行全面阐述; 在此基础上, 从网络特性的角度对拓扑法、距离法、累积机会法、等值线 法、重力模型法、平衡系数法、时空法、效用法等目前常用的可达性度量方法进行系统分类, 并且 从可达性影响因素入手对各种度量方法进行综合比较与评述; 然后, 针对不同的应用领域, 对各 种度量方法的应用研究现状进行详细论述与剖析; 最后, 对可达性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深入讨论 与展望。</p>
|
| [4] |
城市腹地理论及腹地划分方法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5.05.009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腹地为中心城市的经济活动提供 多种支持性资源,腹地的大小、质量对城市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腹地概念自20世纪初得到应用以来,对于腹地理论的探索一直蕴含于经济地理学与城市经济学 的学说发展过程之中。通过对相关理论的分析,文章认为城市腹地不仅是一个体现社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状态的客观概念,它的动态性决定了城市腹地也须体现了城 市的竞争意识,增强辐射力、争取较大的腹地空间更是城市竞争发展的一项战略目标。基于这样的认识,提出了以城市竞争策略为支撑的腹地划分方法,并从综合性 腹地和城市优势产业腹地两方面给出技术方案。
The theory of city hinterland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districting ways of hinterland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5.05.009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腹地为中心城市的经济活动提供 多种支持性资源,腹地的大小、质量对城市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腹地概念自20世纪初得到应用以来,对于腹地理论的探索一直蕴含于经济地理学与城市经济学 的学说发展过程之中。通过对相关理论的分析,文章认为城市腹地不仅是一个体现社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状态的客观概念,它的动态性决定了城市腹地也须体现了城 市的竞争意识,增强辐射力、争取较大的腹地空间更是城市竞争发展的一项战略目标。基于这样的认识,提出了以城市竞争策略为支撑的腹地划分方法,并从综合性 腹地和城市优势产业腹地两方面给出技术方案。
|
| [5] |
我国城市经济影响区域系统的初步分析 [J].URL 摘要
城市经济影响能力取决于城市投 资集聚能力、市场集聚规模和技术、经济的水平状况。对15个经济变量所作的主因子分析表明:我国城市经济活动的差异主要受城市经济活动规模的制约。技术、 经济水平差异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不大。目前我国已形成5级区域经济影响中心,七个一级城市经济影响区域。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the system of influence regions of China’s urban economy [J].URL 摘要
城市经济影响能力取决于城市投 资集聚能力、市场集聚规模和技术、经济的水平状况。对15个经济变量所作的主因子分析表明:我国城市经济活动的差异主要受城市经济活动规模的制约。技术、 经济水平差异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不大。目前我国已形成5级区域经济影响中心,七个一级城市经济影响区域。
|
| [6] |
基于重力模型的中国金融中心体系识别 [J].URL 摘要
金融中心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 重要领域,金融中心识别是金融中心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沿袭金融地理学的分析脉络,从"信息"的角度解释金融中心的形成与演化机制,探究金融中心与信息腹地 的关系,以及技术进步和放松管制对不同类型金融中心的影响。引入"重力模型",将空间要素纳入到金融中心体系识别框架中,对我国金融中心体系进行识别。通 过模拟全国、省域两大尺度城市空间金融联系,确定金融中心及其腹地范围,识别并划分我国南、北两大区域金融中心体系,最终得到区域金融中心4个,省域金融 中心27个。通过对两大区域体系的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南部体系在金融规模、腹地范围、体系结构、发展趋势等四个方面都优于北部体系。
Discernment of Chinese financial center system: Gravity model approach [J].URL 摘要
金融中心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 重要领域,金融中心识别是金融中心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沿袭金融地理学的分析脉络,从"信息"的角度解释金融中心的形成与演化机制,探究金融中心与信息腹地 的关系,以及技术进步和放松管制对不同类型金融中心的影响。引入"重力模型",将空间要素纳入到金融中心体系识别框架中,对我国金融中心体系进行识别。通 过模拟全国、省域两大尺度城市空间金融联系,确定金融中心及其腹地范围,识别并划分我国南、北两大区域金融中心体系,最终得到区域金融中心4个,省域金融 中心27个。通过对两大区域体系的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南部体系在金融规模、腹地范围、体系结构、发展趋势等四个方面都优于北部体系。
|
| [7] |
中国中部地区城市影响范围划分方法的比较 [J].
随着城市化、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各种类型的城市与区域规划陆 续推出.其中,识别城市的腹地范围、促进城市与腹地的协同发展是其关键内容.因此,城市影响范围的划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已有的研究成果多以单一年份的 静态研究及单一方法的应用研究为主,缺乏时间序列上的动态演变分析,更无多种方法综合集成分析.正是基于以上考虑,在详细梳理与比较不同理论的差异性基础 上,采用引力模型和改进场模型两种方法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城市影响范围进行测度和比较研究,细致比较这两种基于不同视角的模型方法在识别城市影响范围的优势 与劣势,进而提出综合集成研究的基本框架,分析中国中部地区城市影响范围及其动态变化特征.希望能为合理选择和运用城市影响范围的分析方法,有效制定区域 等级体系规划、城市空间组织方案提供科学参考.
Comparative study of identification methods to delineate urban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central China [J].
随着城市化、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各种类型的城市与区域规划陆 续推出.其中,识别城市的腹地范围、促进城市与腹地的协同发展是其关键内容.因此,城市影响范围的划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已有的研究成果多以单一年份的 静态研究及单一方法的应用研究为主,缺乏时间序列上的动态演变分析,更无多种方法综合集成分析.正是基于以上考虑,在详细梳理与比较不同理论的差异性基础 上,采用引力模型和改进场模型两种方法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城市影响范围进行测度和比较研究,细致比较这两种基于不同视角的模型方法在识别城市影响范围的优势 与劣势,进而提出综合集成研究的基本框架,分析中国中部地区城市影响范围及其动态变化特征.希望能为合理选择和运用城市影响范围的分析方法,有效制定区域 等级体系规划、城市空间组织方案提供科学参考.
|
| [8] |
济南城市经济影响区的划分 [J].On the division of Jinan urban economic influence area [J]. |
| [9] |
基于GIS的中国城市群发育格局识别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14.03.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群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增长极,是我国 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已成为国家区域政策的热点.按照都市区-联合都市区-准都市连绵区-都市连绵区的发育演化逻辑,以都市区为城市群的基本构成单元, 以联合都市区、准都市连绵区、都市连绵区作为城市群的主要类型,利用全国2858个县级行政单元2010年的城区人口、城市化率、人均GDP、非农GDP 比重、非农就业比重、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等指标,借助GIS软件对中国城市群发育格局进行整体识别.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657个城市中共有325个 都市区单元,包括大中心市239个,小中心市86个,外围达标县196个;发育形成由156个都市区、25个联合都市区、3个准都市连绵区(武汉、山东半 岛和成德绵)和3个都市连绵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构成的城市群总体空间格局.
The identific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distribution in China based on GIS analysis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14.03.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群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增长极,是我国 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已成为国家区域政策的热点.按照都市区-联合都市区-准都市连绵区-都市连绵区的发育演化逻辑,以都市区为城市群的基本构成单元, 以联合都市区、准都市连绵区、都市连绵区作为城市群的主要类型,利用全国2858个县级行政单元2010年的城区人口、城市化率、人均GDP、非农GDP 比重、非农就业比重、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等指标,借助GIS软件对中国城市群发育格局进行整体识别.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657个城市中共有325个 都市区单元,包括大中心市239个,小中心市86个,外围达标县196个;发育形成由156个都市区、25个联合都市区、3个准都市连绵区(武汉、山东半 岛和成德绵)和3个都市连绵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构成的城市群总体空间格局.
|
| [10] |
江浙沪主要中心城市对外经济联系的测度分析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08.06.012 URL Magsci 摘要
城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城市的 发展离不开与其它城市和区域的相互联系。本文借助区域间相互作用的引力模型,从节点分析、线路分析以及经济联系强度等方面对江浙沪主要中心城市对外经济联 系状况进行实际测度,定量分析其对外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等级层次性特征。结果表明:江浙沪主要中心城市对外经济联系不断增强,区域差异明显,并且表现出按 照一定的轴线发生联系,这种轴线的方向和路径具有一定规律性;上海对江浙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大,并呈现距离衰减规律,形成圈层结构分异;苏锡常经济圈 内部经济联系紧密,南京和杭州对外经济联系不强,中心地位亟待提高;交通是宁波对外经济联系的最主要障碍。总之,江浙沪主要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是其对外 经济联系的前提条件,而加快交通建设,特别是高速公路的建设,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加强区域间经济联系的主要手段之一,当然这还与距离、行政区划和 历史等因素有关。
A study on foreign economic contact of important central cities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and the city of Shanghai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08.06.012 URL Magsci 摘要
城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城市的 发展离不开与其它城市和区域的相互联系。本文借助区域间相互作用的引力模型,从节点分析、线路分析以及经济联系强度等方面对江浙沪主要中心城市对外经济联 系状况进行实际测度,定量分析其对外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等级层次性特征。结果表明:江浙沪主要中心城市对外经济联系不断增强,区域差异明显,并且表现出按 照一定的轴线发生联系,这种轴线的方向和路径具有一定规律性;上海对江浙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大,并呈现距离衰减规律,形成圈层结构分异;苏锡常经济圈 内部经济联系紧密,南京和杭州对外经济联系不强,中心地位亟待提高;交通是宁波对外经济联系的最主要障碍。总之,江浙沪主要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是其对外 经济联系的前提条件,而加快交通建设,特别是高速公路的建设,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加强区域间经济联系的主要手段之一,当然这还与距离、行政区划和 历史等因素有关。
|
| [11] |
基于交通可达性的中国地级以上城市腹地划分 [J].
在全国地级以上中心城市腹地划 分中同时考虑中心城市综合规模与交通条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与指标体系评价城市综合规模,并通过场强模型,借助GIS软件,采用成本加权栅格法与空间叠加 等技术得到28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场强,并划分城市腹地.结果表明:全国场强整体格局为东、中、西递减趋势,高场强区呈现出东部成片、中部成串、西部成点 状的特点,高场强区沿快速交通干道向外延伸.中心城市腹地空间关系体现空间等级层次关系.根据腹地分析结果与行政范围,将全国划分为3个一级经济区,9个 二级经济区,33个三级经济区.
Delimitation of urban hinterland areas of the prefecture level or above in China based on traffic accessibility [J].
在全国地级以上中心城市腹地划 分中同时考虑中心城市综合规模与交通条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与指标体系评价城市综合规模,并通过场强模型,借助GIS软件,采用成本加权栅格法与空间叠加 等技术得到28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场强,并划分城市腹地.结果表明:全国场强整体格局为东、中、西递减趋势,高场强区呈现出东部成片、中部成串、西部成点 状的特点,高场强区沿快速交通干道向外延伸.中心城市腹地空间关系体现空间等级层次关系.根据腹地分析结果与行政范围,将全国划分为3个一级经济区,9个 二级经济区,33个三级经济区.
|
| [12] |
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量度方法探讨: 以深圳市为例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479-8023.2005.04.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地域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生态足迹计 算模型通过比较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与区域生态承载力之间的平衡程度以衡量区域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状态.在介绍生态足迹的理论和计算模型的基础之上,对 深圳市2000年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状态进行了实例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深圳市2000年的人均生态赤字为1.975 1 hm2/人,深圳城市生态处于非可持续发展状态,以消耗自身生态资源和转移生态压力作为城市发展代价.进一步分析了深圳市的生态赤字构成,生态压力的空间 分布,并与国内部分城市的生态足迹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对生态足迹计算模型在城市区域应用的优缺点进行了探讨,并就如何减少深圳市的生态赤字,降低深圳 市对外部生态系统的依赖性提出了相应对策.
Measuring urban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A case study in Shenzhen city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479-8023.2005.04.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地域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生态足迹计 算模型通过比较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与区域生态承载力之间的平衡程度以衡量区域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状态.在介绍生态足迹的理论和计算模型的基础之上,对 深圳市2000年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状态进行了实例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深圳市2000年的人均生态赤字为1.975 1 hm2/人,深圳城市生态处于非可持续发展状态,以消耗自身生态资源和转移生态压力作为城市发展代价.进一步分析了深圳市的生态赤字构成,生态压力的空间 分布,并与国内部分城市的生态足迹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对生态足迹计算模型在城市区域应用的优缺点进行了探讨,并就如何减少深圳市的生态赤字,降低深圳 市对外部生态系统的依赖性提出了相应对策.
|
| [13] |
广州城市腹地划分及变化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06.04.002 URL 摘要
选取衡量城市实力的四类指标,用聚类分析方法,确定与广州处于同 一级别的中心地城市;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影响主因子,采用影响力指数计算2004年广州腹地的断裂点,并结合流态分析,将广州城市腹地划分为包括广东、广 西、湖南、云南、贵州、四川、海南在内的直接腹地以及包括重庆、江西、福建和湖北在内的竞争腹地.其范围与泛珠江三角洲的省区基本相当.然后用同样方法计 算广州1985、1994年的断裂点,比较改革开放近20年来广州城市腹地的变化,分析了变化的原因;最后,探讨了未来广州腹地拓展的策略,并认为推进泛 珠江三角洲一体化建设对拓展广州腹地具有重要意义.
The hinterland of Guangzhou city: Definition and its change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06.04.002 URL 摘要
选取衡量城市实力的四类指标,用聚类分析方法,确定与广州处于同 一级别的中心地城市;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影响主因子,采用影响力指数计算2004年广州腹地的断裂点,并结合流态分析,将广州城市腹地划分为包括广东、广 西、湖南、云南、贵州、四川、海南在内的直接腹地以及包括重庆、江西、福建和湖北在内的竞争腹地.其范围与泛珠江三角洲的省区基本相当.然后用同样方法计 算广州1985、1994年的断裂点,比较改革开放近20年来广州城市腹地的变化,分析了变化的原因;最后,探讨了未来广州腹地拓展的策略,并认为推进泛 珠江三角洲一体化建设对拓展广州腹地具有重要意义.
|
| [14] |
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企业再造 [J].
人类社会进入了(移动)互联网 时代。(移动)互联网改变了交易场所、拓展了交易时间、丰富了交易品类、加快了交易速度、减少了中间环节,它对商业企业、工业企业、金融企业乃至医疗企 业、高等院校、政府机构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九九归一,即为"互联网思维"。本文认为,互联网思维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互联网精 神,即:开放、平等、协作、共享。二是互联网理念,虚拟实体打通、时空约束打破,一切都极致化、一切都模块化,个人帝国主义、利用大众力量,通过免费赚 钱、用户本位主义。三是互联网经济,交易技术层面:长尾理论;交易结构层面:市场均衡理论;交易绩效层面:消费者主权论。根据互联网思维,传统企业必须进 行再造,其方向是打造智慧型组织:网络化生态、全球化整合、平台化运作、员工化用户、无边界发展、自组织管理。正如海尔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所说"没 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所有企业必须跟上时代步伐才能生存。
Mobile Internet thinking and traditional business reengineering [J].
人类社会进入了(移动)互联网 时代。(移动)互联网改变了交易场所、拓展了交易时间、丰富了交易品类、加快了交易速度、减少了中间环节,它对商业企业、工业企业、金融企业乃至医疗企 业、高等院校、政府机构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九九归一,即为"互联网思维"。本文认为,互联网思维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互联网精 神,即:开放、平等、协作、共享。二是互联网理念,虚拟实体打通、时空约束打破,一切都极致化、一切都模块化,个人帝国主义、利用大众力量,通过免费赚 钱、用户本位主义。三是互联网经济,交易技术层面:长尾理论;交易结构层面:市场均衡理论;交易绩效层面:消费者主权论。根据互联网思维,传统企业必须进 行再造,其方向是打造智慧型组织:网络化生态、全球化整合、平台化运作、员工化用户、无边界发展、自组织管理。正如海尔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所说"没 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所有企业必须跟上时代步伐才能生存。
|
| [15] |
可达性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05.03.009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可达性是指利用一种特定的交通系统从某一给定区位到达活动地点的便利程度。可达性反映了区域与其他有关地区相接触进行社会经济和技术交流的机会与潜力。本文综合了可达性的主要定量评价方法,并对各种方法的优缺点进行了比较,总结了近期可达性评价方法的进展与动态。随后分别在区域和国家尺度与城市内部尺度上总结了可达性在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城市土地利用、社会服务设施提供、城市社会问题等各方面的应用。相对来讲,国内关于可达性的研究尚不丰富。最后,本文阐述了目前可达性研究中的问题,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p>
Review and prospectation of accessibility research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05.03.009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可达性是指利用一种特定的交通系统从某一给定区位到达活动地点的便利程度。可达性反映了区域与其他有关地区相接触进行社会经济和技术交流的机会与潜力。本文综合了可达性的主要定量评价方法,并对各种方法的优缺点进行了比较,总结了近期可达性评价方法的进展与动态。随后分别在区域和国家尺度与城市内部尺度上总结了可达性在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城市土地利用、社会服务设施提供、城市社会问题等各方面的应用。相对来讲,国内关于可达性的研究尚不丰富。最后,本文阐述了目前可达性研究中的问题,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p>
|
| [16] |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在地学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1-8166.2003.01.01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近年来,随着人工神经网络(ANNs)自身技术的不断完善,应用 ANNs模型成功解决各类地学问题的案例大量出现.通过对其发展历程进行分析发现,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地学分析中已开始融入ANNs技术,国内则滞后 1～2年.在地学分析中使用的各类人工神经网络类型中,BP模型应用最广,占到85%以上.在10余年的应用过程中,虽然地学的各个分支学科都移植了一种 或数种ANNs模型作为其分析工具,但水文、地质、大气、遥感等领域应用较为广泛.传统地学定量分析中的单变量或多变量预测成为人工神经网络地学模型的主 要应用客体.同时,诸如模式识别和过程模拟等也是ANNs模型求解的对象.目前,随着建模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地学ANNs模型的发展呈现出多种技术综合集 成的态势,遗传算法、小波转换、模拟退火算法以及模糊逻辑等方法与ANNs模型融合,成为解决地学分析中非线性问题的利器.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to geosciences: Review and prospect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1-8166.2003.01.01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近年来,随着人工神经网络(ANNs)自身技术的不断完善,应用 ANNs模型成功解决各类地学问题的案例大量出现.通过对其发展历程进行分析发现,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地学分析中已开始融入ANNs技术,国内则滞后 1～2年.在地学分析中使用的各类人工神经网络类型中,BP模型应用最广,占到85%以上.在10余年的应用过程中,虽然地学的各个分支学科都移植了一种 或数种ANNs模型作为其分析工具,但水文、地质、大气、遥感等领域应用较为广泛.传统地学定量分析中的单变量或多变量预测成为人工神经网络地学模型的主 要应用客体.同时,诸如模式识别和过程模拟等也是ANNs模型求解的对象.目前,随着建模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地学ANNs模型的发展呈现出多种技术综合集 成的态势,遗传算法、小波转换、模拟退火算法以及模糊逻辑等方法与ANNs模型融合,成为解决地学分析中非线性问题的利器.
|
| [17] |
GIS支持下的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建设用地遥感分析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8158.2013.09.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研究目的：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空间及建设用 地发展过程和总体特征进行梳理总结。研究方法：利用RS与GIS技术方法，提取珠江三角洲核心区1979、1990、1995、2000、2003、 2006和2008年的用地信息，并划分城镇建成区。研究结果：（1）1979-2008年间，珠江三角洲核心区的非农建设用地增长了约53倍，城镇建成 区增长了约65倍；（2）该地区非农建设用地及城镇建成区的增长速度均经历了由快到慢的过程，但相对于非农建设用地年均增量逐年递增的趋势，城镇建成区的 年均增量具有阶段性；（3）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城镇空间的增长模式经历了由1979-1990年间的分散发展到1990-2006年间的集聚发展，再到 2006-2008年间的分散发展的空间转换；（4）在此期间，城镇空间整体表现出点状扩张到线状空间出现，再到形成密集发展带和都市建设圈层的动态演 变。研究结论：本文可为区域协调发展决策与管理提供依据，同时也为进一步探寻本地区土地利用变迁和城镇空间发展演变的机制奠定了基础。
Remote sensing analysis on construction land in the core area of Pearl River Delta based on GIS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8158.2013.09.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研究目的：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空间及建设用 地发展过程和总体特征进行梳理总结。研究方法：利用RS与GIS技术方法，提取珠江三角洲核心区1979、1990、1995、2000、2003、 2006和2008年的用地信息，并划分城镇建成区。研究结果：（1）1979-2008年间，珠江三角洲核心区的非农建设用地增长了约53倍，城镇建成 区增长了约65倍；（2）该地区非农建设用地及城镇建成区的增长速度均经历了由快到慢的过程，但相对于非农建设用地年均增量逐年递增的趋势，城镇建成区的 年均增量具有阶段性；（3）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城镇空间的增长模式经历了由1979-1990年间的分散发展到1990-2006年间的集聚发展，再到 2006-2008年间的分散发展的空间转换；（4）在此期间，城镇空间整体表现出点状扩张到线状空间出现，再到形成密集发展带和都市建设圈层的动态演 变。研究结论：本文可为区域协调发展决策与管理提供依据，同时也为进一步探寻本地区土地利用变迁和城镇空间发展演变的机制奠定了基础。
|
| [18] |
网络城市研究回顾: 概念、特征与发展经验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9479.2010.04.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信息化、全球化与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网络城市成为新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通过构建多中心网 络城市来促进均衡、可持续的地域发展成为规划界的研究热点。网络城市不仅是构建形态上的网络，更重要的是成为具备关键功能性关联的功能实体。本文将从概念 辨析与特征描述、形态与结构演化、功能联系与整合分析、典型案例研究四个方面，系统地回顾国内外网络城市相关研究的进展，从而更好地指导国内城市空间发展 的实践。
The research review on network cities: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ce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9479.2010.04.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信息化、全球化与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网络城市成为新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通过构建多中心网 络城市来促进均衡、可持续的地域发展成为规划界的研究热点。网络城市不仅是构建形态上的网络，更重要的是成为具备关键功能性关联的功能实体。本文将从概念 辨析与特征描述、形态与结构演化、功能联系与整合分析、典型案例研究四个方面，系统地回顾国内外网络城市相关研究的进展，从而更好地指导国内城市空间发展 的实践。
|
| [19] |
甘肃省城市经济辐射区及其经济协作区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6.02.0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选择了断裂点模型作为定量衡量的方法,应用断裂点公式、场强公式和辐射半径公式,以城市规模和城市距离为起点,计算出断裂点位置及其场强,并选择边界场强计算出了甘肃省14个主要城市的经济辐射半径.依据这一定量化的辐射范围,分析了甘肃省区域内点辐射和线辐射的特点,进而为城市经济协作区的划分、城市化战略以及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The research of urban economic radiation region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rea in Gansu province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6.02.0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选择了断裂点模型作为定量衡量的方法,应用断裂点公式、场强公式和辐射半径公式,以城市规模和城市距离为起点,计算出断裂点位置及其场强,并选择边界场强计算出了甘肃省14个主要城市的经济辐射半径.依据这一定量化的辐射范围,分析了甘肃省区域内点辐射和线辐射的特点,进而为城市经济协作区的划分、城市化战略以及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
| [20] |
基于腹地划分的中国城市群空间影响范围识别 [J].https://doi.org/10.11867/j.issn.1001-8166.2014.03.035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群空间影响范围的界定是认 清城市群内中心城市与腹地、城市与城市间相互关联的基础。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结节性指数,利用累积耗费距离法和k阶数据 场,综合测度了交通可达性与空间场能,根据场强"取大"原则对城市腹地进行了划分,依据城市腹地范围界定了城市群的空间影响范围。结果表明:①中国地级以 上城市最大和最小结节性指数相差157.53倍,城市平均可达时间为193.43 min,场能平均值为5 412,最大和最小城市腹地相差3 751倍;②23个城市群中,空间影响范围最大的是北疆城市群,空间平均场强最大的是中原城市群;③城市群在空间上呈现为发育程度不同的"11+9+3" 的分布格局和逆时针90°旋转的"β"型城市群连绵带发展格局;④基于腹地划分的城市群空间影响范围充分考虑了现实的交通网络和地形地貌特点,实现了对广 域空间范围内城市腹地范围和城市群空间影响范围的定量测度。
a. Identification of spatial influence sphere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based on urban hinterland delimitation [J].https://doi.org/10.11867/j.issn.1001-8166.2014.03.035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群空间影响范围的界定是认 清城市群内中心城市与腹地、城市与城市间相互关联的基础。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结节性指数,利用累积耗费距离法和k阶数据 场,综合测度了交通可达性与空间场能,根据场强"取大"原则对城市腹地进行了划分,依据城市腹地范围界定了城市群的空间影响范围。结果表明:①中国地级以 上城市最大和最小结节性指数相差157.53倍,城市平均可达时间为193.43 min,场能平均值为5 412,最大和最小城市腹地相差3 751倍;②23个城市群中,空间影响范围最大的是北疆城市群,空间平均场强最大的是中原城市群;③城市群在空间上呈现为发育程度不同的"11+9+3" 的分布格局和逆时针90°旋转的"β"型城市群连绵带发展格局;④基于腹地划分的城市群空间影响范围充分考虑了现实的交通网络和地形地貌特点,实现了对广 域空间范围内城市腹地范围和城市群空间影响范围的定量测度。
|
| [21] |
基于可达性与场强模型的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空间场能测度 [J].
空间场能是区域中心城市借助区 域联系通道带动腹地发展而产生的"势能差"的抽象表达,可有效刻画区域发展格局与空间差异。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与指标体系计算城市结节性指数,借助 ArcGIS软件平台,采用累积耗费距离法、K阶数据场和ESDA等方法,综合测度了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可达性与空间场能,并分别从省域、市域、县 域等单元探讨了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与南北场能差异的空间格局与演变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可达性条件不断改善,平均可达性时间从1991年的 246.98min缩短为2010年的193.43min。空间场能显著增长且空间分异性显著,分布结构由单核向多极网络状形态转变。县域场能存在显著的 空间极化现象,场能热点区域的分布呈现显著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带状分布的格局。依据场能分析结果,将全国划分为3个一级经济区和26个 二级城市经济区。
b. Measurements for spatial field of cities at prefecture level or above in China based on accessibility and field-strength model [J].
空间场能是区域中心城市借助区 域联系通道带动腹地发展而产生的"势能差"的抽象表达,可有效刻画区域发展格局与空间差异。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与指标体系计算城市结节性指数,借助 ArcGIS软件平台,采用累积耗费距离法、K阶数据场和ESDA等方法,综合测度了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可达性与空间场能,并分别从省域、市域、县 域等单元探讨了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与南北场能差异的空间格局与演变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可达性条件不断改善,平均可达性时间从1991年的 246.98min缩短为2010年的193.43min。空间场能显著增长且空间分异性显著,分布结构由单核向多极网络状形态转变。县域场能存在显著的 空间极化现象,场能热点区域的分布呈现显著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带状分布的格局。依据场能分析结果,将全国划分为3个一级经济区和26个 二级城市经济区。
|
| [22] |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腹地的测度分析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8.06.00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p>一个明确而又合理的城市腹地范围, 是保证一定区域内各城市实现合理功能整合的关 键, 也是对城市经济区进行各项研究的基础。通过构建衡量城市综合规模的指标体系, 运用 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中国28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规模值。在GIS 软件支持下, 将中国划分为 5 km×5 km 的格网, 利用场强模型, 对2004 年28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腹地进行了划分, 比较腹地的范围及相互关系, 并与省域和市域行政范围进行了叠合分析, 实现了城市腹地测 定、分析的可视化。结果表明: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规模值差异较大, 最大和最小城市规模 相差达284 倍。场强值分布呈现明显的东、中、西递减的分异特征, 与经济发展的梯度差异 一致。中、东部的城市影响力的弱势区域全部分布在省域交界地带, 在场强值大于12 的级别 上, 东、中部城市的场强影响范围连成一片。各城市腹地范围相差亦较大, 最大和最小城市 腹地相差达5488 倍。各城市在地理位置上不一定位于其腹地的几何中心, 偏移比较大的城市 往往成对分布。城市腹地与省域行政范围吻合度较差, 根据腹地在市域行政范围内的面积比 例, 将城市分为4 类, 并提出相应的空间发展策略。依据腹地的分析结果将全国划分为3 个 一级城市经济区、11 个二级区和38 个三级区。</p>
Measurements for urban hinterland area of cities at prefecture level or above in China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8.06.00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p>一个明确而又合理的城市腹地范围, 是保证一定区域内各城市实现合理功能整合的关 键, 也是对城市经济区进行各项研究的基础。通过构建衡量城市综合规模的指标体系, 运用 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中国28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规模值。在GIS 软件支持下, 将中国划分为 5 km×5 km 的格网, 利用场强模型, 对2004 年28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腹地进行了划分, 比较腹地的范围及相互关系, 并与省域和市域行政范围进行了叠合分析, 实现了城市腹地测 定、分析的可视化。结果表明: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规模值差异较大, 最大和最小城市规模 相差达284 倍。场强值分布呈现明显的东、中、西递减的分异特征, 与经济发展的梯度差异 一致。中、东部的城市影响力的弱势区域全部分布在省域交界地带, 在场强值大于12 的级别 上, 东、中部城市的场强影响范围连成一片。各城市腹地范围相差亦较大, 最大和最小城市 腹地相差达5488 倍。各城市在地理位置上不一定位于其腹地的几何中心, 偏移比较大的城市 往往成对分布。城市腹地与省域行政范围吻合度较差, 根据腹地在市域行政范围内的面积比 例, 将城市分为4 类, 并提出相应的空间发展策略。依据腹地的分析结果将全国划分为3 个 一级城市经济区、11 个二级区和38 个三级区。</p>
|
| [23] |
基于DEA-ESDA的甘肃省城乡统筹发展效率评价及其空间差异分析 [J].
基于2009年甘肃省14个地级市（州）城乡统筹发展的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 （DEA）评价了各区域的城乡统筹发展效率，并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对其空间差异变化特征与规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甘肃省城乡统筹发展 效率总体上呈西高东低、南北分化的分布特征，并存两大“DEA有效”极核；规模效率是当前制约甘肃省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效率的主要方面；全省普遍存在投入冗 余现象，可通过优化环境、产业结构高级化、突出特色产业、提升产业技术、提高劳动力素质及提高城市化水平等途径来提高区域的城乡统筹发展效率；各区域之间 城乡统筹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显著，体现出“阶梯型”发展和两极“俱乐部趋同”的态势。基于DEA—ESDA的研究方法可以清楚地解释甘肃省城乡统筹发展效 率及其空间差异问题，并为城乡统筹发展评价研究提供案例参考和科学依据。
Evaluation of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analysis of its spatial difference in Gansu based on DEA-ESDA [J].
基于2009年甘肃省14个地级市（州）城乡统筹发展的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 （DEA）评价了各区域的城乡统筹发展效率，并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对其空间差异变化特征与规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甘肃省城乡统筹发展 效率总体上呈西高东低、南北分化的分布特征，并存两大“DEA有效”极核；规模效率是当前制约甘肃省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效率的主要方面；全省普遍存在投入冗 余现象，可通过优化环境、产业结构高级化、突出特色产业、提升产业技术、提高劳动力素质及提高城市化水平等途径来提高区域的城乡统筹发展效率；各区域之间 城乡统筹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显著，体现出“阶梯型”发展和两极“俱乐部趋同”的态势。基于DEA—ESDA的研究方法可以清楚地解释甘肃省城乡统筹发展效 率及其空间差异问题，并为城乡统筹发展评价研究提供案例参考和科学依据。
|
| [24] |
城市边缘带识别研究进展与展望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8.00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城市边缘带作为城市与乡村相交 接的特殊地带,是城市化进程中最为敏感的区域;城市边缘带的定量识别是研究边缘带社会结构、景观格局和发展梯度的基础工作,也是城市化生态环境效应定量分 析的前提条件。但边缘带识别的理论与方法未受到足够重视,缺乏系统梳理。本文在对比分析城市边缘带及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明确了城市边缘带识别的实质与内 涵;提出了基于指示要素—空间单元—判别模型的城市边缘带识别概念框架,并从上述三方面系统回顾了国内外城市边缘带识别研究进展;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认为城乡作用机理探析、多要素综合识别、非参数化模型融合、多尺度转换以及长时间序列动态监测等将是下一步重点研究方向。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urban fringe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8.00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城市边缘带作为城市与乡村相交 接的特殊地带,是城市化进程中最为敏感的区域;城市边缘带的定量识别是研究边缘带社会结构、景观格局和发展梯度的基础工作,也是城市化生态环境效应定量分 析的前提条件。但边缘带识别的理论与方法未受到足够重视,缺乏系统梳理。本文在对比分析城市边缘带及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明确了城市边缘带识别的实质与内 涵;提出了基于指示要素—空间单元—判别模型的城市边缘带识别概念框架,并从上述三方面系统回顾了国内外城市边缘带识别研究进展;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认为城乡作用机理探析、多要素综合识别、非参数化模型融合、多尺度转换以及长时间序列动态监测等将是下一步重点研究方向。
|
| [25] |
城市边缘区研究综述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11.04.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对城市边缘区的概念、特征和范围界定的认识基础上,总结归纳了城市边缘区在国外发展的进程和国内研究动向,并对比分析国内外城市边缘区发展差异,以及未来我国城市边缘区研究的趋势。
A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the urban fringe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11.04.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对城市边缘区的概念、特征和范围界定的认识基础上,总结归纳了城市边缘区在国外发展的进程和国内研究动向,并对比分析国内外城市边缘区发展差异,以及未来我国城市边缘区研究的趋势。
|
| [26] |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城市建成区提取方法评价与应用 [J].
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 已被广泛应用于城市建成区的提取。目前主要存在4类提取方法:经验阈值法、突变检测法、统计数据法和较高分辨率影像数据空间比较法。以上海为例,在 2000年、2003年、2006年夜间灯光数据的基础上,利用4种方法完成了城市建成区的提取。通过对不同年份数据提取结果的比较,证明了相同的灰度分 割阈值对不同年份的夜间灯光数据中不存在通用性;在对2003年夜间灯光数据的提取中,4类方法所得结果精确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统计数据法、突变检测法、经 验阈值法和较高分辨率影像数据空间比较法,相对误差分别为1.3%、2.1%、5.1%和11.2%,在对4种方法的便捷性和可实现性进行分析与评价后, 使用突变检测法完成了上海市2000~2006年城市建成区的提取。
Methods for deriving urban Built-up area using night-light data: Assessment and application [J].
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 已被广泛应用于城市建成区的提取。目前主要存在4类提取方法:经验阈值法、突变检测法、统计数据法和较高分辨率影像数据空间比较法。以上海为例,在 2000年、2003年、2006年夜间灯光数据的基础上,利用4种方法完成了城市建成区的提取。通过对不同年份数据提取结果的比较,证明了相同的灰度分 割阈值对不同年份的夜间灯光数据中不存在通用性;在对2003年夜间灯光数据的提取中,4类方法所得结果精确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统计数据法、突变检测法、经 验阈值法和较高分辨率影像数据空间比较法,相对误差分别为1.3%、2.1%、5.1%和11.2%,在对4种方法的便捷性和可实现性进行分析与评价后, 使用突变检测法完成了上海市2000~2006年城市建成区的提取。
|
| [27] |
边界效应与跨国界经济合作的地域模式: 以东亚地区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2.01.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边界是划分不同政治实体及其管辖地域的政治地理界线.国际边界对 地区经济发展有屏障和中介两种效应,并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从跨国界经济合作的角度,可划分出封闭型、半封闭型和开放型等边界类型,不同的边界类型对 跨国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不同.边界效应在空间维上是可变的,通过空间扩散向腹地外延.文中图示了核心腹地、紧密腹地和边缘腹地三种类型.在经济全球化 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推动下,开放型边界逐渐增多,跨国界次区域经济合作日益发展,成为区域经济集团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本文以边界经济合作发展迅速的东 亚地区为研究样本,提出了边界跨国界经济合作的3种基本地域模式,印通道模式、贸易口岸模式和开发区模式,并探讨了各自在边界经济合作中的发展内涵及发展 前景.
The boundary effect and cross-border sub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 case study of East Asia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2.01.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边界是划分不同政治实体及其管辖地域的政治地理界线.国际边界对 地区经济发展有屏障和中介两种效应,并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从跨国界经济合作的角度,可划分出封闭型、半封闭型和开放型等边界类型,不同的边界类型对 跨国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不同.边界效应在空间维上是可变的,通过空间扩散向腹地外延.文中图示了核心腹地、紧密腹地和边缘腹地三种类型.在经济全球化 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推动下,开放型边界逐渐增多,跨国界次区域经济合作日益发展,成为区域经济集团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本文以边界经济合作发展迅速的东 亚地区为研究样本,提出了边界跨国界经济合作的3种基本地域模式,印通道模式、贸易口岸模式和开发区模式,并探讨了各自在边界经济合作中的发展内涵及发展 前景.
|
| [28] |
|
| [29] |
城市生态空间与城市生态腹地研究 [J].
通过对城市与区域生态联系的理论梳理,提出了城市生态空间包括城 市行政生态空间和城市自然生态空间两种类型的观点,认为城市生态空间最理想的结构模式应是上述两种生态空间相吻合.在对腹地概念及其演变进行剖析的基础 上,科学界定了"城市生态腹地"这一重要概念及其基本属性,提出了城市生态腹地范围的确定原则,并以北京为案例讨论了城市生态腹地的构建问题.
Study on urban eco-space and urban eco-hinterland [J].
通过对城市与区域生态联系的理论梳理,提出了城市生态空间包括城 市行政生态空间和城市自然生态空间两种类型的观点,认为城市生态空间最理想的结构模式应是上述两种生态空间相吻合.在对腹地概念及其演变进行剖析的基础 上,科学界定了"城市生态腹地"这一重要概念及其基本属性,提出了城市生态腹地范围的确定原则,并以北京为案例讨论了城市生态腹地的构建问题.
|
| [30] |
城市群时代中心城市的影响腹地界定研究: 以济南市为例 [J].
进入21世纪，我国进入城市群快速发展时期，而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是城市群形成发展的重要 基础。本文以济南市为侧，通过构建多指标体系，在测算城市中心性强度值的基础上，利用扩展断裂点模型在GIS软件支持下勾勒济南在区外、区内两个层次的影 响腹地范围。研究表明：受不同城市作用力影响，济南在区外城市间的影响腹地范围基本吻合山东省西部行政边界，，与当前济南都市圈的范围基本一致；而区内腹 地范围明显大于济南行政区划，形成了中心城市的高地效应。结合研究成果，对济南城市发展提出诸如合理调整行政区划、改善基础设施和加强都市圈建设等发展建 议。
Study on the hinterland area of center cities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era: A case study of Jinan [J].
进入21世纪，我国进入城市群快速发展时期，而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是城市群形成发展的重要 基础。本文以济南市为侧，通过构建多指标体系，在测算城市中心性强度值的基础上，利用扩展断裂点模型在GIS软件支持下勾勒济南在区外、区内两个层次的影 响腹地范围。研究表明：受不同城市作用力影响，济南在区外城市间的影响腹地范围基本吻合山东省西部行政边界，，与当前济南都市圈的范围基本一致；而区内腹 地范围明显大于济南行政区划，形成了中心城市的高地效应。结合研究成果，对济南城市发展提出诸如合理调整行政区划、改善基础设施和加强都市圈建设等发展建 议。
|
| [31] |
评介富田和晓的《大都市圈的结构演变》一书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02.02.0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富田和晓教授的<大都市圈的结构演变>书以都市空间为经,结构演变为纬,从人口、产业、居住、消费、通勤、中心地等级和职能等广泛的角度对日本3大都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笔者对该书的全貌作了介绍和评价.
Book review: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s of Japan by Tomita Kazuaki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02.02.0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富田和晓教授的<大都市圈的结构演变>书以都市空间为经,结构演变为纬,从人口、产业、居住、消费、通勤、中心地等级和职能等广泛的角度对日本3大都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笔者对该书的全貌作了介绍和评价.
|
| [32] |
基于GIS的城市势力圈测度研究: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504.2004.03.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该文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运 用多种模型,探讨基于GIS技术的城市势力圈的测度。结果表明,通过GIS技术可以实现城市势力圈分析、预测的可视化。通过GIS的各种分析工具,可以实 现常规方法无法做到的功能扩展,对探讨城市发展演变规律、预测未来变动趋势能起到很好的辅助决策作用,有较强的应用价值。
Measurement of urban hinterland area based on GIS: A case stud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504.2004.03.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该文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运 用多种模型,探讨基于GIS技术的城市势力圈的测度。结果表明,通过GIS技术可以实现城市势力圈分析、预测的可视化。通过GIS的各种分析工具,可以实 现常规方法无法做到的功能扩展,对探讨城市发展演变规律、预测未来变动趋势能起到很好的辅助决策作用,有较强的应用价值。
|
| [33] |
从“单中心区域”到“网络城市”: 武汉城市圈空间格局优化战略研究 [J].From monocentric region to network cities: Optimization strategy study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Wuhan urban agglomerations [J]. |
| [34] |
基于改进场模型的城市影响范围动态演变: 以中国中部地区为例 [J].Magsci 摘要
由于在认清城市与腹地、城市与城市之间相互关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城市影响范围成为 目前中国区域研究的热点。本文从城市影响力指数及区域可达性两方面对传统的场模型进行 改进，更为合理地界定出城市影响范围。以中国中部地区1990、2000、2007 年3 个年份的研究为 例，研究城市影响范围的动态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重点从空间形态演变方面提炼出城市影 响范围演变的3 大阶段及其对应的5 种类型，并对各阶段城市的较快发展提出建议。从理论及 实践层面对城市影响范围的研究进行了探索，以期为城市影响范围甚至区域相关问题的进一步 研究提供帮助。
The study of urban spheres of influence based on improved field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s: A case study of central China [J].Magsci 摘要
由于在认清城市与腹地、城市与城市之间相互关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城市影响范围成为 目前中国区域研究的热点。本文从城市影响力指数及区域可达性两方面对传统的场模型进行 改进，更为合理地界定出城市影响范围。以中国中部地区1990、2000、2007 年3 个年份的研究为 例，研究城市影响范围的动态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重点从空间形态演变方面提炼出城市影 响范围演变的3 大阶段及其对应的5 种类型，并对各阶段城市的较快发展提出建议。从理论及 实践层面对城市影响范围的研究进行了探索，以期为城市影响范围甚至区域相关问题的进一步 研究提供帮助。
|
| [35] |
“空间”的思想谱系与理想图景: 一种开放性实践空间的建构 [J].
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空间转向，以空间作为社会理论的核心，无疑有助于重新审视空间，把握和 研究社会空间在理论建构层面的内涵。与从“时间”和“空间”的二元对立中发掘空间的本体地位的路径不同，本文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尝试，试图从“空间”本身的 理论建构出发，以相对空间与绝对空间、经验空间与先验空间、客观空间与主观空间等之间的关系，切入社会空间理论建构的纵深，在系统梳理“空间”思想谱系的 基础上，深入探讨社会空间的现实状况，进而建构社会空间的一种理想图景，即在整合社会空间思想谱系与未来走向的基础上，力图推进一种开放性的实践空间的生 成和发展。
The intellectual genealogy and ideal prospect of spac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pen practical space [J].
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空间转向，以空间作为社会理论的核心，无疑有助于重新审视空间，把握和 研究社会空间在理论建构层面的内涵。与从“时间”和“空间”的二元对立中发掘空间的本体地位的路径不同，本文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尝试，试图从“空间”本身的 理论建构出发，以相对空间与绝对空间、经验空间与先验空间、客观空间与主观空间等之间的关系，切入社会空间理论建构的纵深，在系统梳理“空间”思想谱系的 基础上，深入探讨社会空间的现实状况，进而建构社会空间的一种理想图景，即在整合社会空间思想谱系与未来走向的基础上，力图推进一种开放性的实践空间的生 成和发展。
|
| [36] |
基于GIS的城市影响腹地划分研究: 以长三角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7852.2008.06.009 URL 摘要
以断裂点模型为基础，以城市场强模型为工具，引入中心城市综合实力和城市间时间成本加权距离 两个指标对模型进行修正，结合水分分析方法，对长三角15个中心城市的影响腹地进行划分，比较城市腹地的面积大小及分布情况，并在腹地划分的基础上叠加市 域行政范围来揭示长三角各城市腹地范围与行政范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可为长三角行政区划调整等提供参考。
A GIS-based measurement for urban hinterland area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7852.2008.06.009 URL 摘要
以断裂点模型为基础，以城市场强模型为工具，引入中心城市综合实力和城市间时间成本加权距离 两个指标对模型进行修正，结合水分分析方法，对长三角15个中心城市的影响腹地进行划分，比较城市腹地的面积大小及分布情况，并在腹地划分的基础上叠加市 域行政范围来揭示长三角各城市腹地范围与行政范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可为长三角行政区划调整等提供参考。
|
| [37] |
基于网络加权Voronoi图分析的南京市商业中心辐射域研究 [J].https://doi.org/10.11821/xb20091200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道路网络在城市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它是联系商业中心与需求间的桥梁,道路系统的更新与变化必然会对它们的关联产生影响。Voronoi图是划分势力空间的有效工具,基于道路网络分析构建的加权Voronoi图可以模拟城市商业中心功能辐射的实际情形。本文给出了基于道路网络分析的Voronoi图和加权Voronoi图构建方法,通过对各种Voronoi图的比较分析,认为基于网络路径时间分析构建的加权Voronoi面域图在商业中心辐射域模拟中最为有效。将空间相互作用和断裂点理论与网络加权Voronoi面域图相结合,模拟不同交通条件下南京市商业中心辐射域空间格局及其需求覆盖变化,并提取了辐射域的覆盖面积、覆盖人口、最远辐射路径距离和平均辐射路径距离等信息。对商业中心的地铁邻近度与其辐射域的扩张面积进行相关分析,采用域邻接矩阵描述空间划分平衡与不平衡之间的相互转变过程,可分析道路系统变更后商业中心之间空间竞争的变化趋势。分析结果表明商业中心的地铁邻近度与辐射域的扩张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快速轨道交通在商业中心空间竞争中发挥关键作用。
Radiation domain of commercial centers in Nanjing based on analysis of road network weighted Voronoi diagram [J].https://doi.org/10.11821/xb20091200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道路网络在城市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它是联系商业中心与需求间的桥梁,道路系统的更新与变化必然会对它们的关联产生影响。Voronoi图是划分势力空间的有效工具,基于道路网络分析构建的加权Voronoi图可以模拟城市商业中心功能辐射的实际情形。本文给出了基于道路网络分析的Voronoi图和加权Voronoi图构建方法,通过对各种Voronoi图的比较分析,认为基于网络路径时间分析构建的加权Voronoi面域图在商业中心辐射域模拟中最为有效。将空间相互作用和断裂点理论与网络加权Voronoi面域图相结合,模拟不同交通条件下南京市商业中心辐射域空间格局及其需求覆盖变化,并提取了辐射域的覆盖面积、覆盖人口、最远辐射路径距离和平均辐射路径距离等信息。对商业中心的地铁邻近度与其辐射域的扩张面积进行相关分析,采用域邻接矩阵描述空间划分平衡与不平衡之间的相互转变过程,可分析道路系统变更后商业中心之间空间竞争的变化趋势。分析结果表明商业中心的地铁邻近度与辐射域的扩张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快速轨道交通在商业中心空间竞争中发挥关键作用。
|
| [38] |
我国三大经济区城市网络变化特征: 基于百度信息流的实证研究 [J].
<p>为了了解城市网络的变化特征，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区为研究对象，获取了各个经济区内两两城市的百度指数之用户关注度数据，模拟计算了百度信息流，分别构建了我国三大经济区的城市网络，并对其<span>2009</span>―2012年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到主要结论：<span>1）基于百度信息流的城市网络具有明显的层级特征，并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及变化；2）在城市网络的时空演进方面，城市彼此之间的信息联系日益紧密，但城市网络空间发展的均衡化与极化等级现象并存；3）由于百度信息流有着更强的跨越属性，为发展中的新兴城市提供更多的机遇，且这种正效应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span></p>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ty network in the three major economic zones of China: A study based on Baidu information flow [J].
<p>为了了解城市网络的变化特征，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区为研究对象，获取了各个经济区内两两城市的百度指数之用户关注度数据，模拟计算了百度信息流，分别构建了我国三大经济区的城市网络，并对其<span>2009</span>―2012年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到主要结论：<span>1）基于百度信息流的城市网络具有明显的层级特征，并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及变化；2）在城市网络的时空演进方面，城市彼此之间的信息联系日益紧密，但城市网络空间发展的均衡化与极化等级现象并存；3）由于百度信息流有着更强的跨越属性，为发展中的新兴城市提供更多的机遇，且这种正效应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span></p>
|
| [39] |
|
| [40] |
世界、识别性和批判地域主义建筑 [J].Globalized world, identity, and critical regionalist architecture [J]. |
| [41] |
虚拟腹地: 中国大陆口岸地位的度量与解释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1.06.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口岸是对外开放的门户 ,支撑起了中国大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文章引入虚拟腹地的概念 ,通过分析进出口商品流向 ,定量描述口岸对内影响能力 ,确定口岸的相对地位。并以虚拟腹地面积和通过口岸的进出口总量两个指标对 39个口岸子群进行了类型划分。基于沿海、沿边口岸在整个开放体系中的重要性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沿海、沿边各口岸群的相对地位和对内联系腹地的经济特征。
Ranking ports on Chinese mainland with the concept of virtual hinterland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1.06.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口岸是对外开放的门户 ,支撑起了中国大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文章引入虚拟腹地的概念 ,通过分析进出口商品流向 ,定量描述口岸对内影响能力 ,确定口岸的相对地位。并以虚拟腹地面积和通过口岸的进出口总量两个指标对 39个口岸子群进行了类型划分。基于沿海、沿边口岸在整个开放体系中的重要性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沿海、沿边各口岸群的相对地位和对内联系腹地的经济特征。
|
| [42] |
全球城市区域及其发展策略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9493.2007.05.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全球城市区域构建了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区域空间形态的新图景,许 多城市密集地区正由区域性的空间演化为全球性的战略地域.面对全球化营造的激烈竞争环境,全球城市区域实施了积极应对的发展策略,主要包括区域复兴与营 销、城市增长联盟、区域创新系统培育等等.本文将对这些重要方面做简要的评述.
Global city region and its development strategy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9493.2007.05.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全球城市区域构建了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区域空间形态的新图景,许 多城市密集地区正由区域性的空间演化为全球性的战略地域.面对全球化营造的激烈竞争环境,全球城市区域实施了积极应对的发展策略,主要包括区域复兴与营 销、城市增长联盟、区域创新系统培育等等.本文将对这些重要方面做简要的评述.
|
| [43] |
|
| [44] |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流强度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04.06.013 URL 摘要
依据城市流强度值,珠江三角洲 城市群各城市在区域中的联系地位表现为:高城市流强度值城市为广州、深圳,是城市群区域联系的中心;中城市流强度值城市为珠海、佛山,是区域联系的副中 心;低城市流强度值城市为东莞、中山、江门、惠州、肇庆,是地方集聚与辐射的中心。依据各城市的城市流强度结构,提出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流强化的基本对 策。
Research on the degree of the urban flow of Pearl River Delta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04.06.013 URL 摘要
依据城市流强度值,珠江三角洲 城市群各城市在区域中的联系地位表现为:高城市流强度值城市为广州、深圳,是城市群区域联系的中心;中城市流强度值城市为珠海、佛山,是区域联系的副中 心;低城市流强度值城市为东莞、中山、江门、惠州、肇庆,是地方集聚与辐射的中心。依据各城市的城市流强度结构,提出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流强化的基本对 策。
|
| [45] |
高速铁路对中国城市市场潜力的影响: 基于铁路客运可达性的分析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12.008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近10 年来中国高速铁路快速发展,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正逐步显现。本文从市场潜力角度研究这一影响,根据《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时刻表2012.07》统计获得的城市之间平均旅行时间和发车频次数据重新定义市场潜力函数,对比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普通铁路和叠加高速铁路之后的市场潜力特征,探讨高铁对城市市场潜力的提升作用,并从中分离出时间压缩效应和频次效应。研究发现:①普通铁路市场潜力呈现“多中心—廊道”结构,市场潜力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镇群内,以及京广、京沪、京哈等重要铁路线沿线;②叠加高速铁路之后城市市场潜力整体上仍呈现“多中心—廊道”结构,且多中心结构更为突出;③京沪、沪杭铁路沿线城市和东南沿海宁波—厦门段客运专线沿线城市的高铁效应最大;④高铁连接的109 个城市时间压缩效应的平均值为31.3%,频次效应的平均值为68.7%,频次效应是高铁效应的主要形式。
Impact of high-speed railway on market potential of Chinese cities: Analyses based on railway passenger transport accessibility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12.008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近10 年来中国高速铁路快速发展,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正逐步显现。本文从市场潜力角度研究这一影响,根据《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时刻表2012.07》统计获得的城市之间平均旅行时间和发车频次数据重新定义市场潜力函数,对比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普通铁路和叠加高速铁路之后的市场潜力特征,探讨高铁对城市市场潜力的提升作用,并从中分离出时间压缩效应和频次效应。研究发现:①普通铁路市场潜力呈现“多中心—廊道”结构,市场潜力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镇群内,以及京广、京沪、京哈等重要铁路线沿线;②叠加高速铁路之后城市市场潜力整体上仍呈现“多中心—廊道”结构,且多中心结构更为突出;③京沪、沪杭铁路沿线城市和东南沿海宁波—厦门段客运专线沿线城市的高铁效应最大;④高铁连接的109 个城市时间压缩效应的平均值为31.3%,频次效应的平均值为68.7%,频次效应是高铁效应的主要形式。
|
| [46] |
中国工业化发展水平与环境质量的关系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306.2006.02.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对1981—2003年中国工 业化发展水平与环境质量的发展态势,以及二者之间关系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存在从工业化到环境的单向因果关系。 这说明,中国当前的环保政策在某些方面是有效的,但整体环境污染问题依然严峻;中国环境质量的改善不能单靠环境保护来实现,还应考虑到工业化的发展状况, 包括经济增长速度、产业结构等。
Relation between Chinese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306.2006.02.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对1981—2003年中国工 业化发展水平与环境质量的发展态势,以及二者之间关系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存在从工业化到环境的单向因果关系。 这说明,中国当前的环保政策在某些方面是有效的,但整体环境污染问题依然严峻;中国环境质量的改善不能单靠环境保护来实现,还应考虑到工业化的发展状况, 包括经济增长速度、产业结构等。
|
| [47] |
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区域城市网络: 城市研究的新方向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7.02.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西方 新技术范式的出现对城市与区域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于城市网络的研究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伴随着90年代以来的数字技术革命,信息与创新等概念 被广泛纳入到了城市与区域研究框架中,新的范式或概念不断涌现。论文对西方关于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城市网络研究观点进行了梳理,同时比较了我国学者关于城市 网络的研究,并指出了中国今后城市网络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Regional urban network influenc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ew directions of urban studies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7.02.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西方 新技术范式的出现对城市与区域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于城市网络的研究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伴随着90年代以来的数字技术革命,信息与创新等概念 被广泛纳入到了城市与区域研究框架中,新的范式或概念不断涌现。论文对西方关于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城市网络研究观点进行了梳理,同时比较了我国学者关于城市 网络的研究,并指出了中国今后城市网络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
| [48] |
城市影响区格局分析的定量方法: 以江西省为例 [J].
<p>城市及其影响范围划分方法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要实现方法上的简易性和结果上的精确性难度较大，Arcgis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在Arcgis和1〖DK1〗∶250000 基础地理数据、江西省1997和2007年交通路网数据的支持下，分别应用最短时间距离和场强模型对江西省城市时间影响范围和腹地影响范围进行了划分。结果表明：最短时间距离针对同等级城市影响范围划分具有合理性，考虑城市质量的场强模型则适合于对不同等级城市的腹地影响范围划分；江西省交通条件总体得到改善；交通对城市腹地范围演变作用显著；交通建设的边际效用明显，改善交通落后地区的路网比改善交通相对发达地区的路网获益更大，也更有利于实现区际公平；部分城市行政区划极不规则，与城市腹地范围相差悬殊，省管县模式将有助于此问题的解决。</p>
Quantitative methods of the pattern of urban effect regions: A case of JiangXi province [J].
<p>城市及其影响范围划分方法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要实现方法上的简易性和结果上的精确性难度较大，Arcgis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在Arcgis和1〖DK1〗∶250000 基础地理数据、江西省1997和2007年交通路网数据的支持下，分别应用最短时间距离和场强模型对江西省城市时间影响范围和腹地影响范围进行了划分。结果表明：最短时间距离针对同等级城市影响范围划分具有合理性，考虑城市质量的场强模型则适合于对不同等级城市的腹地影响范围划分；江西省交通条件总体得到改善；交通对城市腹地范围演变作用显著；交通建设的边际效用明显，改善交通落后地区的路网比改善交通相对发达地区的路网获益更大，也更有利于实现区际公平；部分城市行政区划极不规则，与城市腹地范围相差悬殊，省管县模式将有助于此问题的解决。</p>
|
| [49] |
基于空间联系的城市腹地范围划分: 以江苏省为例 [J].
<p>以ArcGIS 为平台,在1:25 万基础地理数据、江苏省交通路网数据、江苏省各县(市)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应用“自下而上”的划分方法对江苏省1990 年、1996 年、2002 年和2008 年不同等级的城市及其腹地的吸引范围进行了划分。划分过程包括：运用因子分析得到65 个城市的综合实力,利用可达性分析技术得到城市间两两时间距离,运用最大联系强度以及逐级归并方法确定不同等级城市及其腹地范围。结果表明：采用城市间两两可达性来代替直线距离,对划分结果的准确性有所提升;划分方法充分考虑了城市间的隶属关系,划分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城市质量与城市间的时间距离,划分结果较好地体现了区域均衡。“自下而上”划分方法体现了与传统的“自上而下”划分方法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径,作为城市腹地划分方法的一种补充,可供研究人员进一步理论和实证探讨。</p>
Measuring method of urban hinterland based on spatial linkage: A case of Jiangsu province [J].
<p>以ArcGIS 为平台,在1:25 万基础地理数据、江苏省交通路网数据、江苏省各县(市)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应用“自下而上”的划分方法对江苏省1990 年、1996 年、2002 年和2008 年不同等级的城市及其腹地的吸引范围进行了划分。划分过程包括：运用因子分析得到65 个城市的综合实力,利用可达性分析技术得到城市间两两时间距离,运用最大联系强度以及逐级归并方法确定不同等级城市及其腹地范围。结果表明：采用城市间两两可达性来代替直线距离,对划分结果的准确性有所提升;划分方法充分考虑了城市间的隶属关系,划分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城市质量与城市间的时间距离,划分结果较好地体现了区域均衡。“自下而上”划分方法体现了与传统的“自上而下”划分方法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径,作为城市腹地划分方法的一种补充,可供研究人员进一步理论和实证探讨。</p>
|
| [50] |
|
| [51] |
Network information flow [J].https://doi.org/10.1007/s10688-006-004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 formal model for an analysis of an information flow in interconnection networks is presented. It is based on timed process algebra which can express also network properties. The information flow is based on a concept of deducibility on composition. Robustness of systems against network timing attacks is defined. A variety of different security properties which reflect different security requirements are defined and investigated.
|
| [52] |
Central place practice: Shopping centre attractiveness measures, hinterland boundaries and the UK retail hierarchy [J].https://doi.org/10.1016/S0969-6989(01)0002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hristaller's (Central Places in Southern Germany (translated by Baskin C (1966)),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NJ, 1933) well-known and much criticised ‘central place theory’ was based on classical, arguably unsustainable, economic assumptions such as the uniformity of consumers and travel. Nevertheless, it has been claimed that the emergence of shopping areas in UK towns could largely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central place principles (Retail Location: A Micro-Scale Perspective, Aldershot, Avebury, 1992). Brown drew support from the example of the retail hierarchy of Cardiff (UK, Store Location and Store Assessment Research, Chichester, Wiley, 1984): a town centre core radiating progressively further out with greater numbers of district centres, neighbourhood centres and finally local centres. Christaller's theory was based on rigid ‘laws of distribution of central places’ and ‘laws of settlement’ which ‘often determine[d] with astonishing exactness, the location of central places’ in southern Germany. Guy considered that for useful application to UK retail, a more flexible interpretation was needed and that strict economic assumptions could be relaxed in a more pragmatic approach. The ‘classical’ approach fails to account for the positions and hinterland (or catchment area) boundaries of modern out-of-town regional shopping centres. Except in defining the components of places at various levels in the hierarchy, Christaller did not even consider the attractiveness of shopping areas in consumer choice. A number of other authors have investigated various measures to define positions in the retail hierarchy. In the Cardiff example, Guy used retail sales floor area as a surrogate measure. Systems have been proposed based on numbers and status of retail outlets (The New Guide to Shopping Centres of Great Britain, Hillier Parker, London, 1991; Shopping Centres, Mintel, London, 1997; J. Property Res. 9 (1992) 122–160; J. Property Res. 9 (1985) 122–160).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authors’ empirically based measurement system for attractiveness that can be applied to out-of-town as well as in-town shopping centres. The approach adapts previous simple systems based on retailer counts. These have been combined in attractiveness measurements applied to definitions of position in the hierarchy. Results support the prediction of central place hinterland boundaries based on the authors’ attractiveness measures and adaptation of (The Law of Gravitation, Knickerbocker Press, New York, 1931) ‘Law’. The data fit exemplar published empirical data on shopping centre hinterlands more closely than do the commonly used drive-time isochrones.
|
| [53] |
The metropolitan reg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J].https://doi.org/10.2307/20879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metropolitan reg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 [54] |
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port hinterland accessibility: The Ligurian case [J].https://doi.org/10.1016/j.tranpol.2010.11.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application of a gravity model will reveal the current role of distance in drawing hinterland market share among the selected ports. Moreover, for evaluating the unexploited potentialities of Ligurian ports, we compared real traffic flows with the outcomes of a 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 reassigning inland container flows to the different sampled ports. The calculation of the traffic delta through a gap analysis, allowed measuring the “frictions” thwarting the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Ligurian ports and the sampled hinterland regions.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nature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above traffic diversion.
|
| [55] |
Accessibility measures: Review and applications. Evaluation of accessibility impacts of land-use transportation scenarios, and related 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R]. |
| [56] |
Accessibility evaluation of land-use and transport strategies: Review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J].https://doi.org/10.1016/j.jtrangeo.2003.10.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A review of accessibility measures is presented for assessing the usability of these measures in evaluations of land-use and transport strategies and developments. Accessibility measures are reviewed using a broad range of relevant criteria, including theoretical basis, interpretability and communicability, and data requirements of the measures. Accessibility impacts of land-use and transport strategies are often evaluated using accessibility measures, which researchers and policy makers can easily operationalise and interpret, such as travelling speed, but which generally do not satisfy theoretical criteria. More complex and disaggregated accessibility measures, however, increase complexity and the effort for calculations and the difficulty of interpretation. The current practice can be much improved by operationalising more advanced location-based and utility-based accessibility measures that are still relatively easy to interpret for researchers and policy makers, and can be computed with state-of-the-practice data and/or land-use and transport models. Research directions towards theoretically more advanced accessibility measures point towards the inclusion of individual's spatial鈥搕emporal constraints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between accessibility, land-use and travel behaviour. Furthermore, there is a need for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accessibility, option values and non-user benefit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accessibility.
|
| [57] |
Hinterland boundaries of New York City and Boston in Southern New England [J].https://doi.org/10.2307/14224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HINTERLAND BOUNDARIES OF NEW YORK CITY AND BOSTON IN SOUTHERN NEWENGLAND Howard L. Gree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efine and analyze the hinterlandbound- aries in southern New England between two such large cities, New York and Boston.
|
| [58] |
Measuring accessibility: An exploration of issues and alternatives [J]. |
| [59] |
Developing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models [J].https://doi.org/10.1016/S0264-2751(97)00002-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e paper focuses on four model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ities and their environmental hinterlands: these are self-reliance, redesigning the city, external dependency, and the equitable balance or Fair Shares city. Each model has value in pointing towards improved policies for the sustainable city, but none of them provides all the answers.
|
| [60] |
Exploring and estimating in-use steel stocks in civil engineering and buildings from night-time lights [J].https://doi.org/10.1080/01431161.2012.71223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Steel is the most widely used metal in the world, and numerous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its stock and flow. Two basic methods for analysing material flow and accounting for stock are the top-down and bottom-up approaches. Their applicability, however, largely depends on data availability. To overcome this limitation, we have contemplated using satellite imagery as a proxy for missing data. In a previous study, we confirm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night-time light radiance and civil engineering/building in-use steel stocks in Japan. In this study, the scope of the investigation was expanded to a global scale, examining correlation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world. We found that night-time light radiance and in-use steel stocks have region-specific linear correlations, which are influenced by construction styles, which in turn depend on climate, seismic activity, cultural preferences, etc. The results were then applied to countries in the various regions whose in-use steel stocks were previously unreported. This technique produced an estimate of the global civil engineering/building in-use steel stock of around 9 脳 10 9 tonnes (9 Gt), with 1.24 Gt being previously unreported. As a further step, this study show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ivil engineering/building in-use steel stock in each region.
|
| [61] |
Ireland's urban system [J].https://doi.org/10.2307/14299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method for delineating spheres of influence of urban centers at various levels in an urban hierarchy.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provides the geographic setting for the study. The results depict a national set of regions that can be used for
|
| [62] |
City networks of Korea: A telephone-call flows interpretation [J].
ABSTRACT An issue as regard to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urban settlements in the information era has been on the notions of city networks. The literature posits that a network city would evolve when two or more previously independent cities strive to cooperate, aided by fast and reliable corridors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if the geographical patterns of inter-urban information flows indicate some types of network relationships among cities of Korea, using the data of inter-city telephone calls during the May of 1999. The study employed the dominance flow analysis and 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s to reveal a sweeping dominance of Seoul over the entire Korea. Most cities were subordinate to the national hub in one way or another, then to their respective regional centers too. These findings imply that the hypothesis of network relationships among cities may not be a suitabe frame of explanation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settlemen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Korea, where a high urban primacy has persisted for long time. The study also found several clusters of local centers with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flows, among the cities in the eastern mountainous region and in the southern coastal band in particular, which guarantee a further examination whether there do exist network relationships within those city clusters.
|
| [63] |
Research on the urban influence domains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080/136588108023636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rough research on the gravity model, the paper studies the geo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influence domain and the principles for the change of urban influence domain along with the evolution of distance decay index, calculate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gravitational field by using ARCGIS, establishes a spatial cluster system for the megalopolis in china, delineates urban influence domains by dissolving spatial features, and compartmentalizes China into 13 economic regions based on the megalopolis clusters and urban influence domains combining with the physical and economic locations. Major conclusions are: the distribution of urban gravitational field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regional unbalanced development;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 of urban system can be studied through the distribution situation of urban gravitational field; the urban influence domains in China have not formed the mosaic structure of a standard regular hexagon; the economic region with weak urban gravitational field may be compressed by the region with stronger urban gravitational field.
|
| [64] |
From central place to network model: Theory and evidence of a paradigm change [J].https://doi.org/10.1111/j.1467-9663.2007.00394.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While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central place model have often been highlighted, no other paradigm has replaced it. However, recently some researchers have hinted at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model of spatial organisation, a network model. This model would hold most in polycentric urban region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eatures of this network model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entral place model. Moreover, it explores whether this model describes spatial reality better, thereby focusing on complementarity, a main feature of the model. The relationships within multi-location hospitals and universities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hogescholen), which spread their offer of care and study programmes over multiple, close-by cities, are analysed for this reason. Within the hospital care sector there is a clear trend towards complementarity, in line with the network model. The hogescholen sector provides a more ambiguous picture. The network model, however, still seems more appropriate than the central place model.
|
| [65] |
Measuring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among cities using the diffusion power [J].https://doi.org/10.1016/j.physleta.2009.10.06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this Letter, we define here the so-called diffusion power - an extension of the dominance power, which consider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eighbors of higher orders. Using this measure, we analyze the centrality of cities in two networks of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among these cities, namely a network of calls among the cities and a network of radio stations. Finally, we explain the centralities of the cities evaluated using the diffusion power in terms of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ties that belong to the network. (C) 2009 Elsevier B.V. All rights reserved.
|
| [66] |
Generalized network Voronoi diagrams: Concepts, computational,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J].https://doi.org/10.1080/1365881070158789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the real world, there are many phenomena that occur on a network or alongside a network; for example, traffic accidents on highways and retail stores along streets in an urbanized area. In the literature, these phenomena are analysed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distance is measured with Euclidean distance on a plane. This paper first examines this assumption and shows an empirical finding that Euclidean distance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shortest path distance in an urbanized area if the distance is less than 500聽m. This implies that service areas in urbanized areas cannot be well represented by Voronoi diagrams defined on a plane with Euclidean distance, termed generalized planar Voronoi diagrams. To overcome this limitation, second, this paper formulates six types of Voronoi diagrams defined on a network, termed generalized network Voronoi diagrams, whose generators are given by points, sets of points, lines and polygons embedded in a network, and whose distances are given by inward/outward distances, and additively/multiplicatively weighted shortest path distances. Thir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generalized planar Voronoi diagrams, the paper empirically shows that the generalized network Voronoi diagrams can more precisely represent the service areas in urbanized areas than the corresponding planar Voronoi diagrams. Fourth, because the computational methods for constructing the generalized planar Voronoi diagrams in the literature cannot be applied to constructing the generalized network Voronoi diagrams, the paper provides newly developed efficient algorithms using the 'extended' shortest path trees. Last, the paper develops user-friendly tools (that are included in SANET, a toolbox for spatial analysis on a network) for executing these computational methods in a GIS environment.
|
| [67] |
External urban relational process: Introducing central flow theory to complement central place theory [J].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1037736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Central place hierarchies have been the traditiona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external urban relations. However, in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these relations, a new emphasis on urban networks has emerged. Rather than either abandoning or extending central place thinking, it is here treated as representing one of two generic processes of external urban relations. Town-ness is the making of ‘local’ urban–hinterland relations and ‘city-ness’ is the making of ‘non-local’ interurban relations. Central place theory describes the former through an interlocking hierarchical model; this paper proposes a central flow theory to describe the latter through an 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 The key difference is the level of complexity in the two processes.
|
| [68] |
A new hinterland transport concept for the port of Rotterdam: Organisational and/or technological challenges[C]//48th annual forum: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forum. |
| [69] |
Modeling a central place system with interurban transport costs and complex rural hinterlands [J].https://doi.org/10.1016/S0166-0462(98)00026-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entral place models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systems of cities by providing interesting insights to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location pattern of cities. However, they have been criticized for lack of economic foundations. Following the traditional central place framework, this paper develops a 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 of a system of cities, and emphasizes the spatial dimension of their hinterlands by modeling interurban transport costs and nonuniform two-dimensional rural areas. The model considers only two levels of cities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mechanism of forming a central place structure. Given various sets of exogenous parameters pertaining to the produc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various industrial goods, people's consumption preferences and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ies, the model is solved numerically, and response functions are estimated and analyzed. In the context of spatial equilibrium, we can explain what determines the number of cities, their sizes and location pattern, as well as the wage rates and prices of various goods in the system.
|
| [70]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thods for delineating sphere of urban influence: A case study on central China [J].https://doi.org/10.1007/s11769-014-0678-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 number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s have been developed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among which the delineation of sphere of urban influence and improvement of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city and its hinterland have become vital important for guiding practices. In terms of delineating sphere of urban influence, existing studies have been focused on static study by using single year data or single method, resulting in a lack of time-series longitudinal analysis or comprehensive analysis based on multiple methods. This study emphasizes on comparing two methods from both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 Both gravity model and improved field model are applied to the selected study area for measurements and comparison, to explore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 research framework for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delineating sphere of urban influence is proposed. In the end, the differences of delineating methods are illustrated and the feasibility of comprehensive analysis is discussed. Recommendations are provided for selecting appropriate methods for delineating sphere of urban influence or developing regional hierarchy system plans and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schemes.
|
| [71] |
Information flows among major metropolitan ar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J].https://doi.org/10.1111/j.1467-8306.1989.tb00275.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Federal Express Corporation data to examine information flows among 48 large metropolitan ar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Set within the context of emerging quaternary location theory, three hypotheses are introduced to explain the bases for information flows among metropolitan areas: information genesis, hierarchy of control, and spatial independence. Essential support is found for all three hypotheses. Supply considerations, rather than demand, are fundamental in information genesis; flows are strongly asymmetrical, reflecting a marked hierarchy of control; and distance plays a minor role in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flows, especially at the highest level of the metropolitan hierarchy. New York, in particular, dominates the national structure of information flows, and only ten metropolitan areas act as command and control centers, creating a highly asymmetric flow in which these ten centers originate a high proportion of total flows.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identified five dominant centers of information genesis: New York, Los Angeles, Chicago, Atlanta, and Dallas-Ft. Worth. This research extends our understanding of quaternary location in that the largest metropolitan areas, containing the most specialized and scarce information, are most strongly interlocked with one another. In addition, the spatial extent of information flows and control by a metropolitan area decreases somewhat as the level of control of the center decreases. As the U.S. metropolitan economy continues to become more service and, therefore, more information-oriented, the future economic vitality of metropolitan areas is expected to depend on their position within the hierarchy of information control.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