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居家养老”和“养老服务社会化”是中国政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而提出的基本方针。2011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2013年又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力图构建“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以社区服务为依托、以机构养老为补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家和社区将成为中国老年人主要的养老场所。

在很多西方国家,“就地养老”作为一项政策目标已在各种文献中得到广泛讨论。政策制定者认为,就地养老可以使在家或社区中养老的老年人获得更好的归属感和熟识感,鼓励老人自主自愿地继续居住在自己家里或社区中(Schofield et al, 2006)。对中国来说,了解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是否满意,以及哪些因素可能促使他们转而选择机构养老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这对于创建健康的就地养老环境也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城市人口的老龄化是十分特殊的,不仅受到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也是剧烈的城市转型和经济改革及全球化的共同结果。北京市政府已经实施一系列政策来鼓励居家和社区养老,如2009年的《北京市市民居家养老(助残)服务办法》(又名“九养政策”),2013年的《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北京市人民政府第32号文)等。2008年,北京市提出了社会养老服务的“9064”战略发展目标,即到2020年,实现90%的老年人依靠居家养老,6%的老年人在政府的支持下在社区养老,另外4%的老年人在养老机构中养老。在上述背景下,充分把握老年人所处的实体环境与社会环境尤为重要。为此,本研究试图以北京市为案例区,研究老年人对其所处的实体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认知,以及环境与居家养老感受和老年人机构养老方式选择意愿之间的关联。

西方国家已开展了大量关于老龄化、家、社区、邻里环境和幸福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Lawton et al, 1973; Rowles, 1983; Cutchin, 2001; Pinquart et al, 2004; Bowling et al, 2006; Iwarsson et al, 2007; Oswald et al, 2010; Wahl et al, 2012)。已有研究中老年人的环境既包含物理、实体和社会环境,既有主观感受也有客观评价。在理论层面上,Lawton等(1973)提出了老龄生态学理论(Ecological theory of aging)来阐释老年人个人特质与环境特征之间的功能作用机制。Rowles (1978)从现象学角度探讨了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和老年人身份认知的问题,并用“内部化”(insideness)的概念来表达老年人对地方的记忆和感知。Cutchin (2001)认为,就地养老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老年人与地方(place)之间不断融合的复杂过程,因此要从整体上把握老年人与对地方的感受与养老选择之间的关系。Wahl等(2012)构建了一个整体理论框架来研究人们逐渐变老的过程中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过程,其中包含了Lawton的老龄生态学理论和生命历程模型,强调历史和生命周期的变化,并假设源于老年人生活经历的归属感和行为驱动机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实证研究层面,Bowling等(2006)用回归模型来研究英国老年人的环境感知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发现老年人对邻里环境的感知(包括面向老年人的社会服务和休闲设施、垃圾收集、健康服务、交通服务、商店的近便性、适宜的步行区、噪声、犯罪、空气质量、垃圾丢弃、交通状况和涂鸦)与老年人的健康显著相关,而社会联系和支持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身体机能水平并没有显著影响。Iwarsson等(2007)在研究欧洲五国的养老问题时,采用关于居家环境与健康老龄化的研究框架,基于实例提出了老年人居家环境评估和改造的指导方案。其研究框架对客观与感知环境进行了区分,而且同时考虑了微观(人和环境)与宏观(立法、社会经济)层面的要素。Oswald等 (2010)研究了主客观层面上居家和邻里的实体和社会环境,并从幸福感的视角研究了它们与就地养老的关系。他们将研究对象分为低龄和高龄老人两组,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住宅面积、邻里环境质量的感知、户外环境依恋程度都和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其中,邻里环境质量感知和地方依恋对于高龄老年组更加重要;而住宅内部的环境对于低龄老年组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影响,但它却成为高龄老年组的风险因素。

中国学者也开展了一些相关研究,如老年人的居住环境和幸福感,社区和机构养老的老年人生活状况,以及影响老年人迁入养老机构的决定因素等(Phillips et al, 2005; Zhan et al, 2006; Chan et al, 2007; Gu et al, 2007; Cheng et al, 2012;高晓路等, 2012; 颜秉秋等, 2013; 高晓路, 2013)。Phillips等 (2005)运用回归模型分析了香港老年人的居住满意度、居住条件和心理健康,发现室内比室外环境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影响更大,老年人的心理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居住满意度的期望值而非实际居住条件。另外一些研究从多方面探讨了家庭和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的差别。Gu等 (2007)探讨了在社区和机构养老的高龄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发现,与社区养老的老年人相比,在机构养老的高龄老人往往是家在城区且相对较为年轻的男性老人,他们无法得到足够的家庭照料,并且身体状况也欠佳。在养老机构养老的老年人的平均寿命比社区养老的老年人小两岁。基于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关于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研究都强调子女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这表明了传统观念在其中的作用。Chan 等(2007) 研究了香港老年人入住长期照护机构的推力因素,发现子女的工作负担、子女照护技巧的缺乏、生活方式差异、家庭照护的缺失、居家环境以及社区服务信息的闭塞是导致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影响因素。Zhan等 (2006)研究了老年人及其子女对机构养老的看法。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负担能力和婚姻状况对机构养老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对老年人的成年子女来说,兄弟姐妹多的比兄弟姐妹少的子女对机构养老评价更高。Cheng等(2012)探讨了北京市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决策因素,认为传统的孝道价值观仍然对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决定有很大影响,入住养老机构就是子女不孝的观念仍根深蒂固。此外,经济能力和地理空间方面的障碍也是老年人利用养老机构的主要影响因素。高晓路等(2012)发现北京市居民的传统养老模式已经发生转变。结果显示,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认可度有限,养老机构的总量也不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与健康状况和自理能力有关。颜秉秋等(2013)对北京市不同类型的社区开展了老年人居家养老满意度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度和社区养老服务水平影响了居家养老满意度;该研究还根据其结果将城市居住社区划分为4种类型,指出根据社区类型充实养老服务的重要性。高晓路(2013)研究了居住在北京市不同类型社区的老年人对养老机构的偏好,发现居住在商品房社区的老人倾向于私立机构,廉租房社区居民倾向于廉价的公立养老机构,居住在普通混合型社区的老人倾向于低价的私立机构,旧城四合院居民则对区位有要求,而单位大院的老人偏好公办养老机构。可见,中西方研究均揭示了就地养老中生活环境对老年人幸福感的重要作用。较之机构养老,中国的研究尤为关注家庭与社区的环境,文化、家庭和认知环境在中国社会的居家养老问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然而另一方面,有关就地养老体验及其与居家、社区环境关系的学术文献比较少,需要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居家和社区养老的环境因素,以便推动健康的就地养老。本研究将综合老年人对实体和社会环境的感知,以便更充分地理解老年人居家和社区养老的感受及其对入住养老机构意愿的影响。这里,养老机构(RCF, residential care facility)是指医院以外的长期照护机构。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①哪些人对居家养老表现出负面的感受,他们的个体属性及他们所感知的环境是怎样的;②具有入住养老机构意愿的老年人表现出什么样的模式特征;③居家养老的正面感受和入住养老机构的决定因子是什么。为此,于2013年对居住在北京市6个中心城区(城六区)的老年人开展了问卷调查,研究结果可为老龄化政策制定和有关老年人居家和社区养老环境建设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研究数据来自于2013年对居住在北京市城六区的老年人进行的问卷调查。问题包括：①老年人的基本信息,如社会经济状况、居住状况、健康水平、行动能力等;②老年人对社区的感知,包括居住状况和实体环境,后者涵盖了居家和社区环境两个层面;③老年人对社会环境的感知,主要基于对子女探望、社区扶助和社区归属感的满意度;④老年人对居家养老的总体感受以及他们是否有迁入养老机构的意愿。本研究中社会环境指老年人的社会联系和来自社会关系网的支持。问卷中设计了“您对子女的探望是否满意?”的问题。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子女孝顺在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现行法律也规定成年子女有定期看望父母的义务。此外,设计了“您觉得社区是否在需要的时候有帮助?”的问题。单位制度瓦解后社区建设兴起,在各层面政策的指引下其在社区养老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强。问卷中还涉及到社区归属感的问题,目的在于了解老年人对于他们所居住社区的认同感和依恋程度。本研究运用面对面的调查方法,由经过培训的调研人员与受访者面对面交谈来完成数据的采集。

调查对象的选择标准是拥有北京市户口且年龄在60或60周岁以上,这是因为：考虑到中国退休年龄和相关政府文件和政策的规定,所以以60周岁作为划分老年人口的标准;北京市本地和外地户籍人口在养老保障和其他社会福利政策方面是不同的,因此本研究仅针对拥有北京市户籍的老年人。

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方法进行取样。采样数量基于2010年北京的老龄人口分布：北京市城六区共有约156万名老年人,在误差幅度设置为4%,可信度达95%的情景下,求得预估采样数量为473。接着依据每个区的老年人口数量将样本量按比例分配到6个区,得到各区的抽样数量(表1)。

在选择调查对象时,首先通过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确定采样街道,基于不同社区的特点(如居民类型,空间特征和人口统计资料等)选择特定的调查策略,然后综合运用公共场合和特定活动处所分发并使用滚雪球的方式进行随机抽样。多数调查是在社区公园等公共空间进行,因为具有自理能力和失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及他们的照料者都会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聚集在社区公园,便于开展调查。此外,通过社区工作人员的协助,调查组也被允许到特殊集会场合和老年人的家中开展调查。因此,本文调查对象也包括了一些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中的老人。一些调研对象也会向调研者推荐其他老年人参与,特别是他们认为受照料情况不如意的老人。其结果,90%的被访者在公共场合、10%的被访者在家中接受调查。实际参加调查人数为451人,总误差幅度为4.87%,可信度为95%,略低于预计样本量。考虑到计算预计样本量时所使用的城六区老年人口普查数据包含部分农业户籍人口,实际误差幅度和可信度仍在统计学有效范围内。

基于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来识别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和健康状况。然后,采用交叉分析方法分析社会经济和健康状况、实体和社会环境感知等因素与老年人居家养老满意度和入住养老院意愿之间的关系。最后,运用二元回归模型来检验老年人居家养老满意度和入住养老院意愿的决定因素。

3 数据和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

表2展示了样本量在各个城区的分布及其比例。本研究有效样本量为405份,其中6份问卷缺失城区信息。与预计样本量差异较明显的是丰台区,其老年人口占城六区老年总人口的15%,但问卷只占总数的12%。这主要是因为丰台区永定河以西的地区(包括长辛店镇、王佐镇)城镇化比较滞后,仍存在相当数量的农业人口,而农村地区的养老政策和社区组织形式和城市社区有所差异。因此,以下分析中剔除了丰台农村地区的问卷。

表3显示了受访者的人口学属性和社会经济特征。其中,男性受访者占48%,女性受访者占52%。年龄在60~69岁之间的受访者占26%,70~79周岁占45%,其余29%为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67%的受访者已婚,32%丧偶。从受教育程度来看,47%的受访者的学历程度是小学和初中水平,40%为高中及以上学历,13%从未接受过教育。按照2013年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养老金标准,将老年人的收入分为3级。39%的受访者收入水平在平均水平(每月2773元)以下,33%收入水平居中(每月2773~3770元),23%收入水平超过每月3770元,另外5%的受访者由于个人原因,不愿意透露收入水平。绝大多数受访老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退休金,一小部分老人的收入来源于工资、家庭支持或其他财产。考虑到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中国城市家庭结构的特殊性,子女数量也被纳入调查范围。19%的受访老人有一个孩子,他们大部分属于低龄组老人,33%的老人有两个孩子,32%的老年人有三个或更多的孩子,另14%为受访者未回答该问题或信息缺失。在居住形态方面,45%的老人是两个人一起生活,12%的受访者独自居住,其余的受访老人则是和两名或以上的家庭成员同住。

4 研究与分析

调查结果发现,78%的受访老人对居家养老持肯定态度。30%的老年人有过入住养老机构的想法。归其原因,68%的受访老人认为社区没有什么帮助,32%的受访者对子女的看望不满意,36%对住房条件不满,49%认为所在社区的环境并不适宜于老年人,还有49%的受访者认为在社区中没有归属感。下面,首先分析就地养老满意度较低和有入住养老机构意愿的老年人的特征,然后用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

4.1 就地养老满意度较低且具有机构养老意愿老年人的特征

采用交叉分析方法来探讨居家养老满意度较低和有入住养老机构意愿的老年人的特征。表4和表5是在每个小组中表达满意度较低的老年人的占比,这里仅显示了统计学意义上显著的因素。表4的结果表明,那些对社区建成环境、子女的看望和住房条件不满意的老人对居家养老的满意度更可能较低,而个人属性特征(性别、年龄,健康、收入和婚姻状况等)对居家养老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对于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个人属性特征的作用较为明显,这一点与居家养老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有一定差异。表5的结果表明,倾向于住进养老机构的老年人主要特征是：低龄(60~69岁占比最高,为38%),身体健康状况不佳(35%),已婚(34%),独居(38%)或者和一人同住(35%),对子女的看望不太满意(41%),对居家养老的整体评价呈负面(50%)(表5)。实体环境的影响并不显著。归结起来,子女看望在居家养老满意度和养老机构入住意愿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实体环境对居家养老满意度的影响较为显著;而老年人的个人属性则对入住养老院的意愿有最显著的影响。

4.2 老年人就地养老满意度和入住养老机构意愿的影响因素

接着,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的方法来分析居家养老满意度和入住养老机构意愿的复杂机制,即它们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又是如何作用的。为此,进行了两组回归分析,每一组包含4个Logistic模型。

第一组回归分析以居家养老满意度为因变量。第一个模型将年龄、性别,健康、婚姻和收入状况等个体属性作为独立变量。第二个模型的自变量中加入了社会环境感知变量,即子女探望满意度、社区认同感和社区提供的帮助。第三个模型的自变量中加入了实体环境,包括住房满意度和社区环境对老年人的适宜性。第四个模型用于检验前面三个模型中具有显著性的变量。

表6是居家养老满意度的4个模型所得到的结果。第一个模型揭示了人口统计学属性和居家养老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口统计学属性在决定居家养老满意度中的作用并不显著。第二个模型中社会环境变量的显著性结果表明,对子女探望满意和认为社区有帮助的老人对居家养老有较高的满意度：对子女探望满意的老人对居家养老表示满意的可能性是那些对子女探望不满意的老人的1.859倍;认为能从社区获得帮助的老年人对居家养老表示满意的可能性是参照组(认为社区帮助不足)老人的2.24倍。第三个模型中的实体环境变量对居家养老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对住房条件满意的老年人对居家养老表示满意的可能性是那些对住房条件不满意的老年人的5.489倍;认为社区实体环境适宜老年人的老人对居家养老满意的可能性是参照组(对社区实体环境不满意)的2.641倍。最后一个模型从整体上验证了前3个模型中具有显著性的4个自变量,发现综合起来对子女看望的满意度、住房条件和社区实体环境3个变量具有显著性。对居住条件满意的老年人对居家养老表示满意的可能性是对居住条件不满意的老人的5.046倍;认为社区实体环境适合老年人的老人对居家养老满意的可能性是参照组的2.502倍;对子女的看望表示满意的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满意的可能性是参照组的1.787倍;由于变量之间的共线性,社区帮助变量在模型4中表现为不显著。第二组Logistic回归分析的目的是研究入住养老机构意愿的影响因素(表7)。模型的设计方法与第一组相同。研究发现,前三个模型中,唯一显著的变量为子女看望满意度：在第二个模型中,对子女探望表示不满的老人愿意迁入养老机构中居住的可能性是参照组的1.747倍;在第三个模型中加入了社区实体环境的变量,但是除了子女探望,其他变量均不显著。因为本组回归分析中前三个模型的结果中只发现一个自变量显著,所以省略了第四个模型的分析。

5 讨论与结论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社区的实体和社会环境是老年人居家养老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人口学特征和健康状况也是决定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意愿的重要因素。交叉分析的结果发现,对居家养老满意度较低的老人在子女看望满意度、住房满意度和社区实体环境适宜性3个方面有明显差异。回归分析的结果印证了以上3个因素对居家养老满意度的显著影响,对子女看望的满意度较高、对住房满意度较高和认为居住环境宜居的老年人对居家养老的满意度较高。对于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而言,交叉分析表结果发现,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在年龄、健康、婚姻、居住条件、子女探望满意度和居家养老满意度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低龄老人、健康状况欠佳、已婚、独自或只有两个人、对子女看望和居家养老总体评价不满意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入住养老机构。然而回归分析的结果发现,只有子女看望满意度一项因素对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低龄老人对养老机构持有更加开放的态度。特别是年龄在60~69岁之间的老年人,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他们不完全寄希望于从子女那里获得充分的照顾和支持,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也影响了他们居家养老的传统价值观(Cheng et al, 2011)。高龄老人尤其是健康状况欠佳的老人有到养老机构中居住的想法,则可能因为他们认为在养老机构中能够获得比社区更好的老年照护资源。分析结果中独居或只有两个人同住的老年人更愿意到养老机构中居住,可以解释为同住家庭成员越多,老年人就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家庭支持和照护。以本研究为例,在两个人同住的老年人家庭中,88.5%是老年夫妻,而他们彼此需要互相照顾。对子女探望满意的老年人认为自己获得了充分的家庭支持,更愿意居家养老。值得注意的是,已婚老人较单身的老人而言,入住养老院的意愿更加强烈。这一分析结论与之前关于婚姻状况和机构照护的研究相悖(Zhan et al, 2006)。有可能是因为已婚老人与配偶同居的可能性较大,而单身老人更有可能与子女共同居住从而获取较多的家庭支持资源。今后,应该结合老年夫妇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包括住房条件和社区环境适宜性在内的实体生活环境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满意度具有重要影响。北京市的居民区类型多样,如传统的胡同、单位大院、中高层商品房小区等,有很多是不太适合居家养老的。传统住宅区往往因配套设施不足、面积狭小等因素不适于老年人居住,而高层住宅则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构成制约。在单位制时期建设的典型六层楼房绝大多数都没有电梯,不便于老年人上下楼出行活动;中心区胡同里的平房大部分没有独立的厕所和卫生间。这些司空见惯的住居环境与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满意度有着密切关系。

相反,适于老年人居住的社区环境有助于居家养老的正面评价。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近十年内北京的人口和居住密度剧增。不少社区具备多种功能和设施,居民的构成也更加多样,包括本地年轻人以及外来流动人口,社区必须要满足各种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随着社区建设的深入和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中国政府大力提倡居家养老,对社区生活环境进行宜老化改造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此,应该借鉴西方国家对社区环境改造的经验。比较而言,居住条件对居家养老满意度的影响比社区环境更大。这与香港的调查研究结论即室内环境比室外环境对居住满意度的影响更大是一致的(Phillips et al, 2005)。随着老年人活动能力的下降,对居住空间的利用时间会越来越多,必然会提高对住宅的宜居性要求。因此,在改造社区居住环境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居住条件和老年辅助设施的改善。

社会环境对居家养老满意度和入住养老机构意愿同样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老年人与子女的关系是探讨老龄化问题时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子女在老年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家庭照护、情感慰藉、经济支持以及代为决策等多种角色(Chan et al, 2007; Zhan et al, 2006; Cheng et al, 2012)。在本研究中,子女看望作为老年人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刻画了老年人从子女那里得到的关心和照顾的程度。老年人对子女看望是否满意不仅决定了他们的居家养老满意程度,也影响着他们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在传统观念里,将老人送入养老机构象征着被家庭抛弃。但对于需要特殊照护的老人,由于家庭照料资源的不足,选择入住养老机构仍然成为他们的最终选择(Wu et al, 2005)。可见的“养儿防老”观念和儒家文化所倡导“孝”文化在当代中国的老年人中仍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回归分析中对子女看望的满意程度是唯一一项对迁入养老机构意愿影响显著的变量,反映出子女在中国式老年照料中的核心角色。但由于未来规划问题本身存在复杂性(可变性和不可控性),和考虑到本研究的局限性,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因素不重要,而是反映了子女在中国背景下的老年照料中扮演的独特角色。

在居家养老回归模型中,另一个显著的变量是社区的帮助。社区帮助是指社区能够随时为老年人解决问题、提供服务。这一分析结果与颜秉秋等(2013)关于社区服务作用的结论类似。社区对当代中国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19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单位制度的逐渐解体才开始引入,在社区建设改革中成为为居民提供社会服务的社会空间单元。对于曾经在单位体制下度过大半辈子的当代老年人来说,社区是当他们遇到困难时可以寻求帮助的新组织。一定程度上来说,社区组织的有效性对居家养老体验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与西方的理论和研究相比较,本研究的结论存在一些差异。从理论上讲,Lawton提出的老龄生态学理论(Ecological Theory of Aging)(1973)与Rowles关于地方依恋的现象学模型(1978)更加适合用于理解中国社会背景下的居家养老状况。中国城市正在经历快速的社会和经济变迁,这体现在社区中景观、人口、社会网络以及空间功能等的变化,而当周围的社会和实体环境都在不断改变时,地方依恋就可能难以积累。从另一方面来说,当人们年老、自理能力逐渐下降时,环境的功能性作用就变得愈加重要。目前中国老年宜居环境的建设已经落后于经济增长的步调。本研究结果已证明,实体环境对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满意度起着决定性作用。Lawton的模型可以用来进行深入地研究个人能力、环境和老年人的机能水平对居家养老满意度的影响。从实证研究结果的比较来看,在不同的研究背景下实体环境因素的影响普遍都很显著,然而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不尽相同。一些研究(Bowling et al, 2006; Oswald et al, 2010)发现,地方依恋对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满意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本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并没有这样的作用。在本研究中,地方认同或地方依恋对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满意度和入住养老机构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而子女和社区的支持则是影响居家养老满意度的重要社会环境因素。可见,在探讨老龄化这一全球范围内的共同现象时,需要关注其特定背景下的社会和文化差异。

此外,本研究的结论具有一些重要的政策启示。关于北京市政府提出的“9064”养老模式,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9064”的数量目标有没有意义?二是北京市更应该新增养老机构的数量,还是应该改善老年人的居家和社区生活环境?尽管本研究的受访者中30%的老年人有住到养老机构的意愿,这并不代表他们真的会入住。不过本文研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机构养老方式正在为人们所逐步接受,无论是由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或是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或是由于上述以及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换而言之,与家庭养老有关的社会环境变得更加不利了。独生子女政策带给年轻人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压力,使得传统的家庭赡养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仅仅靠出台要求子女照顾父母的法律很难缓解越发紧张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矛盾。自从单位制度的瓦解以来,社区面临多重复杂的挑战,必须找到面向更加分化且趋于老龄化的居民群体的管理和服务模式。社区居住环境的问题是政府需要考虑的当务之急,如室内设施的升级改造、在居民楼加装电梯、坡道改造、社区改建和设计的适老化理念等。从长远来看,“9064”的目标是否能够达成需要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讨论。

本研究仍存在局限性。一是抽样过程中超过90%的样本都取自居住组团和公园等公共空间里,只有少量受访者是在家中接受问卷调查的,而且他们多来自社区工作人员的推荐。这可能会将一些最弱势的老年人排除在外,而这些老人往往长期居留家中,最缺乏社会资源。二是评估实体和社会环境的变量均采用主观感受性的指标而没有采用环境的客观测度指标。三是因为研究范围有限,难以考虑所有的实体和社会环境因素。本文选取的是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中最必不可少的和当下政策所强调的因素。今后需要运用质性方法等进行更加深入和广泛的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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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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