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交通、通信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基于网络社会的“流空间”成为研究城市群空间结构的重要理论前沿。借助珠三角城市群9个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数据,对珠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综合性判断。研究发现：① 珠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现状在“点-线-网-面域”4个层面均呈现出明显单极化态势,广州市是“流空间”视角下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区域网络结构呈现出“缺位型金字塔形结构”;② 珠三角城市群网络的未来发展中位于不同层级的城市将起着不同的作用,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对空间结构发展起着导向性作用,而佛山、中山等城市将承担着联系中转站功能;③ 珠三角各城市的流度辐射区一体化明显,各城市辐射影响区的空间形态也表明了各城市的功能圈和势力范围。未来随着全球化趋势和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加强,珠三角城市群的集聚效应将不断转化为扩散效应,将极大提升珠三角城市群对全球范围内资源的吸聚和配置能力,助力珠三角城市群走向网络化的发展时代。
高质量的人才跨越地理的流动影响和驱动着全球范围内的创新活动,正在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研究基于全球高校留学生流动数据,构建加权有向网络模型,对2001—2015年全球人才流动网络复杂性时空演化进行全面刻画。主要结论如下：① 全球人才流动网络规模迅速扩大,网络发育具有明显的小世界性,两级分化显著。② 全球人才流动网络呈典型“金字塔结构”特征,基本呈“东向西,南到北”的地理格局,新兴国家作为人才吸纳国的角色逐渐上升。③ 全球人才流动网络核心-边缘结构显著,核心国家间存在较强的关系流,边缘国家间联系较弱,其人才主要流向了核心国家和半边缘国家。④ 全球人才流动网络分化成美国社团、欧盟社团、中国社团、南美和南非社团、马来西亚社团、独联体社团等6个凝聚子群。
基于国家卫计委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运用相关GIS空间统计工具探讨了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空间分异问题,进而考察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相比居留意愿及户籍迁移意愿,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偏低（6.17%）,其中,绝大多数流动人口（74.05%）的回流去向地是返回原居住地。城市规模、城市等级与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呈非对称“U型”格局。② 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总体上呈现出集聚分布模式,并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等城市群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较高,成渝和哈长城市群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低;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最高,东北地区的回流意愿最低;华南、中南和部分华东地区为回流意愿热点区,东北和华北地区为回流意愿的冷点区。③ 回流意愿受流动人口内部因素与流入地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同时作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教育水平及经济发展变量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方向不同。④ 流动人口的家庭联系、社会网络、住房及经济因素是塑造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流入地家庭规模及住房拥有率等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产生抑制作用,非流入地家庭规模、流动次数、家庭收入支出比等对回流意愿产生促进作用。
“双十一”作为电商促销活动,其引致的短期高强度快递服务需求对快递业造成极大压力。借鉴时间地理学方法,基于宅急送公司2017年数据,对“双十一”期间中国快递流通的时空结构与效率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快递流通整体上速度较快并由沿海向内陆扩散,在空间结构上各地区快递主要来自其内部和华东地区,在时间结构上绝大多数快递在2~5 d左右即可完成全部配送流程,且耗时主要集中于运输环节。此外,取件、离开、派送活动仍保持原有周期性,但在1 d内的时间分配趋于均衡;路径束主要呈水滴状、分段式形态,快递压力集中于少数枢纽城市,快递处理能力则呈现分层特征。
长期以来过江通道供需矛盾突出,高效利用现有通道并合理规划建设新通道设施、吸引两岸要素无障碍流动成为长江下游地区率先实现跨江发展、推进次区域合作的基本物质保障。基于此分析2000年以来长江下游地区公路过江通道建设对南北岸间交通的“时空压缩”效应,尝试探讨高等级公路网体系中过江通道通行利用空间特征。研究时段内过江通道建设实现由点到面扩张,从单一到多样化的跨江条件改善压缩区位差异对发展造成的不公平,跨江时间成本逐渐转变为自岸向两侧的由高到低梯度推移。沿岸地区就近选择过江通道,中远岸市县由高等级公路网引至特定通道方向,完整的过江通道是包含跨江桥隧和后方高等级连接公路的交通走廊。各通道因其在路网体系中的定位不同,通行利用存在差异,区域空间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有限性要求建立“干线公路-跨江桥隧”多对多选择,提升既有通道通行能力并将连接道路建设向新通道方向倾斜,以分流通行压力并缩小区域内跨江成本差距。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生产网络重组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日益浮现。上海计算机制造业持续向重庆等地转移,重构了该行业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格局。利用上海市投入-产出表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年报等,采用结构分解等方法分析上海计算机制造业产业变化,结合制造业多样性指数等指标,评估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上海计算机产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组装制造环节,2007—2012年,增加值率（增加值与总产出的比值）从7.38%下降为4.29%;劳动者报酬占增加值比例从22.06%上涨为67.97%,推动产业对外迁移。② 受上海市产业转移和国际市场低迷等因素影响,2007—2012年,上海计算机制造业总产出减少了483.9亿元。③ 制造业多样性指数较高的浦东新区受到计算机产业转移的影响较小,制造业多样性指数相对较低且计算机制造业占制造业总产值比例较高的闵行区、松江区在一定时期内仍然面临着计算机产业转移的负面影响。为了降低全球生产网络“去耦合”的冲击,提高区域经济的韧性,上海需要从全球生产网络的成熟产品生产平台转型为新产品研发创新枢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业增加值率,推动产业结构多样化。
从虚拟耕地流动的视角构建区际农业生态补偿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开展区际农业生态补偿支付/受偿区域划分和补偿标准测算的研究。结果表明：① 区际农业生态补偿的基本原理是：利用虚拟耕地净流量（输入量与输出量的差额）指标划分区际农业生态补偿的支付/受偿区域。对于净流量为负的分室,通过虚拟耕地流动占用了其他区域的耕地资源,应该支付相应的生态补偿。对于净流量为正的分室,通过虚拟耕地流动被其他区域占用了耕地资源,应得到生态补偿。区际农业生态补偿额度应包含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的投资成本以及占用农业资源使其牺牲的发展机会成本等方面,并由管理平台统一收缴和分发。② 2004年以后虚拟耕地流动格局基本上保持稳定,只有个别省市（甘肃和云南）由净流入转变为净流出,在空间上表现为“北耕南流”的格局。③ 受偿区域（15个省市）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支付区域（16个省市）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和西南地区。④ 研究期内年均总受偿额度为1472.58亿元,处于高受偿省份（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年均受偿额度都在150亿元以上。研究期内年均总支付额度为543.10亿元,其中,处于高支付区域的省份（浙江、广东、北京、福建）年均支付额度都在40亿元以上。
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和地级行政单元数据,采用不均衡指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刻画中国高技能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并采用空间滞后模型,识别高技能劳动力与一般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决定因素及其变化。结果表明：① 两类劳动力总体的空间特征均为东南密集,西北稀疏;② 2000—2010年,高技能劳动力在空间分布上呈集中化的趋势,而一般劳动力呈分散化的趋势;③ 十年间高技能劳动力集聚区虹吸作用加强,其分布越发集中于沿海特大城市群,而一般劳动力集聚区回波作用加强,其分布越发均衡;④ 空间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职工平均工资、是否直辖市或省会、每万人在校高校学生、是否沿海城市、常住人口数和空间溢出效应在十年中一直都是决定高技能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而失业率、中学生师比、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绿地率在2010年也成为影响两类劳动力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对比两类劳动力的模型结果可得,高技能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受行政因素、高校因素和地区生活舒适度的影响更大,而一般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受劳动力市场因素的影响更大。
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和标准差椭圆分析法,分析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特征及演化过程;选取紧凑度指标,结合城镇空间均衡分布椭圆,分析张家界城镇空间形态演化过程;通过比较不同阶段旅游企业椭圆和城镇空间椭圆的重合面积,剖析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① 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过程和特征为：由出现期的“一核多极点”逐渐演变为生成期的“核心-边缘”,最后在发展期形成一个高集聚中心和三个次中心联动的“组团扩展型”格局;② 张家界建成区面积呈现增长态势,城镇空间不断扩展,建成区用地紧凑度逐渐下降;③ 不同阶段,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程度有一定的差异性,整体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研究结论对于重新认识旅游对城镇化建设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的空间集聚对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产业集聚测度指标、改进引力模型及投入产出分析,对辽宁省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的空间集聚格局及其空间经济效应进行评价,并与全国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辽宁省制造业以资源及资本密集型行业专业化优势最明显,但1995—2016年间在全国内的比较优势整体上有所减弱;制造业的关联行业个数小于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平均值,辽宁省制造业关联行业拓展空间较大;沈阳、大连与鞍山是全省制造业空间分布以及制造业产业链空间联系的中心城市,但多数制造业行业与其关联行业的共同集聚特征并不明显;经济效应方面,2002—2012年间辽宁省的制造业对全国国民经济的推动效应有所减弱,制造业产业链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有较大提升空间。
工业污染作为影响人类健康、社会进步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热点问题,已引起全球视野的高度关注。采用变异系数、泰勒指数、EDSA及SDM模型等方法,从大区-城市群-城市尺度探析了中国城市工业污染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旨在为政府制定环境政策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结果发现：① 2005—2015年中国城市工业污染指数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但污染差异逐趋增大;大区、城市群、城市尺度的工业污染指数分别呈现“东高西低、集群化、级差化”特征,且各尺度污染差异显著;工业污染重心偏向东部并呈现南移态势。② 中国城市工业污染类型转移由简单转移过渡为复杂转移;大区保持“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污染格局不变;城市群污染呈现由北向南、由内向外跃迁格局;城市污染呈现由中心向外围缩减、碎片化向集中分布格局,且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③ 各尺度工业污染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城市化率与产业结构对3个尺度工业污染均有显著影响,人口密度、能源强度和环境管制强度对大区和城市尺度工业污染影响显著,工业发展水平和外资水平仅对大区尺度工业污染产生显著影响,而科技水平对3个尺度的工业污染均未产生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降低城市工业污染排放的对策建议。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也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热点。城市地理学者惯用空间可达性方法评价城市内部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性与公平性,基于此,结合学区制度下义务教育资源供给方式的特殊性,提出教育资源社会-空间可达性理念,分别以地理可达性、机会可得性和经济可能性衡量教育服务的获取难度及其空间差异。以公办小学和初中学区为空间单元,通过比较2008年和2018年南京主城区教育资源社会-空间可达性发现：地理可达性内城优于外围的空间差异正在缩小,而机会可得性和经济可能性的社会空间差异明显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取难度显著增加。历史惯性、城市扩张、单位制度和学区制度等均是导致教育资源在空间上和群体间配置差异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学区制和市场化配置原则下,经济资本逐渐成为社会群体争夺优质教育资源、实现代际再生产的核心要素,终而形成教育资源、社会阶层和居住空间的互动循环与锁定机制。南京案例在中国大城市中具有代表性,由教育驱动的城市社会空间重构值得持续关注和积极规导,而不断缩小校际教育质量差异则是推进城市内部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公平的根本途径。
基于3个典型乡镇35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考察武陵山片区农户的城镇化生计响应发现：① 农户生计响应是“城乡连续体”的“人业地”关系重构中乡村聚落的决策单元对城镇聚落吸附与扩散效应的综合反应,受宏观环境、外部条件和家庭因素的影响;② 区域性中心城市郊区、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景区和县城近郊特色农业种植区周边农户的生计综合响应、生计空间响应和生计产出响应依次递减,但生计资本和生计方式响应及各维度的响应强度排序不一致;③ 城乡二元体制的演变与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动态地规制与诱导农户,使其生计响应与国家阶段性战略目标相适应。地形平缓、距离县城较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以及区域性中心城市郊区休闲驱动型城镇化对应于更广维度和更高强度的农户生计响应。收入来源以经商、务工为主,家庭成员中有小孩或老人,有较高教育程度家庭成员以及社会资本较高的农户,其生计响应的维度更广且强度更高。
快速城市化带来了行政区划的调整及城市土地、空间和边界的改变,也重构了传统的地方与地方认同。以广州市番禺小龙村为例,分析城市扩张和地方重构下影响地方认同的因素、机制与过程。研究发现：① 城市扩张过程中,居民户籍身份上的改变最为突出,农民对于其市民身份及新的行政地方的认同度不高,最终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身份与区域的隔离;② 认同是多维度影响、深层次和动态变化的过程,地方认同需要从身份和地方双重维度进行分析,居民多元的自我身份感知与对地方的认知及其切实的个体需求共同影响其最终的身份归属和地方认同。因此,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需了解、重视区划调整变化后城郊居民的生产生活,同时注重社会基础福利的提升,以促进居民对于新的地方和身份的认同,进而促进城乡融合。
市管县体制确立以来,地级市成为了中国统县政区的主体。虽然统县政区与辖县的行政隶属关系明确,但现今存在的市县同城而治现象与少数民族自治州城市的管理模式,使一些市县的空间隶属关系不甚明晰,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附郭县制度。中国传统的行政区划体系中,统县政区与辖县的空间隶属关系一直比较模糊,二者主要依靠附郭县建立起长效的空间联系。清末以后,附郭县被大量裁撤,随着城市型政区和市辖区兴起,传统的由附郭县管理城市的“城乡合治”模式走向“城乡分治”。20世纪,统县政区与辖县的空间隶属关系逐渐完成了历史演替,走向界线化、明确化的方向。新时期的行政区划改革,尤其是市县空间隶属关系的优化,应充分考量中国发展实际,重视中国政区发展的历史积淀过程。
20世纪以来,伴随农业的工业化和食物链条的“远距化”,典型食物危机事件不断涌现并沿着食物贸易网络蔓延至全球,引发了学界对饮食系统及其可持续性的持久关注。国外地理学界关于饮食系统主要有生产主义、消费主义和关系主义等认识。在梳理已有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将这三类认识归结为不同情境下、特定形式的“身体-食物”关系,进而构建了以饮食原真、饮食安全、饮食健康为内在线索,以去地化和再地化为外在情境的分析框架,并藉此分析饮食系统的演变过程,提炼其可持续逻辑。进一步地,从“身体-食物”与“地方”的关系视角详细阐述了上述三个维度的具体内涵,并归纳了饮食原真与饮食安全、饮食原真与饮食健康以及饮食安全与饮食健康的交叉议题。
生态敏感性评估可以为管控生态风险与保障区域生态安全提供决策依据。在生态敏感性定义的基础之上运用经济学理论构建生态敏感性评估的理论模型,以土地利用转移几率比替代矩阵作为敏感性评价因子,并且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实际值与预测值之比的绝对值作为区域生态敏感性指数。结果表明：① 设计的生态敏感性评估方法可以弥补现有生态敏感性评估方法的不足,不仅可以观测到区域敏感性因子还能有效地进行敏感性分区,并且在不同尺度下得到了可靠的结果。② 在各县（区）最主要敏感性因子的列示中,陕西省1990—2000年以生态破坏因子为主导;而2000年以后,退耕还林工程导致耕地→林地、耕地→草地成为陕北地区最重要的敏感因子,陕南秦巴山区与关中地区由于众多水利工程建设导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草地→水域因子的响应程度比较高。③ 陕西省总体敏感性由南向北呈现“低敏感-高敏感”间隔有序的基本格局,并且呈现空间上集聚、时间上稳定的状态;高敏感区主要分布沿秦岭、“子午岭-黄陵山”分布,低敏感区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以及榆林中部地区。
作为关于群体认知和行为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社会表征从群体博弈和建构的视角解释了成员之间如何共享知识、实现沟通,以及被权力建构并成为权力扩张工具的心理机制。地图作为一种社会表征,以群体共享的知识符号系统形成知识话语权力,影响、规训着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它通过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有机联系,耦合了社会和个体,不仅成为政治、经济、文化权力嵌入的载体,也成为了权力的拥有者,参与社会的更迭和演化。地图中的权力运作机制表现为权力主体隐匿于地图这一建构的“真实”中,实现了从显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到话语权力的转换,并通过对个体心理认知、意识行为的规约,以及对共识性规范的认同和自觉遵守,实现了权力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