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方学界“日常生活”的兴起与转向,“回归生活世界”与生活本体论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催生地理学人地关系的转变,由静止的、同质的人地关系转变为动态的、异质的人地互动关系,“人”与“地”被赋予日常生活的内涵与外延,“闲暇处才是生活”。在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时代,地理学需要回答日常生活地理以及休闲具有哪些地理特征,不同主体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及休闲展演人与地、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动态关系,从而建构不同空间尺度的生活实践与地方意义等问题。本专栏主要探讨日常生活及休闲中所展演的主体能动性、空间异质性以及人地互动的复杂性,涉及城市居民的生活休闲与主观幸福感、城市公共空间活力评价以及休闲方式、日常生活中的地方情感与定居意愿等内容,以期尝试用中国本土的实证来回应西方日常生活地理学的研究。期待未来的相关研究能够更加关注边缘群体的日常生活及其休闲,能够弥补城乡休闲中“乡”尺度的不足,能够全面系统地阐述日常生活与休闲在时间演变过程中的变化规律及其机制。专栏旨在推动中国情境的日常生活地理学的理论建构,在实践上以期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具体践行贡献地理智慧。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城市居民的休闲行为面临转型,探讨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的休闲与幸福感是新时代城市地理研究中的重要议题。结合休闲的时间与空间要素,构建“休闲-幸福感”理论模型,以广州市为例,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城市居民休闲行为和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休闲时间和休闲空间均会对城市居民的休闲参与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但休闲时间的影响更大;休闲时间、休闲参与和休闲满意度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休闲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而休闲满意度则受到休闲时间、休闲空间和休闲参与的影响;休闲参与和休闲满意度是建立休闲与幸福感内在联系的重要中介机制。
从基于现象学路径的地方感研究引入,批判性地借鉴地方芭蕾概念,按照人地之间实际相处的亲疏程度不同,将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公共休闲空间中的人地关系区分为三类：日常式相处、周期式相处、背景式相处。其中背景式相处的人地关系已经超越了地方芭蕾概念的解释边界,由此引发出如下两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理论命题：第一,“人地整体”或“人地相处”或可取代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中用以刻画人地关系本质的“地方整体”概念;第二,目前主流的地方感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心理学的局部的地方感研究,在它之外还应有一种围绕着人地相处的各种实际可能性来展开的整体的地方感研究,以及一种接近于哲学层次的人地关系基础研究。
针对已有公共空间活力评价方法存在视角单一,对活力多样性体现不足的问题,本文在深入理解活力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多维视角下的公共空间活力评价方法。从个体行为、空间活动、空间交互联系网络的复合视角,围绕活力的核心,综合考虑活动类型及空间联系,提出了重访性、混合性、网络交互中心性三项测度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公共空间活力评价方法框架。以南京市公园为例,采用手机大数据,进行了公园活力的综合评价。分析表明：手机数据可从多个维度快速准确的识别城市公共空间活力现状,并展开综合评价。同时,可进一步参照活力不同维度特征的测度结果,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活力营造及提升策略与路径指导,体现了本方法对已有评价方法具有一定修正和延展作用。
公共空间是城市社会互动与文化实践的最重要载体之一。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城市正在经历着从“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的深刻转型。这一背景下,本文以广场舞休闲活动作为切入点,探讨中国城市空间公共性的理论内涵。利用基于Python的数据挖掘及文本内容分析技术,本研究获取了2011—2015年五年间中国社会有关广场舞的公共话语,并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提取出关键的语义要素进行相关分析。本文认为,社会群体通过广场舞这一空间实践来抵抗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试图恢复正在瓦解的集体归属感。广场舞是在“生人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一次微观尺度上的“再熟人化”实践,是对宏观社会变迁的响应和调适。另一方面,什么是公共生活的规则,对于中国都市居民来说没有现成的模板,当代中国城市公共性的建构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协商的过程。
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老龄化地理学的热点话题,仅从居住地视角探讨建成环境影响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偏差。为更精确揭示老年人日常活动所处场所建成环境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利用问卷调查等数据,基于老年人日常活动的时空模式及活动地建成环境特征,采用逻辑回归模型对比不同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要素对广州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受到不同活动地建成环境的共同影响,其中,居住地与日常活动空间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模型伪R2最大,而维护性活动地与休闲性活动地能反映出仅考虑居住地视角下忽略的部分建成环境变量。由于老年人在不同活动地的停驻时长、频率和目的不同,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也存在差异,主要通过影响不同活动地相应的活动机会和出行环境产生作用。结论从老年人群日常活动的角度补充了时空间行为研究,有助于为老年主动健康服务供给与老龄宜居城市建设提供科学支撑。
进入“新时代”,伴随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人的城镇化”的意义愈加重要,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实证不断增多,但对新趋势“家庭式迁移”的现状与影响尚缺乏系统研究,尤其对于中小城市的实证较少。本文通过对温州流动人口聚居区的深入调查,探讨“家庭式迁移”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总体定居意愿不强。户籍制度没有显著影响,个人职业、工作稳定性和“家庭式迁移”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因此,一方面需要强调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在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机制上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强调在城市中拥有完整的家庭结构能够有效提升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背景下,中小城市应抓住“抢人”先机,考虑以家庭为整体的政策设计,激发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提升其定居能力,以此推动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中国主体功能区划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基础制度,其空间结构是各级各类空间规划遵循的重要约束性指标以及主体功能区精准落地的关键参数。本文将面状功能区纳入点-轴系统结构,探索主体功能区点-轴结构的科学内涵,以中国主体功能区划为研究对象,聚焦国家与省级层面,着重从主体功能区点-轴结构的要素构成、功能区与点-轴结构的空间分异、以及功能区与点-轴结构的相互作用三个方面进行解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主体功能区划这张图本身就蕴含着点-轴系统结构,城市化地区是不同等级极核的集合,极核的等级和空间分布决定了开发轴线;② 点-轴地域开发系统、农业发展和生态安全地区呈现圈层式的结构特征,随着距离轴线越远,城市化类型比重越低、生态安全类型比重越高,点-轴结构受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保障需求的约束;③ 无论是国家和省级层面,联系最紧密的区域连线与开发轴线基本吻合,不同层级等级较高的城市化功能主导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主体功能区点-轴的拓扑结构,这在自然约束较弱、人类活动相对强度的区域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科学认知主体功能区的科学内涵及有序化的空间组织规律,为国土空间规划及功能区降尺度传导提供关键指标与参数,也将为中国综合地理区划提供重要的参考。
城市群已成为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但各城市群的发展水平和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同。本文引入竞争力这一概念,通过对城市群竞争力概念、内涵和评价方法的回顾,从经济竞争力、人力资源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国际化竞争力和科技竞争力五个方面构建中国城市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城市群的竞争力存在着发展水平差异和区域差异。按照综合竞争力和五项一级指标竞争力评价,13个城市群的发展水平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包括长三角、京津唐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第二层次包括成渝、山东半岛、辽中南、武汉等四个城市群,它们在部分方面的竞争力体现出了一定的优势和潜力,是区域经济的增长极。第三、第四层次城市群的竞争力较为薄弱。本文进一步提出城市群核心竞争力的概念,科创能力、国际化水平、资本集聚度是构成城市群核心竞争力的三大要素,城市群核心竞争力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三大地带之间的发展差异,且由于先进生产要素分布的高度不均衡,中国区域发展差异的现象还将长期存在。
“腾讯迁徙”大数据基于位置服务,实时、动态、完整、系统地描述了用户日常出行活动的轨迹。通过采集“腾讯迁徙”数据平台中2017年国庆-中秋长假期间国内299个城市之间的逐日人口流动数据,分“出行期、旅途期、返程期”3个时间段,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从人口流动集散层级、集散网络体系的分层集聚、人口流动空间格局、网络空间特征等角度分析各时间段城市间的人口流动特征与空间格局。结果表明,腾讯迁徙大数据直观地揭示了国庆-中秋期间中国各地级城市间人口的迁移规律,3个时段人口的净流入均呈现十字形骨架支撑的菱形分布,人流集散中心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四大城市群,与城市等级有较强的一致性。人口流动集散体系呈明显的分层集聚,城市行政级别的高低与人口流动影响力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大部分城市人口流动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大理-鹤岗一线是人口流动强度空间分布的显著分界线,以此线为界,城市网络呈现东密西疏的分布特征和东部并联、西部串联的网络关联特征。人口流动网络总体表现出“小世界”网络特征,局部具有较明显的“社区”结构特征,聚为2个国家级、2个区域级和3个地区级社区。
区域韧性是一个区域应对发展进程中短期冲击与长期变化、积极进行自我调适与转型的能力,表征了区域的适应性、创新性与可持续性,作为新兴理念反映了地理学可持续发展与区域研究的新需求。本研究综述了区域韧性研究进展,基于关联演化视角,探索构建区域韧性认知框架,将情境分析与过程分析并重,思考并总结区域韧性分析的方法论,尝试建立区域韧性评估方程,从经济、社会、环境及制度四个维度进行区域韧性评估,将区域韧性应用于中国地理学研究,分析中国区域韧性研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将区域韧性研究对接中国实际问题,以期对区域韧性研究做出理论贡献,助推地理学区域发展研究及相关认知领域的跨学科讨论、知识集成与学术交流,为国家制定相关区域政策提供参考,并为国家及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
中亚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重要地缘价值,而中国与中亚的合作需以战略支点为依托。相关研究多关注国家尺度和定性方法,较少深入到对区域尺度战略支点及其空间结构的分析中,可能导致支点范围较大、针对性较弱。故本文主要从区域尺度入手,基于对各类空间要素的综合评价,对战略支点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乌鲁木齐等中国城市、阿拉木图等中亚城市以及霍尔果斯等边境口岸在各类节点中具有综合优势。基于可达性和城市网络分析结果,结合中国与中亚合作现状,可将“乌鲁木齐-阿拉木图经济走廊”作为战略支点,采取“两核四轴四带”的空间结构。创新点在于从区域尺度认识战略支点并分析其空间结构,有利于通过尺度上推进一步撬动高尺度合作。
以美国为例,运用矢量数据符号法、核密度估计,结合负二项回归模型,研究世界一流大学空间集聚对研发密集型企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① 美国一流大学和研发密集型企业高等级集聚区主要有东北沿海大都市带、硅谷地区、芝加哥都市区和洛杉矶都市区,两者呈现高度的空间集聚性和空间匹配性。② 美国研发密集型企业偏向于选择与自身从事研发领域相关的一流学科空间集聚区进行布局。③ 美国一流大学和研发密集型企业的高值热点区集中在硅谷地区,呈半圆形辐射状,较高值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东北沿海大都市带,呈带状辐射。④ 为寻求创新资源禀赋,获取知识溢出经济,共享创新基础设施,降低技术转移成本,获得创新集群优势,研发密集型企业优先选择一流大学集聚区进行空间布局。
基于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数据和零断尾负二项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1998—2015年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时空格局特征,并从东道国角度分析影响其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新建海外R&D机构数量快速扩张;海外R&D投资区域分布广泛,呈现分散和集聚并存的特征;以华为为例分析了典型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的空间布局特征,认为目前华为海外R&D投资呈现集中布局在欧洲,零散分布在亚洲、美洲、非洲的空间特征,主要是由其以全球技术升级和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等R&D国际化的战略动机所决定。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R&D投资的影响因素有共同点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① 现阶段东道国的R&D需求不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因素;② 代表中国与东道国经济往来密切程度的关联要素是影响中国企业R&D投资的重要决策因素;③ 发达国家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主要是因其创新能力强、R&D资源数量多,而政策及制度供给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因素;④ 地理距离对中国企业R&D“走出去”的阻碍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的R&D投资中。
院士作为国家高端的科研领军人才,在创新发展、人才培养,科研引领,国家重大战略和核心技术突破方面挥着重要作用。以中国科学院755名院士为例,运用核密度分析与流动指数等空间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国顶尖学术型人才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求学、就业与工作地变更三种空间流动规律。结果表明：① 院士出生地或籍贯集聚分布在经济条件良好、文化底蕴深厚的东部沿海地区;学历取得地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与江苏等985、211高校聚集省区;初次工作地点在不同时代表现各异;最终工作地呈现向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聚集的特征。② 求学（出生地—大学）流动由东部多个省份向北京、上海等国家中心城市近距离流动。毕业首次就业流动空间聚集程度小,且流向随院士所处时代的不同而变化。③ 46.23%的院士有工作地变更流动趋势。变更一次的院士其流动呈现“孔雀东南飞”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向东指向性和空间聚集性;变更两次及两次以上的院士,除最后一次流动外无明显空间指向性。④ 流动指数分析表明,北京与上海作为经济发达区既是强流入中心也是强流出中心,双向流动量大;而西藏、海南、澳门、内蒙古及广西等省份流动指数为0,属于附属型省份。
跨省流入缩减是广东人口迁移进程中的新现象。基于五普、六普和2015年1%人口抽样数据,本文分别刻画了广东2000—2015年省域和县市尺度跨省流入缩减演化格局特征,讨论了县市单元和典型案例城市省际流入缩减演化分异的成因机理。结论如下：① 2010—2015年,广东跨省流入人口缩减已初见雏形,四川、湖北、河南和湖南等15省份来粤人口出现下降。② 5年来县市尺度跨省流入缩减态势显著,省际流入缩减的县市比重高达84.09%,省际流入缩减演化格局中以流入扩张转流入缩减类型占据主导,其中省际流入较为活跃的珠三角和外围地市辖区开始出现流入缩减。③ 相比于省际流入持续扩张区,第三产业就业、人均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外资占GDP比重及人口密度是省际流入扩张区发生流入缩减的负向抑制因素,而第二产业就业规模则是其正向促进因素。技术创新和公共服务是广州和深圳省际流入缩减 分异的主要原因,东莞省际流入缩减与珠海省际流入扩张分别受外需疲软和宜人居住环境的影响。
基于中国2010—2016年的地级市污染监管水平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位序-规模法则,空间计量模型等地学方法,分析中国地级城市污染监管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和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2010—2016年中国污染监管水平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且区域性和集聚性特征明显,东南部地区为稳定的高值集聚地区,中西部地区为稳定的低值集聚地区。② 中国城市污染监管水平属于次位型分布,监管规模分布的分散趋势大于集中趋势。③ 城市的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产业占比等对城市污染监管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规模对污染监管水平存在负向的影响。④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人口密度对污染监管水平起到显著的直接效应;第二产业占比、二氧化硫排放量等起到了显著的间接效应。
采用理论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农业多功能性对都市区土地利用管理的意义和实现途径。论文从农业多功能性的多尺度嵌套层级结构出发,构建了基于农业多功能性评价的都市区土地利用管理框架,然后基于高清卫星遥感影像解译、文献资料整理等分析了北京市海淀区1968—2014年间土地利用、农业多功能性和土地利用管理措施的变化及相互作用。研究指出：都市区土地利用管理者应该在区域尺度和农户/农园尺度农业多功能性评价的基础上,围绕农户/农园与区域、国家等各级社会经济系统的相互作用,从改进土地用途管制分区和发展多功能农业两个方面进行区域的农业用地管理。最后,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希望优化都市区土地利用管理,推动都市型现代农业建设,并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研究老工业基地经济弹性特征对于增强其应对国内外扰动,促进落后的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区域经济弹性概念,在对1990—2015年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周期划分的基础上,测度各城市不同周期中经济抵抗力和恢复力表征区域经济弹性,借助shift-share分析法将区域经济弹性分解为产业结构分量和区域竞争力分量,揭示区域经济弹性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在不同时段内的区域经济弹性具有动态差异性特征,辽宁省对冲击扰动的抵抗力较低,容易遭受冲击影响;城市产业结构和区域竞争力均对区域经济弹性产生重要作用,且区域竞争力起主导作用,当前辽宁区域经济弹性受产业结构素质低和竞争力弱双重约束;服务业受老工业基地“路径依赖”影响,长期存在结构水平低和竞争力弱问题,第二产业结构素质和竞争力不匹配问题严重,路径依赖下的制度锁定现象仍旧存在,这都限制了辽宁的区域经济弹性水平。针对区域经济弹性特征和内部机制,提出了促进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的对策建议。
明晰黄土高原干旱特征对于生态工程建设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1960—2016年黄土高原59个气象台站数据和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标（SPEI）,本文分析了黄土高原多尺度干旱时空变化特征,并探讨了遥相关指数对黄土高原干旱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黄土高原SPEI指数呈下降趋势,其中70年代初和90年代末为显著干旱时期,80—90年代初为较湿润时期;② 年尺度SPEI呈下降趋势的区域遍布整个黄土高原,以山西西部、宁夏北部和甘肃中东部最为显著,而黄土高原西北和西南部则表现为变湿趋势;③ 春、夏和秋三季SPEI均呈下降趋势,且夏、秋季下降趋势较大,趋势系数均为-0.03/10a。春季干旱趋势与年际变化较为一致,秋季干旱趋势范围较大,占总面积的64.53%,冬季干旱范围较小且不显著;④ 多尺度干旱同时受IOD、NAO、PDO、AMO和ENSO3.4等遥相关指数的共同影响,且该影响存在明显的年际和年代际相位转换特征。多元回归分析显示,IOD和NAO对黄土高原干旱解释率较高,分别为22.98%和12.23%,而ENSO3.4解释率较低,表明黄土高原降水变化与西南季风具有较好的关联性。
作物水分供需量是进行科学合理灌溉的重要参考依据,水分供需不平衡也是引起农业旱涝的根本原因。基于淮河流域蚌埠闸以上地区及周边1961—2015年共91个气象站点的日尺度气象数据,借助有效利用系数法计算夏玉米有效降水量,采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建议的Penman-Monteith（P-M）公式和作物系数法计算需水量,分析夏玉米水分供需时空变化特征,并探讨典型站点夏玉米生育期内水分盈亏状况。结果表明：① 近55a来,研究区夏玉米全生育期和各生育阶段有效降水量呈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各站点趋势变化不明显;② 夏玉米全生育期和各生育阶段需水量大致呈南低北高的纬向分布,全生育期和各生育阶段呈显著减少趋势,只少数站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③ 夏玉米全生育期和各生育阶段缺水量大致呈纬向分布特征,全生育期和播种-出苗期呈显著减少趋势,其余生育阶段趋势变化不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