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原经济区县级行政单元为网络节点，利用重力模型测算1996 年、2010 年231 个节点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分别取各个节点对外联系强度第1 位、前5 位、前10 位的连接建立经济联系网络，运用GIS 工具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网络的空间格局与演化特征。研究发现：① 中原经济区经济联系网络发育不平衡，节点度分布呈明显的右倾“斜长尾分布”特征，少数节点掌握着绝对的“网络权力”，郑州市为整个网络的首位核心，洛阳市、邯郸市为副中心；网络中部、北部节点间连通情况相对较好，而东、南两个方向上节点连通能力亟需提升。② 核心、边缘节点网络权力差距进一步扩大，2010 年节点度值基尼系数和集中度指数比1996 年均有明显提高，边缘区节点连通能力不足且进一步弱化，不利于中原经济区同毗邻地区的互动发展。③ 网络呈现多重轴—辐结构，郑州市为一级枢纽，洛阳市、邯郸市、漯河市等为二级枢纽；中原经济区正在建设的“十”字形发展轴和“米”字形发展带，有助于巩固一、二级枢纽间的经济联系，并使整个经济区实现优势互补、联动发展。④ 网络中的“掮客”节点主要位于中原城市群板块中，因此中原城市群发展对提高网络整体连通能力有很大作用。

研究县域经济发展格局对揭示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演化机制和实现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基于中国2352 个县域单元1982、1990、2000 和2010 年的人均GDP数据，采用空间关联技术和变差函数分析了近30 年来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演化特点并探讨了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和增长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1982 年以来，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程度逐渐增加，空间依赖程度增强；东部和华北北部地区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空间呈异质性，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中的随机成分随时间推移不断降低；中国东南—西北向经济发展的均质性相对较好，空间差异较小；历史基础、经济区位、资源禀赋和区域发展政策等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2006 年以来，房地产业成为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的主要行业之一。对这一时期中国35 个重点城市的房地产外资区位进行分析，发现房地产外资集中的地区仍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但同时表现出向长江沿岸地区及东北地区的核心城市等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面板Tobit 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内资企业的竞争是导致房地产外资区位变化的重要因素。内资企业的竞争优势迫使房地产外资放弃利润率最高的最优区位，转而寻求利润率较低、而市场需求较大的次优区位。各重点城市间土地市场化程度差异的迅速缩小使得房地产外资能够自由选择区位，为房地产外资的这一空间转移策略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京津冀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河北省出现环绕京津地区的贫困带引起了学界与公众的普遍关注。目前国内贫困县的设定往往以经济指标为唯一度量标准，本文在经济维度基础上增加社会维度（代表人类贫困）和自然维度（代表自然贫困）两方面评价指标，构建县域贫困度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对河北省136 个县的贫困状况分别进行经济单维度与经济—社会—自然三维评估，并基于SOFM网络将全省县域贫困度划分为五级，与河北省现有各类贫困县分布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基于经济单维度与经济—社会—自然多维度评估的聚类分析得到的高贫困度县域均与现有贫困县有很好的对应，与河北省贫困县分布现状基本吻合；由于经济—社会—自然的多维度贫困度评估综合考虑了贫困现状及其潜在可能性，评估更加全面和深入。基于自然维度的潜在贫困度对多维贫困度的影响分析表明：环京津地区的贫困现状比较严重、且潜在贫困程度高，应积极依托京津，承接产业转移。而在冀中南地区，尽管贫困现状较为严重，但潜在贫困程度较低，因其较易脱贫而容易被忽视；同时，还存在大量非贫困县转化为贫困县的可能性；应进一步加强对该地区贫困问题的关注，分类扶贫、防治结合、区域联动，促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社会财富同步增长。

物流企业指从事物流活动的经济组织，对支撑流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系统的高效运转具有战略意义。在评述国内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选择中国1855 家A级物流企业为样本，从宏观区域、省级政区和城市等多层尺度，刻画和分析中国物流企业的布局特征，包括总体格局、空间集聚、覆盖水平等，并从多种角度考察了物流企业布局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物流企业分布呈现明显差异，沿海地区多于内陆且形成“2：1”比例关系，东部明显多于中西部且呈现“5：2：1”比例关系，省际之间呈现“南多北少”的格局，东南沿海省份尤其江浙两省集聚；物流企业的城市非均衡布局更突出，形成集聚和稀疏地区。经济和产业结构、产业集群、对外开放与国际贸易、交通区位、物流规划与政策等方面的差异是促使物流企业布局形成分异的重要因素。本文可为中国物流企业的布局优化和物流活动组织提供一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