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 年以来,随着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空间不足、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升等问题逐渐凸显,对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制造业空间转移成为珠三角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采用企业数据和定量研究方法系统研究珠三角内部制造业空间转移的产业及空间特征,研究发现：1998-2009 年珠三角制造业整体呈现先分散后集聚的“U”型发展趋势,但集聚水平普遍偏低,且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特征差异显著.珠三角制造业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的变化趋势十分吻合;地区间结构差异缓慢提升.基于产业—区域交互模型对产业转移机制的实证结果表明：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向交通成本低、工资水平低、环境管制宽松、土地成本较低地区转移的趋势;地区制造业同构推动珠三角制造业空间转移;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显著的集聚规模经济,产业向运输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前后向联系紧密的产业向市场潜力大的城市转移的趋势;当考虑产业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时,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业转移方向不明确.

经济学和地理学长期以来互动并不明显.文中首先对经济学与地理学忽视以及可能的合作进行了分析.如果说新经济地理学构筑了经济学和地理学的第一座桥梁,那么演化经济地理学则构筑了经济学和地理学之间的第二座桥梁.随着演化经济学的逐渐成熟,以演化经济学为基础的演化经济地理这一新兴学科逐步发展起来.文中对演化经济地理的形成、优势以及应用进行详细的阐述.演化经济地理继承了演化经济学中的时间和历史的因素,将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加以融合.演化经济地理在微观、中观以及宏观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同时演化经济地理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一些重要的启示：① 产业的动态化认为产业梯度转移并不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② 关系网络指出户籍制度放开的必要性与无效的可能;③ 多样性则认为单一产业发展战略具有风险性;④ 再演化的政策则指出政策需要具有“连贯性”.

跨国公司倾向于布局在交易成本和转形(生产)成本较小的区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的一系列区域政策减小了跨国公司的交易成本.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区域政策的梳理,分析了区域政策变迁与跨国公司布局的时空演变,发现跨国公司在长三角空间布局一直呈扩散趋势,具有和区域政策变迁同步的3 个阶段：① 初始阶段,跨国公司布局与区域政策关联较弱,集中在区域中心上海;② 集聚阶段,跨国公司在生产成本低、政策强度高的沪宁沿线城市集聚;③ 网络化阶段,跨国公司在生产成本低、政策强度高、早期集聚的区域形成区域性生产网络,并向长三角的边缘区扩散.不同阶段跨国公司布局机制存在差异,降低交易成本的区域政策的影响变得显著,区域的集聚效应、科技水平历来受到重视,而区域经济效率和劳动力成本、交通等传统要素成本对跨国公司布局的影响逐渐减弱.

随着中国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可达性研究受到学界与规划界广泛关注.本文通过梳理近20 年来国内外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可达性研究的发展脉络,从可达性时空变化及其地域效应方面总结国内外区域交通可达性研究的各自特点与发展方向,判断未来国内相关研究主题.综合比较可知,区域交通可达性的空间格局与时空演变研究仍是国内外交通地理学的研究热点问题.国外研究评价指标丰富,空间分辨率不断提高,分析技术方法日益多样,研究内容更趋于多元化,不断拓宽了可达性研究与应用领域.国内研究发展快,但研究指标体系有待完善,空间分辨率仍有待提高,亟待考虑交通需求与政策干预等现实因素.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能源环境,开展世界能源地理研究是经济地理学家的重要使命.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缺乏系统的地理学视角,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外交学、经济学等领域.相关学科涉及能源地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 个方面：① 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研究;② 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中国能源安全研究,包括能源供给、运输、储备等;③ 中国能源合作与能源外交研究.展望未来,应从3 个方面加强世界能源地理的研究：① 建立系统的研究框架,全面把握世界能源状态、格局及其演变规律;② 建立世界能源的动态数据库,加强模拟分析与可视化表达能力;③ 加强研究平台建设,培养研究队伍.

选择安徽省2001-2010 年县域人均GDP为研究指标,综合运用G指数、经济重心、标准差椭圆以及灰色G(1, 1)模型对县域经济的空间演化进行分析预测,最后结合位序规模原理,对空间差异的机理进行分析.总体上安徽县域经济表现出微弱的空间集聚分布态势,呈现出“南北低中间高”、“西低东高”的空间分布格局.县域经济重心在117.57°~117.6°E,31.67°~31.76°N之间变动,有向东南方向移动的趋势.标准差椭圆总体上变化幅度不大,基本上以省会经济圈为核心,范围覆盖了皖江城市带大部分地区,县域经济的空间分布呈现出西北—东南格局,并且这种格局有向正北—正南方向转变的趋势.安徽县域经济满足位序规模原理,其发展状况呈低水平分散均衡型.资源禀赋与交通区位、中心城市发展状况、区域政策是导致安徽省县域经济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物流反映了地理单元间的经济联系或职能分工，对考察区域或城市间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铁路 物流的国内外研究评述，本文构筑了20 世纪50 年代以来中国铁路物流的GIS 数据库，从省级和地级政区两个尺 度，对中国铁路物流进行模拟和评价，分析其分布格局与演变特征等空间规律，并对城际集装箱物流的空间规律进 行分析和透视；同时，深入解析省际和城际铁路物流和集装箱流的流动格局及演变特征，考察其交流模式；然后，对 铁路物流和集装箱流的流动轨迹进行模拟和评价。通过该研究，可有效考察中国省际和城际经济联系与相互作用， 强化网络组织的空间认识。

借用万有引力模型分析四川省各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情况，根据旅游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可确定旅 游流进入区域中心城市(成都市)后的主要空间扩散方向为西北(成都—都江堰市)、西南(成都—乐山市)和东北 (成都—德阳—绵阳)三个方向，以此为基础，结合游客流向抽样调查资料，将四川省旅游流的空间扩散路径归纳为 14 条。文章还对不同细分流的空间扩散路径进行了详细分析。

基于GIS 方法对1990 年以来江苏区域发展的均衡性进行了测度分析。首先，引入区域重心模型，对江苏省 几何、人口、经济(GDP)、外资(FDI)等主要重心的时空偏离进行了可视化测算，然后结合相关统计指标对江苏省区 域经济均衡性的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1)江苏的经济、外资重心相较人口重心有显著 的空间偏离，1990 年以来的人口重心呈东南向西北，复向西南，再折回西北的倒U 型空间位移趋势，经济重心则一 直向南偏东方向位移，而外资重心大致以2003 年为拐点，之前大体向南位移，之后逐渐向北偏东位移；(2)江苏省 区域经济不均衡性总体在加剧，相对发展速率呈现出南北不均衡，县域和市区不均衡，且苏南、苏中、苏北内部不均 衡性各有特点；(3)本世纪发展速率加快的县市主要在苏南和苏中空间范围的四个边角带上，呈“口”字型格局，苏 北为相对发展速率下降县市的主要分布区；(4)苏南初步形成了东部以苏州无锡为核心的高度发达趋同区和西部 的快速发展趋同区，苏北形成了盐城为代表的县域快速成长趋同区和以连云港为代表的县域缓慢发展趋同区。

目前, 我国许多城市群还没有形成以城市集群为支撑的有整体竞争实力的地域实体, 区 域协调机制还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来。为了解决这个严重制约城市群发展的问题, 必须走整合发 展的道路, 整合发展是城市群战略的重大课题。城市群的整合发展要树立正确的科学理念, 充分 吸取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宝贵启示。整合发展的理论基础分核心理论和基本理论, 前者有竞争优 势、空间相互作用、空间发展和区域协调理论等, 后者有系统、现代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和区域 创新理论等。城市群的存在、城市群的要素和城市群地区的城镇化是整合发展的现实基础, 涉及 城市群存在状态的演进及其广域存在价值, 资源秉赋、整体实力、产业结构、交通通信和核心城 市, 城镇化的综合水平和面临的主要问题等。城市群整合发展的实践包含6 个方面的内容: 城市 竞争力整合、城市体系整合、产业整合、空间整合、城乡生态环境整合和发展的支撑平台整合。

可达性一直是地理学、土木建筑工程设计、交通运输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已有的各 种可达性度量方法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交通网络与城镇发展研究、交通基础设施的区域经济效应 评价、选址分析、园林景观规划、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领域。随着应用需求的持续加大和技术研究 的不断深入, 可达性度量方法也在快速发展, 其度量体系正在形成。本文首先从两个层面对可达 性的涵义进行全面阐述; 在此基础上, 从网络特性的角度对拓扑法、距离法、累积机会法、等值线 法、重力模型法、平衡系数法、时空法、效用法等目前常用的可达性度量方法进行系统分类, 并且 从可达性影响因素入手对各种度量方法进行综合比较与评述; 然后, 针对不同的应用领域, 对各 种度量方法的应用研究现状进行详细论述与剖析; 最后, 对可达性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深入讨论 与展望。

城市的发展演变过程也是产生、聚集、演绎文化的过程, 并由此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品质。从文化角度来审视城市化现象, 可以更综合、更系统地去认识和把握城市化及其本质。通过 对大连市城市文化特质现状调查, 借助GIS 技术, 剖析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 城市建成区与城市 郊区的文化分异, 并研究这种分异的空间特征、空间规律及其成因。研究结果表明, 目前大连的城 市文化发展现况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分异, 中东部和南部地区城市文化发展程度较高, 西部和北部 地区发展程度较低。

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经历了人口、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空间重构， 空间结构变得更加复 杂。中国城市人口郊区化速度在加快， 城市常住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空间重构存在明显差别， 城市人口空间重构过程的相似性特征减弱而差异性特征增强。对中国城市工业和商业空间重构 的分析表明， 郊区化和离心化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因子与社会形势密切相 关， 社会区类型越来越多样化， 社会区构成则经历了由单一到混杂的变化。20 世纪80 年代初中 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具有典型的同质性特点， 带有计划经济色彩， 而90 年代末的模式则是 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异质性特征突出， 而且带有多中心结构特点。

经济发展的区域化、区域发展的集团化、社会发展的民主化使得一个公平、公开又具世界 竞争力的区域管治和协调系统越来越成为当今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对国内外区域管治的相关 研究成果的回顾、归纳与总结， 有助于增进对区域管治的概念、理论、实践和研究方法的认识。本 文在总结区域管治研究历史和辨识相关概念的基础上， 分别对国内外不同层次的区域管治的研 究成果进行了综合评述， 对国内区域管治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系统剖析， 并指出了我国区域管 治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难点， 提出了未来区域管治的主要研究方向。

近年来，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对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基于现 代信息技术所形成的网络联系逐渐成为产业集群关系网络的主要内容之一， 是深刻理解产业集 群演化和升级机制的重要方面。特别是， 信息技术可以使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空间联系的范围扩 大、时间成本下降， 为其走向全球市场提供便利的条件。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企业信息技术应用 的发展过程与具体形式， 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影响中小企业集群中信息技术应用的主要因素， 最 后以浙江省温岭市鞋业集群为案例分析了这些因素的具体作用。

产业集群是国内非常重要的经济现象， 但是如何辨识产业集群却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和政 府部门， 关键问题是产业集群缺乏统一的辨识标准。浙江省拥有数量众多的制造业产业集群， 而 且涉及的产业门类非常广泛， 是我国产业集群发展最为典型的省份之一。本文利用2001 年浙江 省基本单位普查数据， 同时选取浙江省各个邮区的四位数产业就业区位商≥3 以及该产业内的 企业数目≥100 家这两个标准， 进行产业集群的辨识， 共辨识了116 个典型产业集群。结果表明， 按照该辨识标准， 能够辨识出典型的制造业产业集群， 而且每个产业集群都具有明确的产业门类 及地理边界。文章最后部分归纳了浙江省典型制造业集群的空间分布以及规模结构等特征。

本文综述了产业地理集中、产业地理集聚以及产业集群的测量与辨识方法。传统的测量 产业地理集中方法包括集中系数、变差系数、赫芬代尔系数、赫希曼- 赫芬代尔系数、信息熵、锡尔 系数以及基尼系数等, 这些系数测量产业总体地理集中程度, 没有考虑企业规模分布对产业地理 集中的影响。基于企业区位选择模型, 经济学家发展了测量产业地理集聚的指数, 控制产业内企 业规模分布对产业地理集中的影响。无论地理集中指数还是地理集聚系数都以行政单元为基础, 仅描述单一空间尺度上的产业区位模式。Ripley 的K 函数通过计算某个企业一定距离内的邻居 企业个数来测量产业的地理集聚程度, 可同时反映产业在不同空间尺度的集聚程度。相互联系的 一群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构成了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的辨识不仅要测量产业间联系, 也要考 虑产业地理临近性。区位商和标准化区位商法、空间相关与产业联系法、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等 多元统计方法以及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图谱分析方法等可以用来作为辨识区域产业集群手段。

产业的空间集聚是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 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产业集聚 一直是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 特别是20 世纪90 年 代以来, 产业集聚成为经济学和地理学的热点课题。本文重点回顾了产业区位论、新产业区理论 以及新经济地理理论等对产业集聚的理论阐述。并从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和产业集聚效应两个 方面综述了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 突出了要素禀赋、外部性、规模经济等在产 业集聚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并指出了产业集聚形成后对产业区位、产业增长以及区域经济增 长产生的影响。最后对国内产业集聚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

海域与土地同属国土资源性资产, 实行海域有偿使用是沿海发达国家有效用海和加强 海岸带管理的重要制度。但由于当前我国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主要以地方为主, 制定的依据不充 分、随意性较大, 没有充分反映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条件差异, 急需要建立一套科 学合理的海域使用评估理论体系。 本文将以土地评估理论为基础, 结合海域使用的自然与社会经济的特殊属性, 构建海域使用 评估的理论框架; 具体研究海域"等"的划分指标体系, 实证研究辽宁沿海海域"等"的划分(关于海 域分类定级及基准价估算,另文撰述)。为沿海其它海域使用评估提供借鉴。

住房成本和通勤成本是城市空间结构中两个相互关联的内生变量。居民在进行居住区位 选择时, 会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权衡, 从而形成住房价格、建筑密度和通勤行为在空间上的变化规 律。本文回顾了通勤成本和住房成本间的理论均衡关系, 探讨了各种现实情况是如何影响这个理 论关系的; 并利用大规模调研所采集的北京市微观个体数据, 提供了这一互动关系的一些定量证 据; 最后从两个角度探讨了这种互动关系在城市管理的公共政策方面的宏观含义: 考虑通勤成本 后的住房支付能力评价, 以及就业与居住过度分离的社会效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