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经历着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和重要转型，认识把握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协调性和区域差异，对统筹区域城市化的“人地配置”和实现新型城镇化意义重大。选取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运用协调度指数、塞尔指数等模型，考察20世纪90年代城市化快速发展以来，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速率及其协调性的时空变化，在此基础上分析由此造成的建成区非农人口密度变化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① 土地财政主导下，城市扩张速度普遍加快，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不协调现象由东部地区扩展到全国范围；② 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非农人口密度普遍下降，而直辖市等经济发达地区建成区的大幅扩张导致非农人口密度区域差异缩小；③ 区域间建设用地指标与人口非农化相匹配的“人地挂钩”，是未来实现健康、协调城市化的有效途径。

建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区）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和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政策。历经30年多发展，国家级经开区已遍布全国，其个体间的发展差异也由于不同的动力机制而日趋显著。认识和探讨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的空间分异及其核心影响因素，对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引导开发区高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变异系数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2010年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的空间分异，并探测了其核心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总体上，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在东中西三大区差异显著，呈现出高低高的U型格局；② 个体上，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在三大区内部存在不同分异特征，其中西部分异度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③ 探测因子决定力显示，主导三大地区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的核心要素明显不同；在所选出的5大核心影响因素中，中西东三大区呈现出由开发区内在因子主导向城市和区域性外在因子主导的转变趋势；④ 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及核心影响因素在三大区间的分异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开发区生命周期阶段性的演变规律。由此建议：近期内，中西部国家级经开区仍应聚焦于改进其自身发展要素；而从长远看，城市性和区域性的外部因子对经开区的影响将变得日益重要，亦即是经开区的未来发展将越来越依赖于与其所在城市和区域的有效融合。

为实现区域城乡统筹发展，在界定城乡统筹系统概念、界面和性质的基础上，分析影响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因素，应用突变理论对城乡统筹系统进行理论研究，并借鉴城市精明增长理论，提出土地精明利用调控城乡统筹系统要素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思想。城乡统筹系统的界面包括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面、城乡统筹前后的界面和城乡系统间的界面；影响城乡统筹系统的主要因素有城乡现实、农户意愿、政府政策，其中城乡现实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基础，农户意愿是城乡统筹发展自下而上的内在动力，政府政策是城乡统筹发展自上而下的外部引力；以土地为纽带，利用“农地整治、村镇改造、要素配置”3个土地精明工具，通过土地利用数量、结构与利用方式的调整与优化，消除城乡系统之间要素流动的障碍，促进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达到增强农村经济活力、保障城市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目的，最终实现“生活殷实、生产繁荣、福利共享、生态优美”的城乡统筹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引人注目。利用RS与GIS技术方法，并结合经济、政治、规划等因素，对比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来珠江三角洲六大城市——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和珠海城市形态的时空演化。研究发现，1979-2008年间，各主要城市在各自的地理条件和制度实践的基础上，演变出不同的空间形态。广州、深圳和珠海是自上而下的发展管治模式，其城市用地随着产业发展和优化而扩张并调整，但不同的城市发展政策造成了各异的空间形态；佛山、东莞和中山是自下而上的发展管治模式，空间形态总体上较为分散破碎，并在不同地理区位呈现不同程度的空间联系。

根据2003-2013年间在国内主要地理学、城市规划和建筑学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文献，对近10年间的城市形态相关研究的内容、方法和进展进行评述。文章在辨析城市“布局形态”、“结构形态”、“肌理形态”三大概念的基础上，将现有研究成果按城市形态影响要素分解、新技术方法应用、时间—空间维度探讨、可持续城市形态、城市形态规划、管理和控制，以及分城市、地区案例研究六大主线进行归纳，并评析现有成果的研究视角、技术方法、实践应用特点及其局限。比较中西方城市形态研究轨迹，国内研究习惯于通过实证主义的因果演绎和经验主义的案例归纳来理解现有城市的形态发展历程，并在借鉴历史经验和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寻求城市形态发展的“理想城市形态”。而西方研究则致力于寻求“可持续城市形态”的可操作性和实现方式，侧重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探索和规划应对。本文提出未来城市形态研究应更关注微观层面的肌理形态分析，应从更加温和、建设性的“时间—空间演化”视角探讨城市形态演进规律，为包容性、共生性的“可持续形态”演变发展构建理论基础。

交通运输体系与城镇空间扩展的关联分析是揭示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作用关系的重要切入点。采用等时线叠置法和指标分区法，分析了武汉城市群交通可达性及交通优势度与城镇空间扩展的时空格局、关联特征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交通运输体系与城镇空间扩展具有内在联系，呈现出互动耦合、协同演进格局。从作用机理来看，交通运输体系通过直接效应、外部效应和乘数效应对城镇空间扩展起着重要的支撑和推动作用；城镇空间扩展在“量”和“质”上对交通运输提出了新要求，刺激并保障了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两者相互反馈、相互依赖。从政策启示来看，交通运输体系的空间不均衡是造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制定差别化的交通运输发展战略和完善一体化的交通运输体系是加快区域经济增长和缩小地区差距的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极其迅速，海洋经济发展同样迅速，海洋经济与沿海地区社会变迁之间的关联日益紧密。海洋经济介入沿海地区的社会生活领域，导致社会结构的重组、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科学技术的建构。从动态系统的视角看，海洋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耦合维持着两个系统的稳定性，最终形成一个复杂的相互制衡机制。本文通过对海洋经济与不同社会变迁因素的复杂关联和互动机制的研究，运用数量计算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描述和分析了辽宁省2000-2010年间的海洋经济与社会变迁关联情况，并对其的关联度进行科学度量。结果表明：在所选取的社会变迁因素之中，海洋科学技术对海洋经济贡献较大，是海洋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关键因素；社会结构和生活质量对海洋经济贡献较小。

新型城镇化是引领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而城市体系空间组织又是支撑新型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依据空间组织的基本理论，采用多种空间分析手段，分析了中原经济区城市体系的空间组织路径，结论如下：① 通过规模实力、综合实力评价模型计算中原经济区30个省辖市的空间组织等级，结合空间组织的均衡原则，确定以郑州为核心城市，洛阳、邯郸、信阳和商丘为区域中心城市，晋城、安阳、南阳、淮北为区域性次中心城市的等级体系；② 应用分形理论、圈层分析、缓冲区分析、城市相互作用模型等方法分析发现，中原经济区具备以郑州为核心的圈层式、轴带状、核心板块网络化、组团分区的组织基础；③ 结合空间组织的等级层次和现实基础，提出中原经济区空间组织的“中心带动、圈层推动、轴带组织、核心板块网络化、组团分片”的模式选择与路径取向。

以旅游业推动第三产业发展，将成为未来城市群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之一。结合重力模型与社会网络，构建江淮城市群旅游地旅游经济网络模型，应用Ucinet 6软件分析城市旅游地功能特征，探讨空间发展模式。结果表明：江淮城市群旅游经济网络联系呈南紧北疏的空间不平衡态势，城市旅游地之间网络密度、联结边数、联系紧密度正在增长，而重点城市的中介能力和核心作用有降低趋势，多数城市呈路径依赖的循环累计，网络空间均衡性增强，据此将11个城市旅游地划分为5种类型。结合区域交通布局、旅游资源分布、城市经济实力等要素，对11城市进行旅游地层次划分，提出了“三条一级旅游轴线、两条二级旅游轴线、一条潜在旅游轴线”的空间结构及与周边重要旅游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发展模式。

哈萨克斯坦自1992年独立以来，经历了独特的发展历程。通过建立城镇化水平测度综合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哈萨克斯坦城镇化水平，并从人口、经济、社会及土地等4个方面解析了1992-2011年哈萨克斯坦城镇化演变过程。结果发现，自1992年以来，哈萨克斯坦城镇化进程呈“U”字型，经历了4个阶段，即：城镇化水平快速下降阶段（1992-1996年）、城镇化水平缓慢下降阶段（1997-2000年）、城镇化水平缓慢上升阶段（2001-2004年）和城镇化水平快速上升阶段（2005-2011年），定量分析了4个子系统对城镇化综合水平变化的贡献度。其中，快速下降阶段主要表现为社会城镇化减退，缓慢下降阶段主要受人口城镇化的影响，2000年之后的城镇化主要表现为经济、社会及土地城镇化的恢复和加快。最后，从政治突变、政治移民、国家政策、石油工业以及全球化与贸易等方面，对城镇化演变过程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旅游业发展与城市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互动关系，为相关研究领域的热点。以北京市为例，构建了旅游业与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了1995-2011年间北京市旅游业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结果表明：① 北京市旅游业与城市发展协调度呈持续上升趋势，1995-1997年为失调阶段，1998-2004年为协调阶段，2005-2011年为优质协调阶段；② 北京市旅游业和城市发展水平总体呈大幅提高趋势，两者的综合评价水平曲线交错上升，差距逐步缩小，并不断趋向于有序化转化的良性协调发展阶段；③ 根据协调度类型划分可知，2001年前为城市发展滞后型，2001年后为旅游业发展滞后型。据此提出北京市旅游业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建议：①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与旅游业共同发展；② 推动城郊旅游发展及旧城改造，完善城市空间结构；③ 发挥旅游产业链作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较快发展。

运用自下而上的多智能体建模方法构建城市扩张模型，研究城市扩张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传统的多智能体模拟大多是基于栅格数据构建，不同的格网大小、邻域形状及邻域大小将产生不同的模拟结果。为克服传统栅格数据受模拟尺度的影响，采用城市土地利用现状图，构建矢量多智能体城市扩张动态模型。智能体依据“宜居性”评价指标，并遵从个人偏好，选择合适区位，模拟城市扩张的时空动态过程。将模型应用于广州市番禺区，模拟了其2003-2008年城市扩张情况。最后将模拟结果与实际土地利用现状图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地块的转化精度为63.09%，非转化精度为90.74%，总精度为85.83%，具有较好的模拟精度，可以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

土地价格作为土地市场中最具代表性和敏感性的要素，一直是土地市场运行的核心。为进一步厘清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同类型土地出让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土地供需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土地价格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研究框架；并以南京市区96个乡（镇、街道）为基本研究单元，借鉴特征价格模型分析方法，利用2001-2010年土地出让数据，对住宅、工业、商服3种不同用地类型的价格分布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以经济、人口、区位及配套设施为核心的需求要素，以及以地质地貌与自然景观为核心的供给要素，共同对土地价格产生影响。不同用地类型的价格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住宅用地更多受需求要素影响，人口规模越大，经济发展潜力越好，区位条件越优越，其地价越高；工业用地受需求要素影响相对较小，而供给要素对其价格影响相对较大；商服用地规模门槛较高，环境影响较小，因此其价格主要受需求要素中地方经济水平、人口规模，以及到CBD的距离等交通条件的影响，而受供给因素影响不显著。

以张家界为例，分析了旅游投资决定机制的演变；运用旅游产业响应强度模型，分析武陵源区对旅游投资的时间响应特征，并阐述了在政府和市场作用下张家界旅游产业的空间响应和重构。结果显示：① 从投资决定机制演变看，投资制度安排决定了张家界旅游发展不同时期的投资主体差异，并随制度的演变，凸显了阶段性旅游投资分工格局。② 从时间响应看，在出现期，响应系数由1989年的0.1282增加到1992年的0.1341；在生成期，由1993年的0.1631提高到1999年的0.8511；在发展期，再从2000年的0.8767提高到2012年的1.1214，反映出旅游投资力度的强弱直接影响响应系数的大小。③ 从空间响应看，在政府、世界遗产管理制度和市场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以武陵源和天门山两个5A级景区为核心的空间格局，以及“景区游，城区住”的产业布局；经过重构后，旅游服务密度的排序为：桑植县<慈利县<永定区<武陵源区。

中国房地产业历经近30年的发展，主要集中于经济较活跃、环境较适宜、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较完善、人居环境较适宜的城市，房地产开发的地域差异逐渐突出。科学适度的房地产开发能为人们提供良好的人居环境，而过度的房地产开发则会抑制人居环境质量的提升。基于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耦合发展视角，建立了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耦合发展度模型，对286个地级市单元的房地产开发进行空间格局分析。结果显示：① 中国地级单元城市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整体协调度处于磨合阶段，虽未达到协调水平，但相互作用与影响力较强，其中协调度最高的为南京市；② 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整体发展度处于较低水平，且空间分布非常不均衡，耦合发展度最高的为深圳市；③ 基于耦合协调度和发展度可将中国地级行政单元划分为9个类型，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采取差别化的房地产开发调控政策。

对不同尺度区域的交通发展研究是交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中国不同区域间公路网络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仅在31个省级行政区尺度上考察这种差异存在较大局限性；在地级行政区尺度上的研究能够更加精确地考察公路网发展的区域差异。以全国333个地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首先选取公路网络相关的9个指标，运用加权平均法构建区域公路网络综合评价模型，对地级行政区尺度公路网络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并划分为三级区域，空间上具有东、中、西阶梯状分布的特征；其次，选取7个区域经济相关指标，构建区域经济综合评价模型以及区域公路网络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模型，证明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后，通过计算协调指数，对333个地级行政区公路网络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进行了评价，并划分为“超前”、“协调”和“滞后”三类区域。其中滞后区域与第三级区域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区，公路网络发展水平较低且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地级行政区有92个，是未来中国公路网络优化升级的重点区域。

城市发展中所关注的研究内容随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时代而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对城市舒适性的研究已经有长达70年的历史，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开展甚少，并且对国外城市舒适性相关研究缺乏全面的认识。首先系统梳理了国外研究中关于城市舒适性的理论基础、概念、内涵，及其与人口迁移和城市发展的关系，并对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其次对国外城市舒适性研究进展进行了简要的评述和研究趋势展望，进而提出，从城市发展前瞻性的视角出发，有必要在中国深入开展城市舒适性研究，并对如何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城市经济转型研究中借鉴城市舒适性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

城市交通、土地利用和城市空间结构的相互关系一直是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和交通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大容量公共交通、混合型土地开发、宜人的步行环境和高质量的公交服务是公交导向型开发(TOD)模式的主要特点。本文分析了TOD对城市土地利用和城市空间结构的作用机理发现:土地开发强度、土地利用结构以及土地价值是TOD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的3 个主要方面,而TOD对路网结构、城市规模和城市空间布局的作用进一步影响城市空间结构及其演化。进一步研究发现:大容量公共交通的建设使得城市竞租曲线和开发密度具有多波峰的特点,遵循"随着时间的变化从城市中心向外围递减"的规律。基于中外城市发展背景差异,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3 个层面提出建立以大容量公共交通为主轴、以TOD站点为枢纽的轴辐网络状城市空间结构,并提出了TOD站点开发的距离、级差密度、多样性和设计的4Ds原则。

城市住宅价格时空演变历来是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经济学关注的核心内容之一。住宅价格在空间、时间分布上具有内在规律性,探索这一规律信息及其影响机制,有助于政府制定合理的房价调控和土地利用政策。本文在总结中国城市住宅价格时空演变动力机制与模式、影响因素以及技术方法等方面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指出在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方面仍存在不足,有待深化。研究结论如下:未来中国城市住宅价格时空演变研究应立足于经济转型与制度改革的特殊背景,重视住宅价格时空演变理论框架的构建;加强宏观因素对住宅价格影响的定量研究以及探索住宅价格低值集聚的内外因素,全面考察各类因素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强化GIS 技术对城市住宅价格时空演变特征信息的挖掘,并探索多维空间在时间序列上的动态GIS 模型,实现对住宅价格时空演变与分布的模拟分析与趋势预测;拓展城市住宅价格时空演变的普及性应用,并将研究成果与城市住宅价格监测成果形成动态互补性应用。

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诞生以来,现代土地利用规划(简称规划)涌现出很多理论流派,充分理解和掌握代表性理论的主要特征及其流变,对于开展规划研究和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国内外现代规划理论的演变历程进行梳理和探究,以期有助于促进对现代规划理论的理解和应用。按时间顺序将现代规划理论演变分为4个阶段,阐述了每一阶段不同规划理论流派的产生背景、主要观点和实践影响,具体包括20世纪50 年代前的"物质形态规划论"、"马克思主义规划论",60 年代的"综合理性规划论"、"渐进规划论"、"人本主义规划论"、"自由主义规划论",70-80 年代的"新马克思主义规划论"和"新自由主义规划论",以及90 年代以来的"沟通规划论"、"可持续规划论"、"新制度主义规划论"和"公共政策规划论"等。这些理论派别有着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相互之间存在着或创新、或继承、或反叛、或补充的复杂关系。最后指出,现代规划理论深受多学科知识和规划实践的影响,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并伴随产生了丰富的文献成果;尽管中国学者在现代规划理论构建中作出了一定贡献,但与欧美学者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未来尚需付出更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