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经济体的影响是深远的,反映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各个层面。相关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金融危机的爆发作出了解释。论文尝试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与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首先,研究考察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的国际劳动力分工的形成,指出了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并描绘了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地理塑造的空间差异。对中国来说,全球金融危机是外部性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消费收缩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出口,但危机并没有动摇中国的金融体系。其次,解释了为什么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动摇中国的金融体系。制度的空间异质性、市场经济制度的多样性、政府积极的宏观调控和中国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都是重要因素。第三,金融危机之后中西方金融地理学家对中国问题的兴趣逐渐增加,文章总结了最新的研究进展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在西方金融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对中国金融地理学的学科构建提出了建议。

全球化带来的新国际劳动分工使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GPN)成为研究全球经济与区域发展的重要框架。与此同时,金融在现代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日益提升,经济金融化在全球不同尺度下深刻影响着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网络。因此,金融已经成为GPN研究不能忽略的重要环节。更重要的是,金融化带来的逻辑也日益深刻地影响到GPN的演化和运行。尽管GPN研究日益重视金融的作用,并开始研究金融业的全球生产网络,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获得国际股权投资或者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等方式融入全球资本市场,主要从生产角度理解地方经济融入全球过程的GPN难以对该现象深入分析。全球金融网络(Global Financial Network, GFN)为刻画和分析这个过程提供了新的框架。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地方经济体通过高级商业服务业(Advanced Business Service, ABS)企业与世界城市(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管辖区产生联系,从而融入GFN。论文介绍了GFN的基本结构,探讨了地方经济融入GFN的主要方式及其产生的影响。最后,提出GFN未来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可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

随着全球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对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框架也成为西方学界研究环境问题中跨区域性、全球-地方联系和环境权力博弈的重要工具。论文将绿色化问题引入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中,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凝练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内涵;并对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驱动机制、全球价值链经济主体的升级带动的绿色化、全球价值链不同治理模式中管理绿色化等基本问题域进行讨论,初步构建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研究框架;并辨析了不同空间尺度下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研究的主题和特点;进而提出未来研究需重点关注环境权力关系的界定、绿色化治理的模式以及全球尺度的绿色化网络等方面,旨在为全球价值链下环境问题的分析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益精细的劳动分工和跨地域生产协作带来生产片段化和地方专业化集聚。这种生产模式加剧了生产与消费的割裂,并将消费主义作为驱动生产不断扩大的途径。近年来,基于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3D打印等新兴技术的应用,生产与消费活动紧密联系的分布式生产模式受到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关注,其中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推广成为最主要的驱动力。论文以“生产消费者(Prosumer)”这一概念为切入点,从地理条件、技术基础、市场协作关系和可持续性表现4个方面,探讨分布式生产系统中生产与消费关系的重构。结论指出：以分布式生产为特征的“产消一体”生产模式并非是一种全球化脱钩策略,而是在开放条件下,生产与消费更紧密联系的地方化过程,这种生产模式转型有可能为更多样化的可持续发展实践开辟空间,值得进一步开展以行动为导向的扎根研究和区域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