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是人口再生产必要的社会关系,维系着社会的安定和谐,而离婚的空间特征是社会地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05-2014年间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离婚率变化为数据源,结合传统数理分析和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探究其空间依赖性与空间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①2005-2014年间地区间离婚差异不断缩小,离婚水平空间分布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异态势;②地区间离婚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是由地理邻近和网络社会空间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地区间离婚现象的高低分异与特定地理的社会经济及文化等因素有关;③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及家庭规模的增加对离婚起到显著的影响;失业率的增加及城乡收入的加大对离婚起到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全球化、性别比的增加、家庭负担对离婚的影响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人口空间化是实现人口统计数据与其他环境资源空间数据融合分析的有效途径。本文选取夜间灯光数据、道路网数据、水域分布数据、建成区数据、数字高程模型和地形坡度数据作为影响珠江三角洲人口分布的变量因子,利用随机森林模型对珠江三角洲2010年人口数据进行了30 m格网空间化,并将模拟结果与三个公开数据集作精度对比,最后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变量因子重要性分析珠江三角洲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本文模拟整体精度达到82.32%,均优于WorldPop数据集以及中国公里网格人口数据集,接近GPW数据集,而且在人口密度中等区域模拟精度最高;通过对变量因子重要性进行度量,发现夜间灯光强度是珠江三角洲人口分布的最重要指示性指标,到水域的距离、到建成区的距离和路网密度对珠江三角洲人口分布均具有重要作用。利用随机森林模型结合多源信息能够实现高空间分辨率的人口空间化,可为精细化城市管理提供重要数据源,也可为相关政策决策制定提供支持。

城市群是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研究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已有文献较少从形态单中心—多中心视角研究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和影响因素,而且通常采用户籍人口而非常住人口测度城市群空间结构,导致测量误差。为解决这个问题,本文采用基于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数据进行分析,并运用联合国数据对结果进行佐证。以已有文献采用客观标准界定的13个城市群为样本,使用规模-位序法则测度城市群的形态单中心—多中心程度,探究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演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980年代以来大多数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呈现多中心化趋势;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规模的增加是导致城市群空间结构多中心化的主要原因。因此,政府对于空间结构偏多中心的城市群,应强化城市间的交通联系和政策一体化,获取更大的发展红利;对于个别处于单中心化阶段的城市群,政策导向则避免过早地多中心化。

干旱脆弱性及人类对干旱的适应机理分析是干旱及半干旱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西北地区乡村人地系统可持续性研究的新视角。本文运用Turner脆弱性分析框架,将其改进应用到黄土高原乡村农户的干旱脆弱性及其适应领域,选取榆中县和长武县气象数据和农户调查数据,应用主成分分析、综合指数法、差异性分析和鲁棒性分析等方法分别对指标权重、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及其差异性与脆弱性指数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与检验,并从适应能力、适应策略和适应模式三个层面揭示适应机理。主要结论为：①中连川乡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大于洪家镇,且不同村落间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差异显著;②农户干旱适应机理为暴露—敏感性影响农户收入,农户生计系统是适应干旱暴露扰动的决定因子,农户类型、生计方式、土地利用、灌溉设施和政策扶持的差异性产生不同的适应模式和适应效果;③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排名出现频率较高且排名变化范围较小,具有较强的鲁棒性,表明农户干旱脆弱性计算结果具有稳健性。

生态文化健康是衡量区域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准则。本文以云南省生态城镇建设区——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例,基于生态—文化耦合系统可持续性视角构建生态文化健康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和信息熵开展县域尺度定量评价,并通过分析各县市自然、文化健康组合状况,开展相应的管控发展战略分区。研究结果表明：大理州生态文化健康水平呈现西部高于东部、北部优于南部的整体特征,云龙县生态文化健康水平为全州最高,祥云县最低。根据各县市的生态文化健康因子组合特征将12个县市分为四类发展战略区,即生态文化协同保护区、生态文化均衡发展区、生态恢复优先区、文化建设优先区。本文提出的生态文化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对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环境污染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严重危害居民的健康状况。已有关于环境污染与健康研究主要包括宏观区域层面的环境污染与健康指标的相关关系研究;基于居民日常交通出行的空气污染暴露与健康效应的研究;以及关注社会经济属性,重点探讨黑人、儿童、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所承受的环境负面影响,即环境公正和健康不平等研究。本文对上述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评价,基于时空行为、环境公正等学科前沿议题,为研究环境污染与健康之间的复杂性提供多样化的理论视角以及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同时提出,需要将个体时空行为、环境污染与健康相关联,从微观层面深入研究基于居民时空行为轨迹的环境污染暴露与健康影响机理,挖掘不同社会、空间背景下的环境公正与健康不平等的内在关系,为发展更为公平、有效的城市与交通规划措施以及环境健康政策等提供科学依据。

流动人口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加强其定居意愿特征分析对制定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中国40个主要城市的宜居城市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描述统计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特征及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评价分异明显,呈现出“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自然环境舒适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环境健康性>交通便捷性>城市安全性”的递减特征;②中国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环境健康性和城市安全性等4个维度城市宜居性感知对其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强度依次递减,但二者关系并不完全呈简单的线性特征。③相对他人收入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住房价格感知和地理区位等参照变量,以及年龄、性别和职业等个体与家庭属性也是影响中国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

本文尝试利用大量微观空间数据从供需角度评价北京公共交通影响下的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及其空间效率和供需匹配情况,分别采用比例法与最短时间距离法测算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运用定序变量相关法与因子空间叠置法分析公共设施可达性的供需匹配程度。结果表明：北京居住小区公共设施总体可达性水平较高。其中,4环以内各类公共设施可达性水平最高,居住小区到公共设施的平均时间20分钟内的小区占比高达90%以上;5-6环可达性水平最差,平均时间20分钟内的小区占比在50%以下。高需求高可达性街道比重相对较高,而高需求低可达性街道主要分布于5-6环的东部和北部地区。在公共设施中,小学可达性最好,而医院和购物中心则更强调空间效率。针对识别出的公共设施的高需求低可达性街道,应从出行方式、公共交通线路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采取对策,化解公共设施的供需矛盾问题。

本文从健康地理跨学科的视角入手,以广州市典型郊区的102个样本为研究对象,并选择10个城区街道的927个样本作为参照组进行对比研究,重点探讨中国式快速郊区化背景下,郊区居民健身活动时空约束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微观层面探讨居民城市建成环境、健身行为和心理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基于WHO-5反映心理健康量表的评分,郊区样本心理健康状况平均分值只有8.411分,远低于城区样本的平均12.788分,郊区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相对于城区居民,郊区居民健身活动受长距离的通勤及不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的时空约束更为明显,健身活动频率更低、时间更短、空间上主要集中在住宅附近。这种差异除了受个人经济社会属性、邻里社区融入等因素影响外,还明显受到建成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结论对弥补过度市场化逐利下造成的城市公共性缺失,维护社会空间公平,完善中国式郊区化下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体系,改善郊区居民心理健康状况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为郊区规划及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基于湖北省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提供的103个县区的60岁及以上人口的自评健康数据,以老年健康率为地区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测度指标,分析了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的空间分异显著,老年健康率的高值县区主要是地级市的市辖区,次高值县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域,低值县区则广布于省域边缘。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正向关联性,但随着空间差异扩大,空间集聚程度呈下降态势。武汉城区及其周边为HH类型县区集聚区,鄂西、鄂东北和鄂东南边缘则是LL类型县区集聚区。总体上看,湖北省老年健康率的热点区域一直稳定地保持在武汉及其邻近县区,冷点区域也较为稳定地集中于鄂西、鄂东北和鄂东南边缘地区。除历史因素外,地区社会经济条件、自然环境因素以及老年人口社会经济特征的县际差异是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空间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该结果对于促进老年人口健康的区际公平发展具有借鉴意义。